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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具有可读性的红色经典小说，不仅在当时是少年儿童喜爱的读物，在当今依然是孩子们爱不释手的英雄故事，由其改编的电影曾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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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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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闪的红星》是一部关于革命战士的成长小说，讲述了潘冬子从七岁到二十二岁之间的成长故事。在革命斗争中，潘冬子与黑心米店店主沈老板斗智斗勇，对地主黄胖子的不平等要求奋力抵抗，逃出壮丁抓捕，游过长江，终于在战火中找到了革命队伍，并最终成长为一名英勇的革命战士。通过这些精彩的故事，作者为我们塑造了潘冬子这样一位爱国、勇敢、机智的少年英雄形象。本书不仅在当时是少年儿童喜爱的读物，在当今依然是孩子们爱不释手的英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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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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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田，当代军旅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1929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开始学习认、写文字。1943年完成学业后，在徐州一家百货店当学徒的日子里，他认清了世事的艰辛。1953年，他开始尝试通过写作来表达对人生的认识。著有《两个小八路》《闪闪的红星》等多部经典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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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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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001
第二章./.015
第三章./.029
第四章./.045
第五章./.059
第六章./.079
第七章./.091
第八章./.111
第九章./.129
第十章./.145
知识考点./.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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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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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我”叫潘冬子，生长在柳溪村。“我”爹潘行义是赤卫队队长，他带领村民打土豪、分田地。在一次配合红军、牵制敌人的战斗中，“我”爹左腿负伤，治疗时他将从腿中取出的子弹头交给了“我”。后来，“我”爹被编入红军的主力队伍。在行军前，他又交给“我”一件重要的物品……
一九三四年，我七岁。
我生长在江西的一个山村里，庄名叫柳溪。我五岁那年，听大人们说，闹革命了。我爹也是个闹革命的，还是个队长。闹革命是什么意思呢？我人小，不大明白。一天，见我爹带着一些提着大刀和红缨枪的人到了地主胡汉三家里，把胡汉三抓了出来，给他糊了一个高高的纸帽子戴上，用绳子把他拴起来，拉着他游乡。后来又听大人说，把地主的田也分了，以后穷人有田种，可以吃饱饭了。噢，我当时知道闹革命就是把田分给穷人种，让地主戴高帽子游乡。
我爹的名字叫潘行义，个子不很高，但身体很结实。他会打拳，还会耍大刀。他耍起大刀来，嗖嗖的，大刀光一闪一闪，就好像几条哧哧放光的白带子把他裹起来一样。爹原来是个种田的庄稼人，他闹革命，是修竹哥指引的。
记得一天中午，我蹲在田头的树下看爹耕田，大路上走来了修竹哥。修竹哥姓吴，是在荆山教书的，他家就住在我们隔壁。他来到田头，见我爹累得满身大汗，便喊了声：“行义叔，歇歇吧！”爹说：“不行啊，牛是借人家的，吃饭前得赶着把田耕出来。”说着，又弓着腰，扶着犁向前耕。修竹哥说：“行义叔，你停停，我有事和你说。”爹听说有事，只好来到了田边：“什么事呀？”
修竹哥说：“荆山那儿办起了一个农民夜校，你上那儿去上学吧！”
“嘿，上学！”爹连脚也没停，转身又往田里走；一边走，一边说：“都二十多岁的人了，还上学，我当什么事呢！”
修竹哥走过去拉住我爹：“行义叔，你听我说完呀，这个夜校，不光念书识字，还有人给我们讲天下大事哩！去听听吧，净讲些对种田人有好处的事。”
听了这些话，爹停下脚来关心地问：“能让种田人不再受罪么？”
“就是为了让种田人不再受罪。”修竹哥说着把两只手翻动了一下，“要让种田的、做工的都起来，把天地变个样。”
“是要换个光景了。”爹直了直腰，擦擦额上的汗，“耕田没有牛，房子破了没钱修，不到五月里，地里的青谷就押给地主了，日子不能老这么过啊！”
“对呀！”修竹哥说，“毛委员派人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这里也要跟山南边学，要打土豪，分田地了。晚上一定去啊！”
爹听说毛委员派人到这里来了，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说：“好，晚上我去。”说罢又耕田去了。
晚上，爹和修竹哥一起上农民夜校去了。从那以后，爹每天晚上都去，不久，就学会讲很多革命道理，还学会了耍大刀使快枪。又过了一阵子，便领着头在我们庄子里成立了赤卫队，当了赤卫队队长，领着头打土豪分田地了。
爹当了赤卫队队长之后，人变得更好了，不大声大气地对妈妈说话，也不大对别人发脾气了。爹本来是不爱说话的，现在要是左右邻居谁家里有了什么事，他也去说说劝劝。妈妈整天脸上带着笑，爹叫她去做这做那，她都高兴地去做，天天跑来跑去的，实在是忙哩。妈妈上哪儿去，我都要跟着，妈妈嫌我赘脚，就向我说：“莫跟着我，到隔壁找椿伢子玩去。”椿伢子是修竹哥的侄子，同我一样大，我俩常在一起玩。
一天，妈妈又出去叫人做军鞋去了，我又去找椿伢子玩。我俩玩了一会儿，又唱起歌来，歌是跟大人们学的：
太阳出来红艳艳，
井冈山来了毛委员，
带领工农闹革命，
劳苦大众把身翻。
打倒土豪分田地，
家家户户笑开颜。
唱着唱着，我想起那天给地主胡汉三戴高帽子游乡的事情来了。歌里不是有“打倒土豪分田地”吗，我就向椿伢子说：“你当土豪，我来打你，把你拴起来游乡吧！”
“把你拴起来游乡！”椿伢子不愿意当土豪。
我说：“你当土豪，我拿绳子来拴你。”说着我真的到家里拿了根小绳子出来，抓住椿伢子的手要拴他。
“我不当土豪，我不当土豪！”椿伢子一个劲地摇晃着手，并且抓起绳子的一头来拴我。我见他不愿当土豪还要来拴我，就猛一推，把他推倒了。他哭了起来，爬起来就向家里走，大声地喊着：“妈妈！”我知道把事做错了，爹是不许我欺负人的。就在这会儿，我爹来了，他从地上把椿伢子抱起来，给他擦了擦眼泪，问他：“怎么把你摆弄哭了？”椿伢子说：“他叫我当土豪，我不当。”爹笑了起来，又问：“你为啥不当土豪哩？”椿伢子说：“土豪是坏人！”爹哈哈地笑起来，说：“对啦，土豪是坏人！”正在这时，修竹哥来了。他脸色沉沉的，走到我爹跟前说：“胡汉三跑了！”
“跑了？”爹的眼瞪得老大，忙把椿伢子放下，抽出他腰间的盒子枪，“往哪儿跑去了？我把他追回来！”
修竹哥摇了摇头：“看样子是夜间跑的，说不定是跑县城去了。”
爹气得直跺脚，说：“早把他崩了就好了，他这跑了，可是个后患呀！”
爹说的意思我懂一些。听大人们说，胡汉三有好几百亩田，他家里的粮食，都是从穷人田里收的，够他家吃几十年都吃不完，他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当白狗子，是个坏坏的大土豪。要是上一回叫他游乡之后，把他一枪崩了多好，怎么叫他跑了呢？我看看修竹哥，修竹哥对爹说：“唉，怨我们不小心，放走了一只狼。”爹拨弄了一下枪说：“不论他跑哪儿去，我一定要把他抓回来！”说着转身要走。修竹哥拉了他一下说：“现在顾不得抓他了，白鬼子进攻彭岗，上级要我们赤卫队到桂溪去牵制敌人。”说着他递给爹一张纸条。爹看了看纸条，说：“好吧，我们马上出动。”再没顾我和椿伢子，就直奔赤卫队队部去了。
在我们柳溪就能听到彭岗那边传来的枪声。我一听到一声枪响，就问妈妈：“这一枪是我爹放的吧？”妈点头说：“是的。”我听到这些枪声，心里很高兴，心想，爹一定能打死很多很多白狗子。妈这两天也特别忙，她和一些妇女们照顾那些从前方抬下来的受伤的红军叔叔，给他们喂饭呀，喂开水呀，夜里都不回家。
第三天早上，我和妈妈正在家里吃饭，忽然西院的吴三姑走来，在妈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妈丢下饭碗就向外走。我喊妈，妈也没理我。我也丢下饭碗跟着跑了出来。妈直奔胡家大院，我想，一定是有动手术的了，红军的医生就在那里。
我跟着妈妈跑进大院的东屋一看，见架起的门板上躺着一个人，那正是我爹。爹见我们来，一折身坐了起来，我见他一下子瘦了很多，眼睛显得更大了。妈急促地问：“你受伤了？”爹点点头：“没什么，左腿上钻进去个子弹。”说着他把身子翻了一下，把左腿向上搬了搬，这时我才见到他的左面裤腿全让血染红了。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爹见我哭，有点烦，说：“哭什么，别哭，再哭就出去！”我想不哭，可是又止不住，便偎在妈妈的身边，嘤嘤地哭着，怕爹撵我出去。妈妈轻轻地卷起爹的裤腿，我见爹的小腿上缠着纱布，纱布也让血染红了。这时，一个红军医生走了进来。他和妈一起把爹腿上的纱布解下来，然后看了看受伤的地方，又摸了摸，向爹说：“潘队长，你腿里的这颗子弹要取出来呀！”爹说：“取嘛，在里面又不能生崽。”说着还笑了笑。医生让妈妈站开了点，他就动手给爹洗伤口，要取出那颗钻在腿里的子弹。我躲在妈妈的身后，又想看，又不敢看。
医生替爹洗干净了伤口，就要动手取子弹了。这时隔壁又抬来一个受伤的叔叔，接着就听那个叔叔叫了两声。替爹洗伤口的医生去隔壁看了下，又走了回来。爹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有个同志受了伤，就要动手术。爹说：“没有给他打麻药吗？”医生摇摇头说：“从救护队带来的麻药就剩下一针了……”说着拿起一小瓶药看了看，准备给爹打针。
爹一见几乎要站起来，摇着手说：“我的伤没什么！我不要用麻药，快把麻药拿给他用！”这时隔壁又传来一声叫痛声，医生犹豫了一下说：“潘队长，你手术时间要比他长，这针药还是给你用。”我爹大瞪着眼：“你这人好死板嘛，你不看我的身体多壮实，手术时间长点怕啥！快给送过去。”医生转脸看看我妈。我妈什么也没说，把脸转到一边去。爹瞪着眼向妈说：“喂，你说，叫他们把麻药拿过去。”妈看了看爹，向医生点了点头：“拿过去吧！”医生只好拿了麻药走到隔壁去。
麻药给了那个叔叔用了，没有多大会儿，那边的叔叔就不作声了。等医生再进到这边屋里来的时候，爹向妈说：“你带冬子出去吧。”妈妈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出了屋子，就在院子里的一棵槐树下站着。停了一会儿，听到屋里有些动静，妈向我说：“冬子，你在这儿站着，我进去看看。”说着她又进了屋子。我不敢进屋子，可是又想看看，脚不由得就向屋子跟前挪了挪，慢慢地就挨近了屋门口。门是半开着的，正好看见医生从爹腿里向外取子弹。爹的腿上划了个大口子，血滴答滴答地流着，他的头上滚着大汗珠子，牙紧咬着，呼吸急促，但一声也不吭。我差一点又哭了出来，可是这时爹的眼睛正好瞧见了我。我不敢哭了，爹的眼睛中闪着两道光，那光是不准人哭的。他招招手，要我过去。我怯怯地往前走了走，忽然听到“当啷”一声，见一颗子弹头落在一个瓷盘子里。爹笑了，他问医生：“取出来啦？”医生高兴地说：“取出来了！”他握起爹的手，“潘队长，你真行，一声都不响，一动都不动！”
爹说：“把那个子弹头给我吧。”
医生拿起瓷盘子里的子弹头，想擦去上面的血迹。爹忙说：“别擦，我就要带血的。”医生就把那颗带血的子弹头递到爹的手上，然后替爹裹好了腿上的伤口，就出去了。
爹叫妈把我抱到床板上，坐在爹的身边。他把那颗子弹头放在我的手心里，说：“冬子，你知道这颗子弹头是哪里来的吗？”我说：“是白狗子打的。”爹点点头，又问：“隔壁那个叔叔的伤是怎么来的？”我说：“也是白狗子打的。”爹看了看那颗子弹头，又看了看我，说：“白狗子要我们流了这么多血，该怎么办他们呢？”我说：“也用枪来打，叫他们也淌血！”
“好！”爹拍了下我的头说，“记住，等你长大了，要是白狗子还没打完，你可要接着去打白狗子。”
我小心地捧着那颗子弹头，那上边的血鲜红鲜红的，这是我爹流的血啊！我仰头问爹：“刚才向外拿这个子弹头时，你不痛吗？”爹说：“痛啊。”我又问：“打了麻药还痛不痛？”爹说：“打了麻药就不大痛了。”我说：“为什么你不打，又让给那个叔叔呢？”爹说：“冬子，我和他是阶级兄弟，他身上痛就跟我身上痛一样。”爹的话我只能朦朦胧胧地懂一点。我又问爹：“刚才那么痛，你为啥不叫唤哩？”爹说：“我叫唤，它也是要痛的嘛，我硬是不叫，它就怕我哩，就不痛啦！”我听爹的话很有意思：痛的时候硬是不怕，痛就会怕你，也就不痛了！能真是这样吗？妈见我缠着爹只顾问这问那，便把我抱下来，说：“别东问西问的啦，让你爹歇歇吧。”这时修竹哥来了。修竹哥一来，爹就要下来，修竹哥忙拦住爹，问他：“你要干什么？”爹说：“子弹取出来了，我得上去！”修竹哥说：“你上哪儿去？”爹说：“打仗去呀！”修竹哥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你别去了，你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爹问：“什么任务？”
修竹哥说：“红军要离开根据地！”
“为什么？”爹不大明白，问了一句。
修竹哥想继续说下去，见我和妈妈在一边，又不说了。爹让我和妈妈走开，接着就听他和修竹哥激烈地说起话来：
“有人不按的办法打，必然要打败仗！”
“是呀，按的办法打，敌人的四次‘围剿’都被我们打败了，可这一次打了好几个月，越打越糟！”
“我们都有意见！”
我问妈妈：“他们说什么呀？”妈妈不理我，拉着我走出院子。
爹养了一些日子的伤，能和平时一样走路了。又过了几天，任务来了。什么任务呢？原来爹要编到红军主力里去，随红军一起去打仗。
妈妈这几天显得特别忙碌。晚上，她一个劲儿地赶着做鞋，已经做了三双。白天，做早饭时，她总要煮上几个鸡蛋，等到第二天，看爹没走，就把鸡蛋给我吃了，到下顿饭时，她再煮上几个。这样，她已经煮上四次了。我呢，觉得很新鲜，心想爹这次要出去很远很远，打一个大仗吧，要不，妈妈为什么准备那么多鞋呢？
一天夜间，我已经睡熟了，忽被一阵说话声搅醒，我听是爹和妈的声音。爹已经有好几夜没回家睡了，这次回来是干什么的呢？就听妈说：“你这次出去，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爹说：“很难说，听说要去和兄弟部队会师，也有的说要北上抗日，要等打完日本鬼子才能回来呢。”
“要是我去也能帮着做点事，”妈妈说，“我和冬子也跟着去吧！”
“不行，那是大部队长途行军，要天天打仗的。”
“你们走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像过去一样嘛，该支前还支前，该斗争还斗争。”爹问妈，“你和那几家家属谈得怎么样？她们的思想都通了吧？”
妈说：“都通了。”
“往后更要很好地把大家都团结起来。”
妈说：“是的。你们红军在的时候，大家心里都踏实，如今你们一走，有的人觉得心里没着没落的。”
“红军走了，党组织还在，苏维埃政府还在，照样闹革命嘛！”爹稍停了下又说，“当然了，环境变了，革命的形式也要跟着变。”
妈说：“大家也都有准备了。”
停了一会儿，爹说：“你入党的事，我已经向修竹说了，他愿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修竹不走吗？”
“他不走，他负责我们这一片党的工作。”
“只要有党在，大家的心里还是会很踏实的。”妈又问爹，“你看我还有什么缺点，以后也好注意改。”
爹说：“以后斗争性要强些。红军北上了，斗争的环境可能要艰苦得多，残酷得多，你一定要更坚强一些才行。”
妈说：“我一定要刚强。一年多了，我一直想入党，总觉得不够条件，从小就是个绵性子。”
“入了党，就不能按一般人要求自己了。”爹的声音是那样的坚定，“等你成了党员之后，你就是我们无产阶级先锋队里的一个战士了。”
妈激动地说：“以后我是党的人了，党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还有冬子，”爹提到了我，“我很疼这孩子，以后怕要有很长时间看不到他，你得好好教育他。”
妈说：“这你就放心吧，我会教他好好成人的。”
“要是工农民主政府还存在，要是能念书，就送他上列宁小学。”爹说到这里，大概是挪了下油灯，照了照我，又轻声地向妈说：“等冬子长到我这么大的时候，也许要过上真正的好日子了。”爹的大手在我的脸上抚摸了一下，他的手是宽厚的，粗糙的，有力的，温暖的。然后爹又说：“我在冬子这么大的时候，连今天这样光景也没见过呀！今天有工农民主政权，有赤卫队，有共产党和红军。”
“是呀！”妈妈说，“你们要是不走，能保住这个光景，也就是个好日子了。”
“不，真正的好日子是社会主义。”爹说，“等到了共产主义，那日子就更好啦！”
“还能怎么个好法呀？”妈妈似乎不大明白。
爹深情地说：“到了那个时候呀，所有的土豪劣绅全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再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种田的、做工的，全都为集体劳动。劳动人民都过上美好的生活。孩子全能上学……”妈妈轻轻地“嗯”了一声，爹又接着说：“好日子还要靠我们去战斗啊！”
我听着听着，又睡着了。好像我真背起书包上学去了，啊，那学校是青砖青瓦盖的，有多少和我一样的小学生啊，全穿着新衣裳……
早晨，我被锣鼓声惊醒。我睁开眼，见爹和妈都已经出去了。我忙穿好衣服向外跑，一看，啊，东头场上集着那么多人啊！锣鼓敲得震天响，还有人喊着口号。我挤到跟前一看，是欢送队伍的。我心想，这准是欢送红军的吧。我到处找爹，找不着。忽然，我被人拉了一下，我回身一看，是妈妈。妈说：“冬子，快回家，你爹就要走了。”我跟妈回到了家。见爹穿得整整齐齐的，身上背着干粮袋、斗笠，还有妈给他做的鞋。爹见我进来，一下子把我抱起来，亲了下我的腮帮，说：“冬子，爹要打白狗子去了，你在家要好好听妈妈的话。”我搂着爹的脖子，说：“爹，你走吧，你去打白狗子，多多打白狗子！”爹笑笑，又亲亲我，把我放下。他从桌上拿过一本书放在我手里，说：“冬子，这是一本列宁小学课本，是我从学校里给你要来的。”
我看看课本，见封面上有个红五星，还有一把锤子和一把镰刀，上面的字我一个也不认得。我问爹：“我什么时候上学啊？”
爹说：“再开学的时候，妈妈送你去。”随后爹又低声和妈妈说了些什么，妈妈点点头，把她煮好的鸡蛋装在爹的挎包里，便和爹一起向外走。我一下子扯住爹的衣襟说：“爹，你打了胜仗就回来啊！”爹回头看了下我，把我的手拉起来，问我：“冬子，我上回给你的那个子弹头，你丢了没有？”我说：“放在床头上了，没丢。”爹想了一下，从他的挎包上撕下一个红五星，递给了我，说：“冬子，我再给你个红五星。”我接过红五星，问爹：“给我这个做什么呀？”爹说：“我这次出去时间很长，你要是想我了，你就看看这红五星，看见这红五星，就和看见我一样。”我把红五星紧紧地握在手里，又看看爹，爹说：“还有那个子弹头，你也别丢了，你见了它，就会想到红军、赤卫队为打白狗子流过血。长大了，你要去打白狗子！”说罢，爹又拍拍我的头，就向东场大步走去了。那边正响着锣鼓声和口号声。爹出发打白狗子去了，我跑着去送他，心想：爹打了胜仗就会回来的。
爹随红军走了一个月了，我问妈：“爹怎么还没回来呢？”妈说：“仗还没打完哩，打完仗就回来了。”又过去一个月了，爹还是没有回来。我问妈：“爹打完仗了吗？快回来了吧？”妈妈说：“呃，你到大路上看看去，看回来了没有。”我跑到庄头的路上去望，连过路的队伍都没有看到。又过去一个月了，爹还是没有回来。我问妈：“爹还回来不？”妈妈说：“回来。”我说：“什么时候回来呀？”说着哭了起来。妈把我搂在怀里，说：“冬子，莫哭，你爹打完白狗子就回来。”说着指着南边的山给我看，“冬子，你看，山上再开花的时候，你爹就回来了。”
“什么时候再开花呀？”我问妈妈。
妈妈说：“春天。”
噢，春天，春天快些来吧！
红军走了以后，开始时，庄子里还有赤卫队和乡政府，人们还是常常开会。可是过了两个月之后，赤卫队都上山里去了，庄子里也不大有人开会了，只是到了晚上，人们才聚在一起说些什么。
自从妈说南山上花儿再开的时候爹就回来，我常常跑到山上去看。山上的花儿一开，爹就会回来的！一天，我又跑到山上去，站在山上向那山下的大路望去。我希望看到一队人马忽地走过来，说不定那里会有我爹的。可是路上没有队伍，只有一两个人背着柴走着。那大路上，过去可热闹哩，有送军粮的，有过路的红军，有下田的人，来来往往的，人好多啊！怎么都看不见了呢！我看着看着，猛然见大路那边出现一群人，还有几个扛枪的。我心里不由得一振，心想，红军回来了，便大步地向山下跑。我一气跑到山脚下，猛不丁地站住了，原来，我见那些穿灰军装的人，不和红军一样：红军戴的是八角帽，他们戴的是圆顶的；红军的帽子上有颗红星，他们帽子上是个小白花花。我心里一跳，哎呀，是白狗子！我再仔细一看，原来那个戴高帽子游乡的大土豪胡汉三也在当中。白狗子来了！坏人回来了！我忙转过身来往家跑。
我跑进家门，见妈正在收拾东西，床头上放着两个包裹。我说：“妈，白狗子来了！胡汉三来了！”妈一听，更警觉起来。我拉着她的手问：“怎么办啊？妈妈！”妈妈把我拉到她跟前，把我褂子上的衣边撕开，从床头的席底下把爹留给我的那个红五星拿出来，在我面前亮了一下，把它塞到衣边里，低头就给我缝起来。我问妈：“那个子弹头呢？”妈指着院子里那棵石榴树说：“在那石榴树根下埋着啦！”我问妈：“我那小学课本呢？”妈指指小包袱说：“在包袱里。”我说：“妈，白狗子来了，我们怎么办？”妈说：“不论是谁，问你什么，你什么也不要说。”
我点点头：“我什么也不说。”
妈把我的衣边缝好，坐在床沿上想了一阵子，正要到外边去，忽然门外一阵噪嚷，胡汉三带着几个白狗子走进我家来了。胡汉三大模大样地往屋中间一站，用他手里的小棍子指着我妈：“你男人呢？”
“他北上打日本鬼子去了。”妈镇定地回了一句，连看都不看胡汉三一眼。
“是听说我来，吓跑了吧！”胡汉三翻着白眼说。
“孬种才跑呢！”我妈是从来不骂人的，这回却骂了一句。我想起来了，胡汉三就是偷跑了的。
胡汉三头上暴着青筋，又咬牙又瞪眼，一把抓过我妈妈：“你说，你男人到底跑哪儿去了？”妈妈不回答，他打了妈一巴掌：“说，他还欠着我好大的一笔账呢！”
妈推开胡汉三的手，挺挺地站在屋中间，没有理睬他。
胡汉三忽然看见了我，过来把我抓住：“说，你爹跑哪儿去了？”我记住刚才妈教给我的话，什么也不说。胡汉三见我和妈妈一样，他的牙咬得咯吱咯吱响，一下子把我推倒在地上，照着我的肚子踢了一脚。我痛得喊了一声，但是我没有哭，站了起来，什么也不讲。胡汉三又按着我的头问：“说，你爹跑哪儿去了？”我抬眼见胡汉三的手就在我的头上，突然把两手一伸，狠命地抓住他的手，使劲往下一拉，一口咬住了他的手指头。他像杀猪似的喊叫起来，乱摆着手，想要挣脱。我狠命地咬着，一心要把它咬断。他见我不松口，另一只手就去掏身上的枪。旁边的几个白狗子也过来扯我。妈妈见势不好，过去喊我松了口，把我拉在了她的身后。胡汉三手指头呼呼地向外淌血，他痛得直抽着脸，想用枪打我。妈妈用身子遮住我，一面高声喝道：“你要干什么？向着孩子使什么厉害，有本事找红军去！”这时候门外围了很多很多的人，他们见胡汉三拿着枪要打我，全都拥进屋里，一齐向他喊着：“你敢！凭什么打人！”
“红军走得还不远哩！”
“伤了人，要拿命抵的！”
众人一吵嚷，胡汉三势头软了。他掏出一个手绢来把手缠上，一面喊着问众人：“啊，你们说什么？谁说的？”他一问，大家反而一句话也不说了，全瞪着眼睛看着他。他哼了一声：“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往后日子长哩，欠我的账，我要一笔一笔和你们算！”他叫扛枪的白狗子把众人赶开，给他让出一条路来，铁着脸，抱着手，走开了。
自从胡汉三来了之后，妈和我随时提防着。晚上，妈带着我在后面院子的墙脚下拆开一个洞，准备一有动静就能爬出去。洞外面有一丛毛竹挡着，外人看不见，那是通向一个大山沟的。里面的洞口上用一块青石板挡着，还盖上一堆茅草。
几天过去了，胡汉三再没来过。可是夜间妈妈时常出去，天不明时，又回来了。有一次我问妈出去做什么，她说：“大人的事，你莫问，莫胡说哟，妈哪儿也没去，你好好睡吧！”我知道她不肯向我说。
自从胡汉三回来之后，柳溪就变样了。赤卫队没有了，街上常晃荡着几个穿灰皮的保安团的白狗子。乡工农民主政府没有了，胡汉三当了“团总”。红军临走时在墙上写的标语，胡汉三叫人把它涂掉了，在上面写上另外一些字。白天，在街上没有人唱歌，没有人喊口号，也看不见鲜明耀眼的红旗。就连那天也变了，天空灰灰的，阴沉沉的。
这时我更想念爹，想念红军，盼望他们赶快回来，来打这些白狗子。过了旧历年，快出了正月了，我想这已是春天了，花儿该开了吧！一天傍晚，我又爬到南山顶上，去看山上花儿开了没有。我是多么盼望着花儿快点开啊！我察看了山上的花儿，花儿还都没开。我眯上了眼，希望再一睁眼时，山上全变了，所有的花都开放了。忽然，有人在背后喊了我一声。我一惊，回头一看，见一个打柴的人站在我身后。他把头上的竹笠向上推了推，我一下认出来了，是修竹哥！“修竹哥！”我又惊又喜地叫了一声。修竹哥问我：“你妈在家吗？”我说：“在。”他又说：“回去告诉你妈，就说今天半夜我到你家去，听见门上连敲三下，就开门。”我点头说：“知道了。”又问他：“修竹哥，我爹什么时候回来？”修竹哥说：“他在很远的地方打仗，怎么能一时就回来？”我说：“胡汉三又回来了！”修竹哥抚摸着我的头，眼望着冷冷清清的庄子，停了一会儿，深沉有力地说：“一定要消灭他们！”后来，他见山下有人走，便轻声地向我说：“记住我刚才的话，回去告诉你妈，千万莫跟别人说啊！”说罢，他就转过山头，向山里去了。
我见修竹哥已经走得没影儿了，便跑回家把他的话悄悄地跟妈说了。妈听了这话后，脸上有点笑容，自从胡汉三回来，妈从来没有笑过的。
晚上，妈妈收拾我睡下，她自己却坐在床沿上等着。她把小油灯用个竹篮遮着，外面看不到一点儿光。我原来也想等着看修竹哥来，可是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
我在睡梦中，似乎听到什么声响。因为知道修竹哥夜间要来，我猛地睁开了眼，借着那小油灯的微光，见妈正和修竹哥在小声地说话。修竹哥说：“现在环境是艰苦了，但是我们必须坚持斗争。”妈说：“众人都盼望红军回来哩！”修竹哥说：“红军北上抗日了，暂时回不来，千斤担子现在就落在我们身上了。”停了会儿，妈说：“胡汉三想笼络人心，现在还没下毒手。大家也都和他顶着，他想成立民团，要粮，要枪，要人，可是众人什么都不出。我昨夜去串了几家，大家的心都很齐，拼死也不出粮，不出枪，不出人。”修竹哥说：“对，要把革命群众组织好，坚决抗到底，粮、枪、人，坚决不能出。”随后修竹哥又向妈说：“你入党的事，党支部已经批准了，从现在起，你就是党在这个村子里的一个战士，你要领着大家同敌人斗争。”我见妈紧紧握住了修竹哥的手，稳稳地说：“我听党的话，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修竹哥说：“现在宣誓。”
我见妈妈跟着修竹哥站了起来，修竹哥举起了拳头，妈妈也举起了拳头。修竹哥低沉有力地说一句，妈也用低沉有力的声音说一句。
夜静静的，墙壁上映着他俩举起拳头的影子。我觉得这时刻那么庄严，修竹哥和妈妈的身影那么高大。我压住呼吸，不敢出声，浑身上下感到热腾腾的。一下子，我对“革命”比以前懂得多了：革命就是靠这些共产党员带头干的，他们就像修竹哥和我妈一样，白天黑夜领着人们开会，风里雨里带领队伍打白狗子，一个心眼儿专为穷人办事，在坏人面前不说一句软话。他们一个一个都那么刚强，原来他们都举着拳头宣过誓啊！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也举起拳头说刚才修竹哥领着我妈说的那些话呢？
宣完誓，修竹哥又和妈说了一些怎么领导群众同敌人斗争的事。后来妈问修竹哥：“你知道冬子他爹这会儿到了什么地方吗？”修竹哥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四川了。”说到这里，修竹哥着重地说：“在长征路上，党中央在遵义开了个会议，纠正了‘左’倾的错误路线，确立了在党中央的领导，红军在指挥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妈说：“还是领导得好啊！”
修竹哥说：“听传来的消息说，行义同志领的那支部队打得很好，他现在已经当了营长了。”妈似乎笑了笑，我想爬起来问修竹哥，四川在什么地方，爹带领的那支部队消灭了多少白狗子。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外边的狗叫了起来，妈忙吹灭桌上的小灯，听着外边的动静。这时就听有一阵脚步声奔我家门口走来。妈忙到床上来摇我，其实我早已醒了，妈一摇我，我急忙就起来。妈摸着黑替我刚把衣裳穿好，就听有人来敲门了。妈没回声，把小包袱向我怀里一塞，臂里抱着我，一手拉着修竹哥就往后院里走。到了通外面的墙洞前，妈把我放下，拉开了茅草，掀起了石板小声地向修竹哥说：“你快爬出去！”修竹哥顺着洞子爬了出去，妈又把我也推出了洞口。当她自己的身子也探入洞口，这时前边的大门已几乎被撞倒了。妈忽然把身子撤了回去。修竹哥在外边着急地问：“你怎么不出来？”妈说：“不行，这样敌人会发觉的，你快带着冬子，顺着山沟跑吧！”修竹哥说：“不行，你不能留下！”妈听外边门打得更急，也没理修竹哥，只从洞口递过来她一件夹袄，说：“给冬子披上，你们快走吧！”说罢，忙用青石板把洞口堵上，把茅草盖好，回身就向前走去。就在这时，我听见大门让人撞开了，几个人闯进我家里。我替妈妈担心，想喊又不敢喊。忽然我听见一个家伙喊着：“你为什么不开门？啊？”这时我的心快要从嘴里跳出来，我埋怨妈妈：你为什么不从这个洞里出来呢？白狗子要是抓着你怎么办？接着就听到一个很熟的声音问道：“有个人到你家来没有？”
没有回答。
“你家孩子呢？”
没有回答。
接着还是那个声音说：“他咬了我一口，今天我要把他的牙全敲掉！”
我听出来了，这是胡汉三。
“说，你把那个人藏哪儿去了？你的孩子呢？”胡汉三凶狠地逼问着。
还是没有回答。
我知道妈妈让他们抓住了，急着要从洞口钻回去。修竹哥紧紧搂住我，他的脸紧贴在我的脸上，附在我的耳边说：“莫动。”说着他把我放在一块大石后面，从身上掏出了匣子枪，轻轻地爬上了墙头。这时我又听到院子里胡汉三说：“不说，给我搜！”接着就听见有人在院内翻茅草。我正在着急，忽听见墙头上“啪”的一声枪响，是修竹哥开枪了。接着又是一声、两声、三声枪响，我好像听到墙内倒下两个人。这时我听修竹哥在墙头上大声喊：“一班从左，二班从右，包围！”我又听到很多脚步声慌乱地向前边跑。接着修竹哥又放了两枪。我当时很奇怪，修竹哥不就是一个人吗？怎么还有一班二班呢？我正想着，忽然见妈妈一下子从洞口出来了。这时修竹哥从墙上跳下来，妈妈说：“他们都吓跑了！”修竹哥说：“快走！”说着背起我来，和妈妈一起，拨开竹丛，顺着山谷大步走去。
天快亮的时候，修竹哥把我背到老山深处的一片林子里。在这里我见到几个熟人，他们全是柳溪赤卫队队员。还有许多人，我不认识。我问修竹哥，赤卫队员都到老山里来干什么，修竹哥说：“我们打游击了！”打游击是什么呢？我也不大懂。经过一夜的周折，我累了，修竹哥让妈妈把我放到一个山洞里，我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我醒了，睁眼一看，见头底下枕着小包袱，身上盖着妈的夹袄。我翻身喊了声：“妈！”再四下一看，见是在山洞里。洞里没有人，我便走出洞来。这时我才看清，四下里全是高山大树。在一棵大树下，修竹哥正和赤卫队员们谈话，妈也在当中。修竹哥说：“现在各庄的敌人要搞反革命武装，想用这些武装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发动群众，和胡汉三这群白狗子斗争，不出枪，不出粮食，不出人，让敌人什么也抓不到手。荆山、柳溪、彭岗，都要去几个同志。”修竹哥说了这些话之后，就分派几个人到这三个地方去。这时我听妈说：“我也去柳溪吧，那里的人我熟。”
修竹哥说：“昨天晚上你跑了一夜路，这会儿休息一下吧！”
妈说：“多去一个人，就能多做一点事，不用休息，让我去吧！”
修竹哥说：“也好。”又向身旁的一个叔叔说：“陈钧同志，你和冬子妈去柳溪，晚上进去，下半夜就出来。”说着拿出一颗手榴弹给陈钧叔叔，陈钧叔叔把手榴弹掖在腰里。
妈过来看了看我说：“冬子，莫乱跑，妈有事去，明天就回来。”妈妈刚才向修竹哥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就高高兴兴地看着妈妈向山下走去。
第二天上午，妈还没回来。我问修竹哥：“哪儿是柳溪呀？”修竹哥指着一个方向告诉我：“在那边，远着哪！”我就坐在一块石头上，不断地向那个方向望去。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见山下走来一个人。我一看，正是和我妈一起到柳溪去的那个陈钧叔叔。我就问他：“叔叔，你是从柳溪来的吗？我妈妈呢？”陈钧叔叔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就把我抱了起来。我想，这叔叔好怪哩，为啥不说话呢？他抱着我来到一棵大树下，见修竹哥在那里，把我放下来，还是什么也没说，一下子就坐到了石头上。修竹哥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然后才问陈钧叔叔：“柳溪的情况怎么样？”陈钧叔叔长长地抽了口气，又把我拉在他的怀里，还没说话，眼泪就流出来了。
“怎么啦？”修竹哥的脸色白了。
“冬子的妈牺牲了！”
“啊！”我先是一愣，立即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向着柳溪的方向跑去。陈钧叔叔忙过来把我抱住：“你哪儿去呀？”
“我去找妈妈！”
“你不能去！”
我要去看我妈，我不愿陈钧叔叔抱住我，他不放我，我就乱踢乱蹬，陈钧叔叔还是把我抱了回来。
“妈妈！”我大声哭着。陈钧叔叔把我安放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修竹哥向他说：“陈钧同志，你快把具体情况谈谈。”
陈钧叔叔说：“我和冬子妈是夜间进的柳溪。我俩串了几家，把当前的斗争情况和群众讲了，大家心都很齐，要坚决和胡汉三斗。可是当我们串完了后一家，准备出庄的时候，一下子碰到胡汉三带着一群白狗子向我们包围来了。我扔出了的一颗手榴弹，和冬子妈向庄外跑，可是敌人死死地追着我俩。正在紧急的时候，冬子妈一下把我推到一条小河沟里，让我顺着河沟往山边跑，她就伏在河沟旁，从地下摸起石块向敌人打去。我喊她快跑，她却高声地向我说：‘快回去向组织报告，别管我！’说着，她一面向敌人扔着石头，一面朝远处去，把敌人引到她那边去，掩护我脱了危险……”
听了陈钧叔叔的叙说，站在我周围的赤卫队叔叔们全都显出敬佩的神情。
陈钧叔叔接着说：“为了探听冬子妈的消息，我没有立刻回山上来。天亮的时候，我装作一个过路的人，又转到柳溪的庄头上。听乡亲们讲，冬子妈不愧是个共产党员，从她被捕起，一直没张过口，什么也没说。胡汉三对她没办法，就把她吊在大树上，下面架起一堆火。庄里的乡亲们高喊着向大树下拥，要救冬子妈。可是胡汉三让保安团白狗子端起了枪，四下里站了岗，老乡们都闯不过去。这时冬子妈见来了很多群众，她张口说话了。她高声说：‘乡亲们，莫要害怕，白狗子天下长不了，红军就要回来的！你们不要听胡汉三的话，不要给他们粮，不要当保安团……’后来，树下的大火烧起来……”陈钧叔叔讲不下去了。
这时，我的眼前像燃起一堆火，在那火光里我看见了我妈妈：她两只眼睛大睁着，放射着明亮的光彩，她的一只手向前指着，在她的手指下面，胡汉三害怕地倒退着。妈妈的另一只手握着拳头举起来，像前天晚上那庄严的宣誓。火光越来越大了，妈妈浑身放着红光……
赤卫队员们一个个铁着脸，握着拳，忽然一个同志说：“吴书记，下命令吧，下山去把胡汉三他们消灭掉！”
“打吧！吴书记！”高山上爆发着赤卫队员的喊声。
“给我妈报仇！”我向着修竹哥哭诉着，“下山把胡汉三和白狗子全杀死！”
修竹哥考虑了一下，下了决心：“对胡汉三这样凶恶的敌人应给予狠狠的打击，一来可以煞一煞敌人的凶焰，二来对周围的群众也是个鼓舞。”他下达了命令：“集合！”
赤卫队员们立即雄赳赳地在大树下列好队伍。他们把乌黑的钢枪扛在肩上，把雪亮的大刀提在手中，梭镖的红缨迎着山风抖动，人人脸上闪着复仇的光焰。赤卫队要战斗去了！要去杀胡汉三了，要为我妈报仇去了！我擦了擦脸上的泪，大步走到了队伍的末尾，也直挺挺地站在队伍里。
队伍出发的时候，修竹哥让一位上年纪的赤卫队员和我留在山上，他说：“冬子兄弟，你留在山上吧，现在你还扛不动枪，等你长大了，再和我们一起去打仗。”
第二天，修竹哥带着赤卫队从柳溪回来了，他们昨天晚上打了个大胜仗，打死了十几个保安团白狗子，缴了十二条枪。可是没有捉住胡汉三这个大坏蛋，他跑掉了。
我在山上住了几天，才知道赤卫队已经成了游击队。因为红军上北方去打日本鬼子，国民党白狗子把兵调来打赤卫队，赤卫队人少，便退到山里，瞅空子跟白狗子打仗，有时候跑到这里打一阵，有时候跑到那里打一阵，所以叫游击队。
我在游击队里，给他们添不少麻烦，一走动，陈钧叔叔就背着我，他背累了，别人再换着背。
一天，修竹哥从山下回来，带来了一个老伯伯。过了会儿，修竹哥把我喊了去，向我说：“冬子兄弟，我给你找了个地方，让你住下来。”我向修竹哥看看，又看看那个老伯伯，老伯伯朝着我笑笑。修竹哥说：“这是宋伯伯，他把你带下山去，就在他那里住下。”
“我不去。”我说着，泪花在眼里转。自从妈妈死后，修竹哥就是我的亲人，游击队就是我的家，我怎么再舍得离开呢？修竹哥把我拉过去，抚着我的头说：“我们这里要打仗，要跑路，你人小，在这里住不安哪。你跟宋伯伯去吧，他会疼你的。我常去看你。”我说：“我长大了，要给妈妈报仇；我去了，怎么给妈妈报仇呀？”修竹哥说：“你长大还早哩，你妈的仇我们给你报。等你长大了，我去把你叫来。”我还是靠在修竹哥的身上，抓着他的衣角。宋伯伯凑到我跟前说：“冬子，你莫拗哟，他们天天要打仗的，背着你碍事呀。”我看看宋伯伯的脸，他的脸是慈祥的。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拉了过去，我觉得他的手是那么宽厚、温暖，和我爹的手一样。
这时，修竹哥把我妈给我的那件夹袄和小包袱拿来，交给宋伯伯说：“老宋同志，你费心，这孩子是革命的后代，我们一定要把他抚养好，等潘行义同志回来时，我们好交给他。”宋伯伯说：“吴书记，你放心吧，只要我这条老命还在，我就让冬子好好成长。”说着他提起小包袱，把我妈的夹袄披在我身上，拉起我的手来说：“冬子，跟我走吧。”我跟着宋伯伯往山下走，修竹哥、陈钧叔叔，还有好几个人，把我们送了好远。转过一个山环，修竹哥拉着宋伯伯的手说：“老宋同志，冬子可是在革命根根上长出来的一棵芽芽，你千万要照看好了！”宋老伯说：“我知道，都交给我吧。”修竹哥又拍拍我的头说：“跟宋伯伯去吧！”我连连喊了几声：“修竹哥！修竹哥！”又恋恋地看了看老山，宋伯伯怕我走累了，就背着我下山了。
宋伯伯的家就住在山下的一个小庄子里，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我到他家里以后，他向邻人说，我是一个过路的穷人送给他的，他要收我做儿子。他让我叫他“大爹”。
开始的时候，修竹哥、陈钧叔叔都来看过我，以后就来得少了。我常听说游击队在什么地方打了仗，消灭了不少白狗子。我要上老山去见游击队，大爹不带我去，我又不知道路，也只好不去。转眼之间，天暖和起来了。
天暖和了，我想起妈妈的话：南山上花儿再开的时候，爹就能回来。当山上草绿了的时候，我爬上山，去看花儿开了没有。这时，花儿还没开，可是那开花的野棵棵已经抽芽儿了，长叶儿了。我想，再过些时候，它就会开花了。
一天，我跟大爹上山打柴，老远老远，我看见一个黄点点一闪一闪的。我跑近前一看，原来在一块岩石前面，一棵枝枝上开了朵小黄花。这朵小黄花是八个瓣儿，迎着阳光，水灵灵的，黄艳艳的，好鲜亮哟！我高兴地叫起来，说：“爹要回来了！”大爹惊奇地走过来看看我，我说：“大爹，你看，这花儿开了。我妈说的：南山上花儿开的时候，我爹就回来，红军就回来。”说着，我找了块高石头爬上去，向山下的大路上望着。大爹也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
过了老大一会儿，大爹说：“冬子，回家吧。”我仍不肯下来，向山下的大路上望去。天晚了，路渐渐看不清了。这时，大爹爬到石头上把我抱下来，亲了亲我的脸。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起来了，催着大爹上山去打柴。虽说只隔了一天，山上的花儿开得更多了，有黄的，还有红的和白的。我的心和那些花儿一样，也开放了。我爹要回来了，红军要回来了，要给我妈报仇了，要抓起那个胡汉三，要叫他戴高帽子游乡，要一枪崩了他！想到这里，我把我的衣底边撕开来，从那里边掏出爹给我留下的、妈给我缝起的红五星。那红五星在太阳光下一照，是多么鲜艳，像一朵鲜红鲜红的花儿。大爹带我到一块高石顶上坐下来。他拿过我手中的红五星看了看，抚摸着我的头说：“冬子，什么时候你的帽子上也能安上这红五星就好了。”我说：“爹一回来，我就把它缝在帽子上。”大爹点点头，叫我把红五星再塞到衣底边里去，告诉我到家再缝好。我心想：就不要缝了，爹一回来，我就把它戴在头顶上！
我看着山下的大路，心头涌起战斗的情景：我耳边像听见了激烈的枪声，我像是看到大队红军向敌人冲去，一面大红旗迎着枪声呼呼啦啦地飘动着，那红旗下面有端着机枪的，有挺着刺刀的，有举着匣子枪的，有抡着大刀的，全喊着杀声，勇猛地向敌人冲去。敌人一个个倒下了，逃跑了，消灭了！那大红旗越飘越大，越飘越大，所有的山，所有的水，整个大地都红了！红军回来了！爹回来了！
大爹和我一起坐在山头上。太阳偏西的时候，我见大爹站起来，两眼不转地向一个山头上望去。那山头上，立着一棵挺拔的大青松，那高高的青松，树干像铜又像铁，青铮铮、黑灿灿，那一丛丛松叶，像针又像剑，绿油油、亮晶晶。一阵大风吹来，那棵青松迎风呼啸，显得更加精神。大爹忽然向我说：“冬子，你看那青松高不高？”
我说：“高。”
大爹又说：“你看那青松硬棒不硬棒？”
我说：“硬棒。”
大爹说：“冬天下雪，秋天下霜，那青松叶子败不败？”
我说：“不败。”
大爹说：“它高，它硬棒，它不怕雪，不怕霜，好不好？”
我说：“好。”
大爹说：“对，我们要像青松一样啊！”
我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大爹的话，却完全同意地点了点头。大爹又说：“红军走了，白狗子要凶一阵子的，但是我们不怕，我们要像那青松一样，风再大，不低头，雨再猛，不弯腰。”
我昂着头看着大爹，见他那古铜色的脸上布着深深的皱纹，刚毅的眼睛里闪动着坚定的目光，他多么像那高山上的青松呀！
大爹接着说：“冬子，你不但要记住你妈的话，更要学她那样硬骨头。”
我点点头，记下大爹的话。是的，我妈妈多刚强啊！她也像那山头上的青松。
大爹指着遍山的花儿，又对我说：“花儿到了春天就开了；打败了日本鬼子，红军就会回来的。不论等多久，冬子，你莫忘记你爹是个红军！”
听了大爹的话，我心里热乎乎的。我想着爹是跟上红军闹革命的，我也要学爹那样闹革命；我又想起妈妈牺牲时对乡亲们说的话：“白狗子天下长不了，红军就会回来的！”是啊，红军一定会回来的，爹一定会回来的！
我在大爹家里住过了这个春天。接着夏天来了，秋天来了，冬天也来了。
一天晚上，北风呼呼地刮着，大雪纷纷地下着。我在油灯下打开爹给我留下的那本列宁小学课本，大爹在一旁指点着，边教我认字，又给我讲书上的道理。大爹从小念过一本《三字经》，那课本上的字，他大都认得，有不认识的，就照着意思往下顺，也就都念下来了。爹临走时嘱咐说：“要是工农民主政府还存在，要是能念书，就送他上列宁小学。”可现在呢，我没有进列宁小学。我是从游击队来到宋大爹的小屋里，是宋大爹把活生生的革命斗争结合书上的道理和文字一起教给我。所以那书上的话，我记得更深：
工农，工农，
工农不能忘，
手中没有枪，
永远做羔羊。
要翻身，要解放，
快快来武装！
书上的话时时在我耳旁响起，直到上床睡觉了，那“要翻身，要解放，快快来武装”还在我脑子里萦绕。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回到了游击队里。啊哟，有那么多的人来参加游击队呀！有男的还有女的，都排着队在那儿领枪。我也想领一支枪，便也排到那队伍里去。可是发枪发到我跟前时，只发给我一支红缨梭镖。红缨梭镖也很好啊，我扛着它，到处走，可神气啦！忽然我见有一群人喊着口号过来，我近前一看，原来是大土豪胡汉三被绑着游乡哩！我哪能饶得了他，跑到跟前，拿起梭镖就要捅他。可就在这时，我的手让谁抓住了。我挣扎着，一下子醒了，睁眼一看，嘿，屋子里连坐带站的，满满一屋人，吴书记正在摸着我的胳膊哩！我陡地坐了起来，一把拉住吴书记：“修竹哥！”我一边喊着，一边跳下床来。
“冬子！”修竹哥和屋里的人全都喊着我。我一看，呀，全都是我们的游击队员！我说：“你们怎么来了？”
修竹哥说：“路过这儿，来看看你呀！”
大爹说：“他们打了个胜仗，把驻在南山的白狗子老窝抄了，得了二十多条枪。”
我一听，可高兴啦，便说：“也发一支枪给我吧，刚才做梦还发了一支枪给我哩！”
屋里的人全笑了，修竹哥说：“做梦都想要枪，好啊！不过你现在还扛不动枪，快点儿长呀！”屋子里的人又都笑了起来。这时又陆陆续续地进来不少人，这些人全是我们房前房后的邻居。他们见了修竹哥和游击队员们，可亲热啦，顿时屋子里热腾腾的。我们院后的刘三妈也来了，她手里提着六双草鞋，细一看，是用麻和布条打成的。她把鞋递到修竹哥面前：“吴书记，你把这六双草鞋带着。”
“三妈！”吴书记抓住三妈的手，“谢谢你老人家。”
三妈说：“都是自家人，还说什么谢。”
“我们正缺鞋哪！”吴书记把鞋接过去，又从里面衣袋里掏出一块光洋，“三妈，你收下这钱。”
刘三妈愣住了，她看看吴书记，不大满意地说：“我这鞋不是买来的，是我攒了些布条，自己给你们打的。我知道你们整天跑来跑去的，脚上穿得费呀！”
我看到游击队员们都很激动。吴书记把钱按在三妈的手掌上，他的两只手把三妈的手紧紧握住：“三妈，你的心意我知道，但是我们军队有规矩呀，要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怎么？”刘三妈把另一只手搭上去，又紧紧攥住吴书记的手，“把我当成什么群众了？我们和游击队是一家人，只是你们在山上，我们在山下罢了！”她抽出手来，把那块光洋“啪”的一声放在吴书记手心里，“拿去，去替革命买点什么吧！”这时屋子里的人都纷纷地说起话来，游击队员们说要三妈收下钱，老乡们就说不要收。后来，吴书记只好把钱放到了口袋里。
不多会儿，又来了些邻居，屋子里挤得满腾腾的。他们全都围着修竹哥，让他给讲讲斗争形势。大爹把一件大袄披在我身上，说：“你到外边看着，见有生人来，就在后窗上拍三下。”我觉得我像个去站岗的战士一样，高高兴兴地到门外去站着。
外边风不刮了，雪也不下了，站在门外看看庄里，我见有几家茅屋里也亮着灯。我想，那灯下准也有游击队员给老乡讲斗争形势，也准有像刘三妈那样的群众把自己积攒下来的什么东西送给游击队。我想，为什么群众那么拥护游击队呢？是因为游击队爱护人民啊！看，游击队够困难了吧，可是他们还要拿出光洋来给鞋钱。
过了一会儿，从庄里走过来一个游击队员，他到屋里去不久，修竹哥和游击队员便走了出来。老乡们全都跟在后边。
我拉着修竹哥：“你们又走了？”
“我们走了！”修竹哥抚着我的头，“好好听宋伯伯的话。”我点点头答应着，拉着修竹哥的手，和乡亲们一直把游击队送出庄子。
送走了游击队，我和宋大爹回到屋里，见油灯下放着一张纸条。宋大爹把纸条拿起，见纸条下放着一块光洋。他拿纸条凑在灯前看，我也伸过头去，见上面写着“请三妈收下这块钱，谢谢。”大爹拿起这块钱，激动得手都有点颤动。他把钱和纸条一起拿着，去找刘三妈，我也跟着他来到三妈家里。大爹把纸条上的话向三妈念了，把那块光洋放在三妈手上。三妈托着那块光洋，想了一下说：“好，我拿这块钱去买些麻来，再去捡些布条，给他们多打几双鞋！”大爹听了点点头，默默地从衣袋里把前天卖柴的钱也掏出来交给刘三妈：“把这钱也添上，多买点麻，多打几双！”我被两个老人的行为感动了，我摸摸身上，我什么也拿不出来帮助游击队。我想，我只有快快地长，长大了我把我自己全交给游击队。
长啊，长啊！一个个春天过去了，我在大爹这里，整整过了六个春天。
第六年的春天时，我已经十三岁了。我几次要求大爹带我到老山上去找游击队，大爹总是摇摇头。这期间陈钧叔叔也来过几次，修竹哥也来过，但都说我还小，不愿带我去当游击队员。
一天，我又叫大爹带我到老山去找游击队。我觉得我都十三岁了，应该去替妈妈报仇了。大爹见我一说，还是摇摇头，他说：“冬子，你莫心急呀，你会去当游击队员的，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说：“要到什么时候呢？”大爹说：“到时候，吴书记会派人来叫你的。”我说：“吴书记在哪儿呀？我一年多都没见到他喽。”我现在也把修竹哥叫吴书记了，他是上回送钱来给大爹，我才见到他一次，已经一年多了。大爹说：“这些事情你莫要问，该怎么办，他会给你安排的。”
我知道大爹不会带我去上老山，可我又想见吴书记和游击队，吃罢早饭，我拿了条绳子和扁担，说上山打柴，就直奔老山去了。
我爬过两个山头，见前面有好几条小山路。我想，哪一条是奔老山的呢？又怕回来的时候走迷了路，心想，我找一条宽的路走，回来的时候，我还找宽的路回来。就这样，我向前走着，碰到有两条路的时候，就拣宽的一条走。一会儿走到山岗上，一会儿又走到山涧里，这些我都不管，只想着进山里找到游击队，在路上，我也碰到过几个人，但是我不敢问，我怕给游击队泄露了秘密。走着，走着，路两边的毛竹多起来了，山上的树林也多起来了，我想，这儿快有游击队了。再往前走，就没有宽路了，全是些窄窄的小道，还都是弯弯曲曲的。我想，这再怎么走呢，这可容易摸迷呀！后来我又想了一个办法，找了一条通高山的路往上爬，每走不多远，就在路边插一根小竹竿。这样，我又继续往山上走。
我走着，爬着，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忽然我在一棵大树下停下来了。咦，这个地方我好熟呀！我再向前面一看，呀，那不是我睡过的山洞吗？那边一块石头，我不就是在那个地方听陈钧叔叔说我妈让胡汉三烧死的吗？对，我在这树下哭着喊过我的妈妈。是这个地方，六年前我跟游击队住过的这个地方！我跑进我睡过觉的那个山洞，洞里空空的。我走出山洞，又爬到一个高岗上向四下看看，四下里连一个人也没有。我想喊一喊吧，他们也许能听见的。于是我站起来，放开了喉咙高喊着：“游击队！”“吴书记！”“陈钧叔叔！”还是没有人回答。游击队到哪儿去了呢？我多么希望在这里能看到那些熟悉的亲人的笑脸，看到那坠着红穗子的大刀，我多么希望马上被吸收成为一个游击队员，跟着队伍去打白狗子啊！
我知道游击队在继续战斗，就是一时找不到他们。没找到游击队，我只好向回走。这时我想起大爹，我的心慌了，我出来时，一声也没跟他说，他这半天见不到我，不着急吗？对了，我得赶紧回去，以后有机会再来找游击队。我总会找到他们，和他们一起去打白狗子的！我站了起来，往山下走。幸亏来时做了些记号，下山时没有走错路，不知不觉又回到了那条宽路上。一到宽路上，看看太阳，已经坠到了西边。天已经晚了，我加快了脚步往下走。
走到一个大路的岔道口，见迎面来了一群人。我心里猛地一亮，心想，是游击队来了吗？我忙凑到跟前一看，不觉得一愣，咦，一个家伙挑的个啥旗子呀？那旗子是一块白布，中间一个圆圆的、像膏药一样的红蛋蛋。我再一细看，他们也有扛枪的，也有挂刀的，可是连一个熟人也没有。这些扛枪的家伙，穿的是黄军装。我心想，这准是白狗子。他们见我扛了根扁担，带着根绳子，也都没管我，就顺着山路向山里去了。可是当他们快过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面熟的人走在后面。这个人穿着长衫，戴着呢帽，当他的眼光和我的眼光碰在一起时，我立刻认出来了：胡汉三！他那两只狼一样的眼睛，我是不会忘记的。我的血冲上了头，两手紧握肩上的扁担。因为我的眼一直是瞪着他，他也注意地看了我两眼，眼看着他走过去了，我心里恨得不得了，很想举起扁担从他的后面打过去。就在这时候，胡汉三忽然又回过头来向我上下看了看。他站下来，转过身问我：“喂，小孩，你姓什么？”经他一问，我倒冷静了，我想，我一个人是对付不了他们这些人的。我没理他，转身就往山下走。他见我走，又提高了声音说：“喂，站住，别走！”我听他一喊，更觉得停不得，撒腿就往山下跑！我跑着，听到后面有人乱喊，喊什么，我也听不清。后来又听到头顶“砰”的一声，他们放枪了！我不管，还是飞快地向下跑……
我跑到庄头上，见大爹正在庄头四下里望着。我跑到他跟前，急急忙忙地说：“白狗子追我，胡汉三来了！”大爹见我再也撑不住了，便把我背了起来，又回身向山里望望，迅速地背我向家里走。走到家里，大爹从锅里拿出两个米团子给我，拉着我就往后院走。走到后墙的一棵椿树下，慌忙地把我搓上了树，说：“快翻到刘三妈家去。”我也来不及说什么，从树上翻过墙头，跳到刘三妈的后院里。我心想，已经逃过胡汉三的眼了，也就平静下来。肚里实在饿了，便坐在墙根下吃起米团子来。
我刚吃完一个米团子，忽听大爹院里有人吵吵嚷嚷。我连忙侧过耳朵去听。我一听，不由得一惊，原来是胡汉三找我来了，就听他说：“你说，你那个孩子哪儿去了？”
大爹说：“去打柴了，还没回来。”
胡汉三说：“回来了，我是脚前脚后撵过来的，有人看见你把他背回家来了。”
大爹说：“没有。我今天下晚就没离家门。”
“你还嘴硬！”我听见“啪”的一声，大概是大爹挨了一巴掌，“你说，你这个孩子是哪儿来的？”
“在路上，一个过路的穷人送给我的。”
“这孩子姓什么？”
“姓王。”
“他不姓王，姓潘！剥了皮我也能认得他，他咬过我一口哪！”我又听到一巴掌，“说，你把他藏哪儿去啦？”
“我为啥要藏他呢？我孩子又不偷不抢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大爹还是像平日一样讲话。
“你说他是不是姓潘？”胡汉三发狠地追问。
大爹说：“他爹说他姓王，我怎好说他姓潘哩？要么，就姓我的姓，姓宋也好哇！”
“你别跟我装！我搜出他来，他自己会说的！”胡汉三说着就下了命令，“搜！”
这时我听到大爹生气了，他提高了声音说：“你们凭什么跑到我家里来搜？你是柳溪的，怎么能管到我们茂岗呢！”
“嘿嘿！”胡汉三冷笑了一声，“天下都是皇军的，哪里我都能搜！”
我听了这话有点纳闷，他们不是白狗子吗？怎么又成了“黄军”了呢？是他们穿着黄军装吗？我正想着，就听大爹说：“你们不能搜，我又不犯法，你们凭什么到我家乱翻腾？”
我听到他们要搜，就轻轻地走到刘三妈的鸡棚后面的一个小夹道里躲起来。
那些叫“黄军”的没有搜着我，就向胡汉三报告。胡汉三又大声地骂起大爹：“你个老东西，快说，那个姓潘的孩子藏哪儿去了？”
“那不是什么姓潘的孩子，是姓王，他打柴去了，还没有回来，要不，我可以带你们上山去找。”
“哼！天黑了，带我们去上山，要我们吃游击队的子弹呀！”
游击队？游击队就在这山上呀！我白天怎么没见到他们呢？要是我见到了，带他们来打死这些叫“黄军”的白狗子有多好呀！
“好吧，要是你不愿交出那孩子，就得把你带走。”胡汉三又说话了。
大爹说：“为什么要带走我呀，我好好的一个老百姓。”
“你窝藏奸匪！”
“什么是奸匪呀？我可啥也不知道。”
“实话告诉你吧！”胡汉三说，“我们是进山剿匪的，一个奸匪跑你家来，你把他藏起来了，你要是不交出来，就把你带去交给皇军！”
大爹提高声音说：“你要的那个孩子已经跑了，你叫我交什么给你呢？”
“跑了？跑哪儿去了？”
“你不是说，你们从山上撵下来的吗？我哪知道让你们撵哪儿去了！”
“他跑了，你顶着，走！”
我听到院子里有走动的脚步声。我急起来了，他们真要带走大爹吗？我又轻轻地走到墙根前，蹬着墙缝爬上了墙，拨开树叶一看，哎呀，大爹真让他们带走了。我急得身上出了汗，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我见胡汉三忽然停下来，说：“喂，你老老实实地把那个孩子交出来吧，把你带走，你可就没有命了！”
大爹连头也没回，提高声音说：“他已经跑了，我找不到他！”大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胡须抖动着，两只眼睛一眨不眨，他多么像高山上的青松啊！
胡汉三见他的诡计没有用，便照着大爹背上打了一棍：“带走！”
那些穿黄衣裳的白狗子，又是推又是拥地把大爹推出门去了。我急了，刚要跳下墙去救回大爹，这时刘三妈忙跑过来拖住我，小声说：“冬子，你不能去，你下去救不了，大爹还要遭罪的。”我紧紧咬住嘴唇，心里一阵阵发痛。大爹啊大爹，你抚养我六年多，为了救我，你就那样被叫“黄军”的白狗子带走了！我一定要去找到修竹哥，把你救回来！
自从大爹被胡汉三抓走以后，白天我不能在家里待着，只有到了晚上，我才从刘三妈的后院翻回家来。大爹被抓走的第二天晚上，陈钧叔叔来了，他告诉我，大爹被押在城里的大牢里了。我问陈钧叔叔：“大牢在什么地方，我要去看大爹。”陈钧叔叔说：“大牢是白狗子关押好人的地方，不能去。”我说：“不能让大爹关在那儿，要快点把他救出来。”陈钧叔叔说：“你莫担心，吴书记会想办法救他出来的。”我说：“是去打白狗子吗？”陈钧叔叔说：“白狗子和黄狗子混到一起了，要看准机会才能打他们。”陈钧叔叔一说，我想起一件事来，便问他：“为什么白狗子又叫‘黄军’了呢？”陈钧叔叔说：“皇军是他们对日本鬼子的称呼。”接着陈钧叔叔又向我说明：“日本鬼子也侵略到我们这儿来了，胡汉三他们白狗子投降外国人了，给日本鬼子当走狗。”
“噢，白狗子又当了走狗了。”我这才懂得“皇军”是个什么东西。陈钧叔叔又告诉我，明天傍晚的时候到北山根下等着，吴书记要给我再找一个地方。
我想大爹，心里很难过，陈钧叔叔陪着我坐到半夜才走。
山里的鸡叫头遍了，我醒来了，再也睡不着，便披着衣裳坐起来。屋里黑洞洞的，我就靠在小床上想，先是想我爹，我想他一定在前线上和敌人打仗，我的耳边好像听见枪声、喊声，在那枪声和喊声中，我前天白天见到的那像膏药一样的旗子倒下了，我爹举着大红旗向前冲……
山里的鸡叫第二遍了，我穿上衣裳坐起来。屋子还没有亮，我还是在想，我想起我妈，我先是看见妈妈向我笑，又看见妈妈向火光走去，妈妈的头发飘起来了，她高举着手，像是高喊着：“乡亲们，莫害怕，白狗子天下长不了……”
山里的鸡叫第三遍了，屋子里微微有点儿亮。我走下床来，坐在屋中间的小凳上。我还在想，想起宋伯伯——我的大爹，我看见他昂着头，让白狗子押着向大牢走去，那大牢的门是黑洞洞的。
爹啊，妈妈，大爹呀！你们打仗时向前冲，在白狗子的大火里、刀尖下，你们也不低头，我要像你们一样。我又想起修竹哥和游击队，他们多辛苦啊，从这个山爬到那个山，住在山洞里，吃着红薯团子。是的，我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了，我已经十三岁了，该懂事了。我要快点长啊，长到十五岁，我就来找游击队，那时我能扛得动枪了，跑得动路了，我要跟他们一起去打白狗子，打那些叫“皇军”的日本鬼子！山里的鸡全叫起来了，屋子里已经亮了。我站起来收拾东西。
我要离开这里了。明天我要到个什么地方去呢？我还会不会遇到一个像大爹那样的好人呢？我把大爹的东西收拾在一起，给他放到一个竹箱子里，把我的东西打成一个小包裹。这时刘三妈和几个邻居进屋来了，他们知道我要走了，不少人给我拿来吃的东西。我多么感谢乡亲们啊，六年来，你们看着我长大，对待我像亲人一样。可是现在我要离开你们了，我向三妈和邻居们说了几声感谢，请他们看管大爹的房子。我又到院子里四下看了看，然后告别了乡亲，提着小包裹，把门锁了，就上山去了。
春天，山上的树全绿了，竹子全蹿起来了，花儿全开了，天空有鸟儿飞着，山涧里的水哗哗地流着，这天儿多好啊！如果现在还是红色苏区，我会像那鸟儿一样自由，像那泉水一样欢快，会像那春天的万物一样蓬蓬勃勃成长。可是现在呢？胡汉三的黑爪子到处捕捉我，连大爹的茅屋里我都不能存身。胡汉三呀，白狗子！有一天，我要跟你们算账的！
我在山上一直等到了傍晚。我要到北山脚下去见修竹哥了。我站起来，向大爹的小茅屋看了看，心想：大爹，等你出大牢时，我再来看你吧！太阳快落了，有点儿凉，我打开小包裹，把妈妈给我的夹袄拿了出来。见到了夹袄，我又想起了妈妈，摸摸夹袄下襟的底边，爸爸给我的红五星还缝在里边——因为我人大了，原来穿的衣服小了，我就把红五星缝到妈妈夹袄的衣边里。我把夹袄披到身上，向山下走去。
在北山脚下，我见到了修竹哥和陈钧叔叔。见到了修竹哥，我亲得什么似的，拉着他的手，不愿放开。修竹哥也把我的手有力地握着，说了些想念我的话。后来我问修竹哥：“你知道我爹在什么地方吗？”
修竹哥说：“他现在在延安。”
“在延安？”
“是的，他们跟着，到了延安。”修竹哥一说起，脸上闪着光彩，“你爹跟着，经过长征到了延安。现在，他们又在的指挥下打日本鬼子。”
这时我脑子里出现很多影子：打土豪，分田地，开斗争会，爹去长征，妈举手宣誓，游击队同敌人做斗争，这一切，全都是革命啊！全都是领导啊！还要指挥红军打日本鬼子，还领导着很多很多我不懂的事！啊，你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柳溪、茂岗到处飘着红旗，响着歌声，现在你到了延安，延安必定有更好的光景。想到这里，我向修竹哥说：“我也跟去吧！”
修竹哥笑笑：“我还想去呢！太远了，现时去不成啊！”
我问：“延安在什么地方？”
修竹哥说：“在北边。”
北边，我向北望着，彩霞映得西北天边火红火红的。我心想，我爹跟着就在那边呀！我要能变成一只鸟儿飞到那地方去多好呀！
修竹哥说：“冬子兄弟，还是说眼前的事吧，胡汉三到处要抓你，茂岗这地方你待不住了，我叫人在城里给你找个地方，你到城里一家米店当学徒去。”
“上城里当学徒？”我马上摇起头来，“我不去！”这六年当中，我跟着大爹进过两次城，见过一些店铺里的学徒，他们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呆呆地站在柜台里，像鸟儿关在笼子里一样，我才不去呢！
“冬子兄弟，”修竹哥劝着我，“你去吧，你在游击队很不方便，胡汉三又知道你在这个地方，你必须换个新地方。”
“我不去！”我嘟哝着，“跟着游击队，死了我也愿意。”
“不行啊，冬子兄弟。”修竹哥耐着性儿对我说，“为什么要你去当学徒呢？因为那样比较安全，在城里我们有个同志，他还可以照顾你。”他见我还不大愿意，又说：“你是革命的后代，组织上必须把你安排好，待你长大点再参加战斗。你爹也会打回来的。”
一听爹要打回来，我心里踏实了，就点头依了他。
第二天一早，陈钧叔叔装扮成卖柴人的模样，挑着一担茅柴，带着我进城了。到城里，他把我交给一个刻图章的赵先生，说了两句话，他就走了。
我管赵先生叫赵叔叔。在赵叔叔家住了两天，第三天他告诉我，要带我到茂源米店去当学徒。我带着我的小包裹就跟着他去了。他带我到南大街上，在一家三间门面的米店前停下来。他指着屋里悬挂的一块横匾说：“你看，这就是茂源米店。”我抬头看看横匾，认得“茂”“店”两个字，当中那个字好像也见过，但一下子想不起来。我正在努力想那是什么字时，就听米店里有人咳嗽一声，接着走出一个肥头肥脑的矮胖子。赵叔叔一见这矮胖子，笑着说：“沈老板，我把这孩子带来了。”这个叫沈老板的矮胖子上下看了我好几眼，咳了两声说：“啊，土里土气的。”
“是我乡下的一个亲戚。”赵叔叔说，“老老实实的。”
“好吧，上屋里来吧！”沈老板招了下手，我和赵叔叔跟他到一间有门帘的屋里去。刚到屋里，沈老板就向赵叔叔说：“赵先生，押金带来了没有？”赵叔叔伸手到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来放在桌上：“先带来一半，另一半，下个月给你送过来。”沈老板点点头说：“早些送过来。”赵叔叔说：“一定，一定。”这使我很纳闷，我来学徒，为什么还要先给老板交钱呢？我正在想着，沈老板就向我说话了：“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郭震山。”震山，是大爹给我起的大名儿，来的时候，赵叔叔告诉我，叫我改姓郭。
“小名儿呢？”
“叫冬子。”
“还是叫冬子吧！”沈老板又咳了一声，“我说冬子，你看见了吗？”他指着桌上的一叠钞票说：“你以后在这里干活，不许偷东摸西的，要是手脚不干净，就得用这些钱来赔。”
我心里很生气，为什么我刚到你这儿，你就把我当贼看呢？我什么时候偷过人家的东西？
沈老板又说话了：“三年当中不许你半路上不干，要是吃不了规矩，跑掉了，这个钱得当作饭钱扣下来。”
赵叔叔笑笑说：“不会的，这孩子什么苦都吃得，哪能半路上不干呢？”
沈老板又咳了一声说：“这是规矩，反正三年之后，师徒合同满了，这些钱还如数退给你。”
这时我真想马上就不干，我想起游击队在山里没得东西吃，没得衣裳穿，怎么还能拿这些钱交给这个胖老板呢？我看看赵叔叔，赵叔叔也笑着看我，我看出他的眼神是鼓励我干下去。我低下头来了，我想修竹哥他们宁愿自己困难，也要凑出一些钱来，赵叔叔为了我，又向胖老板装笑，又向胖老板点头，我要是说不干，这多使他们为难呢！我咬着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胖老板把桌上的钱装进衣袋，又叫我打开带来的包裹，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翻给他看。然后，胖家伙咳了一声，说：“到后面见见你师娘去。”
“师娘？什么是师娘，谁是我的师娘呀？”我愣愣地站在那里，头脑乱哄哄的。
赵叔叔说：“走吧，到后面看看去。”我只好跟着胖老板和赵叔叔向后院走去。
我跟他们穿过一条夹道来到后院，后院有北屋、东屋和西屋，房子都很高大。胖老板带我们到东屋里，我见屋里有三个人：一个女人，有三十多岁，她个儿很高，身体很瘦，大长脸儿，颧骨高高的，嘴唇又大又薄，两个大门牙向外龇着。还有一个老太婆，有六十多岁，头发白了，弯着腰，在扫地。在一条长方凳上，坐着一个小女娃子，正在向嘴里放冰糖块儿，她有十一二岁，脸煞白煞白的，尖鼻子，眼有点儿斜，当她咕噜咕噜吸着冰糖水的时候，露出一排让虫蛀了的牙齿。屋子中间墙上挂着一张“财神”像，长条几上有香炉和蜡烛台。胖老板到屋里先咳嗽两声，指着那个瘦高个儿女人向我说：“这是你师娘。”我不声不响地翻眼看着那瘦女人，心想，她是我师娘？她能教给我什么呢？那女人见我对她不声不响，不高兴地看了我两眼，哼一声坐到一边去了。沈老板又指着那个还在吃糖的女娃子说：“这是我娃，你以后叫她玲二姐。”我又不声不响地看了看那个吃着冰糖块的女娃子，觉得这女娃很讨厌。那女娃看看我，一动也不动，就好像屋里没有我一样，一个劲儿地吸她嘴里的糖水。我觉得这里的人和所有的东西全都冷冰冰的，想马上离开这儿，抬眼看看赵叔叔，赵叔叔又笑着向沈老板说：“带冬子到前边见见几位先生吧！”胖家伙哼一声，说：“好吧，跟我到前边去。”
沈老板带我到前柜上来，柜台里共有六个人：经理姓钱，管账的姓冯，还有一个马先生，一个朱先生，另两个也是学徒，大师兄叫王根生，二师兄叫刘来子。赵叔叔叫我和他们都一一地见了。当我的手续都办完之后，赵叔叔又向柜台里的六个人全说了些好话，请他们多照顾我，多包涵我，又嘱咐我几句话，就回去了。
直到赵叔叔走了，我头脑里还是晕晕蒙蒙的，心里还是恍恍惚惚的。刚才我进到店里来都办了些什么呀？交钱给胖老板，搜查了我的小包，逼着我去认那位师娘……我觉得像有个什么很重很重的东西压到了我的头上，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压着我了呢？
站在柜台里，我见到街上人来人往。在乡下我很少见到过这么多的人。有人来买米了，交钱了，把米拿走了，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我怕碍他们的事，便站在柜台的末头，看着，看着。
站着，看着，熬着，直熬到天黑上了门板，先生们都去睡了，我才跟着两个师兄，就在柜台里的地板上，铺上两条麻袋躺了下来。当我把身子在地板上放平了的时候，虽然我对自己说这次再也不准掉眼泪，可是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了出来。我想起我的家乡柳溪，想起那个时候的工农民主政府，那里是不许压迫穷人的。我还想起爹临去长征时向妈说的话：“将来的好日子，是天下的工农都得到解放，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啊，我现在正是受着压迫和剥削啊！那沉甸甸地压在我头上的，不就是这个东西吗？
我每天，不但要在前柜上侍候老板、经理、先生们，还要被叫到后院去听那个瘦高个儿女人的使唤。那女人的声音和她的个儿一样：又高又长，喊起来刺人的耳朵。“冬子！你买糖去！”“冬子！你买烟去！”那个女娃真馋，一天到晚，嘴里得含着冰糖，还得吃酸楂糕什么的。她要吃什么，都得喊我给她买去。每逢听到那又高又长的声音喊我去给女娃买东西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股气儿向上冒：你也有胳膊有腿，为什么坐在那里要我来侍候呢？我多么盼望这城里也像柳溪那样闹革命呀，一革命，你就别想坐在家里光吃不动了。
我在米店里觉得实在闷气。一天，我跑出来找赵叔叔。我说：“还是让我回乡下去吧，这儿我过不惯。”
赵叔叔笑笑，要我在他身旁坐下。他说：“你在乡下，胡汉三到处要捉你，不安全呀！”他看我还不高兴，又说：“在米店里是要受些罪，吃些气，但这个地方不引人注意，适合隐蔽。乡下那些土豪、顽军是很凶恶的。”
赵叔叔的话是真的，胡汉三这样的白狗子抓住红军家属就要杀掉的。
赵叔叔又说：“一旦条件好转了，随时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我说：“在这里，一天到晚光听他们说赚钱，赚钱！一句好话也听不到。”
“嗯，对了。”赵叔叔说，“不要把这段时间空过去了，要注意学习。”说着便拉我到里边的屋里，他从铺底下拿出一本很旧的书来，向我说：“这是一本杂志，你拿回去，晚上自己看看，这上面有很多革命道理。”
我看这本书，已经很旧了，连个封皮都没有，我想，这大概是不准随便看的吧，便把它装到里面的衣袋里。
赵叔叔又向我说：“在米店的日子不会很长的，只要形势许可了，就离开这儿。”我想这都是组织上的安排，不能由着个人性子来，便带着那本旧杂志回米店去了。
在米店里，我和两个师兄处得很好，待我好的是二师兄刘来子。他原来也是乡下穷人家的孩子，过去他那个地方也闹过革命，背地里我和他讲到革命的事，他还蛮有感情哩！大师兄也很好，可是晚上，他只要往地板上一躺，马上就睡着了。这几天晚上，我都和刘来子，借着那微弱的灯光，看那本从赵叔叔那里拿来的杂志。
愈是遭受压迫的人，愈是渴望革命，而革命的道理又能够开阔受压迫者的心灵。晚上，地板上刚刚铺好了麻袋，大师兄一躺下就睡着了。我和刘来子又翻开那本旧杂志，一边小声地谈论着我们所能理解到的道理，一面念那杂志上的话：
大家看一看，大家想一想，
为啥会有这现象：
地主不劳动，
仓里堆满粮，
财东不出力，
吃得白胖胖；
工农流血又流汗，
吃不饱肚，
住不上房，
穿不上衣裳。
大家看一看，大家想一想，
这个日子要不要变个样？
微弱的灯光照着我们三个学徒的脸，大师兄带着一整天的劳累睡去了，我和刘来子，头靠着头，在轻轻地说着，默默地想着。我想，现在有多少人为了改变这个不公平的日子在战斗啊！在这个战斗的行列里，有我爹，有修竹哥，有很多很多的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有工人和农民……我什么时候能投身到这个革命的队伍中去呢？
我们憎恨那压迫和侮辱，可是那压迫和侮辱却不断地向我身上压来。
一天，下着雨，我又被那又高又长的嗓音喊到后院去了，要我给她送马桶去修理，顺便再给那女娃捎一包冰糖回来。我打着把破雨伞，把马桶给送到修理铺子，路过点心店，又给那女娃买了包冰糖。当我把冰糖送到后院东屋的时候，我身上的衣服几乎全淋湿了。我刚想离开东屋，忽听那女娃叫了起来，她要大便。因为马桶送去修理了，她妈叫她到后边的茅房去。她不去，说怕雨淋。这时那瘦高个儿女人忽然喊住了我：“冬子，你莫走。”我不知她又要我干什么，只得停下来。她拿过一个小瓷盆递给那女娃，那女娃接过瓷盆进屋去了。我预料到她要留下我做什么了，拔腿要向外走，可是那瘦高个儿女人又叫住我：“你莫走。”这时外边雨下得正大，我也就停了下来。一会儿，那女娃出来了。瘦女人向我说：“去把那瓷盆刷了！”我的血一下子冲上头来：你孩子怕雨淋，我就该替她到雨地里刷屎盆吗？我没理她，一头冲出屋，那雨水淋在我的头上，灌进我的脖子里。我身上滴着水，来到前柜上，也不去换衣裳，咬着牙，站到柜台的末头去。刘来子见我身上冷得打战，问我：“你冷吗？快换件干衣裳去。”我也不说什么。正在这时，那瘦高个儿女人打着把伞来了。她的身子也哆嗦着，脸铁青，大板牙龇着，像是要咬我两口。她没朝我说话，到银房里把胖老板拉出来，扯起她又高又尖的嗓门喊着：“你这招来的是学徒吗？是个小祖老爹！都使唤不动他哩！”老板问：“怎么回事？”那女人就理直气壮地说她叫我去刷屎盆，我没去，一边说还气得直哆嗦。胖老板一听，过来瞪了我两眼：“去！你还是什么公子少爷啦，干个事儿还挑三拣四的！去把盆刷了！”我的身子没动，那胖老板见我不动，又要举手来打我，那个白了头发的李妈，弯着腰来了。她向老板说：“莫打他了，盆我已经刷了。”瘦女人一听，反而向李妈发起脾气来：“哪个叫你去刷的？我偏要叫他刷去！一回使不动，下回坏了规矩！”老板见老板娘的气尚未消，还要来打我，经先生们劝住了。可是那瘦女人不拉倒，她说：“得叫他罚跪，我没见过这样的学徒的！”
“跪着去！今天晚饭也莫要吃！”胖老板威严地命令着。这时我身子不打战了，只觉得心里冒火，便怄气地走到后边栈房的窗子前站了下来。
我站在后边的栈房里，胖老板从前边银房的窗子里向我大声吼叫着：“跪下！”
我为什么要跪呢！我就不理他，把脸转到另一边去。胖老板又生气地喊了几声，我还是不理他。因为外边雨下得正大，他也不愿过来。我听他还哇啦哇啦地叫着，就“咚”的一声把栈房门关上了，除了外边哗哗的大雨声，我什么也听不见。
我站在那里看看窗外，雨哗哗地下着，湿衣服贴着身，觉得有些凉。这时，我想起那胖老板和瘦老板娘，他们大概被我顶得很不舒服吧！我也想起那女娃，我想她又该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长方凳上吃我给她买回来的冰糖了。我不由得恨了起来，恨这米店的一切。那矮胖子，瘦女人，他们随便使唤我，侮辱我，要罚我跪……而这一切他们都干得理直气壮。这是什么日子啊，我真想放起一把火来，把这些东西都烧掉！
渴望着革命，可是革命的大浪还没有冲击到这个县城；盼望着红军早日回来，可是听赵叔叔说，红军正在前线打日本鬼子。就这样，我在这个米店里整整待了一年多……
又是一个春天。这年的春天，穷人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啊！去年天旱，稻子歉收，乡下的穷人愁着没有米下锅，城里的穷人愁着米价贵，没钱买米。说明米贵伤民的现状，为下文故事情节的展开做铺垫。
可是沈老板的米仓里却堆得满满的。
一天晚上，刘来子喊我到后门口去。茂源米店的后门紧挨着一条河，在河里停着一条船。这时，我见大师兄王根生和朱先生从船上抬下一麻袋东西，悄悄地从后门抬进院里去。刘来子喊着我也到船上抬东西，我和他一起上了船。我们两个人抬起了一个麻袋包，这包特别重，要比一包米重得多。我伸手摸了下，问刘来子：“这包里装的是什么？”刘来子摇摇头，不要我问，叫我向院里抬刘来子显然知道这包里装的是什么，但是他为什么不告诉冬子，也不让冬子问呢？
。我只好吃力地抬着这包沉重的东西走进院里。我们一共抬了十麻袋，全放在米仓的门外。我很想知道这麻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趁人们都走了的时候，我解开一个麻袋，伸手去摸了摸，里面全装的是像米粒一样大的东西，我用手搓了搓，又不是大米。我抓了一把拿到有亮的地方看了看，原来全是些和米粒大小一样的沙子。沙子！弄这些沙子做什么？等睡觉的时候，我问刘来子，刘来子说：“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往日，都是经理、先生们先睡，然后是大师兄睡下，后，我和刘来子才睡。可是今天，经理和先生们还没睡，沈老板就叫我们三个学徒先睡了。我们三个人刚睡下，钱经理和两个先生就向仓房去了。大师兄头搁到枕头上就睡着了，我因为要弄明白他们到底要弄些什么花样，所以不让自己睡去。停了一会儿，刘来子拉了我一下，我跟着他悄悄地起来。我俩轻手轻脚地走到离仓房不远的地方，见仓房里灯亮着，沈老板和钱经理正抬着一麻袋沙子向米堆上倒，两个先生就用木杈子在米堆上搅。啊，原来是这样，是向米里掺沙子！要把这些沙子当大米卖给人吃。我更恨起沈老板：你做买卖赚钱赚得还少吗？为什么还要做坑害人的事呢？我想到跟前看看，刘来子忙拉了我一下，扯着我回到柜台里的地铺上，按着我，要我躺下来面对掺沙的米，冬子与刘来子一个愤怒而冲动，一个愤怒但稳重。“拉了我一下”表现了刘来子不希望冬子惹上麻烦。
。我躺下来，睁着眼不能睡下去，我像是见到沈老板的那颗心，那心是黑的，乌黑乌黑的。我想，人家做饭时，向外一点一点地挑沙子，可是你们却整麻袋整麻袋地向米里掺沙子，你们这安的是什么心啊！慢慢地，我睡着了，做着一个一个的梦，全梦的是吃着带沙子的米饭，咯哧，咯哧，我的牙都快要硌碎了，好难受哟！
第二天天亮，我还觉得我的牙发酸，我眼前老出现那向米里倒沙子的情景。我觉得沈老板这些人像山里的狼一样，我不能跟这些人在一起。将沈老板比作狼，足见沈老板的心狠手辣。
下午，我去替那女娃买冰糖时，转了个弯，去找赵叔叔。
赵叔叔正坐在小桌前刻图章，见了我，笑着叫我坐到里面的小屋里去。他进来问我：“能过惯了吧？”
我摇摇头，说：“过不惯。他们净办些坑害人的事……”
“怎么坑害人？”
“他们黑夜里，一麻袋一麻袋地向米里掺沙子！”我把昨晚上见到的事向赵叔叔说了。
赵叔叔听了后，气愤地沉着脸说：“天下狠毒的是地主、资本家的心，他们明里抢，暗里坑，什么坏事都办得到。”
..我说：“我跟这些坏人在一起干什么，我再也不愿在米店干了，送我回游击队吧！”赵叔叔看了看我，没说话。我又说：“我已经十四岁了，跟着游击队，绝不会再添麻烦了！”冬子的话表明了他对沈老板的恶行实在忍无可忍。
赵叔叔走了两步，摇摇头说：“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我们游击队大部分都转移到外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去了……”
听了他的话，我想现在就回游击队看样子是不可能了。后来我又想了一个法子，我说：“赵叔叔，我跟你在这里学刻图章吧！”赵叔叔笑了笑说：“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
“你要离开这里？”
“是的。我已经接受一个新的任务，要离开这里。”
“以后我怎么办？”
“你就安心在这里当学徒，过几个月，我还回来。”
我更不愿留在米店里了，便说：“我跟你一起走。”
赵叔叔说：“任务不允许我带着你。”他拍拍我的肩：“你现在在这里比较安全，同时也能多见识见识这个万恶的社会。只要条件一允许，就让你离开这里，去参加自己的部队。”说着他从床下拿过一双鞋给我，说：“这双鞋是给你买的，你拿去穿吧！”赵叔叔早就给冬子买好了鞋子等他来拿，他对待冬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接过鞋，心里热烘烘的，我想，在革命的队伍里，处处都有我的亲人。赵叔叔又从铺底下拿出一本书给我，说：“要利用晚上时间看点书，多懂点革命道理，多长点知识，将来干革命都是有用处的。”我接过书，塞在衣襟下，感激地看了看赵叔叔，又回茂源米店了。
我刚回到茂源米店，听银房里有人谈话。我探头看了一下，原来是沈老板和警察局的孙局长。孙局长说：“你囤着这么多的大米不卖，老百姓买不到米怎么办哪？”沈老板说：“那活该，米价一个劲地看涨，我得等个好价钱。”孙局长又说：“你这是囤积居奇a，老百姓要是知道了，闹起事来，恐怕不好办。”说着眯起眼睛看了看沈老板，沈老板赶忙说：“那就全靠你老兄帮帮手喽！有你这局长在，我还怕什么？”孙局长说：“你发了财了，我在中间给你卖力气。”沈老板说：“我请客，我请客……”说着把一包钞票塞在孙局长手
a.囤积居奇：为了牟取暴利而囤积大量低价或紧俏的货物，待机高价出售。
里，两个人全笑了起来。
这时，我忽然听见前边柜上有孩子的哭声。我连忙跑到前柜，见柜台外边站着一个穿得很破的女人。她一手提着个小竹篮子，一手抱着个小孩子，柜台上放着两张钞票。她正向柜台里的几个先生苦苦求告：“先生，请你卖点米给我们吧，我家已经两天没做饭了。你看这孩子，饿得直哭。”我再看她怀里的孩子，只有两三岁，又黄又瘦，小细脖颈儿弯弯着，头向下耷拉着，直瞪着两只大眼，不住地啼哭。“弯弯着”“耷拉着”“直瞪着”这三个词细致生动地刻画出孩子因长时间饥饿而瘦弱可怜的样子。
那女人又求告说：“先生，不管贵贱，你随便给我们点米就行。小孩的爸爸不在家，这钱还是借来的。你权当行行好，可怜可怜我这孩子吧！”柜台里的马先生看看朱先生，两个人脸上都表示出同情的样子。朱先生又看看钱经理，钱经理就向那个女人说：“实在没有办法，米确实卖光了，连一粒也没有了。上面又没分配给我们，乡下我们又进不来米，这有什么办法呢？你到别家看看吧！”那女人还是不走，向钱经理说：“先生，你们这米店是个大米店，随便扫扫仓底，也够卖给我们的。你行行好吧，你看这孩子饿的。”那孩子嗷嗷地哭个不止。正在这时，沈老板从银房里出来了。他冲着那女人把眼一瞪说：“我这里又没死人，在我门口号什么？”那女人一面哄着孩子，一面说：“老板，这孩子是饿的，你卖点米给我们吧！”沈老板说：“快走吧，米早卖光了！”说着他把柜台上的两张钞票向外一推，转身又走进银房去了。那女人弯腰拾起掉在地上的钞票，抬起头来的时候，眼泪汪汪地向着柜台里的每一个人全仔细地看了一下，再没说什么，抱着那大哭的孩子，慢慢地走了。当她那满含眼泪的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两把刀子穿着我的心，我的心立刻疼了起来。这句话表现了冬子的善良。面对见钱眼开的恶老板，他实在无能为力。因此，穷人的泪眼让他仿佛感受到了锥心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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