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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即将远行》是一部以中国红十字会主导、引领人体器官捐献发展壮大历程为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全书共分八章，加上序章与尾声，共十部分。作者用文学的笔法、诗意的语言记录人类早期追逐生命不朽的梦想与探寻，揭秘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与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创立、发展、壮大的前世今生，从江西省红十字会为人体器官捐献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为切入点，层层深入，剥茧抽丝，以大爱无疆为主题红线，极力渲染、追寻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捐献者默默无闻的生命轨迹，探秘人世间关于个体生命突围的最佳途径。全书或故事，或讲述，或评论，以点带面，小中见大，以个体“生命突围”开篇，到书写“细胞记忆”压轴，诠释了天地之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的丰富内涵与深远意义，以一颗平常心去书写“人体器官捐献者”这个特殊群体，记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生命接力的艰辛旅程，从零的突破到蹒跚起步，从开始的疯狂乱象到国家层面立法，宏观掌控，在法制框架内开掘灵与肉的永恒主题，再现了“生命接力”能够循环往复离不开政府层面上的立法与规范，也离不开个体心中善念与悲悯的天性。全书语言流畅，把原本一个沉重的话题解构成一种大爱的升华，在字里行间完成了新时代奉献精神的一次文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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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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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报告文学《生命即将远行》以江西红十字会、医疗机构和广大“捐友”为人体器官捐献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为切入点，追寻一个个捐献者默默无闻的生命轨迹，记录中国十多年来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生命接力的艰辛旅程，从人生最美、最无私的相遇中开掘生与死的主题，探寻生命重组的内涵和意义。作者以一颗平常心、悲悯心亲近生命，观照人性，讲述平凡生命在极端境遇中修改人生轨迹的故事，以无处不在的情感视角和理性思考，再现了“生命接力”的全过程，书写了一群普通生命的情怀担当，完成了新时代精神的一次文学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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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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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观潮，原名徐贵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理事、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在《北京文学》《长江文艺》《天津文学》《星火》《小说月刊》《短篇小说》等发表小说、散文80余万字。作品入选《散文选刊》、《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创作出版长篇小说《信访救济手记》、长篇历史小说《名将陶侃》、短篇小说集《同根兄弟》等文学作品6 部。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健康档案》荣获第十六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文学类一等奖，2021年7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专门为该作品举办作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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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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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生最美相遇一场特别的诵读会
在“因爱而行、向阳而生”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中，有太多的邂逅。
2021年，江南的春天经历最初一系列的热身之后，活力从寂静的山和清冽的水中蒸腾出来，化作雾，化作雨，轻柔地抚摸大地枯涩的肌肤，小心翼翼地擦洗土地冻裂的伤口，阳光在云雾中穿梭，催化着生命的种子，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大地的颜色。
我对季节的感知常常比大地要滞后很多，等到绿色的视觉冲击到眼球，身体仍蜷缩在荒凉的记忆里。江西省红十字会副会长聂冬平在电话里问我，愿不愿意出来走走？南昌青山墓园有一个很特别的诵读会。聂冬平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也是一位很有亲和力的领导。2019年我在江西省卫健委定点深入生活中结识，视为知己。
什么样的诵读会要放在墓园开？我有些迟钝，脑子里一直在想，去，还是不去？去！神经末梢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这将是一次奇遇，我毫不犹豫答应了。
南昌瀛上青山墓园刚才还是天清地明，只一会儿乌云便像黑夜一样压过来，雨在淅淅沥沥地下。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的诵读会在雨伞下登场。
争夺是人性乃至自然的一个法则，诵读会也不例外。一个个素不相识的人在争夺雨伞下的空地，空地又在争夺从墓园地走出来一个个疼痛的灵魂。血淋淋的生命在争夺一张张名嘴，一张张名嘴又在争夺一双双婆娑的泪眼。纪念园里充斥着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我不堪疼痛，独自来到一堵矮墙下。矮墙的青石板上刻着440位从2002年至2021年部分遗体器官捐献者的名字，这些名字最大年龄95岁，最小年龄才36天。这里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条逝去的生命，一条残缺不全的生命。四百多条老老少少的生命骤然呈现，给人一个感觉，生老病死是大千世界早已设计好的一个冰冷的程序，所有人都是这个程序上的一个片段，却想活出温度，便注定会变成一滴眼泪。又或者，眼泪也没什么不好，生为眼泪，死亦为眼泪。
我特别关注了一下每年的数字，2002年仅有1人，之后是空白，到2007年才出现3人，2008年17人，2009年25人，到2010年，数字呈逐年增加趋势。2021年才过去三个月，66个名字便像藤蔓趴满了青石板的额头。青石板上还留有一大块空地，预示着还有很多活鲜鲜的生命要走进来。
一个很有磁性的男声和一个湿漉漉的女声在共同讲述一老一小的故事。
晨晨是一位在人世间只停留了36天的小天使。医生推测，孩子的病是罕见的遗传基因缺陷。孩子的父母说，如果能在孩子的身上找到修复遗传基因的密码，天下父母就不再有此丧子之痛。就这样，小天使成为最小的医学“大体老师”。
刘善文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95岁老兵。很多年前，老头子就办了遗体器官捐献登记。他说，一起打仗的战友都不在了，活得越久越愧疚。将来把能捐的都捐了，才好理直气壮去见他们……
这是多么纯真的一老一少，又是多么奇特的一次“相聚”！
人是大自然最有智慧的创造，人分出了肉体疼痛和精神疼痛。肉体过不了生命逆转的坎会疼痛，精神过不了情感逆转的坎也会疼痛。而这些疼痛又都在执行着一种叫因果的“程序”。我疼痛过后，就一直在寻找这些因果。
纪念碑下有一位正在祭奠的妻子，她亡夫的因我就无法探寻。丈夫廖和荣是一个四十年风里来雨里去的赤脚医生，一个疾病缠身多年没有一分钱工资的老乡村医生。廖和荣早在2012年就与红十字会签订了捐献遗体的志愿书。他临终时怕儿子忘了这茬，又把两个儿子叫到病榻前交待了三条遗嘱，第一要对老妈好，第二要对叔爷好，第三要了却我捐献遗体的愿望。
当儿子把他的遗体捐献出去后，村子里一片哗然。人死入土为安都不讲究了？死都死了还要让父亲经受千刀万剐之苦，孝道不要了？什么也没留下，一年三祭也省了？村里人的愤怒几乎让廖和荣的子孙走投无路。
妻子迫于无奈，把村里有头有脸的人请到家里，用央求的口吻说，和荣生前，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两个孙子都很孝顺，在生好才是真好。把遗体捐献给医学院是和荣十年前的承诺。和荣死后，子孙又了结了他的遗愿就是顺。请各位叔伯兄弟别为难孩子们，好吗？！
村里人最后相信了一个母亲的眼泪。
我在追溯一个赤脚医生因的时候，只搜寻到一句话。生前两三年，他在庭院里种了很多花花草草，看到这些花草他便念叨，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廖和荣的因在这草木身上？
在下榻的宾馆，我见过一个2008年就加入志愿者的捐友徐洪民。他父亲是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离休干部，也是新中国第一批海军，转业后一直在核工业系统工作。2018年，父亲已年近九十，但身体尚健硕。徐洪民动员父亲捐献遗体。父亲一阵不痛快，哪有儿子这样摔包袱的？徐洪民说，烧成一堆灰，只有我和姐姐记住你，遗体放到医学院会有很多人记住你。
父亲或许是觉得死还很遥远，便让儿子做了登记。
第二年，父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开始后悔了。问儿子，真捐了你和姐姐是不是不管我了？
徐洪民说，人死了真的没什么。我会把你的名字刻在青山墓园的纪念墙上，让子孙都记住你。
这一年的疫情期间，父亲患多发性骨髓瘤去世，遗体捐献给了医学院。
在传统观念中，这种捐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词语，遗弃。遗弃父母，遗弃妻儿。这于社会是两种不同因果，而于普通人设置的情感似乎就是同一种因果。徐洪民告诉我，人其实都包裹着一层自己编织的禁忌外壳，诸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当作完人，死要留全尸。当啄开这层外壳，让心去触摸蓝天白云，便豁然开朗，缘由心生。这种说法的确别具一格，让我心中了然。何必问因果，因果也是自己编织的一个外壳。
纪念园里唯一没有被诵读者感染的是矮墙下一位头发花白的矮个子老人，或者说他已穿越到女儿的世界里，感受不到这里的时空波动。他用一只枯瘦的手反复抚摸着刘小芳的名字，脸上的沟壑流淌着雨水和泪水。
我蹲下来问，贵姓？
老人专注于抚摸，半天没有回音。我没敢接着往下问，不忍心打搅老人与女儿一年一度灵与肉的相会。然而，台上的名嘴却恰到好处地夺取了我的好奇心。
老刘是我省第二例器官捐献者刘小芳的父亲。女儿因难产去世，长期受肾炎困扰的老刘，深深理解肾器官衰竭的痛苦，无偿捐献了女儿的双肾。女儿走了，为了抚养刚出世的小外孙女，老两口不得不远赴深圳打工，挣钱养活从小就失去妈妈的孩子。每年清明节，老刘都会一个人从深圳坐火车来南昌，站在纪念墙前，抚摸着女儿的名字，默默地流泪，直到祭拜者散尽，才擦着泪眼说，爸走了，明年再来！
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每年都要举行这样的清明追思会，让捐献遗体和器官的平民英雄与亲人团聚。在这些亲人中，有一位叫章笑妹的老婆婆。2010年，她的儿子因车祸身亡。她捐出了儿子的肝脏和肾脏，救了几个人的命。可是，我要告诉大家，老婆婆今年没有来。老婆婆成了一切人间悲剧的主角，媳妇和孙子患上了精神病，家里顶梁柱都倒了，老婆婆靠捡破烂维持全家人的生计。近两年，她双眼角膜溃烂，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去年她来，是我们牵着她到儿子的相片前，临别时她对儿子说，明年不来了，走不动了，也看不见了。儿啊，好好照顾自己……
在纪念园里，最惨痛的莫过于生死两茫茫，最甜蜜的也莫过于生命超越时空的相遇。人群里，我见到一位穿黑棉袄背黑挎包的老钟。儿子二十五岁那年遭遇车祸，他为了最大限度留住儿子的生命，把儿子能捐献的器官都捐献了，儿子残缺不全的躯体火化后安葬在纪念园。捐献那天，老钟抱着儿子的照片，突然向红十字会提出一个条件，把儿子名字旁边的位置留给我，以后我捐献了，就和儿子再也不分开，行吗？在场的人都震撼了，情到深处，生命还能如此重逢？
生与死是人生唯一的主线。生命在绝望中寻找了一个世纪，终于在现代医学的指缝间寻找到了一种生命体的契合。茫茫人海中，医学让两个孤立无援的生命体神奇相遇，便都从对方的生命体中找到了生存下去的动力，开启一个新的生命旅程。这种拥有两个生命记忆的相遇，让一群苦难的人迅速穿过人世间最惨痛的沼泽，用眼泪滋养着一片意想不到的生命绿洲。
中国进入本世纪以来，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器官移植技术给生命带来了无数的奇遇。人体器官捐献让逝者的生命和亲人的梦想在接受者身体里栖息，这是一个生命接力悲痛、艰辛且快乐的旅程。
十多年来，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换来一个又一个生命礼物的呈献，一个家庭的破碎换来另一个家庭的重建。器官捐献双盲原则尽管让纪念园成了捐献者亲人唯一安放灵魂的地方，只见旧人哭，不见新人笑，但他们都有一个执念，逝者以另一种形式在活着。年复一年的祭拜者，老的更老了，小的长大了，他们却从不放弃一年一次的阴阳对话，感应着活在另一个人身体里亲人生命的跳动。
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问候，你在哪，过得还好吗？
问完之后又默默祈求遥远的生命回答，它一直在我们的身体里健康地住着，我们要为两家人好好地活！
之后，祭拜者又自言自语，感谢你们带着它一起活，活着就好！
这是一场无休止的对话，也是一个孤独的生命独特的疗伤方式。
红十字会
人生充满着苦难。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天灾人祸，没有例外且有不确定性。佛说，佛的世界没有烦恼和痛苦，只有幸福和快乐。佛的弟子说，我看不见，怎么相信有呢？佛把弟子带到一间暗房里又说，墙脚下有一把扫帚。弟子说，我仍然什么也看不见呀。佛点燃蜡烛，弟子看见墙脚果然有一把扫帚。佛又说有四不能，因果不可改，智慧不可赐，妙法不可说，无缘不能度。有因便有果，别人的事代替不得。天地虽大，不润无根之草。佛是告诉弟子，人的终极目标不是消除烦恼和痛苦，而是驱逐黑暗。而眼前的黑暗就是一种因果。其实人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种因果的探寻。红十字会就是人类在探寻中得到的佛手中的蜡烛。
《日内瓦公约》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发起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建于1863年，它的创建源于一个瑞士商人与一场战争的邂逅。
这位后来改变人类历史并且感动全人类的伟大人物叫亨利·杜南。1859年6月24日，亨利·杜南作为一个“旅游者”途径意大利北部小镇索尔费里诺，偶遇法国——撒丁联军和奥地利军作战。他在《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中描述：
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6月24日，有30多万人相对而立，战线长达15英里，战斗持续了15个小时。
这是一场可怕的肉搏战：奥地利和法国—撒丁联军互相践踏着，在血淋淋的尸堆上你奔我杀，他们毫不留情地用步枪射击敌人，用马刀劈向敌人的头颅，用刺刀刺入敌人的胸腹。没有饶恕，拒不纳降，这完全是一场屠杀，是残暴的野兽之间为血和愤怒而疯狂地搏斗，甚至连伤者都战斗到最后一息。没有了武器，他们就掐住敌人的喉咙，用牙齿撕咬他们。
最强有力的阵地经过反复争夺，又再次被占领，到处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带着四肢和腹部的伤痛倒下了，有的人被子弹打得满身窟窿，有的人被枪炮击中，奄奄一息。
就伤亡人数而言，在19世纪，唯一可与博罗季诺、莱比锡和滑铁卢等大战役相提并论的就是索尔费里诺战役了。在1859年6月24日的那场战斗过后，死伤的奥地利人和法国—撒丁联军共包括3位陆军元帅、9位将军、1566名各级军官，还有4万左右未授衔的军士长和士兵。两个月后，3支军队的伤亡人数又增加了4万人。
……
《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于1862年在日内瓦首次出版后，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杜南在回忆录里不仅介绍了战斗的过程，描述了被遗弃伤兵的惨状，而且还倡议了一种救援行动：“为什么我会似乎有些自鸣得意地逗留在那些悲惨的画面上，去描摹那些极度真实的细节呢？有这样的疑问很自然。或许我可以用另一个问题作为回答。在和平安定的时期成立一些救护团体，让那些热心、忠实并完全可以胜任的志愿者为战时的伤员们服务，这难道不可能实现吗？”
……
他在书中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在各国设立全国性的志愿伤兵救护组织，平时开展救护技能练习，战时增援军队医疗工作；二是签订一份国际公约，给予军事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及各国志愿的伤兵救护组织以中立的地位。
杜南曾经说过一句名言，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邻国，而是饥饿、贫穷、无知、迷信和偏见。
索尔费里诺战役四年后，也就是杜南的书出版一年后，杜南发自人性深处的呐喊有了回应。一个由杜福尔（Dufour）将军、莫瓦尼埃（Moynier）律师、阿皮亚（Appia）医生和莫诺瓦（Maunoir）医生以及亨利·杜南本人等五人组成的“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在瑞士日内瓦宣告成立。1863年10月26日，“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召开了日内瓦国际会议，来自16个国家和4个私人组织的36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10项决议，并采用白底红十字臂章作为救护人员的保护性标志。1864年8月8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又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外交会议，参加会议的12个国家签署了第一个日内瓦公约。公约规定救护车、军队医院和医务人员，包括志愿人员和随军牧师应被视为中立而受到保护和尊重。受伤或患病的战斗员，不论属任何国籍，都应得到收容和保护。1876年，委员会更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员会为了表彰杜南为国际人道做出的杰出贡献，用其祖国瑞士国旗相同图案相反颜色的旗帜作为会旗，红十字标志由五个大小相等的红色正方形组成，并将杜南的生日5月8日定为红十字日。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有力推动了《日内瓦公约》和《国际人道法》的诞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得到充分发展。各国红十字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后方提供急救服务。1919年，又创立了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负责协调189个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活动。世界各国几乎都有自己的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目前，世界共有190个国家红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认并被接纳为联合会正式会员。2013年5月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毛雷尔时评价，红十字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面旗帜，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活动。
当红十字会和人道救护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时，杜南的人生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1871年，杜南公司破产，负债累累，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就像一个流浪汉，睡在亭子间或公园里，贫病交加，穷困潦倒。1892年，他不得不住进了海登地区医院。1895年，一个偶然机会，他被一位新闻记者发现。一篇关于这个红十字会创办人的报道轰动了全世界。杜南重新得到社会的重视。瑞士联邦委员会给他颁发了特别奖，表彰他的行动“促进和平与团结”。不少国际友人也给予他慷慨资助。1901年，杜南获得首届诺贝尔和平奖。最后他把奖金10.4万瑞士法郎大部分捐给了挪威与瑞士的慈善事业。1910年10月30日，杜南在海登病逝，终年82岁。在杜南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行字：让·亨利·杜南，1828—1910，红十字运动之父。
杜南创建的红十字会宗旨是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人的尊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合作，促进持久和平。
最早将红十字会较为系统介绍给中国的当属孙中山。1897年，孙中山将英国医生柯士宾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译成中文，并由伦敦红十字会出版发行。孙中山在译序中这样叙述：
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以行路之人相值于患难之中，亦必援手相救者，天性使然也。虽然，恻隐之心人人有之，而济人之术则非人人知之。不知其术而切于救人，则误者恐变恻隐而为残忍矣，而疏者恐因救人而反害人矣。夫人当生死俄顷之际，施救之方，损益否当，间不容发，则其理不可不审求也。此泰西各国通邑大都，所以有赤十字会之设，延聘名师，专为讲授一切救伤拯危之法，使人人通晓，遇事知所措施；救济之功，成效殊溥。近年以来，推广益盛。
清末，还有一个为红十字会奔走呼号的人，他叫孙淦。孙淦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还是一位慈善家。他在日本就加入了赤十字社，看到日本人深得其益，便萌生了在中国创办红十字会的想法。1897年冬，孙淦在东京向驻日公使裕庚呈递的《大阪华商孙淦呈请裕钦使转咨总署奏设红十字会禀》奏陈：
万国公法之中，以此会为近数十年至善之大政。凡有军事，必认此会为中立，其有加害，万国得而讨之。其爱人也如彼，其见重于人也如此，此万国之所同也。
同年11月，他又在《申报》上呼吁：
方今地球各国，联约者四十有二国，未经入会者，惟朝鲜与我耳，毋怪人之不我齿也。
孙淦拳拳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只是他空有一腔热情，却不知清政府已是大厦将倾。
清末外交官杨儒是第一个提出设立中国红十字会的官员。1899年，杨儒赴荷兰出席第一届万国和平会议，曾代表清政府在推广红十字救生善会行之于水战条约上画过押，却因种种原因未能签署日内瓦公约。后亦奏请朝廷：“现既从众画押，自宜及时筹办，以示善与人同。”无奈清政府国际国内环境日趋险恶，内外交困，无暇顾及。
19世纪末，中国遭受的屈辱不但国人无法忍受，就连有良知的外国人都为之动容。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0月，辽东陆战开始，清军持续溃退。12月，营口街头出现了大量伤兵。因清军没有战场医疗救护组织，伤员死亡率非常高。1894年10月下旬，英国传教士司督阁来到营口，建议成立红十字医院。12月3日，英国人魏伯斯德租用营口一家客栈的两间店房创办红十字医院，进行伤兵救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红十字医院。司督阁在他写的《奉天三十年》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医院的创建过程、规模和救治情况。甲午战争期间，营口红十字医院挽救了1000余清兵的生命。
灾难接踵而至。1904年至1905年，日本与俄罗斯为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这是一场强盗之间分赃不均在中国土地上发起的肮脏之战。战事一开，东北数万同胞突遭兵燹。而清政府却荒唐至极声明中立，置难民于不顾。为了解救东北同胞，1904年3月3日，上海海关道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士绅出于义愤，仿效国际红十字会例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与红十字有关的组织。
由于中国没有正式加入国际红十字会，普济善会的救护行动经常遭到战争国的阻挠，收效甚微。沈敦和等人意识到必须借助红十字会的国际势力才能实现这一愿望。经沈敦和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从中斡旋，再由上海商约大臣吕海寰等人约集上海官绅与英、法、德、美等国驻沪机构代表商议，同年3月10日，联合组建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3月17日，正式定名“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在中国正式落地生根。5月，在营口设立第一个分会，筹建营口医院。8月，医院建成，设置了50张床位，最多可同时救助伤员近百人。同时着手赈济难民，经费全部来自国际社会。至1906年3月战争结束，万国红十字会营口分会共救治2.6万人。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红十字会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共产党与红十字会走过的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红十字会是从战争中走来，而中国共产党也是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走来。就红色而言，红色是红十字会的悲悯情怀和历史担当。从红五星到五星红旗，“红色”承载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历史。同样拥有百余年历史的中国红十字会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中国济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具有红十字理念的群众性救济组织。五卅运动遭受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工人群众和学生死伤达2000多人，被捕入狱1000多人。为营救被捕的革命者，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1925年9月20日，中国济难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筹备会，推举韩觉民为主席，通过《中国济难会发起宣言》。10月，召开代表大会。11月，江西、广州、长沙、天津、北京等地先后成立省总会。1927年秋，中国济难会随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929年12月，改称中国革命互济会。由于不断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后随中共中央迁往苏区。
在江西省红十字会2021年出版的《红五星与红十字会》中还提到了两个源头，一个是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傅连暲曾任红十字会主任医师，后任福音医院院长。中央红军攻下长汀，需要有一家自己的医院。傅连暲受这样一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军队感召，将福音医院改为中央红色医院。从此，傅连暲一直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将军。另一个源头是中央红军总医院与中央红色医院合并为中央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前，中央红军在江西兴国成立红军总医院。1934年，红军总医院转移到瑞金，与中央红色医院合并。这两家医院合并，是共产党人的血脉与红十字会“血统”的深度合作和融合，也是共产党人的人道、公正、平等、志愿和奉献的革命理念与红十字会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理念高度契合。
“三源”归一，开启了近代中国红十字会与红五星“双红”理念的伟大实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会道路。
在中国红十字会的红色记忆中，记录着无数传奇故事。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红十字精神的深刻内涵。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身为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立红十字会女子北伐救护宣传队队长高恬波带领女救护队员随军北伐，辗转湘、鄂、赣三省之间，行程万里，称誉为救护队的“女将军”。
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到敌人后方去”的感召下，来自中国红十字会交通股一组、二组的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百余人集体加入新四军。同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61医疗队克服国民党的重重阻碍，奔赴晋东南游击区开展战时医疗服务，投身民族解放的滚滚洪流之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红十字会在重大疾病控制、爱国卫生运动、自然灾害防疫、战地医疗救护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50年8月，新中国召开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会议，中国红十字会定位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定名“中国红十字会”。1952年，中国政府外交部部长宣布承认1949年修订的《日内瓦公约》，8月，第18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承认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全国性红十字会。这是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恢复的第一个合法席位。
1985年，中国红十字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要办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红十字会”，展现了红十字会自强不息、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红十字事业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红色的土壤，早已融入中国历史血脉里，刻下了鲜明的红色印记。
生命之花上的中国红
人体器官捐献是挽救患者生命、服务医学发展、传递人间大爱、促进社会文明的高尚事业。然而，要建立遵循国际伦理准则、科学公正法治和符合中国国情、文化的人体器官捐献“中国模式”，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一历史使命将由谁去完成，或者说谁更适合让这个人类用20多个世纪编织的梦想在中国遍地开花。
从世界各国器官捐献现状来看，不同的人体器官捐献制度带来不同的社会反响，不同的捐献率，不同的效果。
器官捐献立法先行是各国通行的做法。为提高器官捐献率，规范器官移植的发展，美国、法国、西班牙等11个国家率先出台了器官捐献相关法律。立法的内容主要包括禁止器官买卖、死亡判定标准、捐献规则、器官分配原则、器官捐献经济补偿等方面。
各国捐献规则不外乎两种类型：一种是自愿捐献下的推定同意。自愿捐献以个人意愿和知情同意为原则，自愿加入或者同意捐献。如美国原先是在驾驶执照背后标记是否愿意捐献器官。德国则由医疗保险公司为所有16岁以上医疗保险投保人投保时同时提供有关器官移植详细信息、器官捐献证书和征询意见信，信中呼吁投保人自愿捐献器官，并要求其在征询意见信上填写是否“同意捐献本人器官”或“不同意捐献本人器官”。荷兰、韩国和日本公民在16岁之后会收到人体器官捐献普查表。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各国又同时提供在线捐献意见征询。总之，只有捐献者本人生前自愿做出器官捐献，在其死后移植管理部门才可以摘取器官。另一种是默认规则下的推定同意。如果死者生前没有做出明确反对器官捐献的决定或表现出不同意捐献的意愿，那么指定的医生在其脑死亡后有权摘取相关器官，移植给其他患者。实际操作中又分为两种，一是法国、西班牙、新加坡等国实施的医师推定同意，即只要死者生前未明确反对，医师可以根据法律授权而不用考虑亲属的意愿。二是罗马尼亚、芬兰、希腊、瑞典的亲属推定同意。即死者生前未做出明确反对器官捐献，其死后具体由亲属决定是否捐献。
器官分配原则。器官分配根据公认的医学标准，考虑捐献者和接受者之间身体的配对兼容性、患者等待移植器官的时间长短、患者的病情轻重缓急、年龄等因素，及捐献者与其近亲属的优先地位，最大程度客观公正地保证每一位患者的需求。在基本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下，则主要依据等待时间的长短。新加坡、以色列、韩国则建立了一种激励机制，对于事先已登记为器官捐献者的个体，当自身也需要器官移植时，给予他们在器官移植等候中的优先获取权。
还有诸如成立专门的捐献和移植负责机构，构建移植协调网络，建立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开通在线器官捐献意愿登记系统，器官捐献宣传教育，建立较为完善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等等。
从捐献率来看，2013年在有数据的62个国家中，每百万人口尸体器官捐献率最高的是西班牙，达35.1。依次是克罗地亚35、马耳他34、比利时29.9、葡萄牙28.3、美国25.9、法国25.5、奥地利24.6、爱沙尼亚24.4、斯洛文尼亚24.3。最后两位是马来西亚和日本，分别为0.5和0.6。
浙江财经大学副教授郑恒2016年在《南方经济》撰文认为，死亡判断标准、捐献同意规则、优先权分配机制、非货币补偿等相关激励机制是影响器官捐献率的主要因素。郑恒还对捐献率排前两位的西班牙和克罗地亚进行了剖析。1979年，西班牙颁布第30号法令，对器官的获取与移植进行了一般化规定，同时规定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献采用默认规则推定同意方式，但器官捐献率并没有显著升高。一直到1989年国家移植组织（National Transplant Organization，ONT）建立，西班牙的尸体器官捐献率才明显升高，从1989年的每百万人口14.3上升到2000年的每百万人口33.9，年均增长率达到18%。她认为捐献率暴涨得益于1989年成立国家移植组织，构建移植协调员网络，1991年提供专业培训，1998年实施临床治理框架和质量保证计划。2000年至今，一直稳定在每百万人口34或者35左右，位居世界首位。建立国家移植组织、设立移植协调员、加大培训和教育、密切关注媒体、对医院进行补偿就是国际上被称为的“西班牙模式”。克罗地亚1998年立法，立法后器官捐献率并没有明显上升。2000年，克罗地亚建立以医院为基础的移植协调员（捐助者协调员）网络后，尸体器官捐献率开始显著上升。之后，克罗地亚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才导致从2000年至今，克罗地亚的尸体器官捐献率在波动中快速提升，捐献率从2000年的2.6上升到2013年的35，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2%。究其原因，2001年国家移植组织建立，2002年实施外部审计、临床治理框架，2003年开展专业培训，2004年通过新移植法，2006年采取捐献金融支持，并设立首届全国捐献日，2007年开展国际合作，借鉴了国际经验。
中国要短时期内大幅提高器官捐献率，缓解器官短缺的巨大压力，不让生命之花过早凋谢，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子？
人体器官捐献不是捐钱捐物，而是捐有生命、有灵性、有伦理情感的器官，这已不仅仅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现代医学把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推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箭已在弦。要做好这项工作有三大难题，一是不能用金钱来推动，二是不能依靠行政力量，三是要取得社会理解、认同和支持。谁来当主攻？
其实在立法之前，中国不乏成功捐献的案例。最有影响力的是2006年7月23日《南方日报》报道的一个案例，主角杨女士在广州创下了当时中国单个捐献器官最多、救人最多的纪录，媒体盛赞她是“中国器官捐献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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