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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战火中金陵大学的挣扎与涅槃，迁徙中金陵大学的调适与发展。
本书记录了抗日战争大背景下金陵大学在一次次紧要关头的抉择与安排，在这一过程中，金陵大学以文育人、以理促建、以农增产，将自身命运逐渐与国家、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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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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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抗战时局影响下金陵大学的迁变与调适为研究主题，通过对其早期的调适与发展、抗战西迁与南京留守、战时组织与管理、科教发展与社会服务、战时学生生活等方面的考察，深入探究了金陵大学的战时办学特点、发展情况、“本土化”转变历程及其在抗战期间国家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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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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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在《学海》《民国档案》《民国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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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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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早期金陵大学的调适与发展
节金陵大学的“本土化”发端
一、初创与并校
二、向北京政府注册立案
第二节民族主义冲击下的金陵大学“本土化”
一、非基督教运动及其影响
二、南京事件”的冲击与金陵大学“本土化”转型
第三节局部抗战与金陵大学的“本土化”
一、九一八事变后金陵大学师生声援抗日
二、金陵大学早期教育发展及社会贡献
第二章全面抗战与金陵大学西迁
节抗战全面爆发与金陵大学西迁决策
一、进退两难:留守还是西迁
二、仓促决定，举校西迁
三、创始人会、校董会及外籍教员的态度
第二节西迁过程及安置情况
一、西迁经过
二、西迁安置
第三节救助保护难民与延续金陵学脉
一、留宁教师群体
二、难民救助与保护
三、金陵学脉在沦陷区的延续
第三章抗战时期金陵大学的组织管理
节行政机构的战时调整
一、战前行政管理架构及其影响
二、战时行政机构的精简与调整
第二节治校方略的战时变化
一、三一制”教育方针
二、经世致用的办学转向
第三节办学环境的战时迁变
一、建设华西坝新校园
二、独具风格的华西坝
第四章抗战时期金陵大学的科教发展与社会服务
节以文育人:战时文学院的科教服务
一、加强学科建设，促进科教发展
二、关注社会民生，开展社会调查
三、加强推广合作，提高民众智识
第二节以理促建:战时理学院的科教服务
一、培养理工人才，加强科学研究
二、强调科研应用，促进生产建设
三、推广电化教育，普及科学常识
第三节以农增产:战时农学院的科教服务
一、训练专门人才，促进农业发展
二、改良作物品种，提升农业产量
三、推广科研成果，指导农业耕作
第五章抗战时期金陵大学的宗教教育与活动
节早期金陵大学宗教教育与活动
一、初期宗教发展的“辉煌时期”
二、世纪年代宗教发展的“受挫时期”
三、宗教与党派势力之争
第二节战时金陵大学宗教教育与活动
一、宗教课程及活动开展
二、师生宗教信仰情况
三、基督教团契组织
四、金陵大学青年会
第六章抗战时期金陵大学的学生生活
节严谨求真的学习生活
一、大师荟萃的华西坝
二、学分制管理
三、无处不在的临时考试
四、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
第二节时刻心系国家民族命运
一、炮火声、号角声、早操声
二、关心时政的校园氛围
三、校园内的党团组织
第三节苦中作乐的日常生活
一、餐馆、茶馆、麻草鞋
二、社团及文艺体育活动
三、务实求真、实干苦干的淳朴校风
第七章抗战时期金陵大学与国家社会关系
节金陵大学对国家社会的贡献
一、为政府提供政策参考
二、协助政府支援抗战
三、以教育合作促进抗战、建设
第二节政府及社会各界对金大的支持
一、政府肯定与表彰
二、经费支持与导向
结语
一、抗战西迁的转折性意义
二、宗教、政治与民族主义
三、双重管理下的战时办学调适
参考文献
附录:中英文名称对照表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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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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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内迁成都华西坝，战局的压力、境况的迁变、国家的存亡、自身的发展，这些因素都迫使金陵大学在办学思路上必须尽快做出调整，以更趋于实际的合理办学方向，适应战时社会发展的需要。1939 年4月，在香港召开的中国教会大学校长联席会议上重点讨论了“国家危机时期的政策”“长期的应急调整与重建”两项议题，来自内地的12 所教会大学校长一致表示: “我们认为应当维护基督徒的品格、学术自由和对国家忠诚，尤其是在国家处于危机时期。我们要坚定庄严的信念:为保护这些权利做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可见，全力支持国家抗战已成为中国教会大学校长的普遍共识。为支持国家抗战、社会发展、服务大后方建设，金陵大学陈裕光校长对办学思路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部署。
在陈裕光校长看来，战时大学教育更应注重精神和意志的培养，他指出:盖“现今大学教育为一躯壳，而坚强之意志，苦干之精神，与夫真诚勤仁之行动为其灵魂;躯壳与灵魂齐备，而后大学始称完善。”因而，他要求全体师生“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奋发，追踪国步，以期对抗战建国，薄有贡献”。
为促进抗战、建设，国民政府提出“建教合作”方针，即:“为谋教育行政与国防的生产建设事业之沟通与合作，应实施建教合作。”《教育部订定之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明确指出:“教育为造就人才以备行其政策，完成其政治经济之建设，自应与国家施政方针相吻合，故于自身其目光须远于各部，其联系缜密，以期质量之随时调整而合于需要。”中央建教合作委员会将该方针表现于教育的方面总结为“计划教育”，即“配合政治进程，适应国防与生产建设等需要之教育，此种教育之过程为事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密切配合，并头迈进，其目的则在完成抗战建国大业之使命。”
陈裕光校长积极配合国家“建教合作”方针，进一步将金大教育科研事业与国家抗战、社会建设结合起来。一方面，以“服务社会，教育人才”为己任，一“再调整有关科目，以切合时代需要”，强调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鼓励师生开展“田场实习，校外之服务乡村，入营受训，访问调查”等社会服务工作，认为“抗战期中，各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养成同学服务精神，以作民众模范，实行节约生活，利用课余时间，节省物力，贡献国家”。 另一方面，强调“加强研究精神”，认为科研与国家综合实力、国际地位紧密相关。陈裕光认为:“德国戈林曾说，德国之所以失败，实由于空军之屡战屡北。日本高田少将也说，日本所以订城下之盟是由于空军之一败涂地，尤其琉球一役，竟使日本宣告死期。可是盟军之所以胜利，亦非侥幸所致，此皆日积月累的研究，有以致之。中国的物资， 素称丰富，可是国内的衣食，尚须有赖于盟国的救济，更遑论军事上的发明。故今后办教育者，或建设学校者，应从质上着眼，提高研究精神，使锦绣河山，重放灿烂的光辉。”至抗战后期，陈裕光进一步强调要为战后国家建设做好人才储备，指出:战“后的建国，较之战时的抗战，也许更为重要，人才的需要，也许更为殷切，所以我们在这胜利在望，而战事尚未结束的时间，正是我们努力学业，为国储才备用的时期。”
金陵大学将当务之急与长远发展相结合，在发展国防生产急需专业的同时，遵循学术发展的自然规律，强调对中国历史文化、理科农科等基础问题的研究，以文化传承、科研创新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进步。陈裕光校长指出，“抗战展开以来，紧急问题当头，不能即时研究来应付，关于国防生产方面的物资与应用科学的人才固然不够。就是中西文化，在人民思想意识里所行使支配权的整个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本校在抗战前虽曾注意到各种研究所的设立，先设立中国文化研究所，次设立文理农各科研究所如农业经济，化学以及历史等部门，但是国内的学术水准过低，参加研究的人太少，虽不能完全说没有成绩，但是终嫌贡献太少。深望同学多多从事研究工作，对于东方文化，本国文化，尤当由深刻的认识与批判，不但发扬自己的民族精神，同时也可把它介绍给世界别的民族。”
作为抗战大后方，西南地区成为民族复兴的大本营，国民政府鼓励支持各方开展边疆建设工作，提出“战时必立于前线，开发必趋于边疆，为社会服务则必深入农村，为国家工作则必着重基层”。中国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将传播福音与边疆服务工作相结合，在各教会大学的支持和配合下，开展了规模宏大的边疆服务运动。边疆服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孔祥熙曾指出:“我们国家需要边疆服务的工作”，对中国基督教会的边疆服务活动表示支持，强调“中国基督教会是中国基督徒的教会，边疆服务部是基督教的服务运动”。 金陵大学各院系依托自身学科优势，将宗教精神与社会服务相结合，配合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的安排，积极开展边疆研究与社会服务工作，有效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和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经济建设。
战时国民政府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指出:“现代战争为全民动员之战争，故不仅应动员国内一切物资与人力，亦必动员全国国民之精神…… 方足以适应国家当前之需要，且此次抗战之意义， 不仅限于排除暴敌之侵略，而尤在于努力抗战之中树立战后建国之永久基础。”③金陵大学将知识教育与精神教育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陈裕光校长认为:每一位毕业生都是国家的一名“生力战士”，“在这抗战期中，既已受了本校严格的训练， 而在毕业时，还要到社会里去迎接国家的胜利，这个责任，这个使命，确是非常重大，必须要每一个人，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尽的努力，所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然后方可对国家有一点贡献”，社“会是整个的，大学所给予我们的训练，真是为这个整个的社会服务而准备”。他告诫毕业生们“不负国家在抗战正酣的时间，苦心焦虑的栽培”，要“牺牲小我，顾全大我”，“去贡献一己的专长”，“继续以研究的态度整理知识，发展知识，培养知识，期能改造环境，创造事业，而后对于学术才能有真正成就，对于民众福利，才能有真正的贡献”。同时，金陵大学配合国民政府的部署，校内成立了国民党支部、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党团组织，制定了《金陵大学军事管理办法》，以“锻炼其心身，改进其生活，提高国民献身殉国之精神，以充实国防之实力”，“养成其服从命令之风气，具坚忍不挠之勇气”。 并通过“国父纪念周”、播放抗战宣传影片、广播演讲等方式，在校内外广泛开展抗战动员。
同时，金陵大学借助与西方国家的天然联系，大力开展国内外合作交流，宣传中国抗战精神。抗战期间，陈裕光校长多次赴美， 在美国期间，努力“以一个公民的资格，出外宣传，以促进中美文化，消除国际误会”;③并积极致力于“沟通中美文化，取得国际合作”。陈裕光认为:“本校为外籍校友所创立，因此以沟通中西文化，介绍西方之新进科学，为其自然的特点，而文化亦因沟通，而更加发扬…… 五大学之共同职志，乃在沟通中西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吾国固有之文化，更臻完备。”
时至抗战后期，随着中美同盟的缔结，金陵大学的各项办学活动更加活跃，对自身办学定位和未来发展规划有了更加宏伟的设想:
本校五十五年来之办学方针，除遵照吾国既定之教育宗旨外，爰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职责。今后我人已将转入一伟大之时代，学校所负使命自将愈益崇高，故我人不仅须维持前人已往办学之精神，更须奋发淬励，把握时代需要，期能达到大学新育之理想，以为社会前驱。一方充分发扬吾国固有之文化，一方尽量吸收西方文化之精华，务期能迎头赶上而更超越之，使中西文化得以切实沟通。总之，加强教学工作，促进研究事业，改良社会生活，创造未来文化，将为吾人今后努力之目标。本校对此，过去已有相当努力，今后更当循此途径，以求贯彻。
1943 年6月28 日，在华西坝五大学联合举办的毕业典礼上， 师长们对毕业生说道:“五大学之共同责职，在沟通中西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吾国固有之文化，更臻完备…… 五大学之教育目标，并非培养学生徇私徇利，予取予求，亦非遁迹隐居，独善其身，乃使学生走入社会，服务人群。今值诸生毕业之际，仍盼以后本着固有之特性，发扬而光大之。……今值战争期中，吾侪青年， 正宜握住机会，负起责任，为国宣劳，尤当充分培养人格，知能，与精神，始克达此任务。”
抗战期间，金陵大学秉持服务抗战、服务国家、服务西部建设的大局观和使命感，将办学发展与国家抗战、大后方建设结合起来，在教学科研、边疆研究、社会服务、抗战动员、国际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期待能够在战后国家重建工作中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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