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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有效平衡是激发经济发展创新活力的有力保障，政府创新政策在确保社会创新活动顺利渡过“死亡之谷”与“达尔文死海”这两个关键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溢出效应的视角研究政府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影响，对于发挥不同主体创新优势、实现区域创新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以研发补贴作为衡量转型驱动下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是否发生变化的研究切入点，尝试将地方政府竞争理论拓展到创新要素竞争的维度。在方法应用上，首次将科技进步对地理距离的影响纳入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政府创新政策的溢出效应，以期为地方政府从区域一体化的高度协调创新政策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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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世奇
经济学博士（国家公派留学英国联合培养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创新发展、科技统计分析、科技成果转化以及政府创新政策评价等。主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和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项目子课题，连续多年参与《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上海经济发展报告》等经济蓝皮书的编写，在《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科技论坛》等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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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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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言1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
一、 研究思路
二、 研究内容
三、 研究技术路线图
第三节 本书研究的创新点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政府研发补贴的理论基础及文献研究
一、 知识溢出与市场失灵
二、 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研究
三、 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产出影响的研究
第二节 地方政府竞争理论及文献研究
一、 地方政府竞争的理论机制和相关研究
二、 财政分权理论
三、 地方政府竞争的实证研究文献
第三节 文献总结与评述
第三章 中国各地区科技创新的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科技创新的总体态势
一、 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研发投入
二、 政府财政科技拨款
三、 中国区域经济创新度
第二节 政府研发补贴下的企业创新
一、 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补贴与税收优惠
二、 企业研发投入
三、 企业研发产出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区域竞争与R&D溢出的测度方法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
一、 传统的空间权重矩阵
二、 非对称的空间权重矩阵
三、 基于中国铁路客运车次数据的空间权重矩阵
第三节 静态空间面板模型
一、 静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类
二、 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
三、 静态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
四、 模型的识别与选择
第四节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一、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设定
二、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主要研究方向
三、 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四、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
第五节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地方政府研发补贴的区域竞争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理论模型
一、 中央政府干预下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二、 地方政府研发补贴的区域竞争模型
第三节 实证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 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区域竞争的实证模型
二、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第四节 实证分析
一、 空间相关性的Moran I检验
二、 模型选择的LM检验
三、 实证结果
四、 稳健性检验
第五节 本章小结
第六章 政府创新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理论机制
一、 价格效应
二、 挤出效应和激励效应
三、 信号效应与信息不对称
四、 空间溢出效应
第三节 实证模型构建与说明
一、 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实证模型设定
二、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三、 实证模型设定的补充与扩展说明
第四节 实证分析
一、 动态面板扰动项自相关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
二、 空间相关性的Moran I检验
三、 模型选择的LR检验
四、 实证结果
五、 政策工具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
六、 稳健性检验
第五节 本章小结
第七章 政府创新政策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理论文献
第三节 实证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 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产出影响的实证模型设定
二、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第四节 实证分析
一、 最优滞后期的确认
二、 空间相关性的Moran I检验
三、 模型选择的LR检验
四、 实证结果
五、 稳健性检验
第五节 本章小结
第八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第一节 主要结论
第二节 政策建议
第三节 未来展望
附录
附录1 世界主要组织和国家研发投入强度
附录2 中国区域经济创新度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说明
附录3 省际铁路客运运行车次及时间数据
附录4 各地区企业R&D经费支出价格指数（2009—2015年）
附录5 各地区财政分权度（2009—2015年）
附录6 各类型企业研发投入实证研究的相关检验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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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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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的主要结论归纳如下：
第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对政府研发补贴的区域竞争策略具有显著影响。总体来看，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会减少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补贴，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模式仍然是偏向生产建设型，创新驱动的力度和深度还有待提高。地方政府主要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而不是企业规模进行研发补贴的区域竞争。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在空间上呈现相互替代的竞争策略，而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呈现相互模仿的竞争策略，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的本级财政支出，说明地方政府已经表现出对创新驱动的重视，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和留住具有创新实力的非国有企业，提高本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竞相增加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形成了良好的竞争氛围。地方政府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研发补贴上所表现出来的区域竞争策略，既体现了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在创新驱动发展下的活力，但也暴露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创新驱动上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以及各地区之间一体化协同发展不足的问题。
第二，政府研发补贴对其他地区的全体企业自身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地方政府的区域竞争、企业研发投入的溢出效应、跨区信号传递是政府研发补贴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作用途径，政府研发补贴通过影响其他地区政府研发补贴和本地企业研发投入，间接地影响其他地区企业的研发投入，同时对其他地区相同类型的企业释放信号。本书测算发现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对全体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显著的短期直接影响、短期溢出影响、长期直接影响和长期溢出影响。尽管政府研发补贴对本地全体企业专利申请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两种研发产出的影响均不显著，对其他地区全体企业的研发产出也不存在溢出影响，但是通过激励本地和其他地区企业提高自身研发投入水平，也会间接地提高企业研发产出水平。
第三，政府创新政策下，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型、非国有企业创新活动表现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反差巨大。政府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严格以专利申请数作为标准，而对国有企业则缺乏限制。政府研发补贴对本地和其他地区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而对本地和其他地区的非国有企业则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并且政府研发补贴对国有企业的跨区信号效应为负，而对跨区的非国有企业则传递正向信号，国有企业研发投入严重依赖于政府研发补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政策对国有企业自身研发投入无显著影响，但对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存在资产负债率和利润水平越高而研发投入水平越低的问题，说明国有企业过高的负债率以及短视的考核机制制约了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力，而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和利润水平的提高均会促进自身研发投入的增长。国有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对专利产出的最优滞后期为滞后1期、新产品产出为滞后2期，而非国有企业专利产出为滞后2期、新产品产出为滞后1期，滞后期的差异反映出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较强，但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较弱，而非国有企业则将研发重点放在产业化和商业化上。
第四，政府研发补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三种政府创新政策工具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政策失灵。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存在严重的过度补贴问题，而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则明显不足，政府研发补贴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上的分配失衡与两者在政府研发补贴下的创新活动表现产生鲜明对比。以“利润”为核心的考核机制使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政策提高国有企业自身研发投入水平的努力失败，而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则会充分利用加计扣除政策提高自身研发投入水平。但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政策却显著降低了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自身研发投入水平，违背了其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政策设计初衷，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仅将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作为合理避税的工具。政府研发补贴与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的交互项系数在各类型企业的结果中均显著为负，说明政府没有处理好不同种类创新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作用问题，创新政策失灵与各种政策的无效叠加有关。
Smith（1776）最早在《国富论》中对政府竞争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政府税收会对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生产要素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社会收入分配。Wicksell（1896）、 Lindahl（1919）、 Samulson（1954， 1955）等对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所引起的政府竞争进行了必要的探索。
Breton（1998）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是指区域内各个经济体的政府利用税收、医疗、教育、养老、环境政策等手段，吸引劳动力、资本等流动性要素进入本地区从而提升经济体自身竞争力的行为。当前主要有三种成熟地方政府竞争的理论机制（杨孟禹等，2017）：第一种是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机制，以Wilson（1986）、 Case et al.（1993）、 Revilli（2003）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区域内实施财政政策会改变邻近区域的政府财政政策偏好，从而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在空间上具有空间依赖性；第二种是资源要素流动竞争机制，以Tiebout（1956）、 Wilson（1999）、 Brueckner（2000）、 Brueckner & Saavedra（2001）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地方政府间互动的根源是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展开对空间要素的竞争；第三种是标尺竞争机制，以Salmon（1987）、 Besley & Case（1995）等为代表，他们认为由于信息外溢性和相似的政治体制，公众会以邻近政府行为的标准来评判本地政府行为，从而本地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得不考虑邻近政府行为。具体而言，理论文献中讨论得比较充分的本地财政支出对相邻地区的影响渠道主要是外部性（Wilson， 1999），本地区公共支出的正外部性会为周边地区带来收益（Gordon， 1983），导致周边地区该项支出相应减少。进一步而言，为了提高本地区的经济绩效，无论是地方政府间吸引流动生产要素的经济竞争（Keen & Marchand， 1997），还是政府官员寻求晋升或连任的政治竞争（Besley & Case， 1995），地方政府间公共支出政策都会相互模仿或参照。Apolte（1999）借助新古典模型对辖区政府间的竞争问题进行了讨论，HerrmannPillath（2001）对政府横向和纵向的竞争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出地方政府存在与中央政府在资源控制和分配上的竞争状态。
由于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政治激励机制是中国地方政府开展竞争的第四种理论机制。政治激励可抽象为委托（中央政府）—代理（地方政府）问题，一方面，由于存在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的不一致性，如中央政府关心的是物价稳定和收入平等，而地方政府则更关心其辖区内经济数字和地方官员自身收益；另一方面，委托人和代理人的信息不对称，如中央政府无法观测到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等，所以政治激励机制的核心在于如何设定一套考核体系以激励“利己主义”的地方官员采取中央政府所希望的竞争方式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
Qian & Xu（1993）、 Shleifer & Treisman（2000）指出中国M形的组织结构导致水平的资源配置，地方政府竞争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充足的信息，所以竞争是有效率的。改革开放以来，以GDP为核心的“晋升锦标赛”是推动地方官员积极发展地方经济的关键，成为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重要动力（Jin et al， 2005；王贤彬等，2009；周黎安，2007）。但这种竞争也扭曲了部分资源的有效配置，地方政府职能与晋升激励指标的不匹配，导致出现严重的“土地财政问题”，尤其为了吸引外商投资低价出让工业用地，但为了保障地方财力从而高价出让商业及住宅用地，导致土地利用效率降低，损害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张莉等，2011）。政治晋升博弈使得中国的地方官员存在“非合作”倾向，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从而产生更为严重的市场分割以及重复投资建设等问题（周黎安，2004）。周业安等（2004）进一步指出以GDP为官员的晋升考核指标导致地方政府变得短视，在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为了招商引资而产生的恶性竞争不仅浪费了全社会的资源，而且扰乱整个市场。在GDP至上的“指挥棒”下，经济增长、投资、税收才是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地方官员仅会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短期内能够带来最大收益的领域，缺乏对带来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投资的动力（傅勇，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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