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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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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系统梳理货币政策研究脉络的基础上，多视角研究货币政策的价格稳定目标和金融稳定目标，结合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货币政策实践的总结，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需求，探讨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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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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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从来，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6）。曾任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商学院党委书记、商学院常务副院长，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第六届、第七届），教育部高等学校金融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专家。曾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特等奖，3次获江苏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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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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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货币政策的研究进展001
一、中外货币政策研究历程与前沿004
二、19781997年货币政策研究脉络和进展014
三、19982007年货币政策研究脉络和进展020
四、20082019年货币政策研究脉络和进展024
五、货币政策研究的主线：市场化、稳增长、控风险029
第二章 学习型预期、波动性与中国通货膨胀的惯性特征031
一、研究的思路031
二、模型的构建和数据的选取034
三、实证分析040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048
第三章 适应性学习与中国通货膨胀非均衡运行机制050
一、文献述评052
二、理论模型构建055
三、参数校准与模拟分析059
四、结论和政策启示066
第四章 中国的二元劳动力结构与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068
一、文献回顾068
二、模型的构建074
三、经验分析077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082
第五章 中国通货膨胀的驱动因素083
一、理论回顾083
二、通货膨胀动态方程模型087
三、计量模型设定和数据选取091
四、实证结果分析093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100
第六章 学习速率与中国扩展的新菲利普斯曲线102
一、通货膨胀学习型预期106
二、中国扩展的新菲利普斯曲线115
三、基于非结构模型的实证研究121
四、基于Markov机制转换模型的研究126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130
第七章 价格波动的国际间传导机制133
一、研究思路133
二、国内外石油价格波动传导机制与典型化事实136
三、模型构建、参数估计与数据选取140
四、实证检验142
五、结论151
第八章 全球化对中国物价水平的影响154
一、文献回顾154
二、基本模型158
三、全球化影响物价水平的经验证据162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169
第九章 汇率稳定、价格稳定与人民币最优汇率制度弹性171
一、模型173
二、一般均衡解177
三、最优汇率制度弹性与政策目标179
四、经济结构参数的估计187
五、最优汇率制度弹性与政策含义193
六、结论195
第十章 金融冲击、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196
一、文献综述196
二、理论模型200
三、模型校准210
四、实证分析212
五、结论与启示222
第十一章 经济金融周期分化与中国货币政策的改革224
一、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趋同到分化225
二、货币政策调控：数量型还是价格型？230
三、货币政策改革的内在逻辑233
第十二章 高质量发展与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236
一、高质量发展阶段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上升237
二、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路径和实践经验240
三、构建符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货币政策新框架246
四、结论249
参考文献251
后记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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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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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实施单一通货膨胀目标制，实现了产出和通胀稳定。19812007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03％，通货膨胀率平均为6.45％，勾勒出全球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独特画卷，Stock & Watson2005、Karras2013称此现象为宏观经济的大稳健The Great Moderation。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物价、产出高波动，再到物价、产出双稳定的转变过程。19781995年，以标准差计算的波动性，我国经济增速波动性为3.4%，通货膨胀率波动性为7.2%。1996至今，经济运行趋于平稳，经济波动性明显缩小。19962017年，经济增速波动性为1.9%，通货膨胀率波动性为2.4%，产出、物价双稳定，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中国特征。与世界经济的大稳健相比，中国经济完全可以称为高稳健。这种稳健的实现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本书试图从货币政策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自从1929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促使货币政策成为主要需求管理工具以来，如何制定适应一国经济金融运行状态的货币政策目标，以确保货币政策有效决策和实施，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决策层讨论的热点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在很多方面，引起了学术界对货币政策理论的重新思考，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为什么旨在稳定价格的货币政策无法确保金融稳定。这一争论直接威胁到以价格稳定为单一目标的经典货币政策。危机后在各国货币政策实践中大有将金融稳定纳入最终目标体系的趋势。自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随着产出增速的持续放缓和经济结构的艰难调整，中国的金融风险正不断放大，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兼顾金融稳定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货币政策实施正在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这也要求我们认真思考如何创新使用货币政策以更好地服务于经济金融的稳定运行。正是基于以上这些理论背景和现实需求，形成了本项研究成果。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术界和政策决策层普遍认为，如果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来看，中央银行应当首先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设定为价格稳定。那么，再从世界主要国家中央银行在操作实践中所采用最终目标的演化过程来看，也相应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经济增长向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价格稳定转变，再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又进一步向以价格稳定为主同时兼顾金融稳定目标的转变。
就价格稳定目标而言，大量文献表明，中央银行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设定为价格稳定，可以通过减少通货膨胀造成的社会福利成本，进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是因为，通货膨胀会通过影响货币支付和计价单位功能以及价格机制的信号功能发挥，进而造成社会福利损失。
具体地，首先，从货币功能角度来看，通货膨胀会导致名义利率上升，进而使得微观主体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增加从而减少货币持有量，这样就会使货币支付功能弱化，并表现为微观主体会花费更多时间进行经济交易并减少闲暇和工作时间，从而造成福利损失Driffill et al.， 1990； Lucas， 1994；另一方面，通货膨胀还会要求所有名义量持久调整，从而使得商品价格变动频繁而产生菜单成本最终造成福利损失Fischer & Modigliani， 1978。其次，从价格机制的信号功能来看，通货膨胀越高会造成通胀变异性越大Barro， 1997。这样，微观主体往往会形成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而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又使得商品、劳动和金融市场上价格机制的信号功能无法发挥而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并表现为商品过剩、失业以及财务成本上升。可见，中央银行将最终目标设定为价格稳定，可以通过保障货币功能的高效发挥以及资源的有效分配，进而实现社会福利。事实上，基于上述原因，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中央银行都逐步将价格稳定设定为其最终目标张晓慧，2012。
然而，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菲利普斯曲线为代表的凯恩斯经济学，却为中央银行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设定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菲利普斯曲线实际上意味着，中央银行可以在可容忍的通货膨胀和由此换来的经济增长之间进行权衡。由此，中央银行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就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政策目标。这之后，西方工业化国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滞胀问题。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交替关系不再出现，中央银行所实施的货币政策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反而导致通货膨胀。同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研究也进一步表明，在微观主体理性预期的推动下，菲利普斯曲线实际是一条处于自然率水平上的垂直线，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并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Lucas， 1976，从而也就使得学术界和政策决策层认识到，中央银行只有专注于单一目标，保持好价格水平的稳定，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为经济运行创造稳定适宜的环境，这也就促使了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由经济增长转变为价格稳定。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尽管金融失衡积累了大量风险，但并未引起中央银行的足够重视。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价格稳定可以确保金融稳定的信念深入人心。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流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首要最终目标是致力于实现长期价格稳定，货币政策本身并不是一个足以应对资产价格暴涨和暴跌之潜在破坏效应的有效工具，但是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Schwartz1995提出了Schwartz假设，认为价格稳定是实现金融稳定的充分条件，保持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同样也可以实现金融稳定。更谨慎的观点如Issing2003则认为尽管价格稳定并非实现金融稳定的充分条件，但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一致性，价格稳定能够促进金融稳定。Bernanke & Mishikin 1997也认为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是高度一致的目标，可以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下取得。Poole2007指出，在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货币政策框架下，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可以协调，其中价格稳定是关键因素。此外，实证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金融稳定和币值稳定的确是互为补充的，并且金融危机通常爆发在价格水平不断上升之后Bordo， 2000； Calomiris， 1998。因此，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和实现币值稳定这两个目标是一致的，不存在所谓的取舍问题。这一关于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一致性的观点和价格稳定与产出稳定具有一致性的发现如出一辙。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又对单一的价格稳定目标展开了深刻反思。这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化程度出现不断加快趋势，金融体系发展步伐大大加快。在此情况下，一旦中央银行放松货币条件，就会导致金融体系信贷、资产价格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从而加剧金融失衡，并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但是，如果从其价格稳定目标来看，由于这一目标是以盯住CPI为主，而CPI又因其不直接包含资产价格，以及无法体现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引致的结构性价格上涨，从而使得价格表现出相对稳定性，这就不难看出，如果中央银行仅仅将价格稳定设定为最终目标，就会纵容资产价格泡沫，进而累积巨大的金融风险。由此，Mishkin2011在反思货币政策科学和策略时指出：虽然价格和产出稳定肯定是有益的，但此次危机表明，孤立盯住这些目标的政策也许不足以产生好的经济效果。Borio2011也进一步指出：中央银行业务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已经异与往昔。可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央银行在实现价格稳定目标的同时还要兼顾金融稳定性。事实上，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央银行对金融稳定做出反应，会降低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并提高社会福利Christiano et al.， 2008； Bauducco et al.， 2008； Crdia & Woodford， 2010。同时，经验证据也发现，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相当多国家的中央银行确实对金融稳定做出了积极反应Cecchetti & Li， 2008； Bulr & Cihk， 2008； Baxa， 2013。
回顾我国货币政策改革的40年，我国在改革初期围绕币值稳定，货币政策是单目标还是双目标，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推进，货币政策在坚守币值稳定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选择了多目标之间的动态权衡。
单目标与双目标之争。改革初期我国货币政策选择的是发展经济和币值稳定的双目标。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必须兼顾发展经济和稳定货币两个方面（刘鸿儒，1983），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这种选择与经典理论相悖，引起学术界很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是稳定通货和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理，无法兼顾。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改革之初，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结构失衡，商品严重短缺。为迅速发展经济，我国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工资、安排就业等,政策势必造成货币发行过多，1980年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了6个百分点。如果简单地采取抽紧银根、压缩消费的办法,物价是稳定了，但必然会造成生产难以恢复,人民生活受到影响，大家对改革发展就会失去希望。在这种状况下,我们采取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从搞活经济入手,重点发展农业和日用消费品生产,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增加商品供应,从而使货币流通同商品流通相适应（刘鸿儒，1983）。搞活经济,增加商品供应，以此为基础稳定物价。1981年，我国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到2.4%，1982年为1.9%。理论上，中央银行的产出稳定目标与价格稳定目标是一致的，不存在取舍关系，伯南克等2007因此将这一现象称之为神圣巧合或天赐的巧合。稳定价格的货币政策可以同时实现产出缺口稳定，从而使产出围绕自然水平增长。这种增长是指在充分就业水平上的平稳增长，即保持产出缺口稳定的增长。我国改革初期，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正是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打破理论上的教条，实施双目标的货币政策，迎来了改革开放的良好开局。
稳健彰显目标之间的动态权衡。1985年、1988年、1994年我国均遇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为8.8、18.5、21.7，通货膨胀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将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确定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单目标论的规定实际上并未得到广泛认同。（谢平，2000）1997年以后中国发生了通货紧缩,1998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97.4,同时又遭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陷入了低迷，中国似有信贷紧缩的迹象，社会各界要求货币政策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国实施的是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组合，那时稳健的货币政策首次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对稳健的表述学术界一直认为内涵不清晰，不利于预期管理。但从实施过程来看，应该是指，对付通货紧缩，不是简单的通货再膨胀；对付经济增长低迷，也不是迅速扩张货币。在确保流动性充裕的前提下，稳定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从1998年的7.84到2000年的8.49，再到2003年的10.04。通过经济增长的稳定恢复市场信心，实现币值的稳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到2004年回到100之上102.81，成功化解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稳健货币政策显示出货币政策目标中币值稳定权重的加大，其现实背景则是，改革红利使得我国生产力迅速发展，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经典理论中单一目标的条件开始具备。
多目标内涵的拓展。进入21世纪，虽然我国银行法对货币政策的目标没有进行修改，但在实践中，多目标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把握好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间的平衡，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周小川，2011）。我国的货币政策可以说是旗帜鲜明地把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作为目标，而不是遵循经典的货币政策单一目标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西方经济普遍呈现出低通胀和平稳产出缺口并存的特点，不少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经济周期大稳健时期。本轮金融危机表明经济稳定并不能保证金融稳定，在某些情况下，基于经济稳定的政策目标事实上造成了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背离使得货币政策必须反思是否应该将金融稳定纳入最终目标。中国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就明确提出要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处理好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2016年，防控金融风险正式明确成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并首提货币政策与金融审慎监管的协调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可以说，防控金融风险成为新的目标，货币政策多目标的内涵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我国货币政策从单目标走向双目标，再走向多目标，显示出中国的改革不是拘泥于经典信条，而是从实际出发，根据中国不同发展阶段面对的不同矛盾加以权衡。正是这种选择，实现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币值的相对稳定。1996年以前，经济大起大落，峰谷差距很大。19781995年经济增速波动性标准差为0.0340，通胀率波动性标准差是0.0718。1996年至今经济更加平稳，峰谷差距明显缩小。19962017年经济增速波动性标准差仅为0.0191，通胀率波动性标准差为0.0238。中国经济总体上更加稳健，从高增长、高通胀变为中高增长、低通胀。当然，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经济稳定、金融稳定之间如何对应，是货币政策改革面临的新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效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本书在系统梳理货币政策研究脉络的基础上，多视角研究货币政策的价格稳定目标和金融稳定目标，结合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货币政策实践的总结，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需求，探讨中国货币政策转型的新框架。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和转型是本书的研究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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