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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大转折之年中国记录
★近100种中外报刊**手资料现场直播
★近200张珍贵历史图片震撼呈现
◎1945年是中国的大转折之年。
1945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艰苦卓绝的抗战刚刚结束，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一触即发。这一年当中发生的事，不但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中叶以来整个世界的面貌。
◎形式别致。
本书采取近年来流行的评选年度热词的方式，筛选出1945年使用频率**的八个热词，也是和当年中国人生活*紧密的八个热词，比如决战、饥荒、胜利、受降等，作为全书的基本框架展开叙述。
◎从上百种老报刊挑选**手资料图文资料，还原1945年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为了还原复建1945年中国人的生活空间，作者翻阅了出版于70年前近百种报纸、期刊，选取了大量原生态的文字和图片，其中很多属于首次披露。《1945》的史料不仅涵盖伟人的文治武功，也包括市井小民柴米油盐；不仅关注战场上铁与血的英雄乐章，也不忽视战火背后锅碗瓢盆的“家常小调”；不仅纪录了随胜利而来的无上荣耀，也没有忘记荣耀背后那份难掩的艰辛和无奈。如此种种，*终复活在纸面上的，是一个众生喧哗，充满矛盾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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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45年既是抗战胜利的年份，也是国共双方从和谈逐渐走向内战的年份。1945年的中国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这一年当中发生的事，不但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中叶以来整个世界的面貌。
本书通过当年出版的各类中外报纸杂志上的原始材料，试图还原当时中国的社会风貌，展示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年份当中，中国人，甚至所有置身于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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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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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磊，文学硕士，历史作家，出版译著作品20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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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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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饥荒
“共和面儿”
货币战争
1945年的延安
摩登时代
第二章 决战
芒友会师
湘西会战
八路军夏季攻势
日本本土决战
第三章 谈判
从雅尔塔到重庆
失去的外蒙古
波茨坦
联合国
第四章 胜利
天皇请降
“无条件”还是有条件
停战诏书
日本投降！
庆祝
第五章 受降
麦克阿瑟归来
芷江洽降
“密苏里”号
胜利日
南京！南京！
第六章 光复
接收南京
香港、澳门：错失父母之邦
台湾：半个世纪的等待
北京还是北平
第七章回家
老兵归来
驻华美军
大遣返
张学良和马占山
第八章 内战
苏联出兵东北
溥仪的1945
最后的抗联
又是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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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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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饥荒
战争毁灭一切。从1931年到1945年，中日间的这场仗断断续续打了十四年。十四年的漫长角力，让中国，也让日本，耗尽了最后“一滴血”，“饥荒”因此成为1945年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常态，即便随后到来的胜利喜悦也不能令其有所缓解。
“共和面儿”
盆中是各种颜色合成的一种又像茶叶末子，又像受了潮湿的药面子的东西，不是米糠，因为它比糠粗糙的多；也不是麸子，因为它比麸子稍细一点。它一定不是面粉，因为它不绵绵软软的合在一处，而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一些谁也不肯合作的散沙。老人抓起一把，放在手心上细看，有的东西像玉米棒子，一块一块的，虽然经过了磨碾，而拒绝成为粉末。有的虽然也是碎块块，可是颜色深绿，老人想了半天，才猜到一定是肥田用的豆饼渣滓。有的挺黑挺亮，老人断定那是高粱壳儿。有的……老人不愿再细看。够了，有豆饼渣滓这一项就够了；人已变成了猪！他闻了闻，这黑绿的东西不单连谷糠的香味也没有，而且又酸又霉，又涩又臭，像由老鼠洞挖出来的！老人的手颤起来。把手心上的“面”放在盆中，他立起来，走进自己的屋里，一言未发。
上面这段文字摘录自老舍小说《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其中提到的这种“面”，就是抗战时期曾经充当过沦陷区中国百姓主食的“共和面儿”。“共和面儿”这种东西是日本人发明的，它的颜色偏灰白，配方并不固定，大致包括糠、麸子、豆饼、玉米芯，乃至老鼠屎、小石头、沙子之类的东西。
“共和面儿”名曰“共和”，其实是各自为政的，一旦遇水，有的成分沉底，有的成分上浮，没有任何黏性，既不能蒸馒头、包包子，也不能擀面条、捏饺子。“正确”的食用方法，要么加水烙成所谓的“饼”或“糕”，要么直接放在水里熬“糊涂”。至于营养，更是无从谈起，充其量只能算是骗骗肚子的填充物，按照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们的说法：“这种东西只是在肚子里打个穿堂，还能刮出二两油去。”
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祖居北京的傅留城老人回忆了与“共和面儿”有关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鬼子进了城，什么事都得看他们的脸色，吃当然也不能像先前那样自由。据傅留城老人回忆，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截断海运，北京城就变成了一座死城，只能进点蔬菜。日本人把城中所有仓库里的各式能吃、不能吃的东西，麦子、稻米、高粱、老鼠屎以及虫子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搅和在一起，日本人称那东西是“共和面”。
老百姓刚开始忍受不了共和面，就提着口袋到处找卖粮的地方，不过粮店就是不卖，日本人不点头，谁敢卖！到后来，连用来喂猪的白薯干、豆饼之类的东西，老百姓也抢着买，没办法，要活命啊！到后来，干脆连共和面也不得不强忍着咽下去，这可坑了消化系统不好的老人们，其中就有傅留城的外公。
（原载2005年8月8日《新京报》）
“共和面儿”这种东西属于名副其实的“狗不理”，可居然还不能保证人人有份。日本人规定，要想购买“共和面儿”，首先必须凭“良民证”和户口簿换领粮证，再凭粮证到指定的地方购粮。而且日本人还规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六岁以下的孩子没资格领粮。在他们看来，这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连当亡国奴的资格都不具备，根本没必要浪费有限的“粮食”。
依靠这样的巧取豪夺，日本从沦陷区搜刮了包括粮食在内的大量物资，用以支持“大东亚圣战”。尽管如此，到了1945年，漫长的侵略战争也已经让这个弹丸岛国捉襟见肘。1945年7月，日本政府颁布了一条政令，鼓励国民收集橡子，因为这是日本当时唯一还算充足的“粮食”。玩火者必自焚，战争终于让发动战争的侵略者也变成了叫花子。
原八路军战士、被俘后曾在日本花冈矿山服苦役的中国劳工刘智渠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过了元旦，仅仅是吃的馒头就起了很大的变化。馒头中间先掺杂一些苹果粉的东西。不久，苹果粉没有了，又掺杂了豆饼和树皮。有时候也不知道掺进来的叫什么东西，放在嘴里，好像是沙子一样。又苦又臭，吞也吞不下去。
1945年以后，随着饥荒愈演愈烈，日本人自己也开始吃不饱肚子，就更无暇顾及在他们眼里连“人”都不算的劳工了。饥饿的折磨，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三分之二的中国劳工因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又得不到治疗，只能在所谓的“病房”里等死。1945年7月6日夜，日本花冈矿山的二十多名中国劳工无法忍受日本人的苛刻对待，手持铁锨，闯入日本监工的寝室，当场打死四名日本监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花冈暴动”。为了镇压这次暴动，日本当局出动了宪兵、警察，乃至普通百姓。参加暴动的中国劳工由于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最终无一幸免，全部被抓了回去。这些人被押送到大馆市的共乐馆广场，两人一对绑在一起，忍受太阳暴晒、严刑拷打，而且三天三夜没有得到食物和水。
相比华北沦陷区，华东、华南沦陷区的粮食供给情况似乎稍好一些，这些地区抗战亲历者的回忆当中基本没有“共和面儿”的概念。话虽如此，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上海仍然面临着严峻的饥荒。
人民对于胜利日的宏伟的庆祝，虽然表示无限热烈的情绪，但是本市人民大部分仍在饥馑状态中。那是一种纯然现实的状况，因为粮食价格仍然很高。
在另一方面储存在本市各处栈房里有大批日本军米和其他主要粮食。一般人相信足以养活本市人民一两年。
自上个月十五日起，历三星期多之久，有源源不绝的日本卡车每天从早到晚奔驰，满载米面白糖和其他日用必需品。是由前公共租界的栈房搬到江湾区的营房里。
这些宝贵的粮食，料想是将交给中国政府的。所以我们恳切的希望当局急速向日人接收，立刻用以救济久已紧张的局势。
——《紧急救济本市饥荒》（原载《实用英文》1945年第10卷1期）
为了应对严重的饥荒，1945年8月16日的《申报》在刊登胜利消息的同时，仍旧连篇累牍地鼓励上海市民多多食用豆类。七十年前的报纸鼓励食用豆子之类的杂粮，并非出于健康的考虑，纯粹是为了充饥。
我们由于积习难改的缘故，迄今以米为主要食品。一提起用米以外的东西来代替，普通就觉得有些不好似的。但在今日的环境下，实有改正这种观念的必要，而且从营养上说，以米为主食是否适当，亦有商榷的余地。尤其在上海，米价高翔，直有不知胡底之慨，更须认真研究处理。
代米的杂粮，如甘薯、马铃薯、大豆、面、小麦粉等等，可混合食用，这样不但营养上可期万全，比专吃白米更佳，而且经济上亦可稍轻负担，实为一举二得的事……
——《吃饭问题与代饭食品》（原载《申报月刊》1945年复刊3第5期）
为了帮助大家吃得饱，吃得好，编辑还颇费心思地罗列出了所谓的“战时好食品”：
战时食物须合于简便、滋养、省费的要求，下列这些食物都是制法简易，营养价值很高，而用费却极经济的，家庭和公共食堂都很合适，读者不妨尝试：
一、发豆芽
…………
二、骨汤
…………
三、血花（即血豆腐——作者注）
…………
四、百宝粥
…………
五、菜饭
…………
（原载《福建妇女》1945年第5卷第5—6期）
今天饱受“三高”困扰的我们无法想象，就在七十年前日本控制的“王道乐土”上，中国人吃大米居然属于“犯罪”。当年的北京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据说有位老太太通过黑市高价买到了一些大米，时不常地熬锅稀粥给全家“补养”身体。有一天，喝过粥的老太太坐电车出去串门儿。半路上，老太太因为晕车，吐了一地。电车司机看见她的呕吐物里有米粒，便报告了日本宪兵队。老太太因此被抓了进去，再也没能出来。
较之沦陷区同胞，1945年生活在大后方的中国人多少要幸运一些，起码吃大米不算犯罪，而且也没经历过“共和面儿”的梦魇。吃喝拉撒四件事，说起来略显庸俗，然而对普通百姓来说，又件件都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在1945年的陪都重庆，这“四件大事”中的后两件居然成了让老百姓头疼的难题。
自从抗战爆发，陪都重庆的人口增加了五倍，这么多人扎堆儿聚在一起，不但要吃要喝，还要拉要撒。对传统农业中国而言，来自城市的排泄物是一种宝贵的资源。问题在于，重庆周边的耕地是有限的，有限的耕地无法消费与日俱增的肥料。于是，到了1945年，重庆每天都有五百吨排泄物未经任何处理，就被直接倾倒进了长江。可怕的是，这个江段是当时重庆人饮用水的主要来源。稍有卫生防疫常识的人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霍乱、伤寒之类传染病的流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重庆四郊流行真性霍乱，病的人很多，死亡的已不少，这种病不停的上吐下泻，因为失水过多，快的不到一天就会死掉。重要的预防法就是打预防针，饮水要清洁煮沸，不吃生冷。发觉有病后就赶快送进医院打盐水针。
——《当心霍乱》（原载《田家半月报》1945年第11卷第23—24期）
1945年7月，进入盛夏的重庆气温升到了30摄氏度，霍乱出现了肆虐的势头。为了保持环境卫生，当时的重庆市政府张贴布告，要求所有人力车和马车必须重新刷漆。与此同时，警察局还严禁在市内堆放垃圾。不仅如此，为了避免人满为患的监狱暴发瘟疫，警察局还在监狱里发起了灭虱运动，规定每个囚犯每天必须上交二十只虱子，否则就要打手板儿。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避免被狱警打手板儿，囚犯们针锋相对地发起了“养虱运动”。平时故意在身上养些虱子，以便可以随时完成任务。这样一来，监狱里的虱子不但没能减少，反而还变多了。
不知是因为上天眷顾，还是防疫措施起到了效果，1945年的重庆并没有出现传染病的大规模蔓延。美国记者白修德（就是电影《一九四二》里美国记者的原型）事后感叹：“重庆仅有这些一般病症流行已是万幸，这个城市能够生存下来，简直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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