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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大奖作家黄蓓佳倾情奉献
★小米：彷惶宽厚的孤独男孩
★讲给孩子听的中国故事
★来自不同年代的童年记忆：1967年的小米
★传承永不言弃的中国精神： 善良 勇敢 宽厚 勤勉 担当
★做自信的中国孩子 存高远之大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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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67年，一场特殊的暴风雨终于降临。
男孩小米所在的小县城也未能幸免。
在文化馆上班的爸爸被发落去了牛棚，当中学教师的妈妈被她的学生们押着游街
小米的生活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可小米没有被吓倒。
他打起了精神，像小大人一样帮忙照顾弟弟、陪伴外婆、宽慰着父母的心。
他虽然也有顽皮的念头，虽然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
但他乐观、快速地成长着，和家人一起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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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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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蓓佳，出生于江苏如皋。198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儿童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我飞了》《漂来的狗儿》《亲亲我的妈妈》《遥远的风铃》《余宝的世界》《童眸》，中短篇小说集《小船，小船》及《中国童话》等。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优秀儿童文学图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及部省级文学奖数十种。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日文、韩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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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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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名字叫小米 1
二 妈妈在医院生了小妹妹 18
三 鸽子飞进了猫眼叔叔的地堡 44
四 猫眼叔叔来保卫我们的家 71
五 外面刮风下雨，我们躲进了艺术天地 99
六 猫眼叔叔要找的人不在了 122
七 曹叔叔把鸽子分给了我们 155
八 妹妹在照片中酣睡着 171
九 恋爱中的人像飞蛾扑火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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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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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名字叫小米
早晨六点半钟，摆在我爸妈房间五斗柜上的闹钟准时响起。不是丁零零的像鸟叫那样的清脆声音，而是鸭子一样的沙哑的嘎嘎声，仿佛发条的年纪太大了，胸闷气短，带不动藏在钟摆里的同样年老的齿轮。
我妈妈好几次发狠，说要重买一只新的闹钟，换掉这只老掉牙的老爷货。她生怕老家伙有一天实在支撑不住，躺倒不干，拒绝工作，耽误了全家人上课、上班、上学。可是她每回都不过是说说而已，真的站到百货公司钟表柜台前，隔着玻璃板端详那些亮晶晶的铃声动听的闹钟时，她就改了主意，认为还可以再缓一缓花这笔钱。她指着标价签上的数字对我说：看到没有？太贵了，要花去我五分之一的工资。
我不太懂得五分之一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可我知道我妈妈每月的工资是六十四块二毛，闹钟的标价是十二块四毛。我还知道我妈妈的工资比院里所有小朋友的妈妈的工资都高，因为她们常常会用嫉妒的口吻对我说：你妈妈有钱。我回家问过我妈妈，她到底有没有钱，我妈妈说：千万不要相信别人。
我爸爸很高兴家里有一只老掉牙的闹钟，因为它的存在满足了爸爸永无止境的探索欲望。每隔十天半个月，他就会借口给闹钟的发条上油，把它毫不手软地大卸八块，螺丝啦、齿轮啦、分针秒针啦摊满一桌子。而后他满怀欣喜地逐个拿起那些零件，端详，把玩，吹去表面看不见的灰尘，擦掉一点点有可能存在的锈迹，必要时用一把很小的锉刀改造和修正某个部位，最后再将他玩腻了的东西装配还原，搁回到五斗柜上。
很好，还能再用十年！他搓着手，把沾了机油的手指送到鼻子下面闻一闻，用劲地吸上一口气，很有成就感地说。
每天，闹钟一响，我就必须起床。我不喜欢等着我妈妈一边把左手伸到腋下扣她的衣服扣子，一边过来掀我的棉被。在她没有漱洗之前，她身上有一股热烘烘的隔宿被窝的气味，闻起来怪怪的。我在心里默喊：一、二、三，起！然后我一个鲤鱼打挺，猛地坐起身，甩一甩有点迷糊的脑袋，手忙脚乱地穿衣服。先穿一件杂色斑驳的毛衣，再穿棉袄。毛衣是套头的，棉袄和外面的罩衣都有扣子，一共十个，大约要花去我一分钟的时间。如果不小心扣错了，上下错开一个纽扣洞，就要解开重来，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两分钟，也许还不止。我总是穿着袜子睡觉，这样可以省去三十秒的穿袜子的时间。我妈妈给我做的棉裤非常宽大，腿伸进去轻轻一滑就穿上了身，缺点是肥大的裤管漏风，到晚上睡觉时，我的双腿和双脚总是冰冷的，有时候大半夜都不能暖和过来。
棉鞋热乎乎的，因为我外婆帮我把鞋子绑在煤球炉的外壁上烤了一夜。煤球炉夜里要封火，余温恰好能把鞋底烤热。有时候我弟弟尿了裤子，夜里就要把湿裤子绑在煤炉上烤，我的棉鞋只好让开位置。这样，早晨我伸脚进鞋子时，鞋底冰凉，像踩在铁板上。
我下了床，站在床边，最后系上裤子的背带。外婆已经把炉火捅开，热一锅昨天晚上煮好的米粥。妈妈俯身在我弟弟床边，手脚利索地帮他穿衣服。我弟弟圈圈还小，才四岁，还不能独立照顾自己。他是个傻乎乎的家伙，妈妈凉凉的手一碰到他的胳肢窝，他就以为妈妈跟他逗着玩，会前仰后合笑得站不住脚，结果乐极生悲，被妈妈不耐烦地在他屁股上拍一巴掌，转眼间哇哇大哭。每天早晨，我们家里几乎都要上演这么一幕先喜后悲的闹剧，弄得外婆再也不能在厨房里装聋作哑，匆匆忙忙地从炉子上端下粥锅，坐一壶水烧着，赶回屋里接替我妈妈，帮圈圈穿好衣服。
我自己从水缸里舀半杯冷水，兑上一点儿热水瓶里的开水，往牙刷上挤一截花生米那么大的牙膏，到院子里刷牙。左边三下，右边三下，不多也不少。我喜欢一小口一小口地往地上吐牙膏沫，吐出我想要的图案来：圆的太阳，弯的月亮，或者方方正正的房子。吐泡沫不仅有趣，重要的是能够延长时间，让妈妈认为我的刷牙过程足够长久。尽管如此，妈妈还说我刷牙纯粹是做给她看的，因为我的两颗大门牙越刷越黄，嘴巴一张，像两扇旧漆斑驳的门板，很煞风景。可我觉得长牙齿就是为了能够咀嚼食物，白与不白无关紧要。
我早晨从来不上厕所。我们院里的厕所只有四个蹲坑，几十口人要在门外排队，里面出来一个，外面再进去一个，弄不好排十几分钟都轮不上。我爸爸起床之后的头一桩事就是提着裤子往厕所跑，争分夺秒地占一个位子。厕所的窗户很小，为了隐秘起见又造得很高，里面终日黑咕隆咚，四个男人齐刷刷地蹲着，像一排沉默的乌鸦。我很不喜欢那种压抑而又微妙的气氛，所以总是憋着一泡热尿，在上学路上痛痛快快地撒到路边的油菜地里。我妈妈很反对我这么做，她说憋尿会引发尿毒症，还会让膀胱和尿道发炎。我不相信。我知道尿是好东西，每次我被家里的桌子腿或者门槛绊伤脚指头时，外婆就会说：快撒泡尿浇上去，消消毒。既然尿水能够消毒，它自身怎么可能带着毒，让我的相关器官发炎呢？
我们家里的早饭千篇一律：米粥加萝卜干。偶尔萝卜干换成酱莴苣，或者五香大头菜，那么一锅粥就不够了，因为大家都要加添半碗粥，就那一碟子难得见到的小菜。外婆说，有米粥喝就不错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出生前后的那段日子，只能喝到照见人影子的麦糁粥，两碗粥灌下肚，转头一泡尿，肚子就开始唱空城计，真正叫吃了上顿想下顿。外婆老了，话多，喜欢忆苦思甜。不过妈妈不让她多说这些，妈妈说，都是新社会，比什么比？要比也得跟旧社会比。旧社会卖儿卖女，那才叫民不聊生。
匆匆地吃完早饭，匆匆地背书包上学。从我们家出门，沿河边走一段碎石子路，穿过一个菜市场，从烈士陵园的围墙外插过去，再走一段空旷的黄泥巴路，才能到我们学校。即便我埋着头一路小跑，也需要花费十五到二十分钟的时间。为了不让我迟到，家里人总是轮流催我：快点儿洗脸！你是吃饭啊还是数米粒啊？背个书包还要磨蹭？走快点儿，跑起来！我把书包斜背在肩上，神色紧张地奔跑上学。如果我迟到，老师就会让我罚站。碰到教算术的唐老师上早读课，她干脆不准我进教室，我只得狼狈地在走廊上站到下课铃响。
一年级结束，我考了两个九十五分。我妈妈不满意，说这个成绩太差，她和我爸爸上小学的时候，成绩都在九十八分以上。她还说，一年级就考九十五分，上了初中最多能考八十分，到高中大概只剩七十分，那样的话，我就不可能考上大学。
我觉得她应该这么想：我还是个孩子，我会一天天地进步，小学考九十五分，初中考九十八分，到高中全部满分。难道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吗？大人的缺点就是遇事过于悲观。
还好，一年级的暑假还没有过完，红卫兵们就造了老师的反：大学不再招生，中小学统统停课闹革命。我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上学。我妈妈闭口不再提我的可耻的九十五分。我的课本和作业本被我弟弟圈圈一张一张地撕了下来，折成了纸飞机，扔得床顶上、柜子底下到处都是。我的铅笔成了他的多功能工具，他用它挖泥巴，撬墙缝，刺杀毛毛虫的肚皮和死蛤蟆的嘴巴。他每干一样坏事，就得意地跑过来告诉我，还把沾着令人恶心的污秽物的铅笔举起来给我看。有时候，他像狗一样地闻那笔尖上的气味，吐唾沫，一个人无缘无故地咯咯笑。他一点儿都不怕我向妈妈告状，就好像完全明白妈妈这半年来自顾不暇，没有心思为了这些小事训斥他，打他的屁股。
尽管如此，我爸妈房里的闹钟每天早晨还是照常响起。六点半起床已经是我们家的习惯，习惯不可轻易改变。
我妈妈是中学老师，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她的班上有一个学生，十五岁，家在农村，住学校宿舍。这个学生有尿床的毛病，他怕同学笑话，每次尿了床，都不叠被子，早晨把被子铺在湿处，夜里再钻进去睡觉。有一回我妈妈去宿舍检查卫生，看见一张床上没叠被子，以为是学生早晨走得匆忙忘叠了，就好心上前帮忙整理，这才发现了学生的秘密。我妈当时很是心疼，怕学生捂湿被子捂出毛病，就赶快抱着臊烘烘的被褥出门晾晒。此后，每个星期天我妈妈都去学校，替那个学生拆洗被单，晾晒干净之后，再缝好，铺好，比人家的亲生母亲还要尽责尽力。有一段时间，我妈妈甚至动了念头，要把学生领回家里睡觉，好在半夜里用闹钟喊醒他上厕所，彻底改掉他尿床的毛病。因为外婆坚持反对，我妈妈的计划才没有付诸实施。
文革开始后，尿床的学生当了造反派。他是学校里最早写我妈妈大字报的人，也是最早拿绳子捆了我妈妈的手，勒令她跪在黑板前接受批判的人。在那一个班的五十个学生当中，他的态度最激烈，用词也最恶毒，一心一意要把我妈妈置之于死地，踏上一只脚，让她永世都不得翻身。
我妈妈当时很崩溃，想不明白事情怎么会这样。她付出最多心血、照顾得最周到的学生，怎么会翻脸就不认人？
我爸爸提醒她：道理很简单，你当初不该揭开他的被子。你以为你做了好事，实际上你当众宣判了他的精神死刑。
可他不过是个孩子，我这么做是因为心疼他。想想看，滴水成冰的天气，被窝里捂着冰凉冰凉的尿水，天哪，那是什么滋味？
很多时候，精神的痛苦远胜于肉体的痛苦。
太荒唐了！我妈妈闭上眼睛说，这太荒唐了。我以后应该怎么对待这些学生？这么多年，我教育出了一群逢人就咬的白眼狼？
她不因为被批斗而绝望，却因为学生拒绝了她的母爱般的关心，痛苦到无以复加。
学校停课了，但我妈妈不可以休假在家，每天早晨七点半必须到校学习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替学生抄写大字报（哪怕大字报的内容是针对她自己的），打扫教室卫生，铲除房前屋后的杂草，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批斗会，有一次还被逼着当众打自己的嘴巴，因为她曾经在课堂上不恰当地宣扬了封资修的思想。
直到她怀了孕，她的肚子像小山一样鼓出来，走路蹒跚，被学生摁着脑袋跪下去之后，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再站起来。
她被暂时地特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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