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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文化书院自1984年10月正式成立以来，历经三十年，已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有着良好学术风气。分布在海内外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各个专业都做出了不同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出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固然是为表彰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为中国文化与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以表达我们深切的敬意与纪念”（王守常先生语），然更重要的是，《导师文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汤一介先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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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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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小东文集》一共收录了79篇文章，分“随笔、杂谈与人物专访”、“明清近代史研究”、“佛学研究”三部分。在第一部分“随笔、杂谈与人物专访”中的49篇文章中，牟公笔下的人物有22个， 绝大多数是九三学社社员。一方面是工作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他兴趣所致。这部分文章充满热情，有张力却又舒缓平易，不枯燥乏味，读起来很觉亲近。 收录在文集第二部分“明清近代史研究”的文章计18篇，充满学术气息，折射出牟公的家学传统印记，以及其研究历史文化的很大潜质。《牟小东文集》第三部分是《佛教研究》。包括他所撰述的《印度佛教史讲授提纲》、编写的《烦恼的止息》，以及散见的同佛教有关的文章 ，计12篇。大多是在１９８９年他从九三学社中央退休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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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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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小东，祖籍山东烟台，1921年生于北京。曾是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海外联络部副部长、九三学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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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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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随笔、杂谈与人物专访
1. 孙中山和五四运动
2. 用人问题上的真知灼见——读《张元济书札》
3. 蔡元培与张元济交往琐记 …………
…………
47. 写人物报导的粗浅体会——在社中央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48. 《红专》工作的回顾和打算——在《红专》通讯员会议上的发言
49. 值得感念的岁月
二 明清近代史研究
50．逝者如斯——关于十三陵的水
51．明皇室的殉葬制 52．建文逊国问题的旧案重提
53．从万娘坟说起 …………
…………
65．柯劭忞师生问答散记
66．百七十年前的北京导游图
67．莫须有的“故宫盗宝案”
三 佛学研究
68．佛教现代化刍议
69．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大会发言
70．地狱、天堂都是海市蜃楼 …………
…………
77. 中日佛教关系史上又一因缘——明代日僧无初禅师住持潭柘寺史料
78. 印度佛教史讲授提纲
79. 烦恼的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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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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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和五四运动
孙中山先生对于五四爱国运动一直是鼓励和支持的，他经常为五四运动老战士许德珩同志所称道。值此五四运动62周年之际，谨以个人平日所记，择要介绍出来，或不无补益。
1918年5月，北京学生发动了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的运动，要求废除所谓《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这次运动出于仓促，准备不够，没有达到所希望的效果。事后，大家深感学生的爱国活动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因此，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北京学生救国会。当年暑假，许德珩、易克嶷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代表，南下活动，最后成立了全国学生统一的爱国组织——学生救国会。为了加强反帝爱国宣传，学生救国会并在北京组织了国民杂志社。
许德珩和易克嶷南下之前，北大蔡元培校长写信介绍他们到上海去看望吴敬恒（稚晖）。吴稚晖又给他们介绍了廖仲恺、朱执信、戴天仇（后改名戴季陶）等人。经吴稚晖介绍，他们去莫利爱路会见了孙中山。当时，孙中山因护法运动失败，被迫辞去军政府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再到上海。孙中山在客厅里接见了他们。许德珩等对于北京学生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以及组织救国会和为什么要成立国民杂志社的理由都一一作了介绍。孙中山对北京学生的爱国活动深表同情，对出版《国民》杂志加强宣传完全赞同，并讲了一些鼓励的话。当时在座的还有廖仲恺、朱执信等。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界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反日爱国的示威游行，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许德珩等32名学生被捕入狱。五四运动的正义性，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而首先呼吁学生无罪的就是孙中山。孙中山并通电广东军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学界代表，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对群众的革命斗争采取欢迎和支持的态度。后来，他在给海外国民党人的一封信里说：“五四运动以来……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孙中山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广大群众的力量。
“五四”以后，许德珩、黄日葵同志等在上海积极筹备全国学联，他们经廖仲恺的联系，会见了孙中山，约请孙中山在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上讲演。孙中山对学界的正义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约他去讲演，也欣然接受。6月16日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时，孙中山并没有来，而是后来改在中国寰球学生会讲演。
孙中山在讲演中指出：现在的中国实处于最危险的地位，内忧外患交迫而来，八年以来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无耻政客，天天阴谋、捣乱、作恶、卖国，把我们国家的领土利权不晓得送掉多少。他认为救国的办法有二：一是“维持现状”；二是“根本解决”。所谓“维持现状的法子就是南北议和，赶快把这个国会恢复起来，令他自由行使职权”。而根本解决的办法是“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他，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从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比现在的共和国家还好得多”。孙中山在讲演中特别对国民党党员温世霖、谢持等人的官僚作风、腐败习气和涣散状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对于五四运动则倍加赞扬。他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这次讲演对学生运动是个很大的鼓舞。
全国学联成立后，许德珩当选为学联日刊编委会主任委员。1919年8月的一天，通过廖仲恺的事先联系，许德珩与其他同学数人，以全国学联代表的名义去见孙中山。他们和孙中山晤面之后，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问孙中山有何方针和计划。
孙中山的回答是：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是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我想给你们五百支枪，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如何?
许德珩听了孙中山的一番话，马上接着说，武器固然重要，而关键还在于唤起民众，团结民众。此次学生界赤手空拳游行示威，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罢免，足见民众团结起来威力之强大。
孙中山回答的大意是：一、他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轻视学生开会、示威等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并且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个人很注意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不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意见和主张。
归途中，同学们边走边谈，觉得这位具有倔强性格的革命家颇能倾听青年人的意见。同时也感到，经过护法运动的失败，孙中山更意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所以他提出要给学生五百支枪，绝非偶然。
孙中山对学生救国会创办的《国民》杂志和北大的《每周评论》，甚为赞许。所以，在1919年8月他指派朱执信、廖仲恺等创办了《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附刊《星期评论》两种刊物，作为宣传民主革命理论的阵地。孙中山在五四运动以后，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较前有所提高。他批判和抛弃了曾经有过的不切实际的想法，明确提出今后“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彻底地打倒封建官僚、武人和政客的统治。孙中山先生继续前进了。
（原刊于《光明日报》1981年5月4日）
用人问题上的真知灼见
——读《张元济书札》
近读《张元济书札》，颇受启发，感到张元济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者，同时又是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然而《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都有他的跋，以及《涉园序跋集录》和他的日记、书札，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特别是目录、版本、校勘学都有高深的修养，令人钦佩赞叹。
商务印书馆之所以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新型的出版企业，固然是广大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也必须承认，这是同张元济的领导有方分不开的。张元济自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到1959年去世，五十七年来，先后担任编译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和商务印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元济是近代维新运动和文化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从19世纪90年代末到1959年逝世为止，在半个多世纪漫长的岁月中，他为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高尚的道德品质、严谨的治学态度、朴素的生活作风，也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楷模。
从《张元济书札》中不难看出，张元济十分重视并不断提高印刷技术和科学管理水平。在经营管理上，他要求适应时代潮流，反对墨守成规，使企业面目一新；在用人问题上，他坚决主张广为储才，推陈出新，裁汰冗老，超擢新进，反对居要位者的子弟凭借父兄余荫在公司任职，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
张元济办事，向来是主张高效率的。我们只要翻阅一下前几年出版的《张元济日记》，便可看到他每天处理的日常工作，从经营管理、用人、发行、西书编译、印刷、文具、纸张，直到来访者的接待，头绪纷繁，但他处理得井井有条。早晚还得抽时间读书、校书，丹黄朱墨，从不离手，工作效率之高，可以想见。张元济作为这个企业的负责人，讲究科学管理是理所当然的。但科学管理，一是要有健全的制度，二是要有人贯彻执行。执行制度的关键在人。张元济把能不能实行科学管理，能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来进行改革，看成是与公司成败有关的大事，而根本问题在于用人。
在用人问题上，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某些领导人是有争议的。争议的焦点，是要用论资排辈之人，还是重用新人和有用之人；是裁汰冗老，推陈出新，还是因循守旧，满足现状。张元济在1917年至1926年十年之间，不断坚持实行科学管理和人事改革。1917年8月16日，张元济在致当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高凤池的信中指出：
公司事业日繁，人才甚为缺乏，且旧人中之不能办事者甚复不少，若不推陈出新，将来败象已露，临渴掘井，断来不及。此等病象决不发见于今日，而病根实种于此时。迨病发之时，我辈或均已不在公司，虽可由后来之人独承其弊，然岂所以爱惜公司也。
因此，他对高凤池指出“逆耳之忠告”，主张“退无用之人”，“进有用之人”。他认为“进一有用之人，可退三四无用之人”。他敦促高凤池对“此等进退之事”，一定要“专断行之”。可是张元济与高凤池之间，“政见大不相同”：高凤池“主张用老人”，张元济“主张用少年人”；高凤池“主张用平素相识之人”，张元济“主张不论识与不识，但取其已有之经验而试之”。在1918年5月29日张元济致高凤池的信中，再一次痛陈利弊，他说：
现在公司范围日广，罅隙日多。吾辈均年愈始衰，即勉竭能力，亦为时几何?且时势变迁，吾辈脑筋陈腐，亦应归于淘汰，瞻望前途，亟宜为永久之根本计划。若苟且因循，仅求维持现状，甚非计也。
接着张元济就用人、财政、组织三项提出建议。
在用人方面，主张“急于储才”。“储才之道，登进固宜稍宽，廪饩亦不宜薄。”“故欲储才，不能不先汰冗。”对于拟辞退老人，他认为“与公司休戚相关者，当别论。其仅著有劳绩者，可于辞退之时酌加酬赠”。
在用人问题上，张元济高凤池之间，意见始终有分歧。张元济自己说：“脑筋陈腐，亦应归于淘汰”，这当然是他的自谦之辞，但他也确实为这个企业的前途着想，必须以身作则，首先从他自己做起。张元济为什么非拔擢新人不可呢?他认为时代在不断前进，“五年前之人未必宜于今日，则十年前之人才更不宜于今日。即今日最适用之人，五年十年之后，亦未必能适用也。事实如此，无可抗违，此人物之所以有生死，而时代之所以有新旧也”。张元济这一见解是完全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张元济说他自己“亦非不重视旧人”，“旧人于公司阅历深，感情厚，关系密，比之新进固为不同，然必因其有用而后用之；若其人精力已衰，或敷衍塞责，甚或至于营私舞弊，则于公司为无益，为有害，不能专以其为旧而仍用之也”。对于敷衍塞责，或营私舞弊者，“若必以其为旧而仍留之，于公司且不能易其地位，是以人为重而公司为轻也”。张元济指出：这样的做法，“其流弊所及，大约有四：老朽日增，新进不易超擢，而公司办事，必无精神，一也；凡稍有年资者，以为禄位永保，办事无庸尽力，二也；冗老愈多，耗费愈甚，三也；公司事业不能随时势进步，四也。积此四弊，公司有不日趋败坏者乎?”可是高凤池另有想法，他认为如果实行张元济的办法，势必“得罪旧人，旧人皆将寒心”。这种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张元济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说“旧人皆寒心”。“其人为忠于公司”，即不至于寒心。若“其人本专为一己计，为朋友计，不为公司计，如此不忠之人，即不寒心亦有何益”。张元济指出：若“公司专为老旧无能之人保其地位，而新进之辈必将灰心”。“恐其害于公司者什伯于旧人之寒心也。”张元济对高凤池说：“弟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故不欲厕身于政界，后与粹翁（商务印书馆前总经理夏瑞芳，字粹芳，1914年被暴徒刺死）相遇，以为得行其志，故甘为公司效劳。弟敢言公司今日所以有此成绩者，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厌旧之主义之所致。”“所以敢与公争者，非意气所在，实理势所在。况以弟之主义施之公司，实已有成效乎?”故“窃愿附于争臣争友之列”。从实质上来看，这是商务印书馆领导人中一场新与旧的斗争。这场争论先后持续达十年之久。
同用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有分歧的意见，就是公司高级职员的子弟是不是可以在公司任职。身居要位的张元济坚决反对公司高级职员的子弟在公司任职。他带头不搞子女特殊化，自己的事业“不传代”，确实难能可贵。
商务印书馆前总经理夏瑞芳和某些领导人在用人问题上，主张用平素相识的人，介绍了一些自己的亲戚子侄进公司工作。张元济对这种利用裙带关系进人的做法很不赞成。
1914年夏瑞芳被刺身死，高凤池继印锡璋任总经理。1918年9月，商务印书馆一位高级职员的儿子赴美国留学，高凤池打算由公司酌送津贴，以备将来回国留在公司效用。张元济对此竭力反对，他在致高凤池的信中列举了两大理由：一是这些“子弟借父兄之余荫，必不能如其父兄之知艰难。不知艰难之人，看事必易，用钱必费；二是父兄既在公司居重要地位，其子弟在公司任事，设有不合之处，旁人碍于其父兄面子，必不肯言，则无形中公司已受损不少；即使闻知，而主其事者以碍于其父兄之情面，不便斥退。于是用人失其平，而公司愈受其害矣”。张元济主张“为爱惜公司计，父兄在公司任职者，鄙意勿轻用其子弟。宁使在外办事，多受磨炼。俟其阅历既深，能知甘苦，办事确有经验，确有能力，确能立定脚跟，再由公司延聘。彼时宁可特出重薪，以其与公司有密切关系，且又为能实能办事之人，他人亦不能援例，则于用人之道亦无碍也”。
对于预储人才津贴学费一节，张元济表示不同的看法，他在信中说：“弟昔年亦主公司预储人才，津贴学费，以为异日收用之地。然至今收效者，无论有关系无关系，仅仅郁君厚培一人，其他即在公司亦未必能得力，而离去公司或竟不来公司者，更无论矣。由是以观不如收罗现成人才，较易措置，若不合用，可即随时裁汰，公司不过损去数月之薪水而已。”
1922年9月间，鲍咸昌想让他的儿子任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所长，张元济与鲍咸昌开诚相见，劝说他这样做对公司没有好处，鲍词色愤懑，不以为然。张元济又给鲍写信说：“故于公司利害有关之事，不能不言（今日王莲溪兄来言，亦反对弟之主张，谓‘鲍某某儿子可以进来，我的儿子亦要进来，凡重要职员的儿子都可以进来’云云。弟即告以人人都有儿子，都要进公司，恐不成话，并驳其为争夺权利之见，莲兄点头许我）。此时言之原属过虑，吾兄或不愿闻。吾兄必欲招世兄复回印刷所，吾兄尽可行使职权，弟亦何能阻止?但望日后遇有公司因此为难之时，追思老友之言，宽我今日之罪，则弟感幸甚深矣。”张元济痛陈利弊得失，表示愿跟他一起“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
张元济说到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三十年代初期，其哲嗣树年同志从美国留学回来，他是学经济的，一不愿进政界，二不愿进洋行企业，张元济对他说：“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他向儿子分析了进商务有三不利：“一是对你不利。你若进了商务，由于我在商务的地位，你进去之后，必然有人甚至有一帮人吹捧你，你就失去了刻苦锻炼的机会，浮在上面，领取高薪，岂不毁了你的一生。二是对我不利。父子同一处工作，我在公司内部行政工作上处处要受到牵制，尤其在人事安排上，很难主持公道，讲话无力。三是对公司不利。这将开一极为恶劣的风气，必然有人要求援例。人人都有儿子，大家都要把儿子塞进来，这还像什么样的企业。”最后，张元济对儿子说：“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准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在父亲的坚持下，张树年始终没有进商务印书馆。
这位中国近代出版事业开拓者在用人问题上的真知灼见，今天读来令人油然起敬。他的铿锵之言，我们当作座右铭看待又何尝不可！
（原刊于《红专》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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