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丝?叶芝Frances A. Yates英：国知名历史学家，曾任教于伦敦大学华堡学院，并荣膺大英帝国司令勋章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以及大英帝国二等女爵士Dame Comman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等尊衔。另著有《布鲁诺与赫米斯知识传统》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1964 以及《玫瑰十字启蒙》The 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 1971等
本书探讨的话题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可能比较陌生。很少有人知道，希腊人除了开创多门艺术科学，还开创了记忆的艺术。记忆的艺术像他们的其他许多艺术一样，传到了罗马，后来融入到了欧洲的传统文明之中。这种艺术设法通过在脑中深刻烙印场景和形象的技巧来记忆，常被归类为一种记忆术（mnemotechnics）。记忆训练在现代社会似乎已是一种不太重要的人类活动，但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记忆训练却至关重要；并且，在记忆中操控各种意象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整个心灵。此外，一种使用当时建筑作为其记忆场景、以当时意象作为其记忆形象的艺术，也会像其他艺术形式一样，经历古典、哥特和文艺复兴等不同阶段。虽然这门艺术自古迄今离不开各种记忆技巧，并以此奠定这门艺术的研究基础，但是对该门艺术的探讨却不能仅限于这些技巧的历史。据希腊人说，记忆女神谟涅摩绪涅（Mnemosyne）是众缪斯之母；要探索这一最根本且最难以捉摸的人类技能的历史，我们必须潜心深究。
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始于15年前，当时我充满希望地想要理解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有关记忆的著作。1952年，我在伦敦大学的沃尔伯格学院的一次演讲中首次展示了从布鲁诺《概念的影子》（De umbris idearum）中发掘的记忆系统，两年以后，在1955年1月，朱力奥卡米罗（Giulio Camillo）的记忆剧场也在沃尔伯格学院的讲堂上被展示。这时我已意识到卡米罗的记忆剧场与布鲁诺、托马索坎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记忆系统，以及罗伯特弗洛德（Robert Fludd）的剧院系统之间有着某种历史联系，但在课上只做了粗略的比较。这些貌似微小的进展使我备受鼓励，我开始撰写以西蒙尼戴斯（Simonides）为开端的记忆的艺术的历史。这一阶段的成果形成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西塞罗的记忆术》（The Ciceronian Art of Memory），发表于意大利，被收录在纪念布鲁诺纳迪（Bruno Nardi）的研究文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Medioevo Rinascimento，1955年，佛罗伦萨）里。
此后，我碰到一个难题，使得研究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理清中世纪时记忆术出了什么状况。为什么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认为在记忆中使用图留斯（Tullius，西塞罗的本名）的空间和形象的行为是一种道德和宗教的责任？经院哲学推荐记忆术作为其基本美德之一，即审慎之德的一部分，记忆术这个词的含义似乎没有完全包含这层意思。我开始慢慢地明白，中世纪可能是将美德和邪恶的形象作为记忆的形象使用，这些形象根据古典规则形成；或者是将但丁的地狱分层作为记忆空间使用。我试图解开古典艺术在中世纪转型的疑团。1958年3月，我在牛津大学中古时代研究学会做了古典记忆术在中世纪（The Classical Art of Memory in the Middle Ages）的主题讲座，1959年12月，我在沃尔伯格学院做了修辞与记忆术（Rhetoric and the Art of Memory）主题讲座。这些讲座的部分内容被收录到了本书的第4章和第5章。
但最大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即文艺复兴时期的巫术或玄秘术式的记忆系统是怎么回事？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似乎不再需要中世纪时哥特式的人工记忆，但为什么当时会重燃记忆术的热潮，并以奇特的形式载入卡米罗、布鲁诺和弗洛德的文艺复兴系统之中？我重新从头研究了朱力奥卡米罗的记忆剧场，意识到文艺复兴时期玄秘记忆术的背后，潜藏着同一时代赫尔墨斯神秘主义传统的推动力。显然，我必须先完成一本有关这一传统的书，然后才能讨论文艺复兴时期的记忆系统。我的另一本书《乔达诺布鲁诺与赫尔墨斯神秘传统》（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odition，伦敦和芝加哥，1964年），它奠定了本书中文艺复兴时期各章背景的基础。
我原本以为可以将卢尔主义（Lullism）排除在本书之外，另做研究，但是很快我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不可能。虽然卢尔主义并不像古典记忆术那样源自修辞学传统，而且它的程序也大不相同，但它有一个层面是属于记忆术的，并曾在文艺复兴时期与古典艺术融合，甚至被混为一谈。第8章中对卢尔主义的阐释基于我的两篇文章：雷蒙卢尔之术：通过卢尔的元素理论进行研究的方法（The Art of Ramon Lull： An Approach to it through Lull抯 Theory of the Elements）和雷蒙卢尔与约翰斯科特斯埃利杰纳（Ramon Lull and John Scotus Erigena）两篇文章，依次发表于《沃尔伯格与考陶德学院学报》，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VII（1954年）和XXIII（1960年）。
有关记忆术的历史，在现代英文著述中尚属空白，其他语种的著述与文章也极少。刚开始的时候，我的主要参考资料只是一些古老的德文专著，以及之后1936年豪伊杜（H. Hajdu）发表的研究和1937年福尔克曼（L. Volkmann）的研究。1960年，保罗罗西（Paolo Rassi）的《普世之钥》（Clavis universalis）出版。此书是用意大利文写的，是一本对记忆术进行历史研究的严肃论著，包含了大量的资料，讨论了卡米罗的剧场、布鲁诺的著作、卢尔主义以及其他很多内容。这本书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助，特别是其中有关17世纪的部分，虽然它与本书想要探讨的问题完全不同。我参考了罗西的众多文章，还有塞萨雷瓦索利（Cesare Vasoli）的一篇文章。其他对我特别有帮助的书分别是卡普兰（H. Caplan）版的《献给赫伦尼》（Ad Herenium, 1954年），豪厄尔（W.S. Howell）的《英国的逻辑和修辞：1500年~1700年》（Logic and Rhetoric in England, 1500?700, 1956年）；翁（W.J. Wong）的《拉姆斯：方法和对话录的衰败》（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 1958年）；贝利尔斯莫利（Beryl Smalley）的《英国托钵修士与古代遗物》（English Friars and Antiquity, 1960年）。
虽然本书中采纳了一些我以前的研究成果，但这是一本全新的书，过去两年里，我重新撰写，拓展出了新的方向。曾经模糊不清的部分被我一一梳理成型，特别是记忆术与卢尔主义、拉姆斯主义以及方法论兴起之间的关联。另外，这本书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是最近才涌现的。它就是莎士比亚的环球剧场，可以追溯到弗洛德的剧院系统。记忆的艺术这座想象的建筑，使一座被湮没已久的真实殿堂，在人类的记忆中重生。
正如我的那本《乔达诺布鲁诺和赫尔墨斯神秘传统》一样，此书旨在将布鲁诺放回历史背景中，纵览我们的全部传统，特别是要通过研究记忆的历史，弄清楚布鲁诺对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所产生的冲击，以及其本质何在。我试图在这个重大的课题中开辟道路，但是我所勾勒的每个阶段的轮廓，都需要更多研究的补充和修正。这是一个极为渊博的研究领域，需要众多学科的专家的共同合作。
现在这本讨论记忆的书终于完成了，想起已故的格特鲁德宾（Gertrud Bing），我的心中无比悲伤。她在本书写作的早期就阅读了我的草稿，并与我讨论，随时关注我的进度，鼓励我，批评我。她浓厚的兴趣和尖锐的批评总是激励着我。她认为心智图像、图像激活、通过图像掌握真实记忆术中一直存在的这些问题与阿比沃尔伯格（Aby Warburg）关注的问题很接近。我是通过她才知道沃尔伯格的。这本书是否达到了她所希望的高度，我永远不可能知道。在我正要将前三章送去给她看时，她已病倒，来不及看到书稿。我以此书纪念她，并深深感激她的友谊。
我也深深感激伦敦大学沃尔伯格学院的同事和朋友们。院长冈布里奇（E.H. Gombrich）对我的研究总是给予鼓励，我的很多成就都要归功于他的智慧。也是他将朱力奥卡米罗的《剧场观念》（L扞dea del Theatro）交到我的手里。我与沃克（D.P. Walker）进行过无数有益的讨论，他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专业知识对我一直很有帮助。他阅读了我的早期草稿，也阅读了这本书的全稿，并帮助我检查了译文。我还与特拉普（J. Trapp）讨论修辞的传统，他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参考书目的信息。在插图方面，我请教了埃特林格（L. Ettlinger）。
所有的图书馆工作人员都非常耐心，帮我寻找书。照片收藏部的员工也给了我很多帮助。
我感激希尔加思（J. Hillgarth）和布林米尔（R. Pring-Mill）在卢尔研究方面的帮助。我的姐姐叶芝（R.W. Yates）在我写作的过程中阅读了我写的每一页文字。她的反馈非常有益，她聪明的建议在修改过程中帮了我大忙。她总是充满幽默，在众多方面都能给我极大帮助。最重要的是，她为书中的示意图和插画贡献良多，为我绘制了卡米罗剧场的平面图和弗洛德式的环球剧院素描。重建环球剧院主要是她的功劳。我们合作密切，根据弗洛德剧院系统重建环球剧场，是一次难忘的愉快经历。本书欠她的感激最多。
我一直借用伦敦图书馆，对他们的员工我深表感激。同样要感谢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及其员工，还有伯德雷恩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和剑桥大学的伊玛纽学院（Emmanvel College）图书馆。同时还要感谢以下国外图书馆：佛罗伦萨国家图书馆、米兰安布洛其亚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威尼斯马奇安那图书馆。
我还要感谢佛罗伦萨国家图书馆馆长、卡尔斯鲁厄的巴登图书馆馆长、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馆长、罗马卡萨纳特斯图书馆馆长，伦敦国家艺术馆馆长，感谢他们允许我复制他们收藏的珍贵影像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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