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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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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帆时常介入文学研究的各种重大话题，但是，他的观点往往与主流的观点存在某种距离。本书收入的大部分是他21世纪的作品，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某些现象、潮流、作家、作品及若干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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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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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南帆的文艺评论自选集，分三辑21篇总结了21世纪以来其关于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辑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之中某个段落、某种潮流或者某些文学现象的研究；第二辑考察的内容为某个作家或者某一部作品；第三辑讨论若干理论问题，例如真实、文学类型、经典、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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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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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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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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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跨越时代 游历问题南帆先生访谈
第一辑
80年代、话语场域与叙事的转换
现代主义与本土的话语
无厘头：喜剧美学与后现代
娱乐与大众的两副面孔
网络文学：庞然大物的挑战
文学、家族与革命
傻瓜的反讽美学
第二辑
革命：双刃之剑
小说和历史的紧张
隐蔽的转移
剩余的细节
水与《老生》的叙事学
魔幻与现实的寓言
记忆的抗议
梦想、历史的主角与局外人
第三辑
虚构的真实
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重组的形式
文学经典、审美与文化权力博弈
批评如何判断？
挑战与博弈：文化研究、阐释、审美
学术简表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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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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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跨越时代 游历问题
南帆先生访谈
南帆时常介入文学研究的各种重大话题，但是，他的观点往往与主流的观点存在某种距离。例如，当大家都在讨论纯文学的时候，南帆却认为纯文学是一个有意义的 空洞理念；当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失语症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时候，他却指出阐释的有效与否比理论家的族裔更重要；当大家都在进行文化研究的时候，他却在许多不同场合表明，文学研究必须包含阐释文学的语言、形式、结构和美感；当大家都在谈论反本质主义的时候，他又提出了关系主义的理路。这种特立独行的思考源于什么？这些疑问是这一场访谈的缘起。
周红兵：南帆老师，您好，我对您的研究历程有这样一个基本理解，从《理解与感悟》《小说艺术模式的革命》《阐释的空间》到《冲突的文学》《文学的维度》《隐蔽的成规》《双重视域》，再到近期的《后革命的转移》《五种形象》，虽然各个时期关注的问题、研究的对象各有不同，但无论是前期的文学研究还是现在的关注文化研究，都十分关注文学的形式、语言和美感，这已经成为您研究的出发点和与其他文化研究者不同的鲜明特色。在我看来，前几本著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形式和语言上，《文学的冲突》有了更加开阔的文化视野，《文学的维度》之中话语开始成为中心内容，到《双重视域》符号与意识形态、大众传媒又是关注的焦点。《后革命的转移》与《五种形象》已经有很多文化研究的内容了。
南帆：跨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冲突的文学》与前面几部著作有些不同。大概在1987年前后，我有过一阵惶惑：大的理论突破在哪里？我对当时的整个研究状况不太满意，包括自己的研究。结构主义当时已经得到介绍，但是真正用心读懂的人并不太多，甚至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结构主义是一个理论重镇，我们必须穿越。我一直觉得结构主义非常重要，特别是考虑问题的途径。一些人一直说超越结构主义，超越了什么？如果不把结构主义弄清楚，所谓的语言转向就是一句空话。很多人恐怕至今还不太清楚结构主义的基本观念。比如，结构主义为什么敢于设立一个纯粹的语言框架结构，它有什么理由把语言和实际世界剥离？这些观点依据内在的逻辑论证，例如能指所指、语言言语那几个对子和二元对立等等，这些很重要。德里达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开始他的思考。某种程度上说，80年代的文化氛围是囫囵吞枣，许多问题仅仅浮光掠影地点到，没有分头深入研究。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有什么区别？如果接受结构主义的观念，还能有什么新现实主义吗？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理论必须进入这些问题而不是纯粹地搬弄几个名词。当时的主体论等仅仅是一些粗糙的经验总结当时的理论水平大约只能做一些基本的经验收集。80年代的某一年叫做语言年，据说那一年大家开始重视语言。但是，如果认真阅读一些人当时的文章，就会发现他们考虑的问题基本上属于表现论，几乎所有的出发点都是语言怎么更好地表现内心他们似乎不知道另一个重要源头。在我看来，语言论至少应该涉及到两个源头。表现论之外，为什么没有人能够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这个理论脉络谈论问题？这个源头不可忽视。
对于我个人的研究，《冲突的文学》是一个转变。这本书1992年在上海出版。进入90年代，我觉得要在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汇合的基础上产生更大的视野。当时开始考虑中国问题及其复杂性，考虑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交杂、纠缠。我意识到这是一系列的问题。我曾经认为，既然坚持纯文学，就没有必须关心那么多的问题。但是，所谓的纯文学视野满足不了我的思想。许多问题企图突破纯文学观念直至我重新认识语言、历史、文本、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现在还记得有人形容我的一句话：在80年代像是90年代的人，在90年代像是80年代的人。80年代理论界的主题是社会历史和主体，可是，我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在于关注语言和形式；90年代许多人转向了学术，我又觉得思想锐气不可或缺。《冲突的文学》之中存在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冲突的文学》挑出了20对文化矛盾，分析其中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复杂纠缠。这种关注的背后显然是历史主义的思想，但是，我的分析更多地注重结构的空间框架。
《文学的维度》主要集中于话语层面的研究。这本书我自己比较满意，最近会重版。接下来又写了《隐蔽的成规》。《双重视域》开始了文化研究的实践。我并不想对文化研究做出定义，我甚至觉得，文化研究本身就包含了破坏定义或者反定义。当然，文化研究时常把世界当成文本来进行分析。我以前的一本小随笔集《文明七巧板》，即是关于日常生活现象的思考。这本书的分析武器比较多的是符号学和精神分析。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界，基本上都在人工的环境中生活。一次我在新疆的某个大沙漠中央停留，周围完全是起伏不定的沙丘，没有任何人工符号。我当时的感觉失去了任何坐标。如果不是汽车停留在数百米之外，我会立刻迷路。离开了沙漠回到现实世界立即明白，我们今天的所有生活都有一个文化坐标，而任何一个文化坐标都是文化研究的对象。谁设立这个坐标？为什么设立？这一类的坐标怎么把一个自然人塑造成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用阿尔都塞的话说，意识形态是怎么询唤主体？文化研究可以随手拣起各种素材。昨天我刚刚买过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马桶的历史》。可以试着想想，管道工是怎么改变这个世界的？
另一方面，早期的文化研究从雷蒙威廉斯那里继承了左翼色彩，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学维度。今天的一些文化研究已经淡化甚至取消了这个维度。所以，一些人怀疑地说，文化研究不就是在将各种事物拆解开来，做一个描述，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没有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是否存在其他的维度譬如说，精神分析学的维度？意义是不是仅仅来自政治经济学分析？这是一个问题。例如，空间分析如果仅仅存在政治经济学维度，我们只能谈论居住面积，张三住100平方米，李四才住50平方米，如此等等。但是，有没有另一些可分析的内容呢？在我看来，文化研究面对的世界文本是极其丰富的。
尽管如此，我觉得文化研究还有面对文学研究、回到文学领域的一面。分析普鲁斯特著作中的植物，谈论卡夫卡作品中的动物哲学，这些研究都是文学领域的内容。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以文化研究的方式进入文学研究。为什么这些形式和语言产生了美感？为什么我们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文学作品而那些作品比较差？文化研究是怎么解释评判的依据？以往的许多文学观念中，形式就是形式，美感就是美感，美不需要追究，问题到此为止，不再解释。文化研究恰好认为这些可以解释。人的感觉不是天生的，而是被训练出来的。谁训练的，如何训练？这种训练正确与否？文化研究进入文学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个人的研究之中，有把整个世界当作文本、当作符号进行分析的一面，也有回到文学领域的另一面。从普鲁斯特的植物到卡夫卡的动物哲学，表明了文学领域极其开阔的文化层面。以往的文学研究只能谈经典，谈主题，谈结构，谈文学史，文化研究帮我们打开了视野。
周红兵：从您的文章、著作和教育经历来看，分别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涉猎。但是与一些纯粹埋头于故纸堆的学者不同，您的理论文章尽管采纳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强烈的现实感会扑面而来。如果概括的话，我觉得可以用中国问题和复杂性这两个词汇。您在《敞开与囚禁》的自序中就阐述过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而您也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中国问题表明您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复杂性用来表示您思考的路径或者说是方法论的简单表述吧。
南帆：中国问题、复杂性，这确实是我思考和研究的两个基本层面。我不是某个大思想家或某个学术流派的研究专家，比如说专门研究詹姆逊、罗兰巴特、布迪厄或者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这些思想家的观点或者某个学派仅仅是理论背景。最能触动我的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分析和解决什么？我的对象是中国问题和复杂性有些论文之中，我将中国问题表述为中国经验。
我始终意识到当今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这种状况无法套用西方或者古代的理论。目前中国正在出现的形态是前所未有的，套用旧的理论无法面对这些问题。十几年前我曾听到某个经济学家说过，经济领域里存在一些奇怪的现象，许多西方行之有效的措施面对中国问题却失灵了。西方的利率浮动会极大地影响市场和公众的生活，但是，没有多少中国的老百姓随着利率的改动去银行存款、取款，然后去投资。这种情况提醒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意识到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当然，意识到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进入这些问题有很多的路径和方法。我尊重各种方法，但是，我强调的是空间、结构、关系、共时性。这里存在结构主义的思想痕迹。我想指出的是，历时性之外还存在共时性的视野，我比较喜欢从这种视野看问题。当然，主流的研究方法是历时性的，线性的。但是，我更喜欢空间分析和结构分析。这两者之间存在交叉和重叠。我曾经写过一篇不长的文章讨论过历时和共时的转换。我觉得二者是有差别的，因而一定要强调二者的灵活转换，不同的视野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强调中国问题和复杂性。我自己比较喜欢用结构和空间的符号分析对付复杂性。相对地说，我的历时分析比较少。这表明一个人知识的兴趣点。我从不否认历史知识的丰富性，并且经常向历史学家请教。请教结束之后，我不会用他们的方法，我希望用自己的方法组织他们的材料和经验。
周红兵：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祛魅、去蔽，进入日常生活，去精英化。但是，这也可能会导致一种局面，即与日常生活过多的捆绑在一起。如此会不会日益削弱甚至是丧失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批判性？毕竟日常生活并非总是审美化的。
南帆：警惕与日常生活过多地捆绑在一起会不会削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这个问题是对的。我的考虑是，首先必须进入日常生活。但是，进入不等于完全融合，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眼光。特定的空间和历史条件下，独立眼光来自何处？我们的独立性来自两个源头，一个是学术话语，另一个是审美。文学知识分子普遍存在上述两个方面。
各种大理论盛行的今天，文学为什么仍然存在？我认为，文学恰好是用多种经验对抗大理论。大理论常常对于历史做出了概括，例如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完全是个风雨飘摇、充满战乱的地方。可是，王安忆的《长恨歌》怎么会写王琦瑶这样的一个女人？她不仅巧妙地躲过一切灾难，寿终正寝，并且活得有滋有味。人们曾经认为，即使存在这种人物也不能写。历史是一个有机整体，一切局部必须体现整体即卢卡奇的总体论思想。王琦瑶这些人物仅仅是个人化的小历史，文学不要涉及。她们不是历史的主流，不够典型。如何判断她的存在不够典型，而另一些人就是典型呢？因为我们知道历史朝什么方向发展。这就是依据。历史是一个整体，向着特定的目标，靠近目标的更为重要，远离目标的不重要。但是，如果废除总体论的前提，又怎么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呢？
我认为不能否认大理论的意义，但是大理论必须不断地和具体的经验搏弈，并且在这个过程相互修正。文学就是用具体的经验去和大理论搏弈。文学哪里就是语文修辞、华丽的字句呢？文学收集各种人生经验和大理论进行搏弈。这是文学极其重要的一个功能。例如，当我们进入到现代社会的时候，恰好冒出来一个沈从文，他逼着人们不得不思考什么是现代性。科层制度和法律条款已经是现代社会的共识之后，又冒出一本《尤利西斯》。人们又不得不想一想，那些科层制度能够解决人的内心吗？文学经验逼迫我们思考。文学之中甚至出现了许多玩世不恭的、叛逆乃至变态的形象。一个社会往往有一些非正常的存在，正像个人除了意识还有无意识一样。某些时候，他们被人鄙视；某些时候，他们具有先锋性和叛逆性，某些历史时刻，他们可能会聚集起来成为一种历史力量，马尔库塞的著作曾经论述到这一切。
周红兵：电视和网络无疑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无论是周星驰，芙蓉姐姐，还是韩剧、大片、虚拟社会或人肉搜索，其中充斥着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和不严肃、轻佻、无聊、浮浅甚至符号暴力。但是，即便如此，仍然相当一批人沉溺于其中，他们所需要的很简单，就是彼时彼刻毫无负荷的纯粹一笑。很难在这一笑中发现所谓的解放力量。你对无厘头明显是无法接受的，即便是妥协一些，您也无法与他们共鸣，而是更多地表示了对网络双刃剑和浮嚣之气的隐忧。除了个人背景、性情和审美偏好外，是否也是您所坚守的一种知识分子的立场？但是，符号社会这个虚拟的社区里，一些非理性甚至是符号暴力的存在，似乎也可以起到一种舒缓、发泄、引导的按摩减震作用。
南帆：一个朋友曾经对我说，你们将文学侍弄得如此精英化，如此深刻和严重，如同一种神经病。他女儿正在准备高考，就喜欢周星驰。看过之后哈哈一笑，放松一下，接着再做高考练习题。高考复习累得半死，为什么不能放松一下？放松的一刻还要思考文学之中隐含的哲理问题吗？我对他说，文学可以承担各种功能，当然包括娱乐，甚至就是让你哈哈一笑。文学的确有按摩和减震作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文学的娱乐功能置之度外而仅仅讨论对于经国大业的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学在最高的意义上可以撬动历史。晚清之前，小说常常被视为茶余饭后的娱乐工具。然而，这种观念在梁启超那里出现了重大转折。梁启超把小说抬高到改造国民性的地位。这个意义上，文学可以和当今的一些重要学科相提并论，例如经济学或者法学。经济学和法学始终是一门严肃的知识，这些知识与社会历史存在密切的联系。文学可否在这个意义上和它们并列呢？我觉得应当如此。对于我们这些文学研究者而言，这是一种基本的认识。不能因为周星驰的存在而抵制曹雪芹。然而，现在似乎是反对深刻的时候。相当多的场合，周星驰的确赶走了曹雪芹。
周红兵：您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2002年，浙江文艺出版社）一出版就受到广泛注意，一些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学者将之与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归为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范畴，是引发关于文艺学学科建设讨论的事件性教材。有学者指出了此教材与您后来于2007年发表的《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一文之间的内在理路，您在主编这本教材的时候就对关系主义有比较清晰的思考了吗？大概是什么时候，您开始有比较清晰的思路？而我对关系主义的理解是，首先应该破除二元对立，包括思维、哲学、社会学、神学等等领域，我的感觉是，您与此不同，您更多地是在谈文学领域的关系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建构主义的关系主义，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南帆：我个人觉得，二元对立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多问题的判断都包含了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我说今天的天气很好，那件衣服很漂亮，墙壁很白，无不存在二元对立的潜台词与什么比较而言。我觉得应该注意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二元对立的偏正结构。德里达当时也讲到这个问题。表面上二元对立的两个项好像进行平等的比较，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地设立了一个主和次的秩序，比如男性和女性。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但是，今天我更多地考虑的是另一个问题：局部的二元对立可以在逻辑的扩张之中涵盖整体吗？我们现在的理论语境贮存了一大批二元对立，例如左和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精英和大众、传统和现代、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规范和叛逆等等。谈论某一个具体命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使用哪一个或者哪几个二元对立。但是，如果企图整体性地解释今天如此复杂的现实，人们会突然发现，这种现实不是哪一个二元对立可以完全概括的。面对中国如此众多的问题，我们要总结的是，究竟使用哪一批而不是哪一个二元对立。当然，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这一批二元对立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二元对立常常从一个最基本的分类开始，分类的标准和出发点不同，研究方向立即发生改变。譬如考察教室里的人群。提出男生和女生的分类，人们研究的性别问题；如果把分类改为研究戴眼镜的和不戴眼镜的，研究就转向了另一个问题。分类标准还可以改变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穿蓝衣服和穿白衣服的，身高一米六以上的和以下的，如此等等。最初的分类不同，研究的角度和层面完全不一样。昨天收到一个有趣的短信，用夸张的语言讲人的分类以及分类背后的文化心理：纽约的分类是男人和女人，巴黎的分类是美人和丑人，罗马的分类是信徒和教皇，东京的分类是武士和艺伎，曼谷的分类是游客和人妖，平壤的分类是领袖和人民，上海的分类是阿拉和瘪三，深圳的分类是老板和打工仔，台北的分类是政党和民众，香港的分类是富人和穷人，等等。这当然是一个玩笑，但是富有启发性。这里包含了一整套的二元对立。全世界的分类又是怎样的呢？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二元对立可以解决全世界的问题，包括刚才所说的精英和大众、左和右等等。可以在一定的范围使用各种二元对立，但是不可过于执着。肯定有人力图对这些二元对立进行梳理，使之成为清晰的系统，例如将精英和大众纳入到左和右，将传统和现代纳入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继而再将它们整理为一个巨大的二元对立。这个超级的二元对立掌管一切次级的二元对立，从而将整个世界清晰地一剖两半这才是真正的教条主义。事实上，现实的复杂性恰恰在于，形形色色的二元对立之中，多种因素正在形成极其复杂的相互组合。
今天已经到了重新组合这些因素的时候了。很大程度上这就是我所说的广谱的批判。一些旧的理论脉络已经失效，或者大成问题，诸多因素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都必须在新的历史环境下面重新衡量。社会现实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传统的概念和考察问题的方式变得相当隔膜，甚至无法描述我们的基本经验。我们经历了一个大变动时期，看到了各种问题，许多基本的经验需要重新总结。旧的理论脉络具有很强的决定论意味，总是将世界处理成简明的二元，并且在二元之中简单地认定一种偏正结构，这种整体论的思维似乎遇到很大的困难。我已经说过，许多问题必须有政治经济学的维度；然而在另一方面，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只有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是不是只有这个维度才能提供批判的能量？我觉得文学就不是如此。要善于总结诸多二元对立中间各种各样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这才能处理我们所说的复杂性。
周红兵：这次北大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您主编的两本文学理论教材，这是2002年版新读本的升级版，这里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新读本的时候已经遇到过了，即作为一本面向刚刚进入学校中文系的学生的基本教材，书中基本忽略了庞大自足的古代文论，这是否合适？虽然在新版的两本教材中，您有所修订，但基本上仍然延续了此前的思路。您将如何面对这种疑问？
南帆：首先要明确的是，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古代文论体系，至少可以说存在着庞杂的古代文论内容，第二，需要一批很好的学者专心地研究古代文论。哪些典籍到底说了些什么，需要从义理、考据、辞章等等各方面对它们进行严谨的阐发。但是，我主编的《文学理论》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这本《文学理论》主要是针对当今的文学问题。古代文论并非不存在，但是，我要考察的是古代文论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之中如何存在，譬如它们解决当今问题的能力，它们与西方文论之间的比例及其竞争关系，等等。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将历时之轴上的古代文论转换到共时之轴上来。
深入的讨论很快会遇到一些具体问题，例如文学理论的资源。古代文论是我的理论资源，西方文论也是我的理论资源。但是，首先必须意识到我们面对的是哪些文学问题，继而决定这些资源如何进入当今的视域无论是古代文论还是西方文论。生搬硬套是没有意义的。历史和传统如何存在于当下的结构之中，这是历时之轴和共时之轴转换的关键。古代社会，儒家思想可能占据意识形态的百分之七八十，可是，这个比例今天已经极大下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代性和全球化将各种外来文化组织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可以举一个非常简明的例子。刘禾《跨语际实践》那本书大概有九十多页的附录，记录的是现代白话文中间多少词汇是从日语、俄语和英语中转译进来的。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大量的现代词汇是从其他语种转译进来，古代汉语中没有这些词汇。这表明了多种文化的全球互渗，也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不可逆的文化交织。能不能回到孔子？能不能重新以国学作为意识形态？汉语的语种没有改变，但是内在的断裂极其深刻。有多少古代的学术观点跨越了这个断裂的沟堑，仍然活跃在我们今天？哪一位认真地总结过了吗？所谓活跃在我们今天，也就是能够应对今天的问题，包括今天的生产、生活以及全球化的环境。
我之所以举语言为例，因为我们的思考必须借助语言概念进行。各种外来文化不是简单地粘贴在生活的表面，而是进入了内心。深刻地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和深刻的评估这个理论资源的意义，这不是同一个问题。这本书关注的是后面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清醒地判断，我们面临的是网络文化、手机文化、电视文化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意识形态话语等一系列问题。古代文论的哪些命题可以在这些文化环境中间发挥作用？那些仍有生命力的古代文论命题已经得到了不断的援引，另一些概念目前还无法发挥充分的解释力量。譬如，我就不明白道和气如何解释电视肥皂剧。这不是做出一个集体表态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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