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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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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郭沫若先生“喜欢的一位作家”，他以屈原为主题，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形成了丰富而复杂的屈原言说，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印痕。本书即选取了其中为重要的两部著作——《屈原研究》与《〈屈原赋〉今译》，再现了作者心目中个性鲜明、充满怀疑精神的诗人屈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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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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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郭沫若先生的经典著作之一。《屈原研究》初出版于1943年，作者梳理了屈原的身世、作品，对其作品进行解说，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当时的时代特征，并在此的基础上，对屈原的思想进行分析，突出反映其以人为本的文艺观。同时，本书将郭沫若先生的《〈屈原赋〉今译》一并收录。《〈屈原赋〉今译》是郭沫若先生在1935年至1953年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反复推敲、修改的白话今译《 楚辞》，鲜明地体现了其学术研究进展和具体观点背后的时代印痕。此次出版，是这两部著作在中国大陆的首次联袂呈现，对于我们理解屈原及《楚辞》大有助益，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屈原虽九死其未悔的执着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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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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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1978），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原名郭开贞，号鼎堂。四川乐山人。1914年留日学医，后成立创造社，从事文学活动。1924年后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倡导革命文学。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旅日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金文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开展抗日救亡与民主运动。1949年以后继续进行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等职。著有《女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屈原》《甲申三百年祭》《青铜时代》《蔡文姬》等，有《郭沫若全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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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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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研究
一 屈原身世及其作品
二 屈原的时代
三 屈原的思想
《屈原赋》今译
屈原简述
九歌
招魂
天问
离骚
九章
卜居
渔父
后记
附
“深幸有一，不望有二”
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
评《“离骚”底作者》
评《“离骚”以外的屈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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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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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屈原研究》导读
李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
郭沫若曾坦言：“屈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从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到1978年逝世，郭沫若始终喜爱着屈原。他读《史记》时，就对《屈原列传》深感兴趣；1912年在旧体诗《寄先夫愚》和为亡友吴耦逖所写挽联中，多次使用屈原的典故；其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伐战争时期、流亡日本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等不同历史阶段，他都曾对屈原深致敬意，直到去世前一年，还挑出了礼赞屈原的《黄钟与瓦釜》（1963年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郭沫若以屈原为主题，写过旧体诗、新诗、古诗今译、小说、研究专著、剧本、杂文、报告等各种文体，形成了丰富而复杂的屈原言说。这些言说以学术论文和戏剧创作为代表，体现了鲜明的时代印痕。对于郭沫若的话剧《屈原》，学界已经多有展开，本文以郭沫若的《屈原研究》与《屈原赋今译》为对象，对其以屈原为代表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特点略作探讨。
一
五四时期，郭沫若对屈原最早的言论出现在1920年初写给宗白华的信中。在这封信中，郭沫若以《东君》中东君跟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Apollo在“乘车马，操弧矢，射天狼等等几无不相类”，证明“吾华民族西来说之可信”，“人类全体有一共栖时代之说，可于神话传说中寻出有利之证左”。1920年年底，郭沫若完成了以屈原为主人公的诗剧《湘累》，剧中屈原的台词实际上是郭沫若的“夫子自道”，除表达了郭沫若本人的诗学理想，还“借屈原之口，抒发了自己对‘混浊的世界’的愤懑之情，表现了自己为‘无辜的百姓’而长太息的赤子之心”。
郭沫若最早对屈原所作的系统论述是1921年写作的《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他在文章中将屈原思想分出三个时期：“《离骚》《九歌》颇带神秘的色彩，盖因袭三代之思想而未变，是为因袭时期；《天问》及《九章》对于天问及其他因袭之观念始大起怀疑，是为怀疑时期；《远游》中借仙人王子乔语以表示其对于宇宙人生之彻悟，遂由多神的、神秘的思想，一变而无神的老庄派之形而上学。”郭沫若对屈原思想的分期是在他对中国历史的分期中凸显出来的。在与欧洲文化的类比中，郭沫若将中国古代历史分为三期。其中的第二期，也就是夏殷西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被郭沫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之黑暗时代”。“虞夏之际，为我国历史上之一极大的转换时期：古代思想由形而上学的、动的宇宙观，一变而为神学的、固定的宗教论；而政治组织由公产制度一变而为私产制度，由民主主义一变而为神权政治Theocracy。殷因于夏，周因于殷；政教专制之暴威，不输于秦汉以还；自由独创之传统精神，早已终绝一次。”屈原的《离骚》《九歌》就处于这个时代的阴影之下。在郭沫若看来，《天问》充满了怀疑思想，体现了Renaissance（文艺复兴）的精神。郭沫若重点讨论了《天问》“吾人试细味屈子原文，可知其深为有扈氏鸣不平。聊借他人之酒杯，以自舒愤懑。……屈子殆深为有扈氏呼冤而因以疑天帝之存在”。这正表现了郭沫若当时的研究取向：以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对于屈原的“怀疑”和“彻悟”，郭沫若在《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郭沫若认为，对于宇宙人生，人类在不开眼的时代“是最幸福的时代”，但人类逐渐“把我们的心眼睁开内外观察”时，才发现有很多即便是科学也不能回答的问题，屈原“在《天问》《卜居》之中对于宇宙人生发了许多的疑问，他是知道上帝的名称的，他也是知道本体的悬拟的”，“他曾梦想上天，但升至中道又失了航路。形而上学的灰色的理论，也终竟于他无补，他终竟跳在汨罗里面死了”。在郭沫若看来，这种因为彻底怀疑而自杀其实并不可取，他心中的偶像是浮士德。浮士德在“大悟一番”后，“献身于陶醉之中，献身于至痛苦的受用，人生一切的痛苦都要在他内部的自我中领略，把一切的甘苦都积在胸中，把自我的小己推广成人类的大我”。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以西方理论为关照，在跟西方文化的发展进行类比中确定了屈原在历史上的位置，突出了个性鲜明、充满怀疑精神的诗人屈原形象。这事实上是诗人郭沫若的镜像，对这一镜像，郭沫若充满了反省意识。
二
1935年，正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应开明书店之邀，写作《屈原》作为“中学生丛书”之一并出版单行本。该书是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第一本专著，由《屈原的存在》《屈原的作品》《屈原的艺术与思想》《离骚今言译》四部分组成。
1921年，郭沫若对屈原作品按照创作时间排序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但在1935年的《屈原》中，郭沫若认为：《离骚》是屈原“最晚期的作品，也是他的最成熟的作品”；《九歌》“当作于他的早年得志的时候”；《天问》作于“襄王时被放逐于汉北以后，是在《悲回风》之后，《哀郢》之前”；《九章》非作于一时，《橘颂》最早，其余八篇与《离骚》《天问》同，都是屈原放逐以后的晚期作品，顺序依次为《悲回风》《惜诵》《抽思》《思美人》《哀郢》《涉江》《怀沙》《惜往日》；《招魂》也为屈原早期的作品。据此，郭沫若将屈原的作品分为三期：第一期包括50岁以前的作品，有《橘颂》《九歌》《招魂》；第二期为50岁至62岁时的作品，包括《悲回风》《惜诵》《抽思》《思美人》《天问》；第三期为62岁自沉汨罗之前短短几个月间的作品，包括《哀郢》《涉江》《离骚》《怀沙》《惜往日》。对于屈原作品的如此分期，是基于郭沫若独特的研究所得。
《屈原》最后一节标题为《言行一致的爱国诗人》，着重论述了屈原的爱国精神。郭沫若认为，楚国无论从疆域还是富庶程度上说，都有可能实现大一统的目标，但偏偏被后起的秦国战败了。但屈原“不甘心也就是楚人的不甘心，由这不甘心所生出的他的悲愤的文辞也就是楚人的呼吸，楚人特别爱他的辞，特别哀他的死，更由他的辞与死而增涨了民族的义愤”。“由楚人所产生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中国人如不灭种，中国文如不消灭，《楚辞》没有毁灭的一天。楚人的功劳是不朽的，屈原是永远存在的。”可见，郭沫若认为屈原和楚国虽然在事实上失败了，但在精神上却统一了中国。在郭沫若这里，文学作品充当了民族形成和统一的重要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比武力来得更为重要。但郭沫若很快就对这种论述有了反省。
这种反省体现在1935年11月郭沫若所写的《屈原时代》一文中。该文是“由社会史的一个角度里来作的观察”。郭沫若赞美屈原“在诗域中起了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但伟大的文学家屈原不过是“在时代的边际上彷徨”。郭沫若遗憾屈原没有充分发动楚国的民众，成就千秋功业，改写中国历史，并对此扼腕不已。在郭沫若的心里，文学家在时代的大潮中不能仅仅从事文学创作。郭沫若真正欣赏的，是那些能够领导民众进行实际政治斗争的政治活动家。
完成《屈原时代》半年之后，郭沫若写了小说《贾长沙痛哭》。在这篇小说中，他再次对知识分子以“文人”为志业表达了不满。那种将文人、武人分为不同领域，要求他们各自恪守职责、明确身份的观念，对于像郭沫若这样企图逾越自己的“文人”身份的人来说，是一种束缚。郭沫若在文中综合了《屈原》和《屈原时代》的观点，体现了对屈原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觉得屈原没有领导民众，只是自己跳水而亡，这是一种失败；另一方面，他觉得屈原跳水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可以凝聚起民族的意志。对屈原的矛盾态度，成为他后来解读屈原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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