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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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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致力于考察先秦时期社会形态和思想格局如何制约文本意识的生产与再生产，在书写活动与广义政制这一基本关系框架中展开对先秦书写体制的分析，运用书写体制这一新的知识理论与生产观念来重新打量与审视中国先秦时间的人文书写活动，将政制变迁、社会结论与知识生产、文本书写等关联起来进行研究，揭示了中国先秦时期文本与政治、观念与规范、思想与机制的复杂勾联，呼应了中国文学研究及古典学研究思想视野的范式转换，改写了先秦文学研究以审美中心主义和形式分析为主导的学术倾向，不仅将过去被忽视的一些审美因素不够突出的文本和文体重新纳入研究视野，而且有利于克服长期以来脱离社会政治维度而孤立考察文体体式承传的方法局限，从而打开一个理解中国先秦时期文学、文本和文化的新路径和新维度，对于其它历史时期的人文研究与知识生产与机制的研究亦有一定启发与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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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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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许友，博士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核心研究领域为中西早期文化与文论、文艺评论等；发表学术论文、译文50余篇，出版译著2部、专著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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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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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001
一、核心概念解释 001
二、研究主旨和论述框架 012
第一章 书写的起源与汉语书写的起源 018
一、书写的起源与文字、文学的起源 018
二、汉语书写起源阶段的体制推想 020
三、早期治历授时文献的形成机制、文体特征
以及书写影响：以《夏小正》为中心 025
第二章 殷商时期书写体制与族神宗法君主政制 033
一、殷商政制形态及其对书写活动的影响概述 033
二、甲骨卜辞与占卜制度 040
三、彝器铭文与荣宠原则 059
四、殷商时期其他类型书写活动 063
第三章 西周时期书写体制与义神礼法君主政制 083
一、义神礼法君主政制的确立与西周书写活动的
基本特征 083
二、西周时期的仪式性书写 092
三、礼乐仪式框架下的西周政务性书写 110
四、礼乐仪式框架下的西周政教性书写 131
五、西周时期其他书写类型 157
第四章 春秋时期书写体制与东周政制 174
一、东周政制形态与春秋时期书写活动的基本
特征 174
二、春秋时期的仪式性书写 189
三、春秋时期的政务性书写 230
四、春秋时期的政教性书写 267
五、春秋时期的个人私人性书写 304
第五章 战国时期书写体制与战国政制 331
一、集权君主政制的形成与战国时期书写活动
的基本特征 331
二、君主集权与政务书写之变 336
三、政教性个人著述的勃兴以及理念的多元化 384
四、其他类型的私家书写及其生成条件 414
结 论 433
一、先秦书写活动变迁的基本轨迹 433
二、先秦书写活动的区域差异及其原因 438
参考文献 442
前言大约十年前，在高密度地阅读与钻研了一批书籍之后，我打算在学术方向上做一些转换，将部分精力集中于早期中国书写的研究。不久，许友前来叩门，并提交了其博士后入站的一份申请计划，拜阅之下，我发现计划中的一些思路竟然与我重启的想法有诸多叠合之处，遂与之约定一同来商讨、开辟这一新鲜的课题。秋去春来，光阴荏苒，两年时间一晃而过，许友已经撰成了20多万字的出站报告，其奋励程度可想而知。离京之后，许友回到了他原来供职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其间也得知他以该课题之名成功申请到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除对旧稿有较多的修订，在研究的时段上又有所拓展，即从原来报告中截止的春秋末延伸至了战国时期。大约十年前，在高密度地阅读与钻研了一批书籍之后，我打算在学术方向上做一些转换，将部分精力集中于早期中国书写的研究。不久，许友前来叩门，并提交了其博士后入站的一份申请计划，拜阅之下，我发现计划中的一些思路竟然与我重启的想法有诸多叠合之处，遂与之约定一同来商讨、开辟这一新鲜的课题。秋去春来，光阴荏苒，两年时间一晃而过，许友已经撰成了20多万字的出站报告，其奋励程度可想而知。离京之后，许友回到了他原来供职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其间也得知他以该课题之名成功申请到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除对旧稿有较多的修订，在研究的时段上又有所拓展，即从原来报告中截止的春秋末延伸至了战国时期。
将书写设定为一个新的学术范畴，在我最初的构想中，主要包含有几个方面的取向，一是试图在文的界定上有所突围，这与对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现代文学观的深入反省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而冀望在一种新的视野的带动下，从奉行已久的散文观念过渡到对文本的研究，进而过渡到对书写的研究，这个线路图的确立，不仅意味着研究的阈域会被一步步地打开，也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将会面临大量不确定的因素。其次，尽管从文献研究的角度看，学界已经累积了大量可贵的方法论经验，但书写的研究却无法受限于此，这也是因为除了不可掉以轻心的细部考订之外，它还需要去处理大量复杂与深层次上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运作时），因而适当地强化理论性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这也包括通过史料的梳理去发现一些带有规则性的条理。这一层面上工作做好了，也会相应地提升研究的品质与境界，将思维的活力带入到探索的进程之中。再者，就是要自觉地参与到国际性的对话当中，使目前这一看似十分本土化的研究能够在话语层面上与国际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些议题有所衔接，尽管这还仅仅属于一种揣度性的、一厢情愿的愿念。
然而，从一种更大的、泛化的背景上看，学术的进程并不会按照某些预想的方式推演。正如我们所见，无论是于海外还是国内，在前一个时期中，与早期中国书写有所相关的各种研究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原先推测的范围，比如国内近期十分热衷的简帛研究、海外汉学中的写本物质文化研究等，都或疏松地，或紧凑地可与书写史的研究串通在了一起。虽以书写为命题的研究定然会有一自身相对的规范性界域，与传统的文字学、句法学、文献学、文章学、版本学等的研究在设论的起点上就很不一样，但这些学科的若干研究似也可通过视角的适当变换与书写研究机缘性地在勾连在一起，尤其是像新兴的写本研究、简帛研究，更是有可能在一个侧面上与书写的话题相遇，结成彼此认同的联姻关系。不管外界的理解怎样，至少在我看来，业已呈现的多种研究是能够在遴选之后投射到书写的命题上的，为此也将这项研究推至一种潜伏有更多可能性的前景之中。在此情形之下，无论是学者个体还是某个研究团队，都不可能以有限的精力去应对不断繁衍、纷沓而至的诸多议题，只能从某个兴趣点入手，将自己手头的专题做深，做扎实了。
许友研究的出发点与我早先的一些想法有些交叉，这在其缘说中已有说明，但却将自己的研究重心明白无误地置放于书写体制与政制的关系这一特定的向度上。关于书写之有体制，也见之于传统文论中的若干论述，虽然可以理会，但意思并不十分清晰。以我之见，许友意谓的体制首先撇清了其与书写内容或表象的直线关系，也不同于它的一些派生物如文体、语体、文风等，属于超越这些派生物之上，并隐含于各种书写内容与表象之下与之中的带有某种统合性的秩序、规则或系统等，诚如许友已述的，书写之所以可以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正是因其在内部有这样一种可统一称说的体制的存在，这也是从书写的文本样式中推导出来的。虽然，它也可视为巴特所说的形式化的根源，但又不可看作是我们常说的与内容、表象对立而言的、静态化、凝固化的形式（不然又落入到了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老话题中），而是一种于隐在的书写之力的驱动下可操持的编码方式，因此是一种动能性的机制，这与我曾经讨论过的体式有些类似。而它进一步分化的第一个可识别性层面便是文类，这也是因为每一次正式的书写都无法离开特定的文类，既然如此，文类也就成了体制得以具形化并可投入具体分析的一个主要单元，在书写体制的研究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许友的下一个概念是政制，在我看来，也属一种抽象化后获取的论述范畴，但同样可以通过对其外化的那些组织方式、组织原则等的分析予以确认，完整地看，也应当包含政权所推崇的观念形态（或称为意识形态），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互嵌式的，譬如礼法，既是政权行为的一套组织方式、组织原则，同时也是可与之相配套的观念化系统。对早期书写的研究，虽然也可从口语与写作的关系、书写篇章的构成、物质载体的性质等入手，但仍然可将政制形态视作该项研究中最具枢纽性的环节。这与早期的书写几乎都是由国家权力机构来施行的有密切的关系，王权不仅掌控着书写得以进行的全部依附性条件比如识字系统、物质载体等（民间想要获之当然是十分困难的），而且也是书写行为的差不多唯一的欲求者。正如许友已论述到的，至少在春秋之前，尚未出现带有个体化、私人化色彩的作者的角色。就此而言，孔子所谓的述而不作也是与这一特定语境的规定或要求相符的。在这种情况下，对政制形态的观察与分析，也就成了对早期书写体制进行完整研究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社会化前提。
当然，对两者关系的考察也可有所分疏，比如依宏观与微观的角度去切入之。从宏观的角度看，政制形态与书写体制的对应是一种必然的情势，也是一种总体状况。但如果对之的分析仅局限于此，仍然有从抽象到抽象之嫌，因而，在实际的研究中，还需要降落到次一级的，也就在微观的层面上去探察二者是如何建立起这样一种关联的。在此，我认为许友的分析大体上是恰当的，也就是将分工化的职官看作是完成从政制形态到书写体制过渡的一个功能项。职官既是政权组织中的一个执行者，也是早期书写行为的一个施动者，他们的职事范围有时也会有交叉，但总起来看，却是可以分类的，譬如前期有巫、祝、乐、史等，这些职官一方面依据政制的一般性原则，另一方面又依据自身的职能来从事文的书写，由是，不同的职务性书写也就成了某一特定文类得以确立的主要根据。这里说的当然是最初的情况，后来的职能分配或许要更为复杂与含混一些，比如会存在跨职能书写的情况，因此在对政制与书写体制关系的连续性考认中也还需要引入其他的观察维度。关于这一点，如果不是完全限于职能，而是从功能的角度来加以梳理的话，或许会在逻辑上，同时也在事实的对应面上显得更为通达一些，这里所说的功能具有更为宽泛一些的意指，可以为职事所限定，也可能超出限定的职事以外，但均属带有某种目标定位的政治行为方式，当它以书写的形式表达之后，便依据功能的差异呈现为不同的文类，比如典、谟、训、诰、誓、命等即是，关于这点，刘勰在论述诸如书、碑、论等的缘起时也做过类似的解释。对于功能的理解，还可以再做放大式的处理，譬如像许友的这部著述，因为涉及更长的历史时段与更为广泛的书写实践，因而需要对政治功能书写模式之对应性关系做更全面一些的概述，为此又梳理出了仪式性（及其书写）、政务性（及其书写）、政教性（及其书写），以及个人私人性（及其书写）共四组两两对应的模式，这些模式尽管有时也可以覆盖对职事与文类的解说，但却是建立在另一套组合原则上的，同时又都紧扣了功能说的含义。这些例证说明了在研究的过程中，视角的收放也是可以相对灵活的。
总起来看，许友的这项研究虽然也涉及多种外部背景，但明显地偏向于对政体与书写内部构成关系的考察，如果我的判断无误，可以说，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两种机制的内构性关系。这当然是一个有所创见，并甚具抱负的设想，同时也必然会将自己拖入到十分艰巨的劳作中，不仅需要去阅读无限量的文献，处理诸多不是很容易说清楚的问题，也要求撰者备有跨空间的思维与自觉的理论意识。从其提交的文稿中可以见知，许友的研究已尽其所能地参考了诸多学界前贤的可贵成果，由于学术上的常年积累，这些成果似乎已成为所有试图投身早期中国研究的学者无法绕过的一片大型沼泽，有时候我们刚一湿鞋，就有可能已被其没顶。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突围的可能，或只能将自己的著述做成一种修修补补的尾随之作，因此，在阅读许友的文稿时，我更在意的还是许友设置与处理问题的方式，譬如是否借助书写这一业已确定的核心话题，搭建出了一套新的概念与论述框架，并以之去带动对所涉史料的重新编排与解释，进而在多个论证环节上刷新我们既有的，也是多少有些麻木了的认知，等等。如果这些能够得以验证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一名重生者，即成功地渡越了这片唬人的沼泽。至于作为一种新的尝试，留下一些遗憾也是在所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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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年前，在高密度地阅读与钻研了一批书籍之后，我打算在学术方向上做一些转换，将部分精力集中于早期中国书写的研究。不久，许友前来叩门，并提交了其博士后入站的一份申请计划，拜阅之下，我发现计划中的一些思路竟然与我重启的想法有诸多叠合之处，遂与之约定一同来商讨、开辟这一新鲜的课题。秋去春来，光阴荏苒，两年时间一晃而过，许友已经撰成了20多万字的出站报告，其奋励程度可想而知。离京之后，许友回到了他原来供职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其间也得知他以该课题之名成功申请到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除对旧稿有较多的修订，在研究的时段上又有所拓展，即从原来报告中截止的春秋末延伸至了战国时期。
将书写设定为一个新的学术范畴，在我最初的构想中，主要包含有几个方面的取向，一是试图在文的界定上有所突围，这与对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现代文学观的深入反省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而冀望在一种新的视野的带动下，从奉行已久的散文观念过渡到对文本的研究，进而过渡到对书写的研究，这个线路图的确立，不仅意味着研究的阈域会被一步步地打开，也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将会面临大量不确定的因素。其次，尽管从文献研究的角度看，学界已经累积了大量可贵的方法论经验，但书写的研究却无法受限于此，这也是因为除了不可掉以轻心的细部考订之外，它还需要去处理大量复杂与深层次上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运作时），因而适当地强化理论性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这也包括通过史料的梳理去发现一些带有规则性的条理。这一层面上工作做好了，也会相应地提升研究的品质与境界，将思维的活力带入到探索的进程之中。再者，就是要自觉地参与到国际性的对话当中，使目前这一看似十分本土化的研究能够在话语层面上与国际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些议题有所衔接，尽管这还仅仅属于一种揣度性的、一厢情愿的愿念。
然而，从一种更大的、泛化的背景上看，学术的进程并不会按照某些预想的方式推演。正如我们所见，无论是于海外还是国内，在前一个时期中，与早期中国书写有所相关的各种研究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原先推测的范围，比如国内近期十分热衷的简帛研究、海外汉学中的写本物质文化研究等，都或疏松地，或紧凑地可与书写史的研究串通在了一起。虽以书写为命题的研究定然会有一自身相对的规范性界域，与传统的文字学、句法学、文献学、文章学、版本学等的研究在设论的起点上就很不一样，但这些学科的若干研究似也可通过视角的适当变换与书写研究机缘性地在勾连在一起，尤其是像新兴的写本研究、简帛研究，更是有可能在一个侧面上与书写的话题相遇，结成彼此认同的联姻关系。不管外界的理解怎样，至少在我看来，业已呈现的多种研究是能够在遴选之后投射到书写的命题上的，为此也将这项研究推至一种潜伏有更多可能性的前景之中。在此情形之下，无论是学者个体还是某个研究团队，都不可能以有限的精力去应对不断繁衍、纷沓而至的诸多议题，只能从某个兴趣点入手，将自己手头的专题做深，做扎实了。
许友研究的出发点与我早先的一些想法有些交叉，这在其缘说中已有说明，但却将自己的研究重心明白无误地置放于书写体制与政制的关系这一特定的向度上。关于书写之有体制，也见之于传统文论中的若干论述，虽然可以理会，但意思并不十分清晰。以我之见，许友意谓的体制首先撇清了其与书写内容或表象的直线关系，也不同于它的一些派生物如文体、语体、文风等，属于超越这些派生物之上，并隐含于各种书写内容与表象之下与之中的带有某种统合性的秩序、规则或系统等，诚如许友已述的，书写之所以可以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正是因其在内部有这样一种可统一称说的体制的存在，这也是从书写的文本样式中推导出来的。虽然，它也可视为巴特所说的形式化的根源，但又不可看作是我们常说的与内容、表象对立而言的、静态化、凝固化的形式（不然又落入到了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老话题中），而是一种于隐在的书写之力的驱动下可操持的编码方式，因此是一种动能性的机制，这与我曾经讨论过的体式有些类似。而它进一步分化的第一个可识别性层面便是文类，这也是因为每一次正式的书写都无法离开特定的文类，既然如此，文类也就成了体制得以具形化并可投入具体分析的一个主要单元，在书写体制的研究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许友的下一个概念是政制，在我看来，也属一种抽象化后获取的论述范畴，但同样可以通过对其外化的那些组织方式、组织原则等的分析予以确认，完整地看，也应当包含政权所推崇的观念形态（或称为意识形态），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互嵌式的，譬如礼法，既是政权行为的一套组织方式、组织原则，同时也是可与之相配套的观念化系统。对早期书写的研究，虽然也可从口语与写作的关系、书写篇章的构成、物质载体的性质等入手，但仍然可将政制形态视作该项研究中最具枢纽性的环节。这与早期的书写几乎都是由国家权力机构来施行的有密切的关系，王权不仅掌控着书写得以进行的全部依附性条件比如识字系统、物质载体等（民间想要获之当然是十分困难的），而且也是书写行为的差不多唯一的欲求者。正如许友已论述到的，至少在春秋之前，尚未出现带有个体化、私人化色彩的作者的角色。就此而言，孔子所谓的述而不作也是与这一特定语境的规定或要求相符的。在这种情况下，对政制形态的观察与分析，也就成了对早期书写体制进行完整研究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社会化前提。
当然，对两者关系的考察也可有所分疏，比如依宏观与微观的角度去切入之。从宏观的角度看，政制形态与书写体制的对应是一种必然的情势，也是一种总体状况。但如果对之的分析仅局限于此，仍然有从抽象到抽象之嫌，因而，在实际的研究中，还需要降落到次一级的，也就在微观的层面上去探察二者是如何建立起这样一种关联的。在此，我认为许友的分析大体上是恰当的，也就是将分工化的职官看作是完成从政制形态到书写体制过渡的一个功能项。职官既是政权组织中的一个执行者，也是早期书写行为的一个施动者，他们的职事范围有时也会有交叉，但总起来看，却是可以分类的，譬如前期有巫、祝、乐、史等，这些职官一方面依据政制的一般性原则，另一方面又依据自身的职能来从事文的书写，由是，不同的职务性书写也就成了某一特定文类得以确立的主要根据。这里说的当然是最初的情况，后来的职能分配或许要更为复杂与含混一些，比如会存在跨职能书写的情况，因此在对政制与书写体制关系的连续性考认中也还需要引入其他的观察维度。关于这一点，如果不是完全限于职能，而是从功能的角度来加以梳理的话，或许会在逻辑上，同时也在事实的对应面上显得更为通达一些，这里所说的功能具有更为宽泛一些的意指，可以为职事所限定，也可能超出限定的职事以外，但均属带有某种目标定位的政治行为方式，当它以书写的形式表达之后，便依据功能的差异呈现为不同的文类，比如典、谟、训、诰、誓、命等即是，关于这点，刘勰在论述诸如书、碑、论等的缘起时也做过类似的解释。对于功能的理解，还可以再做放大式的处理，譬如像许友的这部著述，因为涉及更长的历史时段与更为广泛的书写实践，因而需要对政治功能书写模式之对应性关系做更全面一些的概述，为此又梳理出了仪式性（及其书写）、政务性（及其书写）、政教性（及其书写），以及个人私人性（及其书写）共四组两两对应的模式，这些模式尽管有时也可以覆盖对职事与文类的解说，但却是建立在另一套组合原则上的，同时又都紧扣了功能说的含义。这些例证说明了在研究的过程中，视角的收放也是可以相对灵活的。
总起来看，许友的这项研究虽然也涉及多种外部背景，但明显地偏向于对政体与书写内部构成关系的考察，如果我的判断无误，可以说，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两种机制的内构性关系。这当然是一个有所创见，并甚具抱负的设想，同时也必然会将自己拖入到十分艰巨的劳作中，不仅需要去阅读无限量的文献，处理诸多不是很容易说清楚的问题，也要求撰者备有跨空间的思维与自觉的理论意识。从其提交的文稿中可以见知，许友的研究已尽其所能地参考了诸多学界前贤的可贵成果，由于学术上的常年积累，这些成果似乎已成为所有试图投身早期中国研究的学者无法绕过的一片大型沼泽，有时候我们刚一湿鞋，就有可能已被其没顶。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突围的可能，或只能将自己的著述做成一种修修补补的尾随之作，因此，在阅读许友的文稿时，我更在意的还是许友设置与处理问题的方式，譬如是否借助书写这一业已确定的核心话题，搭建出了一套新的概念与论述框架，并以之去带动对所涉史料的重新编排与解释，进而在多个论证环节上刷新我们既有的，也是多少有些麻木了的认知，等等。如果这些能够得以验证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一名重生者，即成功地渡越了这片唬人的沼泽。至于作为一种新的尝试，留下一些遗憾也是在所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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