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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两位军旅作家，历时多年，采访三百多位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原刘邓大军指战员，真实再现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转折历史。
两位青年作家在当年那段历史上，深入开掘，心灵探索，畅言人之窘言与难言。他们从平凡五谷中提炼美酒，他们展现的许多情景都表明，中国革命者曾有过的伟大，从另一角度证明我们人类的伟大。
巍巍大别山，峥嵘岁月稠。寂静的山岭之所以震撼苍穹，因为山中有过我们的刘邓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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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47年6月30日，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全国性大进攻的序幕。
指挥刘邓大军挺进并转战大别山，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同时，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斗争中也经受了严峻考验，付出了重大代价。仅以人员数量来说，跃进大别山前全军共12.4万余人，转出大别山时，只剩下5.86万人，损失达一半之多。因此，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更是一首悲壮的史诗。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是无后方作战，他们当时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决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在此，我们采访了三百多位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原刘邓大军指战员，他们有当时的纵队领导人，如六纵政委杜义德，也有旅、团级指挥员，如六纵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十八旅旅长肖永银、政委刘昌、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等，但更多的是当年的基层指战员。在采访时，老人们都说：红军、八路军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抗美援朝还要苦……
进入大别山后，刘邓大军所面临的，不仅是残酷的现实和严峻的敌情，更面临着十几万人马的粮食供应问题。冬天即将来临，1947年的那个冬天，似乎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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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葛红国，安徽霍山人，现为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发表作品近二百万字，著有长篇《老枪把子》《冷的冬，热的雪》《1949解放》《悲壮大别山》（合作）等。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作协理事。
裴志海，河南南召县人，现为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近年来致力于战争文学创作，有多部作品改编为影视。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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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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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947 ：最难熬的一年
南京的自信和延安的胜利
战争就是“做生意”
“陕北甚为困难”
第二章 向南！向南！
黄泛区
抢渡汝河
天助刘邓
第三章 红色的土地
一寸土地一寸血
回 家
第四章 “大别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下马威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
三个枪毙，三个不准
打土豪，分田地
第五章 打几个大胜仗
激战张家店
高山铺大捷
广济之战
第六章 冷的冬
棉衣歌
宋埠事件
血战柳林
第七章 “麻烦制造者”
摸摸老虎屁股
十一师这个“硬核桃”
北向店遇险
包信集之战
兵败王家店
第八章 反右倾
第九章 再见了，大别山
春之冬
“叫花子部队”
新式整军运动
“我们是对全国尽了责任的”
后记：感谢与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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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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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947 ：最难熬的一年
南京的自信和延安的胜利
1947 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最为重要的一年，也是最有戏剧性的一年，把“南京的自信”和“延安的胜利”这一意义相悖的词组放在一起，实际上并不矛盾。
我们回过头来打量1947 年，就会发现，这两个词组很和谐地反映了国共双方当时的境况。
在年初，虽然因为美军强奸北大学生沈崇引发了席卷全国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让国民党焦头烂额，但蒋介石的心情依旧很好，甚至还有那么点趾高气扬。在2 月17 日这一天，北平市警察局和宪兵十九团动用武力，在全市逮捕了两千余名参加抗议美军暴行的学生和市民，天津、重庆、青岛、广州、昆明等地的学生，也有不少人被国民党军警打伤、逮捕。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蒋介石的心情，对他来说，这些学生娃娃，手无寸铁，他们能闹出什么名堂？他的眼里只有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是他真正的对手。
就在2 月17 日这一天，蒋介石兴冲冲地参加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联合纪念周”的一次集会，对与会人员做了一个“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的讲话，在这个长篇大论的讲话中，谈到军事方面，他踌躇满志地说：
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是如此，而最重要的要算收复苏北和鲁南，因为苏北湖沼纵横，鲁南丘陵起伏，交通不易恢复，最便于匪军的藏匿和逃窜而终于被国军所收复，这是前方将士英勇奋斗的成绩。政府于去年计划在五个月内收复苏北，直至今年1 月底正式将共产党驱逐时为止，比预定时间，也不过只超过了一个月。最近共产党在鲁南如果完全失败，则黄河以南便不复有容身之地。所以在这种交通和军事情势之下，共产党绝对不能流窜幸存。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不料某报反而替他们宣传，真是可笑之至！
一个“可笑之至”，使我们清晰地感觉到了1947 年时的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轻视，他的得意与自信也因此溢于言表，他想掩饰都没办法掩饰。
1947 年的蒋介石是意气风发的，甚至还有那么点趾高气扬。
那年的蒋介石，身高1.73 米，体重61.4 公斤。这个瘦瘦的“委员长”，在极左年代里，我们曾经把他描绘成一个用“三座大山”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独夫民贼，他的形象是猥琐的、脸谱化的，那句带有浙江地方口音的省骂“娘希匹”也成为了他的专利。这样把一个人物简单地漫画式的“妖魔化”，痛快是痛快，但绝不是公平的。事实上，就连他的身着军装的标准像，也不是一个杀气腾腾的人。相反，还很有风度，甚至还有那么点儒雅。曾经跟随在蒋介石身边的人在回忆文章中都讲到，蒋介石平常是非常严肃的，不苟言笑。他在黄埔军校当校长的时候，要求很严格，喝白开水，头发和士兵相同，吃饭也是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除了开会等一些重大场合以外，从不穿皮鞋。早上起得最早，到处巡视。据国民党一些要员回忆，蒋介石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骂人的，更不会骂像“娘希匹”这类的粗话，特别是蒋介石作了黄埔军校校长，立志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以后，处处注意表率作用，在公众场合，更是不会说脏话。
这些回忆应该说是可信的。
蒋介石的许多讲话或者发往前线的电文，基本上都是很雅致的文言文，就连给文化不高的中下级军官讲话，也会经常出现一些深奥的典故，
笔者受过系统的中文高等教育，翻阅这些电文和讲话，有时也不得不借助《古代汉语词典》的帮助。在蒋介石之前，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他能把大小军阀弄到一起，就说是表面统一，也不仅仅是一个“独夫民贼”能说明的。温相在《民国史杂谈》中曾说：“如果你看过毛泽东起草的《祭黄帝陵》这篇文章，你就会为这个影响中国多个世纪的政治家的雄浑所感染；如果你读完蒋介石的《庐山讲话》，你也会因此对这位曾经被历史的迷雾湮没了多年的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的胸襟所震撼。”在这篇讲话中，蒋介石表示如果（中日）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句话鼓舞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抛开历史成见，我们必须承认，在抗战的八年，蒋介石是有功于民族，有功于国家的。就连他一生的对手毛泽东，听说他去世的消息后，也说道：“蒋介石毕竟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是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八年抗战，如果没有坚强不屈的意志和顽强拼搏的决心，很难想象，历史又将是一副什么模样。当年和他在一起的蒋纬国，回忆抗战初期时，国际上孤立无援、日寇气焰正盛，蒋介石身负艰巨压力，在晚上洗澡时，常常一个人突然发出大声喊叫，有时是喊“天”，有时是喊“妈”，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孤单、无助的感觉。
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他成为了战胜国的最高统帅，手上握有约500 万人的庞大军队，不仅是在亚洲，就是在世界上，这也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更重要的是，这支部队不但装备有接收来的侵华日军100 多万人的武器装备，还有36个军约120 万人，已经完成半美式装备，自缅甸撤回来的新一、新六军约10 万人，是完全美式装备。
毛泽东和蒋介石打了一辈子交道，成为死敌直至最后，他们唯一的一张合影是在重庆谈判时照下的。今天再看那张合影，稍微仔细地观察一下，我们就不难看出，两人虽然都在微笑，但毛泽东的笑容有点勉强，共产党那时是真心为求和平而来，是有求于人的，而蒋介石的笑容里却透着一股强烈的自信，是那种充满帝王般尊贵的微笑。从以后的事实来看，那时的蒋介石其实已经打算武力解决共产党及其武装了。
重庆谈判只是一种幌子，蒋介石是个“唯武器论”者，他不怕和共产党大打出手，并且也准备和共产党大打出手了。虽然和抗战前相比，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已经成百倍地增长，但国共军力根本不成对比，因此他完全有把握把共产党干掉。于是，他觉得时机成熟了，就撕毁了停战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
战争一开始，国军果然指哪打哪，从关内打到关外，从中原打到华北，进展神速，几乎没有费多少力气，就把共产党人占领的大中城市收复了，共产党人就像“武装游行”一样，在大中城市里转了一圈又回去了。
这时的国民党军，进攻既迅速而且效率极高，正如当时报道战事的新闻稿里一句惯用语句所形容的：“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国军获致赫赫战果！”这也许是在1947 年初的报纸杂志上，最常见的一句话了。
1947 年初的蒋介石，更显得潇洒、自信，风度不凡。他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直言不讳地表示：“能够在六个月内粉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在1947 年初，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也多次发表了类似乐观的看法。
1946 年10 月17 日，国民党军攻下了张家口，陈诚在记者招待会上得意扬扬地说：“如用军事，三五个月内可以告一段落。任何一条铁路，两星期内可以打通。”1947 年新年到来之后，他又多次重申了他这番讲话。
陈诚，浙江青田人，字辞修，号石叟，1898 年生人。1922 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浙江旧军队中任职，但他是个热血青年，追求进步，不久，便毅然离开部队投奔了在广东新兴的革命政府。1924 年入黄埔军校，历任特别官佐、炮兵营连长、营长等职。北伐时陈诚由参谋、团长而至师长，屡立战功，深得蒋介石器重，1931 年就成为第十八军军长，年仅33 岁。陈诚除了得到了蒋介石的器重，还得到了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赏识，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陈诚能为蒋介石所赏识信任，除了有远见卓识和无比忠诚之外，主要还因为他能干会干。在国民党军队中陈诚有“四干将军”之称，即苦干、强干、硬干、快干。
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应该说，陈诚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个人操守很好，在乌烟瘴气的国民党军中，陈诚一向以经济公开、人事公开、意见公开自许。他口碑极好，不像顾祝同、刘峙，虽然位高权重，但还是有人称他们是“蠢材”，就连攻下延安的胡宗南，也被人称为志大才疏、眼高手低。陈诚深得蒋介石的器重，并非浪得虚名，他治军很有一套，在任十一师师长时，公开提出选拔使用干部的条件是“不贪财，不怕死，会带兵，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忠于蒋总司令，服从其命令”，把一支地方杂牌军带成了国民党军的王牌主力部队。在抗日战争中，他先后任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远征军司令长官、军政部部长，在抗战中颇有建树。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听了一次陈诚的讲话后曾说过：“陈诚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确实是国民党中的干才。”国民党退往台湾后，他又任行政院长，协助蒋介石励精图治，整顿军事，对于蒋介石可谓忠心耿耿。最后担任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1965年3 月5 日病逝台北。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陈诚在1947 年初对军事形势的看法，并不是一时兴起信口开河，更不能说他是浅薄无知。作为一名参谋总长，他的自信是建立在对自己和对方力量对比后，慎重得出的结论。他在1947 年初的自信是发自内心的，并不是随便地应付和搪塞。
在1947 年初，无论是蒋介石、陈诚，还是普通的国民党党员，都是值得兴奋的，他们也的确有兴奋的理由。对他们来说，除了有些学生到处游行示威，给政府添点难堪，形势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
在1947 年初，如果有人说，共产党会取得天下，恐怕多数人都会嗤之以鼻，认为是痴人说梦。那些脑瓜机灵的，更是躲在暗处寻找一切机会向共产党下手，向南京政府邀宠。宁夏实力派马鸿逵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是个有意思的人物，在“四一二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分共”“清党”时，别人举起了屠刀，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马鸿逵却对他辖下的第十五路军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并且还资助时任十五路军政治处长的著名共产党人刘志丹离开部队赴上海，逃过一劫。1936 年红军西征时，他积极作战，卖力反共，致使红军西征失败。抗战中，他一改反共论调，进步姿态超出了其他国民党将领，在他辖区内，共产党人可以公开地游行、演说，号召民众抗战而不会遭到什么麻烦。但在1939 年冬，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时，他的反共调门又高了起来，并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派人与他联系，他态度又变得出奇的好，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但在1947 年3 月，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时，他立即派出主力部队，抢占了边区的三边、盐池一带，并把俘获的解放军战士不远千里地押送到南京邀功请赏。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是个看着形势打算盘的“聪明人”。很显然，马鸿逵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共产党被消灭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在1947 年初，像这样的“聪明人”，又何止马鸿逵一个人？
从1946 年6 月下旬全面内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军的确威风八面，蒋介石所说的“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也并非全是吹牛。
共产党人的确丢了很多地盘。
在内战刚爆发时，共产党拥有面积为239.1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49亿的解放区，这是共产党成立以来，拥有人口最多的时候，也是拥有根据地面积最大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是否愿意，延安政府事实已经有了一个国家政府的雏形。但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之下，解放区很快被占领了24.7万平方公里，这些失去的解放区控制人口达3040 万。在内战刚爆发的头4 个月里，国民党军就全部占领了中原解放区，占领了承德、张家口、淮阴、安东等153 座重要城市，1947 年3月19日又占领了延安。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在日本投降后，经过浴血奋战从日军手中所夺回来的大中城市几乎丧失殆尽。
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的确有理由感到兴高采烈。
他在1946 年12 月30 日发出的《侍天字第七十号密令》中，不无得
意地历数了半年来国民党军的“辉煌战绩”：
自四平街一役，奠定收复东北之基础，集宁血战，启导察绥全局之胜利，安东、承德与张垣之收复，重奠国防之锁钥。鄂北李匪之溃灭，豫北滑、濮之血战，苏北、鲁北、豫北、晋南及冀东各地奸匪之蹙败，以及平古、平绥、胶济、临枣、同蒲南段诸线之打通，使华北动荡不平之局势，渐告安定……迭闻战讯，衷心快慰。胡宗南占领延安后，蒋介石更是欣喜若狂，称“这是大时代的开始。”
相反，1947 年初的共产党人就没有蒋介石、陈诚们的底气十足了。自建党开始，共产党人都是非常善于利用和使用宣传这个有力武器的，无论是政府还是军事机构，都设有专门的宣传部门，从事宣传工作。宣传当然是要讲究策略的，运用得好，这是一个打击敌人士气、鼓舞斗志的有效工具。事实上，共产党人已经熟稔地掌握了这一艺术，运用得出神入化，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说解放军的宣传能力“几乎没有不超越官兵的”。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关1947 年的文字中，给我们的印象依旧是鼓舞人心的。这在当时也是必要的，必须把解放区军民动员起来，充满信心地与国民党军作战。但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我们还是通过毛泽东的只言片语感觉到了形势的严重。
在1946 年11 月21 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战争动员以及讲了一些迎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军事问题，最后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对胜利时间的估计，毛泽东也是慎重的，他在1947 年2 月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讲到“革命胜利还有相当长的时间，我过去曾说过，少则三年到五年，多则十年到十五年”。但他随即又讲：“假如以少则三年到五年来说，那么，从日本投降时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即一年半了，但最后的困难我们还要估计到。”7 月21 日到23 日中共中央召开小河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又讲：“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来解决（从1946 年7 月算起），但不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毛泽东很清楚国共军力之间的差距，他一直都做好了长期坚持的准备。和蒋介石的“可笑之至”一样，毛泽东的一个“熬”字，便把共产党人面临的严峻形势说得清清楚楚。十九年后，毛泽东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对一个外国友人回顾1947 年时，他说得更详细了：“蒋介石打我们的时候，要算1947 年上半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根据地被它占去了，比如延安就被占去了，陕北它都走遍了。”
如果仅仅是以土地得失为考量，共产党无疑是处于下风，但战争并不单纯就是土地的得失。所以毛泽东敢在国民党军把“首都”延安都端了的时候讲“胜利”，并且还不是偶尔讲讲，而是天天讲，时时讲，坚定每个党员、每个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信心。这是一种宣传手段，但也不仅仅是宣传手段，共产党人真的是这么想的，他们看得更远，胃口也丝毫不比蒋介石小，他们的目标就是全中国的解放，要的不是一块土地，也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整个中国，因此他们并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甚至许多城市都是共产党人不放一枪地主动撤出来的。
在内战刚一爆发，毛泽东就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就明确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
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对毛泽东来说，他似乎对土地的失去并不是很在乎，必要时连革命圣地“延安”说丢就丢了，一点都不拖泥带水，这和蒋介石寸土必争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旦城池失守，蒋介石都要拿守城将领是问。毛泽东关注的则是敌人又被消灭了多少，他更希望尽可能地在战场上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在1946 年9 月16 日，中央军委发出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论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只要我军能够将敌军有生力量大量地歼灭了，就有可能收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
这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区别。但这也不是由蒋介石所能决定的，政府军都有收复“失地”、保卫土地的重任，而共产党人则没有这些包袱，所以更机动和灵活，也更容易“集中优势兵力”把国民党军一个个地蚕食掉。战争一开始，实际上胜负已分，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了。
从1946年6月下旬全面内战爆发算起，到1947年7月，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双方在战场上拼命厮杀，互有得失，双方都声称自己获得了重大胜利，似乎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国民党军收复了大量“失地”，共产党则以解放区大部城镇为代价，换取了歼灭敌人大量兵力的胜利。在第一年战争中，国民党军被歼灭的正规军，折合约97.5个旅（师），292.5个团，78万人；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折合约127个团又3个营，34 万人，总兵力由430万人下降到370余万人，被俘、被击毙的高级将领202 名。
相反，战争一开始，共产党就立即着手在解放区进行土改，到1947年6 月，解放区土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农民得到了土地，当然也要拿起枪支保卫土地，一年时间就有60 万农民加入了人民解放军，支援前线的民工达6000 万人以上。这种完备的战争动员机制，国民党的官僚机构是无法胜任的。战争进行了一年，经过无数大仗小仗的消耗，人民解放军的兵力不降反升，已由最初的127 万人增加到了195 万人。
这和抗日战争爆发前只有三万余人的红军是无法比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成为一支在国际上都有着重要影响的武装力量。
应该说，内战一年来的战果，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是感到欣慰的，他们以自己的行动给了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一个难堪。三个月过去了，五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中共不但没被解决，反而越打越强大，越打越多。
这样看来，共产党人应该更有理由感到高兴。
事实上也并不尽然，1947 年的毛泽东，在欣慰之余，他的心情并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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