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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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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基于国家治理、协商民主、基层党建三个理论资源，重点聚焦如何结合协商实践案例来探究“基层党组织在协商治理中的功能与定位”这一核心问题。基层党组织统领协商治理全过程，既在理论上行存在大量的协商治理交叉创新空间，又在实践上具有引导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经验，还在发展上具有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和愿景。因此，本书试图在已有的协商治理实践基础上，研究基层党组织如何主动作为，确立在基层治理实务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广泛参与的协商治理新格局，提升基层协商治理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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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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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婧，法学博士，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名师培育工作室负责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工业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第十届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获得者。曾主持省部级研究课题三项获省部圾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在各级各类期刑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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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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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研究背景
二、成果综述
三、研究方法
四、整体思路
第一篇党领导人民协商治理的创新空间
第一章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理论定位
一、政治领域：增强基层社会党的领导
二、制度领域：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三、社会领域：创新治理方式，着力改善民生
第二章基层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的嵌入关系
一、协商治理之必要：从乡土中国到流动中国
二、协商治理之必需：从单位人到社会人
三、协商治理之可行：从城乡二元体制到新型城镇化结构
四、协商治理之可能：从科层化到扁平化
第二篇基层党组织协商治理实务探析
第三章党委推动机构协商
一、温岭模式的“三段论”
二、以民主协商激活县乡人大职能
三、温岭经验：把握高阶民主的关键环节第四章党建机制联动协商
一、党委搭平台培育协商能力
二、党委建制度强化程序设计
三、“进退两不难”——基层党组织引导协商治理的技术与
艺术
第五章党集群力统筹协商
一、刚柔并济：非线性矛盾条件下的党建引领与柔性治理
二、大城小事：胸怀“国之大者”，办好“关键小事”
三、内外联动：以权利融合促进社会融合
第三篇基层党建引领协商治理的路径与前景
第六章基层党组织引导协商治理的经验和规律
一、纵向施力：以党建促协商，坚持“顶层设计”与
“多层推进”相结合
二、横向统筹：重构“党—政—社”协同关系
三、孵化培育：增强协商治理的社会力量
四、从模式探索到制度定型，增量改革与存量优化相结合第七章探索党领导下的参与式基层民主之路
一、“一核多元”的参与式基层民主
二、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构筑开放治理格局
三、多元主体共商共治、共建共享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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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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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研究背景
中国的协商传统由来已久，是深具历史传承性的政治文化形态。政治协商的民主形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延续至今，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时代的变革使得政治协商的结构功能也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不断深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度概括了协商民主的内涵、优势和地位。2015年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中国协商民主进入新的历史性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协商民主全面展开，明确提出人民民主的真谛是“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7.，体现出协商民主在本质上与人民民主的内在契合。
党的十八大之后，学界对协商民主的研究热度持续高涨。从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到地方实践经验总结推广，再到新兴的协商方法和技术研究，协商民主研究在短期内充分积累并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党中央对协商民主的顶层设计不断深化，协商民主研究越发呈现制度化和可操作化的特点，涌现了一大批实证研究成果。实证研究与地方实践互相助力，推动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一些起步较早的地方基层实践者结合最新的理论成果进行制度完善和修补，将一些新兴的典型协商形式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充分借鉴成熟模式进行本土化。基层协商民主实践进入了探索、研究、总结、推进的良性循环。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民主话语进一步内涵式发展，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基层社区时首提“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完整使用“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表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重要发展，旨在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种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民主形式。相较于西方选举民主的起点民主和断点民主特征，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了全领域、全流程和全覆盖，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各个重大事项和问题中贯彻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全过程体现人民意愿、回应人民诉求。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国民主理论和民主话语的最新发展，其内涵包括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在内的民主形式，延续了民主不以投票结束而终止，而是体现在参与国家治理全过程的协商理念。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追求，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政治活动，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政治实践。传统社会治理方式中，唯一的权力主体同时也是责任主体。从传统治理到现代治理的标志之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现代社会治理是基于社会利益多元分化的理论假设，与多元治理主体进行协商共治。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嵌入社会治理全过程，基层党组织与群众协商共治，并统筹协调资源为群众解决困难问题，有效解决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角色、定位困境，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有利于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以协商民主提升治理效能、以现代治理推进民主政治。那么，在协商与治理的深度融合实践中，基层党组织作为领导主体，如何在治理过程中转变角色、优化功能，如何运用协商民主的工具实现全过程有效治理，这是本书主要探讨的话题。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基层党组织处于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一线，要更加有效地激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紧紧依靠人民治理国家，带领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本书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践背景，研究基层党组织在协商治理中的功能与定位。立足基层的协商治理实践，总结基层党组织引领协商治理的经验和规律，更好地实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
二、成果综述
本书涉及三个核心概念：基层协商民主、社会治理、基层党建。基层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政治学和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基层党建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目前，这三个核心概念及其相关领域内的理论资源非常丰富。在充分借鉴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献综述将围绕本书的研究计划进行问题归类，总结成果分布规律，为交叉学科衍生的新的中心问题服务。
（一）基层协商民主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
协商民主研究涵盖理论与现实，关注顶层设计、学术话语、地方实践。特别是基层协商民主的研究，更需要在协商民主的背景和理论指导下深入社会调查，总结规律，注重实际，既要有理论高度，又要有应用价值。基层协商是协商民主体系中较难把握的层次，对基层协商的研究需将文件话语、学术逻辑、工作实际交互融合，才能进一步转化和提炼。
1.协商民主顶层设计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第五部分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方面以“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为标题，首次以党的重要文件形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地位、理论内涵、协商渠道、议题、程序等。特别提出“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是党的重要文件第一次出现基层民主协商的概念。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较十八大报告更加明确了一些原则性内容和方向性要点，澄清了十八大以来学界对协商民主来源的东西方争论，也表明了当前形势下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协商民主的理论体系建设，“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细化了协商渠道和协商类型，鼓励全社会广泛开展协商实践。至此，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达到一个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人民政协工作谈起，用一半的篇幅论述协商民主，阐述了协商民主的本质、发展历程、理论来源等，是一篇全面深刻的协商民主概览。
2015年年初，中央办公厅组织专家调研组进行了近两年的实地调研之后，出台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党内第一个关于协商民主的专门文件，可见中央对协商民主理论建设和制度建设的重视。文件九个部分阐述了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渠道程序、七大协商、党的领导等方面内容。该文件将协商民主渠道进行统一表述，概括为七大协商渠道，特别强调了基层协商这一重要渠道。在协商治理成为新常态的条件下，基层党委和各级党组织要担起统领大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转变工作思路和作风，切实促进协商民主建设的开展，提升社会治理绩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基层党组织引领协商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半年后，中央出台《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进一步对城乡社区协商给予指导性规范，包括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组织领导三个部分。城乡社区协商的所指与基层协商是一致的，内涵包括两种类型：街道乡镇协商和行政村社区协商。
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了五年来协商民主的发展，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特别指出人民民主的真谛是“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商量”思维就是协商思维，与人民民主内在契合。“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解决了在基层如何实现党的领导的重大课题。通过协商民主来实现党的领导重心下沉，既解决群众困难问题，又能使党的领导在基层落地。将协商民主落实在制度层面，要可操作、易操作，就需要加强程序设计和参与实践，特别是在群众中提高认可度和参与度，加强党在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中的作用。
以上协商民主及基层协商的文件规定，系统阐述了协商民主的理论合法性、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程序、基层协商的实施办法等内容。可见，协商民主的顶层设计时时处处体现着民主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追求，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系统思维，体现着政党、政府、社会、公民的互动关系。
2.协商民主的学术话语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协商民主在最高政治层面得到系统阐释，基层协商也从一种决策形式上升为一种国家制度构成形式，这是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肯定，也是对一个时期内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肯定。协商民主的研究和实践早已有之，具备深厚的理论背景和学术价值。研究中国协商民主，需要对中外协商民主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这样，才能辨析中西方协商民主的异同，更好地借鉴有益成果，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建设进程。
首先，西方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学者在反思选举民主不足的基础上产生的一套补充的理论体系。美国学者约瑟夫·毕塞特最早使用协商民主概念，“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国会中的协商：一项初步的研究》和《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中”李君如.协商民主在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53.。随后，中国学者对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译介在中国学界掀起了协商民主研究的热潮。中央编译局的陈家刚是主要代表，他先后主持翻译《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及批判的视角》（作者：澳大利亚约翰·S德雷泽克）、《协商民主：挑战与反思》（作者：美国约·埃尔斯特）、《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作者：美国塞拉·本哈比）等。“协商民主”这个概念也是陈家刚的理论贡献，经过长时间的斟酌和推敲，“从‘审议民主’‘商议民主’‘协商民主’‘慎议民主’等语词中，反复对比研究，最终确定了‘协商民主’这个概念”陈家刚.协商民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3)：26-34.。而中国协商民主的理论源起并非是为批判和反思选举（票决）民主而存在的，而是源自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政治实践，是具有“内生性、真实性和持续性”的民主形态。关于中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源起之异，著者专门在《协商民主理论的结构要素探析》一文中辨析过这一问题。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在内涵、目标、结构和功能上也进行了系统论述，特别是对协商的理念和程序规范进行了探析。对协商概念的论辩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公开讨论、相互证明其规则和法律的过程就是协商”谈火生.审议民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2.。民主授予公共决策结果合法性，民主过程代表着决策是经过大多数人妥协或同意的；协商授予公共决策过程合法性，决策过程在表决前是经过充分讨论的，公共理性是公共决策的基础。协商民主带来分权制衡，避免寡头统治的后果，维护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这一点与塞缪尔·P亨廷顿的“共同体”论述一致，亨廷顿强调共同体的建立基于“道德和谐、互利互惠和政治机构”［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9.三个因素，共同体长久和总体的利益需要通过一种直接民主的方式来实现，避免代议制民主带来的寡头倾向。协商民主的本质就是多数与少数的平衡。协商民主不以简单的多数投票为导向，而是以最优结果为导向，尽量照顾更多人的公共利益。最优结果不一定是效率最优，却是公共利益最优。常婧.协商民主理论的结构要素探析［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1)：86.协商民主是在最大共识的基础上力臻善治，尤尔根·哈贝马斯给予协商民主很高的道德评价，“团结和对公共的善的向往成了社会整合的第三种来源”［美］塞拉·本哈比.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M］.黄相怀，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23.。对公共领域的良善追求是协商民主的社会治理目标。广大的基层社会是最大的公共领域，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务众多，需要借用公共理性的概念，以协商的方式，在平等的话语条件下通过对话和审慎的论辩解决矛盾和问题。哈贝马斯的程序性民主理念早已在操作技术上提前实现，那就是享誉世界的《罗伯特议事规则》（1876）。它规定了民主制衡的程序细节，教会人们如何讨论、如何争辩，并在程序设计上尽量考虑到任何一个参与者的权益。“要让强势一方懂得他们应该让弱势一方有机会自由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让弱势一方明白既然他们的意见不占多数，就应该体面地让步。同时，他们仍有权利通过规则来改变局势。”［美］亨利·罗伯特.罗伯特议事规则［M］.袁天鹏，孙涤，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关于治理规则和决策流程的设计广泛应用于公共领域，特别是基层政府决策，可谓基层协商民主的技术指南。协商民主研究者逐渐从理念的倡导转到技术的辅导，斯坦福大学协商民主研究中心主任费什金教授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开展协商民主民意测验，包括在中国浙江省，带领一批中国学者用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协商民主研究。
其次，中国学者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方面做出很大贡献，特别是十八大以后，学界注重研究协商民主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通过借鉴西方理论、原则、方法，总结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
党的十八大以前，国内学者对协商民主的研究多数集中在西方理论的译介或者对协商方法的介绍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协商民主的发展》（陈剩勇、何包钢）、《审议民主》（谈火生）、《协商民主》（陈家刚）、《协商民主译丛》（俞可平、陈家刚）、《协商民主：理论方法和实践》（何包钢）、《民主恳谈——温岭人的创造》（慕毅飞、陈奕敏）、《当代中国民主协商研究》（孙存良）、《协商民主》（高建、佟德志）等。这些成果或精选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主要观点和方法，或较早开始对协商民主的中国实践进行归纳，为国内掀起协商民主研究热潮打下了良好基础。
党的十八大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后，国内学者对中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开始进行深入探究，特别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和协商民主的中国实践研究迅速兴起。从中国知网的论文数量统计可见一斑：2002年到2005年，以协商民主为篇名的文章每年只有十几篇到几十篇不等；2006年到2012年，每年有关协商民主的论文均达到300篇以上；2013年陡增至1388篇，2015年达到峰值2152篇；此后，2016年、2017年、2018年稳定在1000篇左右；2019年后至今，年均发表量降至600篇左右。代表性的著作观点综述如下：《协商民主：中国的创造与实践》（林尚立，2014）和《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林尚立、赵宇峰，2015）这两本书对协商民主的政治定位、逻辑结构和改革方向进行了本质性反思；《协商民主在中国》（李君如，2014）一书对协商民主的中国话语和重点问题进行厘清；《国家与社会合力互动下的乡村协商民主实践》（陈朋，2012）从最早开展协商民主实践的温岭案例入手，构建了国家与社会合力互动的协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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