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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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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是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本书以农业行为为视角，用科学技术哲学的话语来探讨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价值建构（构型）、生态多样性与物种价值、农业（生存行为）的哲学解读以及技术实践与生态伦理。这是一个有关环境（伦理）哲学的认知框架，其内涵是价值判断哲学解读技术实践，逻辑核心是当代美国哲学家保罗汤普森的农业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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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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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川，男，满族，1971年11月生，辽宁沈阳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为农业哲学、环境哲学、生态伦理与实践、环境与技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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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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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导言
第1章绪论
1.1研究缘起
1.1.1研究背景
1.1.2研究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1.2.2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1.3本书构思
1.3.1理论渊源
1.3.2逻辑进程
1.3.3结构框架
1.4研究的创新之处
1.4.1以人类生存需求（农业）行为为视角
1.4.2生态伦理与人类农业活动的容摄观念、宗教（文化）、技术、范式、政策
1.4.3生态伦理研究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相结合
第2章生态价值的异体同构中心建构
2.1价值认知单向度困境及成因
2.1.1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
2.1.2人类思维的单向度进近
2.2生态价值的支撑载体
2.2.1科学（恢复生态学生态学）作为一门伦理科学
2.2.2功利主义价值存在
2.2.3道德主义（平等主义）价值存在
2.3人类生存行为与自然价值的连接（农业）
2.3.1生存需求（农业）能否维护自然价值
2.3.2生存需求（农业）能否成为哲学
2.3.3生存需求（农业）能否成为生态哲学范式
2.4生存需求（农业）工业化下的价值对话
2.4.1社会分工专业化与效率
2.4.2生态关怀的回归从人类生存开始
2.5小结
第3章生态（中心）多样性伦理和生命行为的固有价值
3.1生态伦理的物种边界能否跨越
3.1.1西方传统中的物种身份
3.1.2生态（物种身份）的道德边界
3.2物种（生物）多样性的伦理暗示
3.2.1生态伦理的认知偏离
3.2.2生态伦理实践的悖论
3.2.3物种多样性对于人类生存危机的暗示
3.3土地伦理的多样性体验
3.3.1利奥波德土地是生态的缩影
3.3.2汤普森土地是生存的超越
3.3.3生态伦理与人类生存行为（农业）
3.4生命行为的固有价值动物伦理
3.4.1动物伦理观的争论
3.4.2生命行为的价值界限
3.4.3动物伦理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进化
3.5小结
第4章生存需求（农业行为）与生态伦理的容摄
4.1主流生态伦理对农业行为的排斥
4.1.1对杀虫剂的排斥
4.1.2对生物技术的排斥
4.1.3对生态伦理理解的影响
4.2对农业行为认知的哲学基础
4.2.1农业行为的哲学轮廓
4.2.2农业行为的伦理内涵对生态伦理的互补作用
4.2.3农业行为的道德内涵
4.2.4农业行为的功利性（实用主义）是否得当
4.3农业行为是一种聚焦活动
4.3.1对伯格曼技术哲学范式应用的拓展
4.3.2农业行为能否被看作聚焦活动
4.3.3工业化生活对聚焦范式的影响
4.4后现代工业化对农业行为伦理学内涵的吸收
4.4.1农业工业化与器具范式的互相作用
4.4.2餐桌范式的淡出
4.5农业行为的管理功能与生态伦理
4.5.1农业行为的管理属性
4.5.2农业行为管理属性的生态基础
4.5.3农业行为管理功能的缺陷
4.5.4农业行为管理功能与生态伦理进化
4.6小结
第5章生态伦理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
5.1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为什么需要生态伦理（哲学）
5.1.1科学技术是生态伦理的进化路径
5.1.2生态伦理思维对科学技术的主导作用
5.2农业生物技术进化对人类认识的挑战
5.2.1对生态进化的认知挑战
5.2.2对语义逻辑的挑战
5.2.3对感觉的挑战
5.3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发展陷入两难困境
5.3.1技术原理解读困境
5.3.2伦理选择困境
5.3.3公众认知困境
5.4现代农业生物技术风险的认知与判断
5.4.1风险可比性的预设
5.4.2风险可比性的认知缺陷及其成因
5.4.3技术标准的选取
5.4.4技术风险的认知归类
5.5现代农业生物技术风险的认知与判断的哲学（伦理学）分析
5.5.1科学的数据是否导致科学的认知结果
5.5.2认知驱动中理性与感性的博弈
5.5.3认知符合度（伦理边界问题）
5.6小结
第6章结语
6.1主要结论
6.1.1生态哲学未来的进化趋势： 生态伦理与自然科学的进一步融合
6.1.2生态伦理思考的新视角： 人类的农业行为
6.1.3现代科学技术的进化趋势： 科学技术的进化必将伴生于生态伦理的演变
6.2对未来深入研究的展望
6.2.1生态伦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主导作用
6.2.2生态伦理思维（观念）对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贡献及策略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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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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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的时候，农业所面临的挑战将是巨大的。尽管20世纪的全球食物生产总量可以满足全球人口的需求，但是食物安全的泥沼与食物匮乏问题仍然存在。我们知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受雇于农业生产领域的农村人口往往是深受饥饿影响的人群。食物短缺发生的背景有临时性的或长期性的。灾难事件，例如地震、火山喷发或者海啸，能够彻底摧毁耕地，但气候的季节性变化或虫害的发生则对农业人口发生着持续性的影响，使他们在偶发性的食物供给中断事件中变得越来越脆弱。与此同时，许多农业劳动力处于落后的生产条件（或者落后的生产工具水平）下，这使得所获得的食物能量刚好超过他们在工作中所消耗的卡路里。由于全球市场一体化，以及市场对高附加值农作物（例如棉花、咖啡和茶）的重视，许多贫困农业人口不得不为他们的生计与福祉担忧。这是自远古时代以来农业人口第一次要面对的问题。
自然界那些漫长的挑战一直在塑造着农业生活的本质，但是当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新的挑战出现了。纵观全球，气候变化给食物生产总量带来全面的消极影响，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有些地区将失去50%100%的农业生产能力。由于工业化社会中的人们正变得逐渐远离他们的食物源头，所以那些用来支持农业生产的常识储备也就随之降低。城市中的食物消费者追求低价高质，他们不会去感知小规模农业生产者、牧民和渔民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大多数人不愿去投入社会资本以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机勃勃的农业领域。
技术现代主义者表达了一种自信： 通过技术创新基因工程、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智能化农业生产形式，人类将有能力面对这些挑战。但是，21世纪的技术创新伴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它们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农药残留、地表水的富营养化、食物残留、养分的消耗、土壤侵蚀、径流盐碱化等。可以说，当21世纪的技术（伴随着交通工具的改进）终结人类大面积饥荒时代的时候，这些技术的副作用也正在使食物消费者对工业化食物生产方式失去信心。
一直以来，人类始终在追问： 我们从食物系统演化中得到了什么，我们希望得到什么？然而，当我们从更深的哲学视角去观察，不难发现，与人类自身对食物系统的思考能力的衰退相比，技术挑战显得苍白无力。正如我在书中所谈到的那样，过去的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与他们的食物系统有着亲密的接触（详见保罗B.汤普森教授所著The Spirit of the Soil、The Agrarian Vision）。所以，他们对农业所提供的物质支撑方式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不仅仅是为人类提供了勉强维持生存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直到18世纪的某些时候，事实上所有社会科学都是农业哲学。农业不仅是满足人类生活需求的生产系统，更是社会政治与文化实践的结构性要素，并发挥着构型功能。哲学家们认为体制（财产、社团、政府机构）根植于随食物的社会化生产手段演化而来的日常生活习惯。按照这个观点，农业是人类实践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人类实践受制于并反馈生态系统的生物与非生物功能的发挥。不同的气候类型和地区需要不同的农耕实践，由此产生能够形成地域文化及个性的日常生活节奏。当一个民族人口的大多数涉及农耕行为（或者多数人经常接触到农业），这个对自然界需求的习惯与适应过程相应地也塑造了社会心理和政治经济体制。
当人类进入20世纪，农业很少被认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至少在西方社会，农业仅仅被看作工业经济门类中的一员。就像制造业、医疗卫生、教育和艺术一样，社会希望农业领域的生产者利用他们所掌控的资源生产出商品来满足一定的经济需求。在这些部门的生产中，伦理的和政治的争论通常围绕成本和利润的分配。效率真的导致了消费的增长吗，还是说它对成本的增长是隐形的、无法解释的？人们（包括下一代）还要忍受不成比例的成本增加的份额吗？这些是非常重要且有意义的问题，它们应当被用来评估工业经济部门，农业也不例外。然而，伦理学的聚焦视角是抽象的、宽泛的，人们容易忽视独一无二的农业方面（这几乎是一种趋势），这在生活于农耕时代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身上是显而易见的。
人们通常认为农业仅仅是工业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部门，这样的认知习惯也将农业理解为是游离于自然界之外的，而不是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西方环境伦理学倾向假定农业不是智慧之源，不具备环境保护与维持的范式内涵。农业（像采矿业和制造业一样）被视为对自然界的主要威胁，当务之急是保护生态过程以及未开垦之地免遭农业活动的影响与毁坏。对农业的这种见解激发了人类对待自然界的一种执拗欲望，那就是增加农业生产效率为大自然留下一片净土。然而农业社会认识到，就许多方面来说，农业本身就是需要保护的大自然。更准确地讲，人们认识到人群所居住的特定地域及气候都受生态力量的摆布，在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农业是人类形成社会、政治实践的中间物。农业实践有好有坏，糟糕的农业明显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实践形态，它的影响可以贯穿所有社会实践，也必然会导致社会建构的崩塌。这个借由农业传达的警示是，农业运行的内在关键路径不同于工业经济中的其他部门。这在西方环境伦理学中依旧是空白，也是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的致命弱点。
当然，中国的农业快速发展也到了十字路口。中国的城市和工业化发展欣欣向荣，这些都得到了世代农民的支持，他们自身生活质量的改善却比较有限。许多年轻一代缺乏追随农业生活方式的兴趣，也并不清楚将由谁来接续中国农业传统的情感继承与发展。与此同时，借由中国消费者财富的增长导致的饮食变化预示着中国食物系统的新的需求和变化。一方面，源自西方的工业技术看起来提供了解决方案。工业技术提供了机械设备、化石燃料、基因技术以取代人类劳动，至少在产量上获得了暂时的增长；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伴随着技术而产生的环境问题及分配问题还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此外，西方国家似乎缺少意志力和能力去认真地平衡他们食物体系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因此，中国是一个最合适将当下关于农业食物生产体系和工业食物生产体系之间的争论带进更高境界的国度。
我深感荣幸，我的工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家所关注，他们正将注意力转向农业。我相信，为了将其内容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需要对我30多年来在西方食物体系的学术研究做大量注释与主题重构的工作。我希望中国能够将自己带入这场美国难以做到的对话中去。我非常感谢于川博士通过对我的学术成果及农业哲学的研究而选择发起这个对话。
保罗B.汤普森
克洛格基金会农业、食物和社区伦理学教授
密歇根州立大学
美国，密歇根州，东兰辛
201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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