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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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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是超越国家界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各类关系的总称。随着科学的进步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作用日益显现，而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领域的变化，也对大众传播的发展和面貌起着重要的塑造作用。本书立足于国际关系学科，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对外事务等专业的学生理解媒介化的国际事实并客观分析国际现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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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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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勇，国际关系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中国外交、亚太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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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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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相互影响（）
第一节大众传播发展简史（）
第二节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渊源（）
第三节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美国
“公民社会”形成及独立革命为例（）
第二章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跨国传媒（）
第一节“跨国传媒”内涵分析（）
第二节“跨国传媒”的“全球市民社会”特征（）
第三节“跨国传媒”与民族国家（）
第三章互联网与国际关系（）
第一节互联网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节“互联网 ”时代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
第三节互联网与国际关系（）
第四章大众传播与世界政治中的民粹主义（）
第一节民粹主义及其对驱动下的网络抗争（）
第二节案例：萨帕塔运动及其分析框架（）
目录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
第五章大众传播与国际战争（）
第一节大众传播与战争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大众传播与战争中的舆论引导（）
第三节大众传播与战争宣传（）
第六章大众传播与国际大众文化（）
第一节大众文化的概念（）
第二节国家与大众文化（）
第三节跨国公司与大众文化（）
第四节个体与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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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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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相互影响当今世界的权力结构和权力来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传播技术的飞跃，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进行着，并促发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主要领域及其基本元素与信息传播活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国际关系已经越来越难以脱离对信息传播的依赖性和规定性。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播在深受国际格局变动影响的同时，也反作用于国际关系的基本面貌及发展，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由于传播主体日趋“大众化”以及高速度、大容量和开放性信息传播渠道的开通和普及，国际社会的传播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点对点式传播，而是成为全球一体化信息平台上的传播。这一变化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无论是国际事件的“定义”、国际议题的设置、国家影响力的扩展、国际关系运行的透明度以及参与性都离不开大众传播的参与。不仅大国高度重视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也普遍进行着国际传播力的建设和参与国际传播效度的竞争。从二战以来西方国家针对苏联及东欧国家进行的政治宣传，以及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传播格局及其所对应的国际话语权来看，大众传播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而且随着传播手段的不断进步和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大众传播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与影响还将进一步凸显。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以及施加了何种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路径是什么？国际关系中的何种力量以何种形式，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大众传播？这种影响很可能是两个方向，即它促进或者制约了大众传播的发展以及大众传播的具体形态。在全球化时代，在国际联系越来越密切的今天，如何透过媒介化的国际事件，透过国际传播所传递的信息看清楚国际问题的真实情况，以及它们背后所蕴含的国际政治意味，是媒介化的国际关系带给人们的思考题。第一章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相互影响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第一节大众传播发展简史从根本上说，大众传播的本质是人类社会中信息在较大范围的传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传播介质的演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在人类社会产生后，基于生存和生产协作的需要，产生了早期的信息传播活动。文字出现以前，早期人类原始社会主要用口语进行信息的传播，信息传播的介质是语言。人们在室内或者室外集合在一起，通过聚集这种方式，用口语把信息传递给受众，这实际上就是最初的传播，当然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这个时期开始于距今9万年到4万年前。但口语传播作用距离短、效率低、不可靠。为了解决口语的局限性，人类进一步发展出新的信息传播与交流方法，在文字出现前，曾经出现过两类方法：一类是实物记事表达信息，另一类是图画记事表达信息。随后文字出现，最早的一些文字是图形象形文字，比如五千多年前出现在西亚两河流域地区的文字，这些文字刻写在石头和泥版（泥砖）上，笔画成楔状，颇像钉头或箭头，被称为楔形文字。在古代中国，三千多年前出现了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甲骨文。几千年以来，文字在世界不同的文明地区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而逐渐成熟。文字传播的优点在于：文字能够长久的保留信息，为当代和后代留存了确信可靠的文献依据。无论是将文字刻在石头上、木片上，还是动物的甲壳和骨头上，都可以较为长久的保留下来，不但可以给同时代的人传递信息，还可以将信息传递给后世的人。此外，文字还能够长距离地传递信息，扩展了人类交流和社会活动的空间。文字的发明是人类信息传递的革命性事件，此后随着纸张与印刷术的发明，人类真正进入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传播时代。16世纪末，西欧地区开始出现了不定期的印刷品，这些印刷品以书本形式出现，内容为报道一些比较重要的社会事件，因此被称为新闻书。新闻书与报刊相比：形式内容上，虽有刊名，但出版日期不固定、出版间隔很长，新闻迟缓，时效性不高；受众方面，没有固定订户，只在市场上像其他书一样公开出售；出版者多为印刷商，以印刷其他书籍为主，附带出版自己编写的新闻书。而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产生于17世纪初期，它随着封建社会母体内资本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而产生和发展起来，以报纸的出现为标志。1663年德国莱比锡出版的《莱比锡新闻》，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日报。随后在1665年，英国的《牛津公报》问世，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单页两面印刷的报纸，全是新闻，没有评论，“newspaper”一词自此开始。1702年，伦敦出版《英国每日新闻》，按日出版，四开纸，两面印刷，成为现代日报的始祖。近代报纸产生后，在许多国家出现了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报刊，这些报刊竞相以其提供给大众的内容开展竞争。西方报刊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发生过几次明显的过渡时期。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作为大众传播工具的报纸显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各个政治力量纷纷占领舆论阵地，利用报纸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政党报纸存在时间并不长久，很快报纸就恢复到自己的本分工作：为社会大众传播各类社会信息。政党报纸不久就过渡到大众报纸。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欧美主要国家先后发生了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带来了经济、政治、文化的飞速发展，使各个地区、国家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日益密切，人们对国外信息的需求也大为增加。对信息的需求和信息大范围传播的可能性，使报业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出现了大量的廉价报纸，以满足普通民众的要求。与之并存的还有像《泰晤士报》这样的“独立而有权威”的报纸，与廉价报纸不同的是，它提倡真实记录、客观报道的原则，致力于提供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硬新闻，读者对象主要是政界、工商界和知识界人士。这些报纸出现以后，很快成为社会各阶层获得国内信息的主要渠道，发行量达到几万份、十几万份甚至几十万份。为了满足读者对国外信息的需求，一些报纸开辟了国际新闻栏目或版面，专门报道国际新闻事件。这一时期大众传播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人们的交流，也促进了国家间的交流，并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例如在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泰晤士报》一方面募集资金救助伤员，同时揭露并抨击政府的疏漏最终导致内阁垮台，远征军总司令被撤职，报纸也因而备受推崇，声望达到了顶点。电台广播是第一个电子媒体，也是第二个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无线电通信技术发明之后，电台广播得以迅速发展起来，其价格低廉、信息量大、速度快和传播范围广，并在短期内能取得较大的轰动效应，因此电台广播迅速成为主流的大众传播方式，受众广泛。并且，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它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广播电视就运用于国内动员和对国外宣传，到冷战时期，电台广播的对外宣传发展到了顶峰。电视是现代电子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也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通过光电转换系统传递图像和声音，具有声像兼备、生动直观的特点。电视的介入，使国际社会的传播从形态到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电视问世之初，美国就认识到将美国电视技术标准推向国际化的重要战略意义，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将美国的电视技术标准推广为国际标准。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视制作技术标准的重要性已经被传播内容所取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改善，中国一度流行日本电影和电视剧。近年来，随着中韩政治经贸关系的密切，韩剧在中国流行，无形间拉近了中韩两国青年人的感情，以至于在中韩两国重要的外交场合上，两国领导人也曾经拿韩剧作为花絮活跃气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它对国际社会、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影响。直到现在，电视仍然是影响人们的一个重要传播媒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互联网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在以美、苏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的对峙中（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防部为了避免集中式的指挥控制网络遭到敌方的攻击，就研制开发出一个新的计算机网络，这一网络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核心。互联网的兴起，使大众传播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对人们的生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互联网时代，由于传播主体的“大众化”以及高速度、大容量和极具开放性的信息传播渠道的开通，国际社会的传播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传播，或一部分国家对另一部分国家的传播，而成为全球一体化信息平台上的传播。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大众传播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随着传播手段的不断进步和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大众传播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张树秀：《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大众传播因素》，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二节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渊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凡考察现行国际体系，一定会追溯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行国际体系的最基本要素——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主体，就缘起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尽管经过300多年的发展与演变，现行国际体系已经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有了很大的区别，但是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主体直到今天仍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催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是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年，欧洲发生了一场涉及多个国家的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十年之久。战争的起因是统治着德意志地区的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基督教两大教派——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矛盾激化，各邦国结成了天主教联盟和新教联盟。神圣罗马帝国之外的国家出于本国利益，或支持新教联盟，或支持天主教联盟。宗教信仰之争与王朝现实利益纠缠在一起。几乎欧洲所有重要国家和势力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残酷的战争使双方都损失惨重，战争结果是新教联盟略占优势，最后天主教联盟止战求和，双方在德意志北部的威斯特伐利亚举行了和谈会议。参加这次和会各方包括统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邦国。和会于1644年开始，历经4年于1648年10月24日正式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重申1555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和1635年的《布拉格和约》继续有效；哈布斯堡皇室承认新教在神圣罗马帝国内的合法地位，同时新教诸侯和天主教诸侯在帝国内地位平等；神圣罗马帝国内阁诸侯邦国可自行订定官方宗教，其中归正宗加尔文教派获帝国承认为合法宗教；神圣罗马帝国内阁诸侯邦国有外交自主权，唯不得对皇帝及皇室宣战；正式承认荷兰和瑞士为独立国家；哈布斯堡皇室的部分外奥地利领地被迫割与法国、瑞典和部分帝国内的新教诸侯；法国得到洛林内梅林、图尔、凡尔登等三个主教区和除斯特拉斯堡外整个阿尔萨斯；瑞典获取西波美拉尼亚地区和维斯马城、不来梅—维尔登两个主教区，从而得到了波罗的海和北海南岸的重要港口；普鲁士获得东波美拉尼亚地区和马格德堡(Magdeburg)主教区；萨克森获得卢萨蒂亚(Lusatia)地区；普法尔茨(Palatinate)公国一分为二；信奉天主教的上普法尔茨与巴伐利亚合并；信奉新教的下普法尔茨(莱茵兰-普法尔茨)维持独立；神圣罗马皇帝选举不得在现任皇帝在世时进行，以免皇帝干预，影响结果；法国和瑞典在神圣罗马帝国议会有代表权，巴伐利亚公爵被封为选帝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它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它开创了用国际会议的形式解决国际争端、结束国际战争的先例，以后这种形式便成为惯例。其二它通过承认德意志数百个诸侯国的主权，确立荷兰和瑞士的独立国家地位，实践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出现的一些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即国家主权平等、国家领土和国家独立等原则，并将这些原则规定为近代以来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近代国际法的主要原则。其三它创立并确认了国际法中缔约国对条约必须遵守，违约国应被视为和平的破坏者，其他缔约国可以对违约国进行集体制裁的原则，使之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其四它通过承认德意志各诸侯国的主权，以及承认新教和天主教享有同等权利的方式，进一步承认了国家主权的统一性、不可分割性和独立性，使世俗的主权国家统治体制得到加强。其五它确立了国家之间常驻外交代表机构，这一制度首先在欧洲普遍实行，为主权国家之间经常性的外交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有关国家主权和国际关系的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础，但是这个体系不具有全球性，更多地带有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特点和色彩，所展现的更多的是欧洲的国际秩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改变了欧洲政治力量对比，削弱了几个庞大的王朝，使得欧洲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奠定了此后几百年欧洲的基本格局。条约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规定每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邦国都享有主权，可以独立地从事对外交往，包括宣战和媾和。后来这些内容被不断发扬光大，逐渐演变成了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史上意义重大。此前，所谓的“国家主权”是不明确的。那些帝国、王朝，可以无限地扩张管辖范围，“国家”之间的所谓“边界”可以随时改变。各王朝为了争夺领土、财富，不断地发动战争。征服与被征服是欧洲国际关系的常态。此外，宗教在欧洲的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神权与皇权经常发生冲突。三十年战争后，在欧洲，世俗的权力得到加强，特别是国家的领土相对地固定下来了。法理上，各国在领土主权及其他主权上是平等的，应当相互尊重。如果发生一国侵犯别国领土之类的涉及主权的事情，就是违反了“国际法”，这确定了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这些原则直到今天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从条约的内容可以看到，曾经一统天下的神权世界已经不可避免地趋于瓦解，民族国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国家之上不再有任何权威，国家主权至上的国际基本原则被确立。虽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欧洲战乱频仍，但这些战争都是民族国家之间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而战，不再有中世纪般为了某一所谓神圣原则而发生的战争。而且在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直至20世纪的绝大多数战争中，《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定的国际关系原则对战争的进程及结果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后无论各国发动战争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从战争中捞到多少好处，在表面上它们都信誓旦旦地忠于主权和平等的原则。《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国际关系继续不断发展，为了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和争端，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的世界秩序，各国又签订了许多和约、条约，建立了各种体系和国际组织，包括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以英、俄、奥、普为首的战胜国通过召开维也纳会议在欧洲大陆上建立的新均势体系——维也纳体系，以及后世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等，并在二战后建立了联合国，但是这些体系和国际组织的基本原则，都没有超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的国家主权和平等的范围。特别是源自于威斯特伐利亚会议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原则延续下来，成了现行国际体系的基石。正因为如此，国际关系学界公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现代国家制度，是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开始。此外还有一些威斯特伐利亚合会创立的制度为后世所沿用，比如实行集体制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初次规定了缔约国不得破坏和约条款，对违约国家可以实行集体制裁）。又如外交代表机构制度（在欧洲开始确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制度，各国普遍设立驻外使节，进行外事活动）。和约中还提到了宗教自由原则，新教教徒因此具有与天主教教徒相同的权利。宗教平等原则成为和约国际保证的一部分。还有对人权的关注，不仅提出了现代意义的战俘问题，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当然，在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时代，主权原则仅限于欧洲，更确切地说是限于欧洲大国及部分小国。已经盛行了100多年的殖民主义仍在继续，广大的殖民地并没有主权。就是在欧洲，也经常上演小国被瓜分的剧目，比如波兰就三次被周围的三个大国所瓜分。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时代，国家主权原则不可能被有效践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国际体系的演进，一方面，主权国家越来越多，现在全世界已经有近200个主权国家，即联合国正式成员国；另一方面，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确立的国家主权原则也在不断地改善，尤其是联合国成立之后的70多年来，大国损害小国主权的事情虽然还时有发生，但那种公然侵占、分割别国领土的恶性事例趋于减少，众多的小国并不会因为贫弱就被强国肆意欺凌。虽然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全球化大潮及区域一体化的冲击，国家主权受到侵蚀，各种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活跃，影响也趋于增大，但是主权国家作为国际体系基本行为主体的状况并无本质变化。所有国家都将主权视为最根本、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尤其是领土主权。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无论是战争与和平，还是发展与治理，抛开主权国家，都无从谈起。刘建飞：《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学习时报》2020年1月10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开始，那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的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按照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代表性观点，1500年以前的世界是彼此相互隔绝的，世界历史是“地区性”的。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地区性的世界历史中，存在的是“地区性”的帝国及其附属国，以西方的罗马帝国和大致同时代的东方的秦帝国、汉帝国为例，这些帝国之间没有直接的地缘联系，它们周边没有平等的国家，在已知世界中不存在可以抗衡的、平等的国家。在西方世界，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始终未能统一，中世纪欧洲的权力架构体制是根基于模糊的宗教等级制度上。帝国、王国、公国、各级封建领地都拥有各自的权力并相互制约。更关键的是各个国家的君主之上还有一个教会，教会统治精神世界，在某些地区教会甚至直接统治世俗生活。各个国家的臣民对教会的效忠胜过君主，某种意义上，个人所属的国家和地区只不过是一个人肉体上的暂住地而已，精神上的归属才是最重要的。随着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欧洲的国际关系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的概念，主权意味着一片土地上的统治者或君主将不会认可任何在其领土之内地位同等和更高的权力存在，各个国家的臣民逐渐的将效忠的对象唯一化为本地区、本民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促成了民族国家的崛起，以及外交和军队的制度化。此后欧洲国际关系的主体完全不同了，教会彻底退出了国际关系舞台，从占有欧洲3/4的土地逐渐退缩到梵蒂冈。君主制国家也发展为现代民族国家，条约体系逐渐成为欧洲国家之间的主要国际交流体系。同时，殖民体系成为欧洲国家在与其他弱小部族交往时的主导体系。对于生活在欧洲的个人来说，近现代欧洲是由一个一个的主权国家所构成，人们的首要身份认同是民族国家认同，强调的是“我是法国人，你是德国人，他是英国人”，当然，二战以后随着欧洲一体化建设和欧盟的成立，“欧洲人”的观念也逐步形成。在东亚地区，则是形成了一种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原地区之后，建立起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当时，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除了匈奴之外，并不存在可以与秦以及其后继的汉朝政权全面抗衡的政权。因此，除了以“敌国”身份对待匈奴之外，中原帝国便开始将先秦时期的畿服体系推广至已知的世界中去。在汉武帝击败匈奴开通西域之后，由于在已知世界中不存在可以抗衡的对手，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正式得以确立。在朝贡体系中，中原政权和其他诸国以“册封”关系为主，即各外国需要主动承认中原政权的共主地位，并凭借中央政权的册封取得统治的合法性。这种政治秩序经历了汉唐宋元明清两千多年，中国由于文明程度高、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庞大的人口和发达的经济而在这个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中央王朝的世界观是一种“天下”的概念。直到19世纪，朝贡体系受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一些国家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殖民体系成为欧洲国家在与其他弱小部族交往时的主导体系；一些国家则走上了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欧洲的国际政治制度经由殖民地和其他非殖民地的民族国家，流传至美洲、非洲和亚洲。最终当代国际关系在历经二战后席卷广大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独立解放和运动后终于确立。回顾了现代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不免带来这样一个错觉，就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国际关系到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后就立即改变了，至少似乎对于欧洲而言是这样。但研究国际关系需要对各种因素都有所考察，不能忽视在对历史进行宏大叙事中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后国际关系发生“质变”之前有一个“量变”的过程。这个量变首先是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是很多重要社会观念的变化，而人们思想意识、社会观念的变化是新的知识和思想普及的过程。起先是一些思想家贡献了他们的超越时代的思想，这些知识和思想逐渐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无论是醍醐灌顶式的欣然接受，还是潜移默化式的逐步渗入，都离不开大众传播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以欧洲为例，正是由于17世纪中期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发展，使得接受教育的人群数量迅速增长。各种印刷品将科学知识、信息和启蒙思想更为广泛的传播开来，扩大了启蒙运动的影响，从而对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等上层建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民族主义的兴起而论，大众传播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曾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恰好与印刷传媒的发展同步进行。大众传播无论是在凝聚民族认同、宣扬民族主义，还是构建民族国家方面，都起到了推手的作用。“印刷机彻底改变了个人获取的事实，记录其他人的思想和遥远文化的方式，‘一便士即时邮’改变了我们从朋友处获得新闻和我们与其他团体进行通信的方式，电话改变了我们谈话的方式，并扩大了可相互切磋问题的联系人的范围。互联网所改变的不仅概括了这一切，而且还将远胜于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对民族国家的起源做出了经典解释。在安德森看来，印刷媒介的普及和发展，为民族国家的想象提供了可能。“原因何在？”本尼迪可特·安德森在书中写道，因为“印刷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这段话实质上点明了印刷品这种大众传播介质是孕育“同时性”观念的关键，在“想象的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印刷媒介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举例来说明大众传播在促进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中所起的作用。印刷语言以三种不同方式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在拉丁文之下，在方言之上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印刷资本主义赋予了语言一种新的固定性；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和旧的行政官方语言不同的权利语言。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以北美独立战争为例，北美独立运动期间享有盛名的宣传鼓动家托马斯·潘恩曾经在费城担任《宾夕法尼亚杂志》的编辑，是不折不扣的新闻界人士。当时，正值北美人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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