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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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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国家对犯罪作出反应的系列理念和实践的角度，可以把犯罪控制模式分为福利模式与刑罚模式。前者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之上，后者则建立在惩罚主义基础之上。犯罪控制模式的选择，必须考虑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条件。在肯定当今中国犯罪控制模式向福利模式转向的意义的同时，也要警惕刑事法理论界对福利模式的过度化追求。中国在转型时期的理想犯罪控制模式应该是守底限的刑罚模式，即在强调刑法惩罚性的同时，还必须追求*限度的公正。守底限的刑罚模式的具体制度设计是：坚守刑事立法领域的刑罚模式并防止其限缩化；坚守刑事司法领域的福利模式并防止其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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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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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明亮，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性著作包括：《公众参与型刑事政策》《社会资本与刑事政策》《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犯罪生成模式研究》《严打的理性评价》《道德恐慌与过剩犯罪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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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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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研究的缘起
二、何谓犯罪控制模式
三、研究价值及研究现状
四、主要内容
五、主要观点
六、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七、学术创新和学术价值
上篇 20世纪后期美国犯罪控制模式转向
第一章 美国犯罪控制福利模式的盛衰
一、福利模式产生的历史条件
二、福利模式的表现
三、福利模式的退让
第二章 美国刑罚严厉革命直接表现
一、刑事立法领域的严厉革命
二、刑事司法领域的严厉革命之一：限制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
三、刑事司法领域的严厉革命之二：压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
四、行刑领域的严厉革命之一：恢复执行死刑
五、行刑领域的严厉革命之二：罪犯的权利开始受到限制
六、警察执法领域的严厉革命
第三章 美国刑罚严厉革命间接表现
一、事关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重大事件
二、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的主要内容
三、刑事司法程序之外的权利
第四章 犯罪控制福利模式向刑罚模式转向之缘由
一、晚期现代社会来临：福利模式退让的历史根源
二、应对新的困境：刑罚模式应运而生
三、犯罪情结：刑罚模式获得拥护
第五章 从福利模式向刑罚模式转向所带来的思考
一、犯罪控制模式的选择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
二、正视刑罚模式可能带来的问题
三、守底限的刑罚模式
四、不该忽视刑罚模式之外的对策
中篇 20世纪后期中国犯罪控制模式转向
第六章 借鉴美国犯罪控制模式抑或北欧犯罪控制模式
一、学习美国犯罪控制模式转向之经验
二、反思学习北欧好榜样之观点
三、区分理论和经验上的美国犯罪控制模式
第七章 刑事立法刑罚模式化
一、复归理念淡化
二、民粹化（民意倾向）
三、犯罪化趋势
四、刑罚趋严
五、强调对社会利益、公共安全的保护
六、主流刑事法理论界的态度
第八章 刑事司法福利模式化
一、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人权保障的相关规定
二、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三、相关司法解释中的福利模式体现
四、具体案例的处理体现了福利模式要求
五、主流刑事法理论界的态度
第九章 后严打时代犯罪控制模式走向原因分析
一、执政党构建和谐社会理念使然
二、刑事法理论界对犯罪控制福利模式的孜孜追求
三、刑事立法刑罚模式与刑事司法福利模式分野之原因
第十章 后严打时代犯罪控制模式走向之评价
一、后严打时代犯罪控制模式走向之意义
二、中国尚未具备全面迈向犯罪控制福利模式的历史条件
三、过分强调福利模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以证券犯罪控制对策为例
四、过分强调福利模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二：其他负面影响
下篇 理想的犯罪控制模式选择
第十一章 选择守底限的刑罚模式
一、应该划定的界限
二、守底限的刑罚模式之理念追求
三、守底限的刑罚模式之制度设计
第十二章 坚守刑事立法领域的刑罚模式并防止其限缩化
一、刑事立法应适当考虑被害人的声音
二、刑事立法应适当考虑民意
三、适当保持犯罪化趋势
四、扩大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
五、死刑废除不能操之过急
六、严惩累犯
七、严惩性侵儿童犯罪
第十三章 坚守刑事司法领域的福利模式并防止其扩大化
一、树立零和博弈观念，平衡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权利
二、非法证据排除应有例外
三、预防性羁押相关规定应严格落实
四、刑事和解、认罪认罚从宽应有所限制
五、量刑指导意见与指导性案例应避免过度福利化
六、刑事审判应适当考虑社会舆论
第十四章 余论
一、善待犯罪控制刑罚模式
二、积极采取刑罚模式之外的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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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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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宗旨是：反思理论界过度追求刑罚人道主义倾向。
从现代国家对犯罪作出反应的系列理念和实践的角度，可以把犯罪控制模式分为福利模式与刑罚模式。前者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之上，后者则建立在惩罚主义基础之上。
20世纪后期，曾经引领刑罚人道革命，大力推行福利模式的美国对犯罪问题所采用的控制政策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刑罚模式登场，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行刑及警察执法领域掀起了一场刑罚严厉革命。这场变革的原因在于，晚期现代社会推高了美国的犯罪率，一种高犯罪社会的文化得以形成。受此种文化影响，政府为了应对新的困境，发动刑罚严厉革命，推行刑罚模式，并获得公众认同。从福利模式向刑罚模式转向值得深思：犯罪控制模式的选择，必须考虑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条件；要辩证看待刑罚模式可能带来的问题并坚守刑罚模式的底限。
就中国而言，在20世纪后期，以严打为表现的犯罪控制刑罚模式持续了20多年。2006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取代严打，中国犯罪控制进入后严打时代。在后严打时代，单一的刑罚模式开始转向刑事立法刑罚模式化、刑事司法福利模式化的混合模式，福利模式在刑事司法领域显现。究其因，既受到了执政党执政理念的影响，又与刑事法理论界对福利模式的长期追求密切相关。至于刑事立法刑罚模式化、刑事司法福利模式化之分野，其原因既涉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合理定位，又源于冤假错案频现的司法现实。
20世纪后期的美国犯罪控制模式转向对当今中国的犯罪控制模式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原因有二：中国、美国皆为大国，美国犯罪控制的实践经验对中国更具参考性；美国的犯罪控制福利模式理念对当今中国的犯罪控制理论和实践影响深远。现在一些北欧国家在犯罪控制方面施行的是典型的福利模式，但这不适合中国。北欧诸国人口稀少、经济高度发达、犯罪率低、社会矛盾缓和、公民幸福指数高，具备犯罪控制福利模式存在的条件。学界有人主张中国在犯罪控制模式方面学习北欧好榜样之观点值得商榷。
基于比较的视野，在肯定中国开始迈向犯罪控制福利模式意义的同时，也要警惕刑事法理论界对福利模式追求的过度化倾向。中国在转型时期的理想犯罪控制模式应当是：守底限的刑罚模式，即在强调刑法的惩罚性同时，还必须追求最低限度的公正。具体制度设计是：坚守刑事立法领域的刑罚模式并防止其限缩化，坚守刑事司法领域的福利模式并防止其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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