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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书稿是在对浙北水村开展了近3年的田野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个案研究。村子位于杭州西部，距离阿里巴巴（西溪园区）直线距离仅5公里。阿里等强大经济力量的介入，使得村庄外貌完成了较为急速地现代转型，而社会结构将长期处于深度转型过程中。书稿集中于对乡民生活中的信仰实践、婚嫁观念、乡村仪式等内在日常秩序进行持续观察与真实描述，研究认为，这些处于更为“缄默”状态的内生性秩序力构成了村庄经历激烈现代变迁仍能保持稳定与繁荣的基底。
与一般印象中乡村因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呈现出“失落”状态不同，以水村为代表的浙北乡村民众的生活状况及村庄的整体面貌是充满活力的。甚至可以说，在改革开放40多年后，水村经验为“城市”与“农村”、“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地方性”的融合与平衡提供了一个已被实践证明的理想型。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对乡村振兴战略成果的较新回应。
“内生-建构”秩序这一对核心概念及其互动关系成为理解水村现代性进程中社会秩序变迁的关键。这里，内生性秩序力指向从“传统”而来、仍对现代乡村秩序产生作用的一套日常安排；建构性秩序力指向行政力与经济力。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秩序经历“内生性”向“建构性”地转变，由相对自然的社会状态，转变为人为行政状态。相比较于传统社会中内生性秩序力的清晰作用脉络，乡村经历现代转型后，内生性秩序力是否继续有力？这一直是个开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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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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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兰，浙江杭州人，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师从范丽珠教授，现为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社会人口所兼职研究员。长期关注浙北农村以民间信仰为主要内涵的传统文化传承，并以此为切入点，讨论内生性秩序力与行政力等建构力如何结合，以达到现代乡村善治的目的。同时，近年来，以浙江义乌为基点，参与“全球化”主题的讨论。已发表论文数10篇，亦有相关研究被《新华文摘》全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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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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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乡村社会秩序力的内外转型 3
一 中国乡村秩序的“内外”区隔与联系 6
二 改革开放后内生性秩序力的复归与遗失 17
三 中心问题与研究线路 28
第二章 田野介绍与研究方法 35
一 内生性秩序力作用的村落背景： 转型水村的“混合型”说明 38
二 研究策略 52
三 研究方法 61
第三章 现代水村社会秩序观察 71
一 从“拆迁”看村庄层面的社会秩序 73
二 从“两头结婚”看家庭层面的社会秩序 79
第四章 乡村组织：内生性秩序力的运行载体 91
一 乡村运行的基础网络：以自然村的交往为例 94
二 整村联系的加持：以村庙日常为例 103
三 现代性团体的内在依托： 以“林里姐妹帮帮团”为例 114
第五章 乡风民俗：内生性秩序力的制度框架 125
一 乡风民俗的现代延续：“点岁烛”与社区联结 129
二 乡风民俗的现代转型：“小端午”与村落变迁 134
三 现代新节的传统资源：“年糕节”与村社再联结 143
第六章 乡土观念：内生性秩序力的精神内涵 155
一 乡土观念是乡民处事的价值选择：“男女有别”与“男女平等” 163
二 乡土观念对共同投入的道德肯定： “公私有别”与“善恶有报” 171
三 乡土观念仍是利益调节的价值参考： “别把钱看得太重” 177
第七章 内生性秩序力与建构力的互动 187
一 行政力与内生性秩序力的互动： 以村庙复建20年为例的分析 190
二 经济建构力与内生性秩序力的互动 205
第八章 内生性秩序力的现代调适 221
一 内生力围绕“生活”的弹性调整 224
二 研究结语：改革开放40多年后农村发展新回应 235
参考文献 241
附录一 256
附录二 269
附录三 288
后 记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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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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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赵春兰博士这部《水村社会—内生性秩序力及其现代变迁》的书稿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增扩而成的。在对浙江北部水村的长时段田野调查基础上，从社会秩序的视角，向读者介绍了位于东南部发达地区的一个乡村在生计方式、生活样态等方面的变化，在深刻地卷入政策引导与商业推动的城市化过程中，依然保持着原有社会形态的“实心”状，呈现了社会转型中国农村发展的另一种形态—“准城市社区”与“标准农村社区”。正因为水村在经济发展、生活方式变化以及民众日益富裕的过程中，得以保持基本完整的社会结构并维系着民众在各种仪式中的互动，于是有了作者所分析的“乡民是乡村秩序的主导者，内生性秩序力是达成社会善治局面的基底之一”这样的结论。
本书延续了社会学对秩序关注的传统，其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借助水村社会依然发挥作用的内在秩序来认识乡土社会蕴藏的力量，即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认识“中国社会的生长能力在什么地方”。费孝通先生开创的乡土中国研究是中国社会学重要的方向，因为乡土性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种种特色。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无不将乡村社会的人与事卷入激速变迁中，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出现与持续，显然离不开中国乡土社会主动地参与现代化的进程，并在有形与无形中释放着其内在蓄积的力量。
乡土中国的变迁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中国40多年经济发展成就做出了贡献。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在不同阶段、不同区域，走出了适合自身发展的不同发展模式，比如转型初期出现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广东等地区的“城中村”现象，春兰博士在本书向读者呈现的“水村模式”则是另外一种类型，表现为城乡“混合型”特征。尽管“水村模式”是浙北乡村一地的实践，但可以为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一个参考性范本，成为其他农村地区未来现代化发展的借鉴。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对乡土中国的研究并非强调中国的“土”，而是关注一个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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