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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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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其俊*的《孟子品读齐鲁文化经典品读》对《孟子》进行品读，既对《孟子》中的疑难字句进行了解释，也对孟子思想进行了点评。点评过程中，对前人的评注既有借鉴和引用，也有质疑和否定。每章的解读分为原文、注释、品读三部分，非常有利于读者了解孟子及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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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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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章句下
公孙丑章句上
公孙丑章句下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章句下
离娄章句上
离娄章句下
万章章句上
万章章句下
告子章句上
告子章句下
尽心章句上
尽心章句下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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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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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章句[1]上
1.1孟子见梁惠王[2]。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日利？亦[3]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4]利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5]，弑[6]其君者，必千乘之家[7]；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
[8]，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9]。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日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 【注释】
[1]《梁惠王章句》是《孟子》七篇第一篇的篇名。东汉赵岐为《孟子》作注时，摘取每篇第一章开头的两三个字作为篇名。章句，是汉代经学家、训诂学家常用的字眼，用来分析古书章节句读的方式，常用作训解古书的题名。
[2]梁惠王：即战国时魏国国君魏惠王，名罃，惠是他的谥号。因被秦国战败，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从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都到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所以魏又称作梁。
[3]亦：只、仅。
[4]交征：相互追逐。
[5]万乘sheng之国：指拥有一万辆兵车的诸侯国。古代的兵车一辆称作一乘。古代常用兵车的多少来衡量、比较诸侯国的强弱。
[6]弑shi：古时以下杀上、以卑杀尊、以子杀父、以臣杀君称作弑。
[7]家：古代卿大夫的采地。
[8]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指卿大夫从拥有一万辆兵车的诸侯国中获取一千辆兵车的产业和利益，从拥有一千辆兵车的诸侯国中获取一百辆兵车的产业和利益。
[9]不夺不餍yan：指卿大夫不把国君的产业、权势完全夺取归己是不会满足的。
【品读】
本章阐明了先仁义而后利的义利观。
魏国是战国七雄秦、齐、楚、魏、韩、赵、燕
之一。战国初年，魏国首先成为最强盛的国家。战国中期，魏国接连被齐国、秦国、楚国战败，割让了大片国土，失去了昔日强盛的局面。梁惠王为重振旗鼓，收复失地，于是用谦卑的礼节和丰厚的财物招纳天下的贤士，希望他们为魏国的强盛出谋划策。
公元前320年，孟子前往梁国并首次拜见梁惠王。梁惠王首先询问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地赶来，也一定会有对我国有利的良策吧？孟子回答说：
您为什么开口就讲利呢？他向梁惠王宣传了国君治理国家要依靠仁义的主张，并从反面分析了国君、大夫、士、百姓舍弃仁义而上下互相追逐私利就会使国家陷入危险的境地。他认为，在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死国君的人必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死国君的人必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拥有兵车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拥有兵车一百辆，他们获得的产业和利益不能不说是很多了。但如果他们先追逐利益而后取义，那么，不把国君的产业和利益完全夺归自己，他们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孟子通过上面的分析得出结论说：从没有讲求仁爱的人遗弃自己的父母的，也没有讲求义的人怠慢自己的君主的。大王只讲仁义就行了，为什么只讲利呢？
孟子所说的仁义和利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在孟子那里，仁是指亲爱父母和爱人；义是指尊敬上级和长辈，上下级之间要有适宜的礼节。这样，义就是指思想行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处理问题要合理、适宜，恰到好处；利是指利益和功利。孟子强调仁义，反对后义而先利，显然，他主张先仁义而后利。这就涉及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
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关于道德行为与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学术界有人认为梁惠王所问的利是指狭义的利益，孟子所说的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只讲仁义而不讲利，把仁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事实上，孟子并不是不讲利，只是告诉梁惠王，纵使魏国国富兵强，不过都是小利而已；只有遵循仁义这一根本去做，把仁义当作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才是根本上的大利。
这样理解，在《孟子》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力的旁证。《孟子告子上》第十六章记载孟子的话说：在天地中有最高的爵位，在社会生活中有社会爵位。仁义忠信，不知疲倦地喜好、追求善，这是最高的爵位；公卿大夫这些官职俸禄，是社会爵位。古代的人修养仁义忠信，社会爵位也随之而来。现在的人修养仁义忠信，用来追求社会爵位；已经得到了社会爵位，便放弃了仁义忠信，那真是太糊涂了，最终连社会爵位也会丧失掉。联系孟子的这段话，我们将看到：孟子赞赏的是古人的做法，反对的是今人的做法。
这说明，孟子主张首先坚持仁义忠信天爵，公卿大夫人爵便会随之而来，不能修养天爵以追求人爵和有了人爵便放弃天爵。也就是说，应先天爵后人爵，用天爵制约人爵。只有这样理解，才能与孟子的先仁义而后利的主张保持一致。
由此，我们认为，孟子继承了《易乾文言》关于义和利是统一的，一定的道德行为必然给人带来利益的主张，并发展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主张，认为仁义与利是有先后、主次之分的统一体，强调用仁义制约利，利要符合仁义，主张符合仁义的富贵利禄就接受它，违背仁义的富贵利禄就抛弃它。
在这里，耐人寻味的是，孟子游说诸侯的顺序是先齐后梁。赵岐为《孟子》作注时，认为孟子崇尚尧舜的仁义之道，所以把这一章放在《孟子》七篇的开始，这是有他的深刻用意的。我们认为，孟子的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主张，是孟子政治思想的主线，它贯串孟子思想的始终。
孟子的先义后利的义利观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许多思想家的重视和争论。战国末期的苟子也主张先义后利，认为坚持先义后利的人就能得到荣耀，而坚持先利后义的人就会遭受屈辱。西汉的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强调义与功利不能并存。宋代以后，义利之辨更为突出。程颢、程颐、朱熹等人认为道义与功利是互相排斥的。陈亮、叶适则反对程、朱的观点，认为道义与功利并不矛盾，功利体现在道义之中，离开功利就无所谓道义。清代的颜元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思想，认为义、利不能偏废，应该使二者并重。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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