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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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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记述作者一生的主要经历和事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记述下放农村以前的经历，含：回首少年时代、回首书店四年、回首北大、回首晋北艰苦年代、回首下放运城岁月。下编记述调入山西省社科研究所（1983年改为山西省社科院）从于语言学研究的科研活动和科研成果，含：回首成立山西省语言学会、回首创办《语文研究》、回首方言调查研究、回首语典编纂、回首语汇研究、回首语典编纂研究等。记述忠于事实，体现作者一生的曲折经历和语言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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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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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端政，温州平阳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年任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语言研究室主任。1980年主持创办《语文研究》，任主编。1983年，任山西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1986年，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1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山西省优秀专家称号，同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被聘为山西省社科院资深研究员；2012年，被聘为终身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忻州方言志》《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主编之一）《谚语》《歇后语》《汉语语汇学》《汉语语汇学教程》（主编）《汉语语汇研究史》（合作）《二十世纪汉语俗语研究》（合作）《语典编纂的理论与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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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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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少年时代
新华书店四年
北大四年
晋北艰难年代
下放运城
下编
成立山西省语言学会
创办《语文研究》
方言调查研究（上）
方言调查研究（下）
语典编纂（上）
语典编纂（中）
语典编纂（下）
语汇研究
语典编纂研究
附录：温端政著述目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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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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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麻步镇雷渎村一户温姓人家，转眼之间过去了80多个春秋，现在已是耄耋之年。我想在身体尚健的时候，回忆一生的经历，于是就有了这本《回首人生》。
回首我的一生，有三点基本估计：
一、我的一生是幸运的。
小时候，我多次遭到病魔威胁，但都幸免于难。特别是12岁那年夏天右手背得了恶性疔疮，危及生命。凑巧有个乞丐上门，采了草药敷上后，肿痛立即消退，疔疮很快治愈，挽救了我年轻的生命。现在想起来，还感到有些神奇。
我的前半生经历了多次运动，都能逢凶化吉。在三反运动中，虽然被打成老虎，挨了批斗，但我没有自杀的念头，也没有被投入监狱，定案落实后仍回温州新华书店工作，后被提升为门市部主任、业务股长、副经理，1954年还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反右斗争中，我虽被内定为中间偏右，但没有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在晋东南地区潞城县崇道公社搞四清，响应毛主席号召，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大旗起来造反，遭到压制时，晋东南军分区司令亲自出面支持我，使我扬眉吐气；在两派对立时，面对对方的追捕，我逃跑得快，毫毛未损；工宣队进驻之后，虽然住了学习班，隔三岔五免不了被批斗，但我以毛主席语录巧妙对付，幸免于难。后来下放运城，走进农村的广阔天地，并在北向公社加入中国共产党。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学习道路上遇到许多好老师。在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因经济没有来源，感到绝望，准备去少林寺出家的时候，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马骅先生教育、帮助了我，使我得以完成高中学业，他还把我介绍到温州新华书店，从此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袁家铧先生手把手指导我，把我领进汉语方言学的学术殿堂。王力先生的讲课，使我对语言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后来他为我主编的《中国俗语大词典》和《古今俗语集成》题写了书名，为我们主办的《语文研究》题写了刊名，还多次赐稿，帮助《语文研究》提高质量。吕叔湘先生80多岁高龄时还应邀来山西讲学，并为我主编的《中国俗语大词典》撰写序言。
还使我感到幸运的，是我工作中遇到许多好领导。在忻县师专和晋北师专工作时遇到好校长郭万胜。他是1936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对我爱护有加。1978年调入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后，遇到好所长王守贤，他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所改院后，在第一任院长刘贯文和副院长宋玉岫、陈家骥、张海瀛的领导下，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山西全省县市方言志和七五国家重点项目山西方言通志。后来又得到继任的院长和副院长的大力支持，使我所从事的事业获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最使我感到幸运的是，在涉及著作权和名誉权纠纷的官司中，山西高院终审误判我和《语文研究》编辑部败诉，当我们走投无路，接近绝望的时候，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了我们的申诉，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使我们的冤情得以洗刷。经过再审、调解，推翻了终审错判，取得了宝贵的小胜。
人生难得的是幸运。我的一生似有神助，才有如此之多的幸运，我觉得自己是上天的宠儿，并为此感到无比庆幸。
二、我的一生是充实的。
1958年我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选择了语言专业之后，就爱上了这个专业，并决心为之
奉献终生。没有想到的是，1962年晋北师专下马之后，到1978年调入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整整16年期间，除了在山西省教育学院教了半年的古汉语课之外，其余时间所做的都是与语言学无关的事情。幸运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调入了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重新开始从事我心爱的语言学事业，多年积压在心头的激情为之迸发，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充分享受着改革开放之后迎来的科学的春天。
我牵头成立了山西省第一个学会山西省语言学会，主持创办了当时被誉为《中国语文》第二的语言学学术性期刊《语文研究》，并担任主编达13年之久，后又担任编委会主任。
幸运的是，当时山西省在地方志编纂方面走在全国前面，我们抓住这个机遇，组织编写地方志中的方言志，经全国语言学科规划会议批准，以山西全省县（市）志中的方言志的名义列入六五期间语言学学科的国家重点研究项目。这真是天赐良机。我作为这个项目的主持人，和同行一起攻关克难，在1984年年底就提前完成规划中规定的试编10种方言志的任务，接着又以山西省方言志丛书的名义正式出版了30种方言志，在省内外以至国际上产生了影响。1990年6月，山西省社会科学首届评奖中，被评为唯一的一项一等奖。
完成六五计划的重点课题之后，又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侯精一先生合作，联合主持列入七五期间语言学学科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的山西方言通志。我还有幸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李荣先生主持的列入八五期间语言学学科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合作编纂了《忻州方言词典》。
在调查研究方言的同时，进行了汉语语汇研究，编纂了语汇类辞书，得到商务印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出版社，以及山西教育出版社、书海出版社等的支持。1993年退休之后，我把研究的重点逐渐转移到这些方面，进入新世纪更是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这些方面，先后主持了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俗语语料的计算机处理及相关的语言学问题研究》和《语典编纂的理论与实践》。2005年《汉语语汇学》的出版，被认为语汇学开始成为汉语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2007开始召开首届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后，每两年开一次，今年已经是第六次了。每次会后，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论文集。语汇学研究在不断发展，事实证明它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学科。
在进行方言调查研究、语汇研究和语汇类辞书编纂过程中，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是我以整个生命所凝聚成的精诚去完成的，倾注了我的全部心血，使我感到自己的一生总的来说是充实的。
三、我的一生是幸福的。
第一，我从所从事的事业中得到充分回报。
在晋北师专工作期间，我被推选为参加省、地、县三级群英会的代表，1995年被补授
山西省劳动模范称号。调入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1983年改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后更是获得许多荣誉。1986年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1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山西省优秀专家称号，同年获得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张成德聘任我为资深研究员；2010年，中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授予敬业奉献标兵的荣誉称号；2012年被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李中元聘任为终身研究员。当院领导在全院数百名职工的热烈掌声中为我颁发证书、披戴红飘带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第二，我有许多亲如手足的同学和朋友。
初中时期，比我高一班的同学郑学友，在我全身长满虱子，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
帮助我彻底清除虱子，使我恢复了健康。学友章志诚，后来成为历史学家，主编《温州市志》，我们一直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他还撰写了《风雨拼搏铸辉煌记温籍语言学家温端政》一文，在《温州读书报》2005年第10-12期上连载，后收入《瓯歌《温州读书报》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在高中时期，同班同学林景润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之一，他当时是温州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是他引领我加入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群峰读书会。
在大学时代，许多同班同学一直关心着我。时任国家语委副主任的曹先擢、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党组书记的熊正辉和时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的李行健，一直关心着山西省语言学的发展，多次应邀来山西讲学，出席我们召开的会议，支持我们完成国家重点项目。郑宝倩、李一华、陈松岑在读书时就是比较亲近的同学，毕业后一直互相关怀。李一华还帮助我从北大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影印了许多俗语资料，使我得以完成《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一书。比我高一两个年级的徐通锵、王福堂，虽然不是同班同学，但友谊同样深厚。《语文研究》创刊五周年的时候，徐通锵撰写《语言研究的发展和五年来的《语文研究》》一文，发表在《中国语文》1985年第6期，对《语文研究》作出令人鼓舞的评价。王福堂虽然在晋语分立上与我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友谊。
由于我长期主编《语文研究》，在语言学界联系广泛，结识的朋友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不乏感情深厚的知心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原所长李荣先生，对我来说是亦师亦友。他学问渊博，人所公认，但有些人感到他难以接近，我开头也有这个感觉，后来接触多了，感到他十分可亲。他高瞻远瞩，全力支持山西方言的调查研究，多次来山西考察，参加我们的会议，还破例为山西省方言志丛书撰写总序。曾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语文》主编的侯精一，是我的莫逆之交。我们共同主持七五国家重点项目山西省方言通志，联合主编这个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山西方言研究》（论文集）和最终成果《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2007年7月，首届汉语语汇学学术会议召开时，他以中国语言学会会长的名义，代表学会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认为《汉语语汇学》的出版标志着汉语语汇学的建立，认为汉语语汇学有着丰富的内容，是一门有着美好发展前景的分支学科，给与会学者极大的鼓舞。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主任、《方言》执行主编张振兴先生，不仅在调查研究山西方言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还在长达12年的官司中，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在首届汉语语汇学学术会议召开时，他专程乘飞机来太原，在会上宣读了题为《语汇学之成立》的论文，有力地支持了刚刚诞生的汉语语汇学。
在山西省内，在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内，友人更多，有的是情趣相投、荣辱与共的故交，有的是朝夕相处的同事或助手，离开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将一事无成。可喜的的是，一批有志于语汇学研究的年轻人正在成长，语汇学后继有人，对此感到十分欣慰。
更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在山西高院终审判决我和《语文研究》编辑部败诉，几乎陷于绝境的时刻，语言学界的150多位教授主持正义，联名呼吁支持我们，其中包括许多全国最著名的语言学家。呼吁书由曹先擢和李行健起草，言简意赅，直击山西高院终审判决的要害，在学界产生震惊一时的轰动，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重要依据，是我们转败为胜的关键。
第三，我有和谐的家庭。
1960年，我和爱人陈秀娟结婚之后，志同道合、同甘共苦，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光。
在严酷的文化大革命中，在艰苦的下放运城岁月，我们同甘共苦、荣辱与共；在漫长的马拉松式的官司中坚定地和我站在一起，给了我信心和力量；她还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全力支持我的事业。我们生有三女一男，他们各有自己的工作岗位。二女儿朔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西省教育学院历史系当干事，后来她考取了山西省委党校的研究生，毕业后调到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先在思维科学研究所，后转入语言研究所，成为我的助手。
第四，我有健康的身体。
我的老家有设坛习武的风俗，练的是白鹤拳，从小就受熏陶。在中小学时期，我喜欢参加体育活动，在大学时期，我成为北京大学体育运动代表队成员，擅长中长距离跑步，多次代表北大参加竞赛。大学毕业之后，我还坚持锻炼，因此确保身体健康。今年已是86岁高龄，每天仍能坚持工作几个小时。
当然，人生不可能十全十美，所谓不完满才是人生。我的爱人身患多种疾病，72岁就过早去世。三女儿因糖尿病并发症，双眼接近失明，不得不提前病退。
最为遗憾的，是调人失察。1985年，我没有经过认真考察，就把一个年轻人从基层调入作为接班人培养。没有想到他背着我抄袭我的文章，批评他还死不认错。他还背着我们做了许多有损山西语言学界团结的事情，引起大家的不满。事情的演变出乎意料。他竟以侵害其著作权和名誉权为名，向太原中院起诉我和《语文研究》编辑部，从而引发长达12年的官司。在这12年中，为了应付官司，我撰写了几十份状书讼辞，字数在50万以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并不后悔，人生总是这样的多灾多难，既有失败又有成功，人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失败和成功串联而成的。
现在，我还有些余力，正主编大型工具书《语海》。2012年4月，我们与上海辞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计划字数1250万字，计划2017年12月完稿，2020年出版。该书已经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部巨制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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