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国内高等教育界，对大学“行政化”问题的讨论要远多于对大学“企业化”问题的讨论。固然“行政化”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但这并不意味着，“去行政化”是建成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条件。事实上，现代大学自走入社会的中心，一直深受政府力量和商业文化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近半个世纪以来，市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逐步加深，商业机构的运营方式、企业组织的管理逻辑正在深刻地改造着大学，给大学的学术使命和组织身份带来了巨大挑战。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深受经济体制改革影响，后者主要调整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就使得高等教育改革长期以来并没有超越“政府一市场”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经常借助市场化的途径解决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和过度行政管制导致的问题。实践证明，这样的改革路径不仅没有让高等教育和大学走出“行政化”困境，而且在某些方面与“行政化”产生了合流和共振。理想意义上的大学既不应归属于部门，也不应归属于第二部门，而是应当作为非政府、非营利的第三部门组织存在。当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需要一种新的范式，即超越“政府一市场”的二元框架，按照第三部门的方向推进改革。让大学成为大学本身，才应该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要义。
因此，有关高等教育改革的研究，不仅要关注高等教育与政府的关系，为大学“去行政化”提供理论依据与行动方案，而且还要同步关注高等教育与市场的关系，对高等教育过度市场化的风险有所警觉，避免陷入用企业逻辑改造大学的误区。实际上，海外的一些高等教育研究者，近年来对高等教育市场化和大学“企业化”多有检讨和批判，并发表了诸如《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Academic Capitalism：Politics， 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知识社会中的大学》（Challenging Knowledge： The University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废墟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论著，深刻讨论了高等教育繁荣景象背后大学面临的深层危机。反观国内，这方面的反思性研究还相对不足。实际上，对我国大学而言，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并不单单是“行政化”的结果，而是“行政化”与市场逻辑交织的产物。与西方大学一样，“企业化”倾向在我国大学中也客观存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拙著尝试对大学“企业化”倾向的缘起、形态、困境及其超越路向进行研究，并对我国大学“企业化”与“行政化”倾向的合流风险做一些分析。当然，我并不讳言，自己始终抱有一种情怀，怀旧的大学观贯穿着我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从而使得我的见解和主张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甚至可能与现实格格不入。这或许是我的研究的一个缺憾。但我也认为，我的反思性研究仍有其意义。人们常说，一项好的研究或许只是做到了“片面的深刻”。就拙著而言，我不敢奢谈“深刻”，但如果能在片面的一孔之见中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另外一种视角，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那么我的心愿也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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