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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史，从一个特定角度看，也是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关系史。泰戈尔访华之所以变成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就是因为他身前背后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彼此关系太复杂纠结了。
《泰戈尔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作者孙宜学在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下，基于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结构和人格结构的分析，梳理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关系，以真实的历史细节，还原泰戈尔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交流和情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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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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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戈尔到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标准（代序）
雾锁泰翁皆缘君——梁启超与泰戈尔
中印友谊之桥的两岸——蔡元培与泰戈尔
从一枝独秀到一枝“毒”秀——陈独秀与泰戈尔
以佛报国空亦真——戴季陶与泰戈尔
东方两圣人——辜鸿铭与泰戈尔
始乱终弃不因情——郭沫若与泰戈尔
君子之交淡如水——胡适与泰戈尔
孔门两圣贤——梁漱溟与泰戈尔
耶稣空悲切——林语堂与泰戈尔
“撒提”东来不适应——鲁迅与泰戈尔
“矛”“盾”相击听将令——茅盾与泰戈尔
纨扇绣诗——梅兰芳与泰戈尔
从“森林”到“国家”——瞿秋白与泰戈尔
佛法无边世为岸——太虚法师与泰戈尔
诗圣精神的中国传人——谭云山与泰戈尔
私淑诗哲爱为真——王统照与泰戈尔
白马赠翁开新风——徐悲鸿与泰戈尔
中国儿子“素思玛”——徐志摩与泰戈尔
“玄学鬼”缠上泰戈尔——张君劢与泰戈尔
中国传播泰戈尔第一人——郑振铎与泰戈尔
中国青年之友与敌——周作人与泰戈尔
中国的泰戈尔追悼会
附录
诗人之爱与政治家之谋——蒋介石与泰戈尔
末代皇帝的印度时光——溥仪与泰戈尔
乡村自治难移植——阎锡山与泰戈尔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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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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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毒”秀批泰翁
《青年杂志》时代的陈独秀是一位启蒙者，之前的陈独秀则是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者，上海暗杀团、岳王团、辛亥革命等，他逐一切实参与，但辛亥革命后换汤不换药的现实让他对政治革命感到失望。于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经典转变方式也在其身上应验：欲革命，必先启蒙，才不会再出现“人血馒头”式的悲剧，而启蒙之关键，在于先“救救孩子”，必先从青年人手，于是他才起意创办《青年杂志》，而《青年杂志》（1卷第1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敬告青年》，泰戈尔的名字赫然在列。而第二篇文章，则是《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两篇文章纵论古今中西，虽然泰戈尔只是陪衬，甚至是反面典型，但其中包含的一些观点，在后来陈独秀激烈批判泰戈尔时，都发扬光大了。
关于东西方文明问题。陈独秀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认为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中国要进步，就须接受西方文明，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何为西方文明？《敬告青年》中列举了人权、平等、进化论、科学等。而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他则明确提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日人权说，一日生物进化论，一日社会主义，是也。”这与陈独秀所精炼概括的西方文明的精粹即“德先生”与“赛先生”相比，明显混乱。
引进西方思想的第一步当然就是翻译。《新青年》亦因此而颇重视翻译。而文学，在陈独秀看来，则是启发民智，传播启蒙思想的有效工具，因为西方大文豪之大，在他看来，“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鉴于此，《新青年》从创刊之初，就重视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翻译。陈独秀则连续发表介绍西方文学的文章，将左拉、龚古尔兄弟、福楼拜、都德、屠格涅夫、莫泊桑、托尔斯泰、左拉、易卜生、屠格涅夫、王尔德、梅特林克等介绍给国人，同时也身体力行，翻译了泰戈尔的《赞歌》，虽然似乎说明不了他对泰戈尔有多少了解，但他看重泰戈尔的诗名，尤其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与他的“大文豪”概念也是相通的。除此之外，他还动员胡适、刘半农等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而刘半农之所以成为中国泰戈尔翻译者第二人，则直接受陈独秀影响（他翻译了泰戈尔《新月集》中的两首诗：《恶邮差》和《著作资格》；其“译诗十九首”则包括泰戈尔的《新月集》中的《海滨》五首和《同情》两首）。
相较于对西方文化的热情介绍，从“五四”开始，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国粹和东方文化一直持激烈批判态度，视之为国之妖孽，精神鸦片，是阻滞中国现代化的中国封建文化势力的保护伞。在新旧文化问题上，陈独秀从不含糊、从不骑墙，历来旗帜鲜明：那就是身先士卒，冲锋、冲锋、再冲锋！
陈独秀是其中一个最早将泰戈尔介绍到中国的人，也是批判泰戈尔最不遗余力，批判文章写得最多的人。这种前后态度的变化，与陈独秀前后身份不同有关。介绍泰戈尔时，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反对泰戈尔时，他已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政治批判标准代替了文学批评标准。早在泰戈尔来华之前的三月份，陈独秀就拟在《中国青年》上出一期反对泰戈尔的特号，后因故未果。泰戈尔来华之后，陈独秀频繁地在政治性刊物《中国青年》、《向导》上发表一系列批评泰戈尔的文章，对泰戈尔发起连续、猛烈的轰击，犹如再现了当时只手打倒孔家店时的风采。他从反封建、反传统的立场，批评泰戈尔是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说他只是“多放莠言乱我恩想界”，只会导致中国社会的落后与挨打；而他抨击科学及物质文明，奢谈精神文化，无异于劝人“何不食肉糜”的昏君，和“牧师们劝工人‘向上帝求心灵的安慰胜过向厂主做物质的争求’同样混帐，象这样颠倒乖乱，简直是个糊涂虫，还配谈什么‘爱”。因而他不客气地对泰戈尔说：“太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呵！”陈独秀在这里所说的“老少人妖”，实际上所指的就是东西文化论争中的文化保守派，其主要代表除梁启超外，还有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等。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批评很多可以说是信口开河，具体联系，言辞也越来越激烈，政治色彩昭然若揭，即使在一些本与泰戈尔无关的文章中，也不忘顺手把泰戈尔捎上几句；甚至在泰戈尔早已离开中国的6月，他仍然写了《诗人却不爱谈诗》、《太戈尔与金钱主义》，挖苦泰戈尔虽然自称为诗人，到中国后却始终不谈诗；虽然时时辩白自己反对物质主义，却始终不曾放弃物质的享受。
P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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