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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走正道，是大道；
走大道，是正道；
劳动，既正且大，我们要光大它。
——王文东
大风吹啊吹啊，吹出了黄土高原。大风吹了多久，我们的历史就有多久；黄土层有多么厚实，我们的文化就有多么厚重。历史和文化离不开劳动做表达。黄土高原劳动者的故事，是无与伦比的大故事。
——王文东
长篇小说《劳动者》讲述了陕西农民杨锁牢及其侄子杨牵牛的人生故事，描写了两代人为民族解放、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道而努力奋斗，无私奉献。故事描绘了南山、西原、北地为代表的三秦大地的真实风貌，从军阀割据写至改革开放，时间跨度达六十余年，写出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前夜的社会劳动变迁史，展现了两代人以“劳动”为人生信条，坚守信仰，奋斗一生，成就大我的厚重画卷。《劳动者》鼓励人们热爱劳动，成就无与伦比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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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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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文东，男，1982年12月生，陕西铜川人，现居上海。作品发表于《南方文学》《作家天地》《延安文学》《南方周末》《上海故事》《西部大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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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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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牢姓杨，原是南山人，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南山石头多，地少，产粮有限。
民国九年（1920 年），南山发生了大地震，山被崩开了，屋子大的石头滚落到麦地与河床。地里的石头不光人搬不动，拿木头杠子别着撬，也撬不动。人们伸指头到石头下挖粮吃，一挖一手血。河里没水了，有的地方已经干透。沙土里没有一丝水分， 蛤蟆和鱼也不知去了啥地方。河谷里仅存些腥气。这是天灾，加上之前就开始的人祸，穷人已吃不上饭了。
早几年，天空中出现了彗星，在天上七颗星星组成的勺子状星象旁兜转了十来夜。人们把彗星叫“扫帚星”—在过往的年月里，“扫帚星”一出现，天下就要乱作一团。这次也不例外， 军阀混战的时期来了。
南山有人在此次彗星出现之时说，既然天下要大乱，不如他也当一回豪杰。这人姓徐，他拉拢了三百多号人，自称首领，成立了江湖兄弟会。江湖兄弟会会众互称兄弟。兄弟会举事，把南山县官软禁了，把关在牢里的犯人们放了。他们放火烧了县衙， 宣布南山易帜，寻了一处新地方作为南山县署。烧一个地方，再换个地方用，叫人说起来，这不是闲的学驴叫唤嘛！也不知那徐首领是咋想的，你直接把县衙叫县署不就妥了？这一种做派，有人认为它必有深意，可能暗藏了诸如天兵天将临凡之类的玄秘。过不多久，本省省督派遣一支军队前来南山，把江湖兄弟会里的兄弟们尽数打杀，把徐首领押在原县衙的门前，朝他头上崩了两枪。
人们纷纷围在一旁看热闹。有人说：“还当是天兵天将哩， 原来是个‘日把歘’！”“日把歘”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窝囊废。徐首领起头干事没个章法，自己丢了性命，还把兄弟们的身家性命糟蹋了，他不是“日把歘”谁是“日把歘”？可刀刀枪枪上的事儿一旦开了头，就收拢不住啦。
紧接着，临省有人起了义，有个名叫黄明的土匪自称大都督， 率领一路黄明军两次在南山过境。本省军队、北洋陆军联合起来在南山境内与过路的黄明军交战。在战斗中，打死了马，打死了人，毁了路，拆了桥。南山境内野狗遍地跑，老鸹满天飞，空中全是铁腥气。
南山地少，且大多掌控在富户手中。富户用界石隔开田地， 把隔成小绺的田地租给穷汉。在官军、军阀与各路武装的战斗打响的时候，穷汉要拿在租来的田地里种下的粮食应付三件事：头一件事，给富户交租；第二件事，给官军、军阀供粮草；第三件事，眼睁睁地看着，有刀有枪的江湖兄弟、黄明军闯入家中抢取钱粮。应付完这些事，个人手里还能留下啥？
南山战乱不停，百姓都遭了殃。再经大地这么一震，田也毁了，穷人苦不堪言啊。
彗星果然就成了“扫帚星”。
人们要活下去，那得想办法。有一种办法叫“拉枣杆”。这事怪了：人过得好的时候，天上地下啥都好，树是高的，花是香的，蝴蝶是五彩斑斓的；人一遭殃，天是昏的，地是暗的，山上的树不结果子，山坡上的草长不出草籽，就连草木间的爬虫看起来也干蔫干蔫的。独独生长在林中、涧边、崖上、路旁的酸枣树， 不管人过得好或不好，都一样顽强地生长，长出歪歪扭扭但粗细适宜的枝干。没饭吃的穷人，踩断一根酸枣树拉着走，狗咬人了用枣杆打狗，鹅拧人了用枣杆驱鹅；遇水用枣杆探深浅，乏了拄着枣杆歇一歇。有人给水了，拉着枣杆的人喝一口；有人给馍了， 拉着枣杆的人吃一口。所以，谁一拉枣杆，就被看作是要饭人。
南山是群山，群山中有个无名山，山上的无名村里，住着锁牢一家。
锁牢姓杨，全家六口人，锁牢前头还有个哥，名字叫做杨顶门。天灾人祸之后，杨家人没饭吃。为了活命，杨顶门和他媳妇拉了枣杆去要饭。杨顶门两口子有时候顺着河岸朝南走，有时候沿着山路往北去，来回走几里、几十里路寻吃食。他们从一个村里转到另一个村里要饭，在各家门前叙可怜、伸空碗，嘴里说道： “好我的叔叔婶婶哥哥姐姐哩……实在是没办法嘛……”那时人们的日子多是一样艰难，只由于可怜人见不得可怜人受苦，更见不得可怜人说可怜话。有人能抠搜着给杨顶门半块干饼子、一个馍或者两把麦。有人没东西给，只好给杨顶门一句话：“现下都难， 你要慢慢熬，你的眼目要向前看。”
杨顶门要到饭带回家，全家人同吃。家是山上的三间茅草屋， 除杨顶门两口子外，其余家人分别是杨父、杨母、兄弟锁牢和杨顶门的儿子牵牛。
牵牛虚岁五岁，要来的食物要先紧着他吃。按杨父杨母的说法：牵牛娃的路还长，娃比金子都贵，要把娃照看好。这话说的！ 要是有金子的话，谁还吃要来的东西？最起码得吃面喝面汤，饭后再来个大蒸馍。可一家人谁也没有金子，一个个饿得是牙大眼窝深，前腔子贴到后脊梁，肚皮眼看绷不住肋巴骨。所谓娃是金子， 不是杨父杨母编排出的话，那是一辈一辈的先人传下来的。可见长辈爱娃由来已久，娃很金贵，是长辈的心头肉、夜明珠。
杨顶门乞讨来的饼子、馍被全家人用来顶了饥，麦子一天天积攒下来。一年的时间里，攒了有小半棒槌瓮。棒槌瓮是粗陶器物，上头大，下面小，看起来像个大棒槌。一瓮约莫能装粮三斗多。杨家的小半棒槌瓮里顶多攒了一斗半麦。人都饿得不像个人样子了，攒这么多粮为甚呢？何不把麦从瓮里取出来，倒到碾盘上， 推着磨子，磨出面粉，把火生着，把锅架上，烙一堆焦黄焦黄的饼子，一家人盘着腿坐在炕上好好吃一顿呢？
唉，时势不允呐！
锁牢自小长了个大个子：十五岁的锁牢穿他哥的裤子，腰身刚好，裤腿却离了地面二寸多。锁牢瘦高瘦高的，上唇已然冒出了胡子，他不能轻易出门，脚步一迈出门，就可能回不了家。“兵贩子”游荡在南山的各个角落，看你身子单薄，觉得你好欺负，就会把你绑了卖给军阀部队的招兵官。
南山贯通南北，与三省交界。为防止再有起义军入境、过境， 民国九年，本省省督拉拢临省的军阀首脑，首脑派部驻守南山。该队伍一边在驻地搜刮民财充军饷，一边招兵买马扩充它在临省的势力。起先，招兵官拿着银元招兵，说当了兵不光有饭吃，还有钱拿，只要画押当兵当场就给两个银元。穷汉想吃上饭，于是抢着去画押。后来，新招的兵员开拔去往临省，有人在半途中跑了回来，回来后不无惊恐地描述说：“都是哄人哩！他们半路上就把银元夺回去了，吃饭是喝野菜汤，稍不听话，他们把人吊起来，拿牛皮鞭子蘸水打哩！万万不能被骗去当兵，就算饿死，也比冤屈着被人打死强！”此话一经传开，哪怕招兵官把银元摞成一摞，把白蒸馍摆成小山，敢豁出去当兵的人也少之又少。也有少数人实在饿得撑不住，为吃一口馍咬着牙画了押，但这点人远远不够扩充大本营。
这就产生了“兵贩子”。“兵贩子”以招兵的名义，在乡间劫人、绑人，把人卖给招兵官。“兵贩子”亦兵亦匪，说他是兵吧， 他干的是匪人的行径；说他是匪吧，他往往披了军衣——他为势力而生，是大棒与利益结合生出的黑心投机者。
锁牢要是敢出门走到无人处，冷不丁钻出个“兵贩子”拿麻绳往他脖子上一套，那就由不得他了。被“兵贩子”绑了的人， 被“兵贩子”拿火铳顶着，只能人家说去哪儿他就去哪儿。就算家里人发现人不见了，去招兵官处寻人，人家招兵官说没见过这个人，没有这回事，你能咋办？因此，锁牢被禁止出门。
杨顶门两口子一起出门“拉枣杆”，也为防杨顶门被“兵贩子”绑。毕竟为了征粮纳捐、招兵买马，军阀头目们在地方上还装作体面的样子跟官员、乡绅们打交道，因此“兵贩子”绑人也要讲究个偷偷摸摸，他们不大可能当着不能被用作兵员的杨顶门媳妇的面，绑了要饭的杨顶门。
但杨顶门被绑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着的。比如两口子临时分开，而杨顶门撞到了“兵贩子”；再比如个别“兵贩子”浑不吝， 耍起性子来偏偏要绑你，那你也没办法。万一出门要饭的杨顶门被“兵贩子”绑了，那一斗半麦子要留下来应急。剩下的家人要吃饭—尤其是牵牛要吃饭，他还是个碎娃娃，一顿吃不到嘴里就要哭，两顿吃不到嘴里就撑不住。那麦子是要当作续命粮的。
哥嫂拉着枣杆出门，冒了被人宰割的危险，只为能让全家人吃上一口饭，锁牢空长了高个子却一点忙也帮不上。民国十年的一个夏夜，星河闪烁，月光洒满了人间大地。微风四起，远方传来夜莺孤独、悠长的啼叫，锁牢蜷曲着身子听取天地间的脉动。锁牢听见自己的心脏怦怦跳动，似乎跳到了自己的喉咙里，发出声响：“我要叫全家人吃饱——”
血液在血管里静静地流，喉结“咕噜咕噜”地响着，它在锁牢的脖子中央上下蠕动，它可能要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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