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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公共服务动机与中国农村集体行动》既有领导力影响集体行动的宏观和中观分析，又引入了微观层面的分析，从人的心理动机和行为选择角度分析农村领导力的作用机制，较为完整地揭示了中国情境下领导力与农村集体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发展公共管理的中层理论贡献了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为乡村治理实践提供了理论启示和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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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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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公共服务动机与中国农村集体行动》首先采用有序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检验了领导力对于农村集体行动的影响。随后采用结构化-实用化-情景化案例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和虚拟民族志的方式，从领导者视角初步分析了领导力对集体行动的作用机制；接着又从参与者的视角，通过扎根理论的方式，分析了公众参与集体行动的公共服务动机及其影响因素。*后结合质性研究的结论，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基础架构，从行动者视角构建了解释中国农村集体行动的领导-动机-制度框架，采用分层线性模型进行了计量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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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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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全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从事公共政策、乡村治理、精准扶贫研究。已在《管理世界》《公共管理学报》等重要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20余篇，提交内参报告10余件，相关研究成果获得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曾获得教育部博士生国家奖学金、清华大学蒋南翔奖学金、第7届华人公共管理学者研讨会优秀论文奖、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等多项荣誉， 2019年9月入选清华大学高层次青年人才培养计划水木学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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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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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研究缘起：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1.2 研究背景： 中国农村的发展悖论与制度响应
1.2.1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农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1.2.2 国家反哺力度持续加大，最后一公里难题凸显
1.2.3 实施乡村振兴应对集体行动困境带来的治理危机
1.3 研究问题的提出
1.4 研究目的
1.5 研究意义
1.5.1 理论意义
1.5.2 实践意义
1.6 研究方法
1.6.1 基于CiteSpace软件的文献计量分析
1.6.2 基于HLM分层线性模型的计量实证
1.6.3 基于PSM倾向得分模型的计量实证
1.6.4 基于SPS方法的案例过程追踪研究
1.6.5 基于NVIVO软件的扎根理论分析
1.7 数据资料来源
1.8 技术路线图与篇章结构安排
第2章 研究综述
2.1 集体行动
2.1.1 集体行动概念
2.1.2 集体行动影响因素
2.2 领导力
2.2.1 领导力与公共领导力研究的理论背景
2.2.2 领导力研究的理论演变与发展
2.2.3 公共领导力研究的理论前沿和热点
2.3 公共服务动机
2.3.1 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理论背景
2.3.2 公共服务动机概念
2.3.3 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内容
2.3.4 公共服务动机进一步的研究空间
2.4 文献评述与理论空间
第3章 领导力与集体行动： 基于CIR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3.1 第一书记治村与领导力供给
3.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3.2.1 数据来源与调查方法
3.2.2 变量选择与描述统计
3.3 计量实证
3.3.1 第一书记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检验
3.3.2 领导力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检验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领导何以作用： 基于华中地区Q村的SPS案例研究
4.1 SPS案例研究方法选择
4.2 案例的选取与基本情况
4.3 资料搜集方式
4.4 领导力作用机制的过程追踪
4.4.1 星的领导者特质与村庄集体行动发起
4.4.2 社会网络整合与集体行动的一阶动员
4.4.3 变革型领导行为与集体行动的二阶动员
4.5 本章小结
第5章 公众何以参与：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5.1 扎根理论方法与应用
5.2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式
5.2.1 数据来源
5.2.2 处理方式
5.3 范畴提炼和模型建构
5.3.1 开放式编码
5.3.2 主轴编码
5.3.3 选择性编码
5.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5.4 公众参与集体行动影响因素模型阐释
5.4.1 公共服务动机影响公众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
5.4.2 领导力影响集体行动中公众的公共服务动机
5.4.3 理性心理评估调节公众参与集体行动的投入力度
5.5 公众公共服务动机的典型特征
5.6 本章小结
第6章 集体何以行动： 基于LMI框架的实证检验
6.1 框架建构与研究假设
6.1.1 基于IAD框架的基础架构
6.1.2 领导动机制度框架的构建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6.2 研究方法
6.3 数据来源
6.4 变量选择与描述统计
6.4.1 变量选择与测度
6.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6.4.3 核心变量相关性检验
6.4.4 信度与效度检验
6.5 计量实证分析
6.5.1 零模型与分层线性模型的适合性评估
6.5.2 领导力影响集体行动参与的主效应模型
6.5.3 理性心理评估的简单调节效应模型
6.5.4 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效应模型
6.5.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6.6 实证结论与核心变量阐释
6.6.1 村庄领导力直接影响集体行动的阐释
6.6.2 公共服务动机受村庄领导力影响的阐释
6.7 本章小结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7.1 主要结论
7.2 研究贡献
7.3 研究讨论
7.3.1 解决人的问题是破解中国农村公共治理危机的根本
7.3.2 人是理性的感性动物是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着力点
7.3.3 农村领导力的乡土化提升比领导力供给本身更为重要
7.3.4 农民是一盘散沙话语体系的精英主义偏见亟待消除
7.4 不足与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A质性研究深度访谈提纲
附录B集体行动专项调查问卷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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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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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论
1.1研究缘起：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本书的研究源于作者对S村进行驻村调查过程中所记录下的一个公地悲剧及其治理困境（如图11所示）。
S村是一个自然村，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属于长江中下游丘陵地带。全村男性只有一个姓氏，建有一座九进五开间的砖木结构宗祠，是一个典型的宗族文化村落。S村先人自元末明初因战乱从江西迁移至此，经过六百多年的繁衍，目前全村村民分5个房头140户人家共700余人口。由于丘陵地带人多地少，人均只有0.7亩耕地，只能种植一些水稻、红薯、玉米等粮食作物，再加上交通不便，S村的经济发展长期落后，村内无任何产业。大量的劳动力人口都前往东南沿海打工，一到过年时大家都回来了，村里热闹非凡，过完元宵节，村里便立刻冷清下来，村内的道路上只剩下慢慢踱步的老人、咿呀学步的小孩，以及无精打采的不知谁家的狗。
村里的宗祠前有一口池塘，面积有10多亩，位于全村的最低洼处。2006年以前，这口池塘既承担着储备消防用水的职能，又是全村村民的公共生活空间，每家每户都会在这口池塘里洗菜、洗衣服，小孩子们在这里游泳，村里每年会从关系要好的鱼贩子那里赊购一批鱼苗，等到腊月二十四过小年时，队里组织捕捞，按家庭人口数量给每家每户分鱼。分完后剩下的鱼拿出来低价抵给鱼贩子还账。
随着2006年农业税的全面废除，存续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S村也正式进入了面向现代化的转型期。打工经济的巨大效益使得村内上百年的明清老建筑一幢一幢倒下，充满现代感的钢筋混凝土楼房一座一座拔地而起。尽管建一栋新房往往会耗尽全家几口人多年来所有的打工积蓄，甚至欠下外债，但是，每年回来能住上几天楼房的幸福感，足够抵消多年来的辛苦和未来几年打工还债的沉重。
楼房的建筑特性使得用了几千年旱厕的农民也终于用上了冲水厕所； 而随着土地抛荒或者流转，无论当初视农家肥为宝贝的老农民，还是已完全不懂农业种植为何物的新村民，在建好的楼房前都需要思考同一个问题： 生活污水往何处排？化粪池作为一个新鲜又环保的事物进入了群众的视野，但是造价高昂占地又广的一体化化粪池显然让村民们难以接受。于是，每家每户自己挖起了简易的化粪池，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小体量的两级沉淀池，厕所污水与餐厨污水一起经过化粪池的短暂沉淀后，经过遍布村内地下的排雨沟，最终流入村口的池塘。S村的先人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几百年一点点营建起来的排雨沟，在短短的十余年间，成了村民的地下排污管。
池塘的水质日益恶化，水体越来越发黑，家长们不再允许小孩去那里游泳，慢慢地也不再有村民去洗菜，再到后来，来池塘洗衣服的村民也越来越少了，大家宁可提着一篮子衣服爬一段山路去山里的一个小水凼洗衣洗菜。以往每年小年那天抢着来分鱼的村民越来越嫌弃池塘里的鱼，有的村民把分到的鱼直接送给村里的贫困户，有的干脆就不去分了，队里也愈发觉得无趣，到了2014年，池塘里就不再养鱼了。
目睹这些变化，村里的老人不断感叹世风日下： S村越来越不像样，对不起太公（祖宗。作者注）； 村里的干部直言： 现在的人都变坏了，太公不保佑了； 住池塘附近的大婶一边在池塘里涮洗着刚拖完厕所的拖把，一边嘟囔： 村里的人把厕所的水往塘里放真是没道德，太公是这样教你们的吗； 过年打工回来的村民在院子里晒太阳时总要抱怨： 这些当干部的真没用，也没人管个事，太公佬都看不下去了。
2015年春节，已在温州打工多年，经过努力拼搏自己开了一家公司的村民SZ回到S村过年，见到村口池塘的情景深感痛心，深思熟虑后他决定捐款40万元在S村开展雨污分流管网改造，同时在村庄前面选择一块空地建造较大规模的符合排污标准的集体化粪池。但是S提出了一个条件：
我肯定没法自己来做这个事，只能捐钱出来。我自己的公司不能放下呀，初七就得回到温州。但这个钱我不想给到队里，我不信任这些干部，队长也没这能力。所以我准备让村民们自己来组织做这个事情，这可是为他们做公益。
SZ提出了这一想法后，村民们拍手叫好，队里的干部虽然因为不被自己村的老板信任感到委屈，但这毕竟是一件好事，也就同样叫好了，并呼吁村民们到时候每家每户派出一个代表投工投劳。但意外的是，没有一个村民愿意站出来组织和筹划这个事情。于是SZ先找到了村里三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希望由他们组成理事会来负责这个事情，但是三位老人均坚决拒绝：
你做这个事情，是个积功德的好事，我们都很支持，只要你来干，我们这把老骨头也都愿意跟着你干。但让我们来出头，恐怕有点难啊，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吃不消，也说不了年轻人的话，拿着这么多的钱，就怕村民们说闲话，到时候羊肉没吃到，倒惹一身骚。
随后SZ先后找了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和几个还留守村里种田的中年村民，但他们都拒绝了，拒绝的理由要么是自己还要出去打工，要么是家里田地多，还要带几个孙子孙女，忙不过来。SZ在经过了一番折腾后，依然没能找到一个愿意出面来领导这件事情的人，早先的热心变成了窝心，这个事情也就黄了，SZ感叹： 恨铁不成钢！
1.2研究背景： 中国农村的发展悖论与制度响应
一个村庄就是微缩版的中国。S村的故事令人唏嘘，但是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的农村大地上层出不穷，并已逐渐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 中国农村的发展悖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两股强大的力量，推动中国农村开启了恢宏壮阔的改革新篇章，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重塑了乡土社会的经济关系，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硬件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大为提高； 另一方面乡政村治的村民自治制度再造了乡土社会的政治结构，许多地区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社会治理能力弱化，随之带来了农村环境卫生、农田水利、生态环境等普遍衰败的景象。新千年世纪之交，扮演世界工厂的中国对廉价劳动力的强大需求，以及标志着几千年皇粮国税退出历史舞台的废除农业税的举措，使中国农村再一次经历了变革的洗礼，乡土中国全面走向城乡中国，中国亦进入了一个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流动社会。在流动社会背景下，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变迁、乡土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变、农民价值观与世界观遭受的冲击，给中国乡村治理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
图1219782017年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对比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1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1.2.1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农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推进的农村改革使得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首先，在收入方面，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17年的13432.4元，翻了近100倍； 在2006年实行农业税费减免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提高，城乡消费水平比迅速下降到2.7（如图12所示）。其次，在生活消费方面，农村居民人均住宅面积从1990年的20.3平方米增加到2018年的47.3平方米，每百户年末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持续增长（如表11所示），肉、蛋、奶的消费量快速增长（如图13所示），农民的营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最后，在基础公共服务方面，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稳定下降，农民在交通、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快速增长（如表12所示）； 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约398万千米，建制村通硬化路比例持续攀高，除了西部地区相对较低约为80%外，其他地区均达到100%，全国建制村通客运班车率也高达93.2%；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从2000年的44.8%增长近1倍，2016年达到80.3%，农村改水累计收益率持续稳定在90%以上（如图14所示），能够集中供水的行政村已高达68.72%，有能力对生活污水、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数量也越来越多，且增长十分迅速（如图15所示）。
表1120102017年全国农村居民每百户年末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类目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
家用汽车辆9.91113.317.419.3
摩托车辆59.0260.8562.261.167.667.565.164.1
电动助力车辆40.345.450.157.761.1
洗衣机台57.3262.5767.2271.274.878.88486.3
电冰箱柜45.1961.5467.3272.977.682.689.591.7
微波炉台14.114.71516.117.3
彩色电视机台112.9115.6116.9118.8120
空调台1622.5825.3629.834.238.847.652.6
热水器台43.648.252.559.762.5
排油烟机台11.1113.2314.6912.413.915.318.420.4
移动电话部136.5179.7197.8199.5215226.1240.7246.1
计算机台10.3717.9621.362023.525.727.929.2
照相机台5.174.555.184.44.54.13.43.9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1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图132010201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肉、蛋、奶消费量千克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1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表122010201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支出结构
元
类目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
食品烟酒2107.32323.92495.52554.4281430483266.13415.4
衣着341.3396.4438.3453.8510.4550.5575.4611.6
居住961.51086.41233.61579.81762.71926.22147.12353.5
生活用品及服务308.9341.7287.1455.1506.5545.6595.7634
交通通信547652.8796874.91012.61163.11359.91509.1
教育文化娱乐396.4445.4486754.6859.5969.31070.31171.3
医疗保健436.8513.8614.2668.2753.9846929.21058.7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1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图1420002016年全国农村改水改厕情况
资料来源：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图1520062016年全国行政村生活污水、垃圾处理情况
资料来源：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1.2.2国家反哺力度持续加大，最后一公里难题凸显
2006年全面废除农业税之后，三提五统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农民的生产生活负担得到了根本性的减轻。与此同时，随着财政实力的增长，国家开始反哺农村。如图16所示，国家财政在农、林、水方面的投入持续增长，同时对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村综合改革的投入也在逐年增加力度。村村通工程、国家饮水工程、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各种工程建设项目配备着国家支农资金有力促进了农村地区水、电、路等大量的公共事业建设，例如农村用电量飞速增长，从1978年的228.4亿千瓦时增加到2016年的9238.3亿千瓦时，全国耕地灌溉面积从1978年的44965千公顷1千公顷=10平方千米。增加到2016年的67140.6千公顷，占耕地总面积比提高到近50%（如图17所示）。
图1620102016年国家财政对农村地区的投入亿元
资料来源：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图1720002016年全国农村耕地灌溉面积占比及用电量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以及《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1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计算获得。
图1820132016年全国农村公用设施建设财政投入与自筹投入情况
数据来源：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国家投入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但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囊括所有事项、所有服务、所有个体。实际上，大量的公共事务需要农民自己去解决。2014年之前，我国农村市政公用设施投入的一半以上来自非财政资金，即便在国家投入持续加大的背景下，农民自筹比例也达到40%左右（如图18所示），农民自筹既包括资金的自主投入，也包含劳力的自主投入，由此出现了从国家投入到农民需要之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国家并不能直接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显然既非技术难题，亦非资金难题，而是嵌入乡土社会中的组织和领导问题，那些与农民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生产或生活事务必须依靠农民自身组织起来去解决（贺雪峰，2017），例如村庄内部道路的建设与维护、村庄公共环境卫生整治、集体水利设施修缮维护等这些都需要村庄通过集体行动去完成。几十年来，随着乡土中国频繁遭遇着来自政治运动、市场经济、现代文化等多方面的冲击，那些用于维持乡土社会基本秩序的传统力量日渐式微甚至解体，当政府、市场、社会出现三重失灵时，农村社会必然会出现各类新难题和新问题。
大量的实地调查发现，农村地区甚至普遍出现人均1元月或10元年的公共卫生费、自来水费都收不上来的难题； 在国家村村通工程支持下建好的农村公路，逐渐出现了破损却一直无人修缮的情况，村村通变成了村村痛。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农村公路优良路率仅有59.7%（王衡、齐中熙，2015）； 与农业生产关系紧密的农田水利事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更是难以解决，根据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跨年度实地调查，2012年到2014年，中国农村地区参与集体水利设施工程维护的比例分别仅为27.8%、29.8%和26.5%。公共物品供给的最后一公里难题给中国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之相应的集体行动问题也给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透视视角。
1.2.3实施乡村振兴应对集体行动困境带来的治理危机
最后一公里难题本质上反映了农村公共物品自主供给的集体行动困境，这种集体行动困境给中国农村带来了显著的公共治理危机。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提升，一方面，城市的就业创业机会、生活环境质量持续变好，而另一方面以城镇化为主导的发展思路使得乡村地区村容村貌愈发破败，农村人口持续流失，加剧了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而工业化所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愈演愈烈，农村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欠缺，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夫妻分居、儿童留守引发各种社会伦理危机。因此，在日常舆论空间中，我们常常能见到对故乡沦陷的慨叹和对田园牧歌的怀恋交织在一起。
为应对当前的公共治理危机，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宣布未来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次从党和国家的高度直面中国的乡村衰败问题。该战略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随后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思路和具体途径。
从何处着手是决定乡村振兴战略能否真正落到实处的关键。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观点，将领导问题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十九大报告有关乡村振兴战略的论述中，也明确提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在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乡村人才振兴和乡村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两条具体路径。这些思想本质上反映了党对乡村治理中领导力问题的重视。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主体变迁一直都伴随着领导力的供给来源问题，从古代皇权不下县时的乡绅、乡贤治理，到20世纪国家全面进入社会后的政党治理，到农村改革后的村民自主治理，治理是否有效完全取决于乡村社会中领导力来源的正当与否及水平高低。
实际上，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前，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试图通过向村庄注入领导力资源来应对农村的衰败问题。例如发源于浙江的新乡贤治村，尝试重新重视和挖掘乡土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来参与甚至主导乡村治理； 又如不少地方鼓励的企业家村官，尝试通过行政吸纳社会的方式，将体制外的企业家吸纳到体制内，以市场思维和市场化手段变革乡村治理的范式； 还有一些得到政府支持和鼓励的诸如黑土麦田这样的民间组织，也在通过向村庄派驻领导力强的大学生村干部来深度参与到乡村治理中。除了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尝试外，2015年，中国开始从宏观制度设计层面考虑向衰败的农村注入领导力资源，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第一书记制度。
2015年4月，基于江苏、山东、广西等省区的先行创新经验，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布《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要求从各级党政机关、国企和事业单位中选派优秀干部到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以建强基层组织，解决一些村软、散、乱、穷等突出问题，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截至目前，全国已派遣多批干部，在任的第一书记已逾20万人。第一书记政策的本质是以国家的力量向农村地区注入领导力资源（王亚华、舒全峰，2017）。这也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逐步推行村民自治、国家权力全面从农村地区退出以来，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再次进入，也是以一种外源性供给领导力的方式对中国农村公共治理危机的制度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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