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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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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籍港澳同胞和华侨华人有关心桑梓、造福家乡的传统，但目前学界对福建侨捐的*研究不足，研究内容也不全面。本书全面研究了新世纪福建侨捐给侨乡地区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捐赠方和接受方存在的不足。由此提出如何从观念、政策、工作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让海内外同胞在新时代共建共享慈善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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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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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全面考察新世纪福建侨捐现状、特点，探索新世纪福建侨捐的发展走势及其背后的动因，通过对新世纪福建侨捐局限性及其原因的分析，得出新世纪福建侨捐集中于重点侨区和教育等重点领域的结论，发现在捐赠主体、内容、形式、流向、管理等方面一些新的特征。本书从理论上丰富移民与移出地相关理论、完善福建侨捐史研究，在实践中使相关部门更为全面和深刻地把握福建侨情，为其完善侨务政策和侨务工作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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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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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赛群，博士，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目前主要从事华侨华人、侨务政策研究。出版《中国侨务政策研究》《南京国民政府侨务政策研究》等专著。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广东社会科学》等中文核心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发表专业学术文章8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引）。科研成果多次获奖。先后主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国务院侨办项目、福建省社科重点等多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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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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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
四、研究方法
五、基本概念
章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末的福建侨捐
节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末福建侨捐的阶段性变化
一、1949—1965年：试探阶段
二、1966—1977年：停滞阶段
三、1978年至20世纪末：恢复和快速发展阶段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末福建侨捐特点和意义
一、阶段性特征明显
二、公益方式趋于常态化、持续化
三、侨捐流向集中性和分散化并存
四、捐赠主体的集中性
第二章 新世纪福建侨捐现状
节 新世纪福建省侨情
第二节 新世纪福建省侨捐概况
一、规模
二、方式
三、流向
第三节 新世纪福建各地侨捐状况
一、泉州
二、福州
三、厦门
四、莆田
五、龙岩
六、漳州
七、南平
八、三明
九、宁德
第三章 新世纪福建侨捐领域分布
节 教育
一、闽南地区
二、闽东地区
三、闽西地区
四、闽北地区
第二节 公共基础设施
一、修桥造路
二、其他基础设施
第三节 医药卫生
一、捐建医疗机构
二、捐赠医疗设备
三、医疗服务和医疗救助
四、公共卫生事业
第四节 文化体育事业
一、捐建文化场馆
二、捐助文化机构
三、协助开展文艺活动
四、捐建宗祠庙宇
五、体育事业
第五节 慈善事业
一、老龄事业
二、关爱孤儿和残障人士
三、成立慈善基金
第六节 救灾扶贫
一、救灾
二、扶贫
第四章 新世纪福建侨捐特点和成因
节 新世纪福建侨捐特点
一、捐赠主体
二、捐赠内容和形式
三、捐赠流向
四、捐赠时机
五、运营创新
第二节 新世纪福建侨捐成因
一、爱国爱乡的历史传统
二、华侨华人的慈善观念
三、政策引领和部门引导
四、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福建省发展现状
五、华侨华人与祖籍地的联系
六、典型人物的推动
第五章 新世纪福建侨捐的成效与不足
节 新世纪福建侨捐的成效
一、经济效益
二、社会效益
第二节 新世纪福建侨捐的局限性及原因
一、新世纪福建侨捐的局限性
二、新世纪福建侨捐局限性的成因
第六章 新世纪福建侨捐进一步发展的思考
一、提高认识，充实力量
二、注重联谊，加强互动
三、继续完善政策，规范管理
四、加强侨捐引导
五、加强侨捐项目监管
六、妥善处理侨捐侵权问题
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二、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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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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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侨捐不仅是海外侨胞关心和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渠道之一，也是维系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感情的重要纽带。
福建是中国第二大侨乡，在全国侨捐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改革开放至2017年，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累计在福建捐赠超过280亿元人民币（以下未特别说明者，均为人民币），占全国侨捐总额的28%。张秀明：《“侨”这四十年：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圆共筑中国梦》，2018-10-08，http://www.chinanews.com/hr/2018/10-08/8644209.shtml因此，福建侨捐在全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考察新世纪福建侨捐的现状、特点、动因、成效，并针对其不足提出相应对策，对于完善福建侨捐史、丰富移民与移出地关系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在实践中也能丰富相关部门的侨捐信息，并为其完善侨捐政策、改进侨捐工作提供依据，终促进海内外同胞协力推进中国复兴伟业。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侨捐”是指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个人及其企业、社团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捐赠，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此较为关注。国外学者主要从移民与移出地关联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日本学者山岸猛（2007）、澳籍华裔学者王庚武（1994）等关注了华侨华人为新中国捐赠的史实及意义。前者还以福建省作为具体研究对象，阐述了改革开放后福建侨乡的经济发展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关系。
国内学界多从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心理出发，关注华侨华人在华捐赠概况和意义，林金枝（1993）、任贵祥（2009）、张应龙（2009）等学者在其专著中对此均有专门的介绍。他们认为华侨华人捐赠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意义显著。其次，一些学者专门关注了侨捐的影响因素，包括文化观念、侨捐政策、华侨华人实力的增长、中外关系的改善等，相关学者包括靳建东（1990）、李云（2013）等。再次，个别学者分析了当前侨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相关学者主要是朱江、张康庄（2007），卢大海（2008）、邓红阳（2011）等，他们主要强调了侨捐监管和侨捐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对于福建侨捐，目前较为突出的成果有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编著的《福建华侨华人捐资办学史》（2007）一书，该书对华侨华人在福建的教育捐赠有专门的考察；此外，庄国土（1999）、王付兵（2000）、叶泉鹏（2007）、张涛（2016）等学者对福建省某一地域或某一领域的侨捐有较为全面的分析；另施文芳（1998）对晋江侨捐心态、投向特征及其管理对策进行了探讨，而林心淦（2013）则从文化层面解释了福建侨捐的动机。
整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中国侨捐现状和动因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对于福建省侨捐也有专门的考察，这些为本课题的研究积累了资料并有着重要的理论启迪意义。但与此同时，学界对新世纪福建侨捐的研究仍然有进一步拓宽的空间，体现在：（1）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2010年前，对近年来福建侨捐的史料搜集和专门研究均较少；（2）由于侨捐涉及广泛，已有研究成果侧重于某一领域（尤其是教育）或某一地域，较少对福建省侨捐进行整体观察；（3）已有研究成果侧重于对侨捐事实及其意义的探讨，对侨捐特点、不足及其原因等问题的分析不够。总之，目前学界对新世纪福建侨捐的研究仍然存在着研究不足，研究范围不全面、不均衡，研究有待深入等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
鉴于当前学界对福建侨捐的研究和系统研究不足的现状，本书以新世纪华侨华人在福建的捐赠作为考察对象，旨在分析新世纪以来福建侨捐的现状、特点、动因、不足、原因及相关建议，以推进福建侨捐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本书遵循如下研究思路：先通过对新中国建立至20世纪末福建侨捐的考察，了解福建省华侨华人捐赠的历史传统；在此基础上，探讨新世纪以来福建侨捐的现状、特点，并考察其成因；再对新世纪福建侨捐的成效、不足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并针对这些不足及其原因提出若干完善建议，以推进福建侨捐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四、研究方法
在资料搜集方面，本书主要运用文献法和社会调查法，前者主要运用于侨捐政策的考察及官方侨捐统计数据的收集；后者主要运用于对福建侨捐成效、不足及成因等方面的观察。
具体分析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对比分析法。通过对新世纪前后福建侨捐情况的纵向比较，以及对福建各地侨捐的横向比较，了解新世纪福建侨捐的内部差异；（2）个案分析法。通过对新世纪福建侨捐个案的剖析，深入了解新世纪福建侨捐的新特点及其成因，掌握福建侨捐的不足及其原因；（3）访谈法。通过对捐赠者、受赠对象、侨捐管理单位等各方访谈，了解华侨华人在闽捐赠的动机、阻力及今后完善的空间等。
五、基本概念
1.华侨华人
华侨是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人是指加入外国国籍的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
2.侨捐
本课题所指“侨捐”是指华侨华人个体、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捐赠。由于官方统计多将港澳同胞算入其中，因此，课题中侨捐数据也包含港澳同胞捐赠数据。个别地区侨捐统计中还包含了归侨、侨眷及台胞的捐赠。应该说明的是，本书成果相关资料迟截止2020年10月。
3.受赠者
是指接受捐赠的个体、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以行政机关名义接受承办捐赠的单位。但自然人接受海外亲友馈赠不属于侨捐范围。
章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末的福建侨捐
节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末福建侨捐的阶段性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及侨情的变化，福建省侨捐呈现出阶段性变化。
一、1949—1965年：试探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侨捐多为试探性质，规模小且不稳定。究其原因：一是此时华侨居住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先后推行排华政策，华侨经济受到影响，捐赠能力下降；二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一些东南亚国家受西方国家影响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限制通汇和人员往来，捐赠较为不易；三是由于此时新中国政府忙于对国内华侨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安置归难侨，对侨捐之事无暇顾及，同时为拓展外交关系，对侨捐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截至1957年8月，新中国才以教育为突破口鼓励华侨捐赠，颁布《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之后开放至整个侨捐领域。但由于缺少宣传和发动，并无太多进展。此后更因政治运动频发，一度对“海外关系”持怀疑和批判态度，挫伤了华侨华人捐助我国公益事业的积极性，侨捐数额有所下降。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华侨华人不改初衷，加之出于对新政权的热爱，一如既往地关注福建公益事业。1950—1965年，福建全省侨捐为5490多万元，兴办学校占50%，共建中学58所，小学400多所。福建年鉴编委会：《福建年鉴》（2000），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其中1957年，福建省华侨、侨眷捐资400多万元，在家乡开展医院、学校和造桥、兴修水利等公益事业。《在家乡兴办公益事业，福建华侨侨眷今年捐资四百万》，《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1日。晋江专区是其中为集中的地域，1949—1966年教育侨捐中，晋江专区占全省的38%。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福建华侨华人捐资办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7—98页。另1949—1978年，厦门市接受华侨捐资办学的金额共约1641万元。《厦门华侨志》编纂委员会：《厦门华侨志》，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232~233、247页。由于“文革”期间侨捐极少，因此厦门侨捐也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值得说明的是，这一时期教育侨捐受政策的影响较大。如1956年5月，福建省人民委员会侨务办公室和教育厅发布《关于大力鼓励华侨办学的联合指示》后，福建省当年仅捐建学校的侨汇就达100 万元以上，1958 年福建全省华侨捐资兴学款超过1000万元。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福建华侨华人捐资办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第 96页。此时，华侨捐资兴学形式多样，有侨办公助、公办侨助及完全侨办等不同性质，但无论哪一种，华侨华人均为之提供了大量捐助。关于完全侨办学校，华侨不仅负责基础设施和常年经费，而且不收学生学费，甚至将贫困华侨子女的食宿和课本等费用也予以免除。
除教育事业外，医疗卫生和文化事业也是这一时期侨捐的重点领域。在安溪，1954年起，华侨先后捐建了龙门卫生院、新华侨官桥医院、蓬莱华侨医院、龙涓医院等，还捐赠救护车、医疗器械和药物等。华侨华人还捐资兴建华侨博物馆、影剧院和戏院等文化设施，如1956年在陈嘉庚的带动下，广大华侨为创办厦门华侨博物院捐款37万余元。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回忆陈嘉庚》，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页。 其他如生产建设、公共基础设施、救灾等方面，侨捐也有所涉及。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已经出现了设立基金会的捐助形式。1955年初，陈嘉庚捐资设立集美社公业基金会，主要用于助学、垦殖及救济，并成立集美社公业基金会理事会进行管理。陈村昌：《陈嘉庚与集美社公业基金会》，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这对之后的侨捐模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整体来看，这一阶段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际国内形势较为不利，政策也不稳定，侨捐总额不多，但出现了新的公益管理模式，集中于教育、文化事业的侨捐款仍然对侨乡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1966—1977年：停滞阶段
“文革”期间，受“左”的思想影响，华侨捐赠被诬为“破坏自力更生”，一些曾经热心捐赠的华侨、归侨、侨眷受到迫害，严重挫伤了华侨华人捐赠的积极性。在能否继续接受侨捐的问题上，1970年2月，福建省革委会同意了晋江专区革委会《关于取消侨办中小学的请示报告》，表示海外华侨自愿汇款给家乡办学，“一般不予接受”，并要求各地“参照执行”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福建华侨华人捐资办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120页。。因此，1966—1977年，虽有一些侨胞通过各种渠道继续汇款支持家乡的公益事业，如1972年旅菲锦上同乡会集资13万元给晋江建新大楼，1974年永宁镇山边村旅菲侨胞杨德坎回国观光后联系村干部成立校董会，返菲即集资1.5万元建造校舍。李天锡：《晋江县侨办教育概况（1905—198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晋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04页。但为数较少，整个晋江专区的华侨捐资办学款仅为479万元，侯金林：《福建华侨办学特色谈》，《教育评论》1994年第5期。年均约 40 万元，不到前一阶段年均值的1/3。
三、1978年至20世纪末：恢复和快速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福建侨捐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恢复时期后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华侨华人是“中国发展的独特机遇”《邓小平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人民日报》1993年1月23日第1版。，重新肯定了华侨华人对中国发展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侨务领域开始拨乱反正。这使福建省侨捐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机遇。
福建侨捐政策首先从教育领域突破。1983年9月，省政府在泉州召开“华侨办学工作会议”，省委书记项南在会上提出要改革华侨办学只有出钱的义务、而无用人的权力的状况；对华侨学校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省政府应表扬鼓励办学热心的华侨。《开创侨办教育工作的新局面——项南同志在省华侨办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福建教育》1983年第11期，第2—3页。同年10月，省政府制定《关于鼓励和支持华侨办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不仅对创办侨校持鼓励态度，而且还落实了一些侨校政策，并给予了侨校更多的自主权。为了兑现《规定》中对热心捐资办学的华侨和为提高教育质量作出贡献的侨校校长、教师给予表扬鼓励的规定，1984年福建省侨办和省教育厅联合颁发《关于华侨捐资办学奖励的实施办法》，1990年7月修订为《福建省华侨捐资办学奖励实施办法》。
由教育延伸至其他领域，1989年福建省发布了《关于颁发福建省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管理规定的通知》，1990年正式出台了《福建省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管理条例》（后于2002、2010年予以修订）。表彰办法也由教育事业扩展至整个侨捐领域，并于2003年出台了福建省《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表彰办法》。这些条例法规主要对捐赠人的权利、受赠人的义务、监管部门及其职责、责任追究等进行了规范。为了调动华侨捐赠的积极性，福建各地方政府在制订侨捐表彰政策上非常踊跃。继1995年《厦门市捐资兴学奖励办法》出台之后，各地侨捐表彰政策先后出台，使侨捐表彰之事更加有章可循。
实践中，由于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华侨华人对中国各项政策的稳定性还持观望态度，因此，初期侨捐仍处于一种恢复和试探性质。此后，随着侨务政策的渐次恢复及国内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华侨华人的担忧减少，侨捐也得到较大的发展。1979—1989年，福建省侨捐为8亿余元，其中1986—1989年依次为0.9亿元、1.2亿元、1.8亿元和1.9亿元。\\[日\\]山岸猛：《对外开放后侨乡的经济变化与海外华侨华人——以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人口移动为中心（下）》，《南洋资料译丛》2008年4期，第66页。可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侨捐增长迅速。这种侨捐走势同样体现在重点侨乡泉州，1979—1987年该市侨捐年均在1亿元以下，其后大幅度增加，1988年突破1亿元。任贵祥：《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73页。期间侨捐政策的激励效果比较明显，如1984年福建省侨办和省教育厅联合颁发《关于华侨捐资办学奖励的实施办法》，并于1985年首次对建国以来在该省捐资兴学贡献突出的华侨、港澳同胞团体和个人予以表彰。这一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华侨华人捐资兴学的积极性，1985年华侨捐助福建教育经费达2130.02万元，比1984年翻了—番。王毓澄：《华侨捐资兴学与教育事业发展——纵谈泉州现代华侨教育史》，《华侨高等教育研究》1984—1986年第9期，第26页。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吸引捐资的新政策和举措相继出台，海外侨胞的捐赠热情再次升温。1990年福建侨捐额比1989年增加了31%，为2.5亿元；1991年3.2亿元，1992年达到4.4亿元。\\[日\\]山岸猛：《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上）——以对外开放后侨汇与新移民为中心》，《南洋资料译丛》2009年第1期，第78页。福州市，1993年侨捐首次突破亿元大关，比1992年增加54%。这之后，该市侨捐额每年都在1亿元以上。即使是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福州侨捐数额也达到亿元。郭仲仁：《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海外乡亲的参与》，2010-10-15，http://www.fzql.org/contents/27/303_v.aspx而泉州侨捐1992年突破2亿元，1994年突破4亿元。任贵祥：《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73页。尽管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1996—2000年间，泉州市侨捐额也有18.6亿元。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年鉴》（1996—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整体而言， 1978—1999年福建侨捐达73亿多元，其中教育30多亿元，兴建学校2300多所，还设立各类基金会2000多个，基金额达数亿元。福建年鉴编委会：《福建年鉴》（2000），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这一阶段，侨捐受政策的影响也很明显。如从1984年开始，政府对海外华人赠送2万元以下的小型生产设备实行减免税的优待，自1988年始这一优待扩展至10万元以下的小型生产设备。这一优待政策使当时侨乡生产设备捐赠之风十分盛行，如1988—1995 年间，晋江市海外乡亲共捐赠了6809 台（套）价值5338 多万元的小型生产设备扶助家乡的乡镇企业。郭永通、施文芳：《改革开放以来晋江旅外乡亲对家乡建设的贡献》，《南洋问题研究》1999年第3期，第79页。而自1996 年减免税政策停止执行后，当年华侨捐赠小型生产设备数额骤然下降。这说明侨捐实效与侨捐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侨捐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这一阶段的侨捐形式。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内各种生活、生产设施缺乏，加之政府对一定额度的小型生产设备实行减免税优待，因此早期侨捐实物占了相当比重。如1979—1985 年，晋江籍海外乡亲共为家乡捐赠化肥133 吨、进口化肥289 吨。福建省华侨志编撰委员会：《福建省华侨志》下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页。同期捐赠物资还有大量货车（含卡车、载重汽车）、拖拉机等。此后，由于中国国内物资渐次丰富，侨捐转而以捐款为主。如1999年，福建省约5.17亿元侨捐中，捐款占99%。福建年鉴编委会：《福建年鉴》（2000），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此外，国际经济形势对侨捐的影响也比较明显。如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福建省侨捐也有所回落。如泉州市，1995—1997年每年接受侨捐均在4亿元以上，之后因受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波影响，1998—2000年捐赠有所减少，每年侨捐约为3亿多元。
从侨捐地域流向来看，这一时期仍明显集中于重点侨乡。在领域方面，教育事业长期占驻半壁江山。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国内对工农业生产的关注，交通、工农业方面的侨捐也逐渐得到重视。如1979—1984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华侨、港澳同胞在泉州修桥造路总金额达2311万元，年均385万多元，3/4以上用于修建公路和村路。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华侨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1985—1990年间，华侨捐资泉州修桥造路总金额达7432万元，修建公路、乡村大道807条，架设桥梁200多座。此期还出现了不少捐资数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大规模工程，其中以安溪旅外乡亲李氏昆仲捐建的和声大桥规模，该桥耗资200多万元。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华侨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至2000年，晋江侨捐1.5多亿元用于修桥造路，发展交通事业。《晋江市志（简本）》。虽然福建省缺少对工农业生产的总统计，但仍有一些零散记录。如1979—1990年，泉州7.7亿余元侨捐中，教育占60.2%，工农业生产约占16%。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泉州市华侨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226页。而1990—2000年晋江侨捐共6.635亿元，其中70%用于教育，15%用于医疗卫生，10%用于交通、工农业生产，5%用于其他公益事业。 晋江政务网：http://info.jinjiang.gov.cn/more.asp?classid=4其中1987年晋江接受侨胞捐款3 200万元，1/4用于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 \\[日\\]山岸猛《对外开放后侨乡的经济变化与海外华侨华人（下）——以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人口移动为中心》，南洋资料译丛2008年4期，第66页。农业生产的捐赠主要体现在捐资办果林场、茶果场及捐资农业生产设备和物资，如化肥、货车（含卡车、载重汽车）、拖拉机等。华侨华人还捐款和捐赠机器设备，支援福建的工业生产。如1980 年3 月，福清县一侨胞捐资580 万元在音西乡东桥村兴建了福清华侨罐头厂。福建省华侨志编撰委员会：《福建省华侨志》下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页。又如前述1988 至1995 年间，晋江市海外乡亲捐赠的6809 台（套）价值5338 多万元的小型生产设备，这对于晋江乡镇企业的发展十分关键。此外，医疗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等也是重要的捐赠领域。如在厦门市，从1991—1998年，捐赠医疗事业的款项达2978.2万元，占同期总捐款数31459.4万元的9.4%。庄国土：《华侨华人与港澳同胞对厦门捐赠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28页。而1979—2001年，海外乡亲捐赠泉州医疗卫生事业3.3亿多元。任贵祥：《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六十年述评》，2009-08-28 ，http://www.hprc.org.cn/gsyj/zhutiyj/xzglsxsyy/200908/t20090828_28864_4.html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福建，海外华侨华人对侨乡宗族事务及庙宇兴建修缮的捐赠十分热心。以泉州为例，1979—1990年，该市用于宗教方面的侨捐款就达6054万元，占此期侨捐总额7.7亿元的7.85%。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华侨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226页。
相比前一阶段，此阶段设立公益基金会尤其是设立教育基金会的现象更为常见，多为提取基金利息奖学、奖教。至2000年，泉州全市侨胞捐资设立的各种基金达700多个，总额4.2亿余元。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年鉴》（1996—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政府的相关政策对此起到了促进作用，如1986年颁布的《晋江县教育基金会章程》规定：对有重大贡献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可赠匾立碑，鼓励社会各界与海外乡亲踊跃为教育事业捐资。在《晋江县教育基金会章程》颁布之后，各种基金会竞相出现。据统计，到1993年，海外乡亲在晋江各地设立的奖教奖学基金达195个，基金近5000万元。杨学潾主编：《改革开放与福建华侨华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页。
整体来看，随着华侨华人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一阶段的侨捐规模今非昔比。对各领域而言，教育整体上占据优势，教育基金设立普遍，医疗卫生、交通等也是重要的捐赠领域。另外，出于对侨乡经济发展的关心，早期对工农业生产的捐赠也占据一定比例，其中又以捐赠工农业生产设备为多。
应该指出的是，除捐赠物资外，做义工、捐赠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管理经验等也一直是新中国华侨华人参与福建公益事业的重要方式，这是以往学者较少关注的。事实上，华侨华人在福建捐资办学不仅仅是捐钱了事，大部分情况下还亲力亲为，对学校建设和发展进行规划、监管等。如陈嘉庚先生1950年回国定居后，亲自主持厦门大学的扩建工作。1951—1954年间，他不仅负责筹措经费，而且参与设计、监督新建31幢大楼。他每周都乘坐小渡轮从集美来到厦大工地，巡督校舍建设工作。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福建华侨华人捐资办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侨亲黄书汉先生自1980年创办南安仁絤中学以来，先后70余次回校，关心学校的发展。不仅学校捐办者如此投入，一般的捐赠者，尤其是兼任校董者也需要为学校的发展出谋划策、联系协调、并参与管理。即便只是基金会的捐赠者，也大多会出席捐赠仪式，并对基金运营进行监管等。一些华侨华人还担任义工或开展义诊，发挥其专业技能；一些则出资促成此类事情，如漳州侨亲林女士从1999年始聘请国内外知名医学专家到华安县华侨医院开展义诊及授课活动等。不论是捐钱献物，还是亲力亲为，华侨华人的参与均使福建省公益资源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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