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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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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包含对我国刑法学中的学派之争、我国刑法分则中一些个罪的构成要件、英美刑法中的危害与犯意之间的关系和刑事推定的问题做了专门研究，既有学理上的分析探讨，又具有一定的实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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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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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东燕,女，1974年出生，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比较刑法。曾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大学（2002—2003）、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2006）、耶鲁大学（2007）与日本名城大学（2014—2015）访学。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国社会科学》《中外法学》《政法论坛》等法学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60篇，出版专著《罪刑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与《刑法基础的理论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两部，另参与撰写著作及教材多部，有译作若干。博士论文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2005），另获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系清华大学的学术最高奖，2008）、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8）等奖项。主持教育部项目“风险社会与罪过理论”（2009）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刑事政策与刑法理论的构建”（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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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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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刑法中的学派之争
刑法学知识论的发展走向与基本问题
刑法解释中的形式论与实质论之争
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初步考察
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争的中国展开
结果无价值逻辑的实务透视
第二编刑法中的个罪解释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解释
交通肇事逃逸的相关问题研究
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的关系新论
南京组织同性卖淫案的法律思考
揭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面纱
第三编英美刑法问题研究
危害与犯意之间：从权利保障到风险控制
刑事推定中的合理联系标准
刑事推定、证明标准与正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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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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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21世纪的大学之道和法治精神
——新清华法学20周年丛书序
清华大学法学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庚子赔款的放洋生（1909—1925），他们当中有一部分当年远渡重洋学习法律，是最早一批到美国读法律的中国人，他们毕业后带着西方法治文明，回到多灾多难的故土报效祖国。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法学院是最早设立的四大学院之一。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清华大学被改造为工科学府，文科专业并入其他高校。几十年里，人们对清华工科院校的形象已经固化，似乎忘记了清华本来就是综合大学，今天教育部仍然把清华划归“理工”类院校。
1995年9月8日，在那个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早晨，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宣布恢复法学教育，复建法律学系。1999年4月24日在法律学系基础上，清华大学复建法学院。20年后，作为亲历这一过程的教师，我仍然十分佩服清华大学领导当年的远见和果断。
20年来，81位教师前后在这里全职任教，目前在职68位，还有20多位兼职教师曾经传道于此。20年来，八千多优秀法治人才从这里毕业，走向法治建设和各行各业第一线。这是一个高端“移民社会”，每一位学人的到来都有一个故事，有一段曲折的道路。有的离开长期执教的学校,加盟这家新式学堂，尝试新理念，探索21世纪的大学之道，希望人生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有的不远万里，从大洋彼岸来到北京，耕耘在这片法学新天地；有的初出茅庐，踌躇满志，从世界各地的著名学府直接走入清华园，开始自己对法学和法治精神的追寻。清华一度成为法学精英心中的“延安”或者说“新大陆”，带给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英雄不问出处，无论何种原因“移民”到这里，大家都看上了清华园这块学术沃土和教育重镇，毅然决然迈出人生这关键的一步。一个学生在这里学习几年，称其为校友。这些老师大部分不在清华本校毕业，也许称不上严格意义的“校友”，但他们在清华的时间远远超出任何一个学生，那是十多年、几十年乃至一辈子的承诺、坚守、守望！正是这些老师的到来，才有新清华法学的故事和奇迹。
清华再次与法学相结合，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叠加和积累，更是奇特的化学反应，形成了独特的气派、精神和品格，产生了“新清华法学”这一法学新流派。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例外。每一个大学、每一个学院也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精神特质。大学的精神特质或者说品质特征是由老师、学生、校友在特定的地方、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创造出来的共同的价值追求。那么，清华大学法学院，或者说清华法律学人具有什么样独特的精神特质呢？
最突出的一点，清华法律学人无论研究理论实务，公法私法，实体程序，国内国际，无不秉承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承载崇高的责任使命，饱含对人民、对国家深厚的感情。清华大学诞生于多灾多难的旧中国，起源于血雨腥风的战火，可谓民族耻辱的产物。从诞生那天起，清华大学就注定对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承担着特殊责任。也许正是戴着“赔款大学”这顶屈辱的帽子，使得一代又一代清华人特别爱国，历代清华师生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而发奋努力。从1910年第一位赴美国攻读法律的张福运，到1946年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和检察官向哲浚，以及钱端升、王铁崖、端木正、陈体强、龚祥瑞等等，一直到2010年把生命奉献给清华和国家法治事业、“一切学术为了中国”的何美欢，我们都能感受到一脉相承的清华特质和清华品格：他们精通国际，洞悉世情，又非常爱国，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发自内心对国家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完美结合在一起。一切学术为了中国，为了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了那比阳光都珍贵的公平正义！这就是清华法律学人一贯的价值追求，也是永恒的大学之道。
清华法学的另一个特质就是对“道”、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法学不仅仅是古代的“律学”或者近现代的法律学，也不仅仅是一套知识体系和技能技巧，而是关于公平正义、治国理政的大学问，终极追求是建构公正和谐的社会秩序，保障基本人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法治不仅是按照法律条款治理，更重要、更根本的是追寻法治的真谛，按照理性和法治精神治理。但法律的职业属性很容易走向只重视“术”、而忽视“道”的追求和传承。丧失理想和价值追求的职业是纯粹的技术技巧，是迷失方向的知识传授，是可怕的“术”。因此，法学研究绝非简单的职业技能研究，必须同时也是关于“大道”和真理的研究。只有建立在道德理性和人文关怀基础上的法治，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不道德比非法更可怕。法律人永远不能让知识技巧超越人类美德的底线，不能忘记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古人讲“天理、国法、人情”表达了同样的期望和诉求。大学是文明的灯塔，是讲大道、讲真理、讲理想的地方，要引导社会，而非完全被社会所引导。大学之道，在明明德。1932年清华法学院增设法律学系就提出“本学系宗旨，系对于应用及学理两方面，务求均衡发展，力避偏重之积习，以期造就社会上应变人才，而挽救历来机械训练之流弊”。今日清华法律学人继承了清华法学这一光荣传统，追求法治的大道大德和独立精神，带着崇高的理想和对真理的热切追求开展理论和实务研究。我们为此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大字印在《清华法学》封面上，作为清华法律学人共同的学术座右铭，互勉互励。法学院大楼取名“明理”也有这方面的用意。
历史上的清华法学常常中断，命运多舛，这本身就是中国百年历史的真实写照，反映了法律、法学在中国命运的变迁。这20年来我也常常担心法学院会不会再次关门，这种忧虑曾经长期挥之不去。一直到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启波澜壮阔的法治建设工程，我才坚信清华法学院今后再也不会关门！一个国家坚持开办自己的法学院，一百年、二百年乃至永远不动摇，不信法治建不成！只要有法学院在，法治就有希望。有位清华老领导当年参观百年哈佛法学院，看到十多栋雄伟的大楼屹立在法学院校园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光看哈佛法学院这么多大楼，就知道这个国家建设法治的决心有多大，就知道这是世界一流法学院。
20年来，清华法律学人在学校大力支持下，一方面广筹资源，兴建大楼，让法学院永远扎根清华园沃土和中华大地上，表达对法治建设的坚定承诺；另一方面，在继承清华法学优良传统基础上，锐意改革，推陈出新，极大扩展了法学的内涵和外延，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才智，为中国法学增添新的光彩和荣誉。这20年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是伟大的开端。清华法学的故事时隔多年，不仅延续下来，而且扎根、升华，不断发扬光大，深入人心。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这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中，清华法律学人没有缺位，也不能缺位，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清华法学必将不负众望，不辱使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再造新的辉煌，“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间节点上，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元年，为庆祝清华大学恢复法学教育20年，清华法律学人把自己多年的学术成果汇编成册，分批出版，意义非凡。尽管大家研究的具体领域不同，学术理想和观点也有差异，语言风格自然也各不相同，但是透过每篇文章的字里行间，人们仍然能够看到其中的共性，看到新清华法学鲜明的精神特质和价值追求。每一篇文章，每一行文字，都是呕心沥血之作，都是用真心、带着理想和深厚的情感写出来的学术精品。我不善于写序，也无法完全概括同事们取得的学术成就，只是把我所理解的清华法律学人对21世纪大学之道和法治精神的探寻加以初步总结归纳，与诸君切磋共勉，并聊以为序。
王振民
2015年5月5日
于清华园明理楼
前言
屈指算来，走上刑法学研究之路已有十余年。在此期间，从未曾刻意地规划过自己的学术走向，而基本上是兴致所至地做一些自己认为有意义或者感兴趣的研究。回顾这些年的学术历程，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研究倒也还没有散漫到完全失去章法的程度。除了风险社会与刑法的关系、刑事政策与刑法理论的关系这两大命题之外，我其他的研究主要涉及三方面的主题：一是刑法学中的学派之争，二是各论中的个罪研究，三是英美刑法中的相关问题。因有关风险社会的系列论文我计划以专著的形式出版，而与刑事政策相关的研究至今未能完成研究计划，故与这两个命题相关的论文基本上没有收录。同时，鉴于早期我所发表的论文大多已收录于《刑法基础的理论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之中，为避免重复，但凡该书收录的论文，即使与前述三个主题存在关联，也未予以收录。
本文集所收录的论文大多是近五年之内发表的，只有个别论文是早期的论作。它们曾先后发表于不同的学术刊物，包括《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清华法学》《法学》与《政治与法律》等，十分感谢这些刊物的编辑，端赖于他们的慧眼，相应的论文才得以有机会为学术界所知晓。这些作品在发表时，大多因版面或编辑加工等原因而做了必要的调整或删改，此次收录于文集之中，我几经斟酌，对其中的一些作品决定以原稿的面目出现，因为这样更有利于读者全面理解我的观点与论证思路。除了必要的文字校改，我没有再对所收录的论文进行内容上的修改。这倒不是出于对自己作品的自信，而主要是由于，我一直觉得保持作品的原貌有其历史性的价值，也便于读者清晰地把握作者的学术发展轨迹。文集中所收录的作品，因发表于不同的时期，其中的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见谅，同时由衷地欢迎来自读者的批评意见！
劳东燕
2015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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