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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1971年南亚危机与美巴关系：冷战时期地区危机与大国战略的互动性研究

書城自編碼： 2667504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政治
作者： 张威 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11727572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09-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404/490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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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971年南亚危机是冷战转型时代一次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整个危机的持续时间长达10个月之久。此次危机不仅造就了次大陆的新政治格局，而且也对美、苏、中三大国的对外战略以及战略导向影响下的大国关系调整产生深远影响。在处理美巴关系、应对南亚危机的过程中，尼克松政府以现实主义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至上政治哲学。对叶海亚政权的“偏袒”实质上体现了尼克松政府南亚战略安排的结构性紧张：全球战略理念与地区主义考量的矛盾；现实政治选择与冷战道义目标的矛盾。

本书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1971年南亚危机具有地区冷战事件的“本土性”特点：即在以猜疑、不信任、仇恨与隔阂对立作为共同特点的国家政治、地区政治氛围中，西巴军人政权与孟加拉族裔民族主义的暴力冲突与印巴国家对抗构成双重联动效应，使得危机进程逐步滑向高度暴烈性的战争。

第二、通过对1971年南亚危机地区根源的考察，展现了美巴两国在利益诉求上的互补性。叶海亚·汗政权所代表的西巴军人统治集团需要通过与美国的结盟来达成两个目标：**、在国家内部权力分配关系面临宪政民主与民族分离主义双重威胁，而政权自身难以有效应对的情况下，借
內容簡介：
本文以美、印、巴、孟等国的解密外交文献和档案汇编为史料基础，以冷战的“双重逻辑”——国际性与本土性作为立论基点，将1971年南亚危机为阐释冷战进程中地区危机与冲突内在特性的平台，展现大国的对外战略与地区角色政治行为的双向搏弈，进而分析巴基斯坦国内制度缺陷所引发的政治动荡是如何外溢到国际领域，又是如何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区外大国介入，激化冲突导致局部战争。
目錄：
绪言.1

一、研究综述...1

二、研究目的与选题意义...20

三、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23

第一章1971年南亚危机的国际背景与地区根源.29

第一节冷战格局中的南亚与美国在南亚的利益诉求...30

第二节美巴结盟与美巴关系的演变...33

第三节冷战转型与美巴关系进入新阶段...44

第四节南亚危机的地区根源...50

小结...59

第二章 危机前夜的巴基斯坦政治变局与美巴之间的彼此借重.60

第一节叶海亚·汗军人政权确立与大选前的准备...60

第二节“巴基斯坦渠道”的开掘...65

第三节“一次例外”军售政策的出台...73

第四节大选、宪政危机与美国的应策...78

小结...104

第三章 危机初始阶段与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倾斜.105

第一节叶海亚·汗对东巴政治的强力控制与美国的应策...106

第二节难民问题的出现与美国的难民救助政策...123

第三节印度的秘密干预与“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136

第四节美国对巴基斯坦军售政策的“微调”...143

小结...147

第四章 危机升级与美巴政策协调的加强.148

第一节基辛格秘访中国与《苏印和平友好互助条约》的签订...148

第二节难民问题的激化与美印的政策对立...168

第三节东巴政治和解的失败...179

第四节危机对抗的升级与美国的应策...197

第五节美国停止对巴军售...208

第六节英迪拉·甘地访美与印巴边界军事冲突的爆发...211

小结...221

第五章 第三次印巴战争与南亚国际关系新格局.222

第一节战争第一周的进程与白宫的“双轨”政策...223

第二节战争第二周进程与美、苏、中三大国外交角力...248

第三节南亚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266

小结...277

结语.278

附录：中英文人名参照表.293

参 考 文 献.296
內容試閱：
一、冷战转型与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


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世界风云际会，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1969年1月总统就职演说中不无感慨地说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1]“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急剧而又极富戏剧性，我们所应当做的就是要厘清这些变化；依据这些变化制定下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目标；并找到合适的政策路径去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2]既然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急剧变化的时代”，那么，它究竟“新”在哪里？“变化”又体现在何处呢？从当时国际政治走向的总体趋势来看，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涌动着与过去不同的变化因素。

首先，美国已经深陷越战泥潭难以自拔。

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使用了工业社会最顶尖、最先进的常规武器装备，但直到1960年代末期仍无法取得对越南共产主义者的胜利。不仅如此，在尼克松上台时，已经有3.5万名美军士兵在战争中丧生。[3]除了大量人员伤亡外，巨大的战争消耗使得美国财政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赤字逐年扩大，通货膨胀加剧。同时，在美国国内，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正在形成，民众对越战的态度几近民怨沸腾，全国性的“反战运动”兴起。就上述状况而言，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是大国傲慢和自欺、滥用并挥霍财富与权力的范例，害人又害己。同时，越南战争也给美国外交政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面对一个有限的外部挑战时，美国国家安全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是仅限于美洲大陆？还是整个世界？是追求绝对安全？还是力保相对安全？可以说，越战的现实给美国外交政策敲响了美国立国以来少有的警钟，面对危局，尼克松政府不得不作出顺应时事的政治选择。美国冷战战略的调整势在必行。

其次，苏联的挑战来势凶猛。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无暇他顾之时，60年代苏联的军事实力迅速增长，全球扩张的步伐日渐加快。

冷战中的世界是美苏争斗不休的世界，国际事务中丝毫的风吹草动在美苏眼中都是冷战对抗，相互攻伐的体现。在美国深陷越战困境之际，苏联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自6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全面协调地发展各个军种，意图打造一支能打各种战争的全能化军队。其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差距逐步缩小，先是在数量上，继而在质量上追赶美国。为追求军事优势，勃涅日列夫上台后大力扩充军队，1967年重建陆军总司令部，除去边防军和内务部队，苏联军事人员从1964年的368万增至1969年的419万。1960年～1969年，苏联的军费开支总额达到6219亿美元，超过了美国的6056亿美元。[4]从1968年起，苏联建立了地中海和印度洋分舰队，开始进行全球性的远洋军事演习，苏联海上力量从“黄水海军”越升为“蓝水海军”。

最能体现这一时期苏联军事实力突飞猛进的是作为国家威慑力量的战略核武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充分暴露了苏联在战略核力量方面与美国相比所处的劣势地位。其后，苏联奋起直追，竭力谋求与美国在战略核力量方面的均势地位。从1965年到1971年，苏联完成了第三代陆基洲际导弹（SS-9、SS-11、SS-13）的部署计划，1965年和1968年，苏联在海空战略核武器的研制领域取得突破，图-22M“逆火式”战略轰炸机和Y级战略核潜艇列装部队。到1969年，苏联的海陆空战略核力量总和几近与美国持平。

到1960年代末，苏联核力量的迅猛发展以及在全球军事卷入能力的大为增强使华盛顿深感美国的安全利益已经受到苏联军事实力和扩张的日益威胁。特别严峻的是，正当美国意图通过战略调整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之时，却正好是苏联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迎头赶上，取得同美国的大体均势之际。苏联跃为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对于尼克松政府而言，如何有效协调美国所面临内外交困的窘境与抗衡苏联之间的内在矛盾是其不可回避的时代难题。进一步来讲，美国冷战战略是否需要调整？怎样调整？苏联实力上升的趋势能否得到有效遏制？如果可行，采取怎样的方式去遏制？

第三，中苏关系由论战分歧转为公开对抗，共产主义世界发生分裂。1966年1月，苏联和蒙古签订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因为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基本平缓，苏联在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部署的重兵实际上从北、西、东三个方向对中国的北部边陲构成安全威胁。与此同时，中苏边界冲突也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联挑起的边境冲突多达4189起，比1960年到1964期间增加一倍半。[5]此外，苏联亦加大了对中国的外交攻势和军事压力。在1969年6月7日的莫斯科75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措辞强硬地指出：中共领导人“已由和平共处的批评转为策划武装冲突，采取破坏和平事业的政策”，“想用武器作为语言来同苏联谈话的企图必将受到坚决反击，事件的进程正在把建立亚洲安全体系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6]珍宝岛事件后，苏联进一步加大在西伯利亚、中亚地区的兵力部署，到1971年初，苏联已在中苏边境部署了33个步兵师，而在1969年，这一数字为21个。[7]

中苏决裂是1960年代东西方冷战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前期冷战以单纯的意识形态划线区分敌我的大国关系，而且也使美国转变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铁板一块”旧观念。如何在共产主义世界呈现两派政治分裂的情况下，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推进冷战战略的进一步发展呢？这和有效应对苏联挑战一样，是白宫决策者不可回避的又一时代难题。推演开来，在苏联的强权膨胀如日中天之际，意识形态抗争之形式会否因为中苏的决裂而有所转变？在美国冷战战略思维的优先性考虑上，权力政治与意识形态“圣战”孰先？孰后？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国家谁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呢？

第四，区域经济中心逐渐兴起，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要变化。在美国内忧外困之际，西欧、日本的经济实力已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者。“自由世界”经济三强鼎立之势初步形成。1960年代后期，美国从日本和欧洲进口量的不断增加使原本对美国有利的贸易平衡被迅速打破。贸易赤字、美元危机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是美国国际经济霸主地位被削弱的集中体现。“从国际全局看，所得到的最重要的结果是美国的经济相对外部力量来说显得越来越脆弱。”[8]

在这样一个骤变的世界中，国家间关系不再单纯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权力关系、政治行为、经济联系的内涵和作用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新的特点。[9]可以说，以上四个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一个新的冷战体系，冲突的界限已不再像20世纪50、60年代冷战高峰时期那样泾渭分明。全球冷战中多个新的行为主体的出现改变了先前美苏在两大对立阵营内“一手遮天”的独大地位。事实上，美国和苏联都在自己占统治地位的势力范围内成为挑战对象：美国在“自由世界”内受到西欧、日本经济实力增长的强有力挑战；而苏联则受到中国对其政治权威的质疑和挑战。集团内部凝聚力一定程度的丧失使得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不得不在更加复杂多变、更加动荡和难以预测的国际大势中经历大变动，冷战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10]呼之欲出。

从全球冷战的结构变化来看，1960年代末期，冷战格局由此前以美苏为首，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全面对抗转变为冷战主旨不变，但多元主义发展趋势并行不悖的复合结构：军事上美苏分庭抗礼，势均力敌；政治-经济上，全球范围区域中心兴起，多元化潮流难以阻挡。其中，政治领域内的中苏决裂是改变冷战两极格局力量均衡，开启冷战转型之门的主要因素.那么，作为冷战转型重要节点的中苏边界冲突与美国冷战战略乃至对华政策之间又有着何种内在联系呢？




[1]Richard M. Nixon: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A New Strategy for Peace, Washington D.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0 , p.2.



[2]Richard M. Nixon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A New Strategy for Peace, p.62.



[3]Richard A. Melan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Vietnam War, London : M.E. Sharpe ,1996 , pp.65~66.



[4]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5]《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6]L.I. Brezhnev : For
A Greater Unity of Communists, For A Fresh Upsurge of The
Anti-Imperialist Strtuggle, Moscow ,1969,p.53.转引自Robert H.Donaldson:“India: The Soviet Stake in Stability”, Asian Survey,
Vol.12, No.6. June, 1972, p.479.



[7]﹝日﹞衫田一次：《从兵要地志看中苏战争》，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第137页。



[8]﹝英﹞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王振西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299页。



[9]"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1

Washington,
20 October , 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 Vo1.I.:Founding of Foreign
Policy, 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rpahofrusnixoni20702.htm



[10]对于“冷战转型”的内涵，目前国际学界有多种不同观点。陈兼教授认为“冷战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传统的意识形态对抗因素在东西方之间大为弱化。随着中苏分裂以及中美缓和的发生，“挑战者”阵营发生分裂。”而“中美关系解冻——尤其是中美之间“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的形成——模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两种不同选择之间的根本差异，使得冷战本身的涵义发生微妙变化。”参见陈兼：《对“冷战”在战略层面的再界定——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美国对华及东亚政策的转变及其涵义》，《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3期，第76~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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