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回归文本与形式审美——古代形式批评理论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第一节 古代形式批评理论研究的当代意义
二十世纪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在中西交汇的理论洪流中，在现代性的理论追求背景下，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呈现出了巨大的发展与繁荣景象。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西方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的强势影响下，古代文论研究获得了新的研究方式和理论视野，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解和研究亦有了极大的提升和深化。如在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全面整理和总结过程中，学界获得了诸多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认识，范畴论研究亦成为古代文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又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与后殖民主义等西方思潮的相继传入，文化批评成为学界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研究范式，亦获得了一种整合性的研究视角和确实性的学术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二十世纪以来在形成古代文论的学科意识和理论构建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多以西方美学特别是以形而上学传统为中心的西方古典美学和文论为楷式与参照，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往往以西学的概念和范畴来介入古代文论的资源与传统，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往往忽视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自身的历史传统和话语特征，时至今日造成了古代文论研究范式与研究对象、古代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文学鉴赏之间多重的隔阂与疏离。如在古文论的范畴研究领域，理论兴趣往往大多集中于“意境”“意象”“味”“兴”“韵”等可与西方美学和文论做简单化约和类比的元范畴研究，借以寻求构建古代文论的体系大厦的方式。然而这种追求形而上理论体系的美学冲动，往往呈现为对传统文论资源以简单化和格式化的方式进行重组和重塑，最终导致古文论研究陷入一种与传统话语圆凿方枘式的割裂与疏离，往往“抱守几个基本范畴作反求式的语义还原，甚至对这基本范畴的逻辑上源和衍生形态也谈不上有充分的认识，更不去探求其在人的认识谱系中居于一个怎样的位置，是不能奢谈意义发明的，要谈体系构建不啻是缘木求鱼”。
故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界普遍意识到当代文论研究中的“失语症”问题，进而提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理论命题，以接续和弥补古代文论资源与当代文论话语之间的鸿沟。时至今日，随着对传统文论资源的全面整理和对西方文论的深入理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继而出现了建设本土话语体系的强烈理论倾向，其方式是在中西交汇的历史制高点上，“以动态演进的生成论视角对古代文论极为丰富、驳杂的范畴、概念的潜在体系要素加以发掘、梳理，将其理论化、层次化、体系化”，以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化转换，进而构建符合当代中国语境的理论话语和言说方式。如近年来，国内兴起的“关键词研究”理论热点，即呼应此种本土话语理论追求，试图全面挖掘和梳理中西文论传统的重要关键词和术语，以作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基础工程”，进而得以全面深刻地把握中西文论的源流与理路。实际上，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对古代文论范畴的深入研究，一些在当代文论中失落而在古代文论中常用的概念、范畴、术语，或者说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些关键词，已有学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如汪涌豪先生近些年来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古代形式范畴和术语的研究文章，包括《“法”：中国古代文论形式批评的重要范畴》（2008年）、《论“圆”的形式意味：中国古代形式批评理论箚记》（2010年）、《文学批评中的“老”与“嫩”》（2010年）、《涩：对诗词创作另类别趣的范畴指谓》（2010年）、《“声色”范畴的意义内涵与逻辑定位》（2010年）等，均致力于融会贯通西方形式美学与古代文论，对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和关键词特别是其背后的形式意味和语言美感，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整理、还原与诠释。
而过往脱离汉语语言规律、形式特征以及声律美感传统的古代文学和文论研究，因其一味追求形而上观念分析和体系构建的理论模式，在今日的研究情境下愈来愈显出其单薄和肤浅。在对历史批评和文化批评方法的过度泛用中，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论研究愈来愈脱离文学文本和艺术审美的视界，其结果便是文学和文论研究愈来愈显得浮泛而粗糙，没有对传统文本的细致体会和审美体悟，古文论研究或沦为“自然科学式”的文献整理，或泛化为以历史和社会分析为核心的历史研究或文化分析。因而有学者曾提出，在当前情境下“文化批评依然是一个观念化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没有经过文本细读的严格训练，转向文化研究的文艺学还是容易流于空疏，这几乎是学界的共识”。基于此，近些年来回归审美和回归文本细读的呼声，亦成为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研究的一种重要倾向。有学者提倡中国式的“微观解读学”，认为“其实践源头在中国的诗话词话和小说评点，承继中国文论的文本中心传统”。有学者则特别强调“文学研究特别是诗歌研究，不能脱离对语言的‘美文’形式（the best words and in the best orders）的探讨。换句话说，语言艺术的奥秘和规律，便是文学研究的本位之本位”。亦有学者呼吁“回到中国文体语境解读中国文学”，认为近些年来文体学和文章学的兴起，“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一个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一个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这些学术趋向，均取得较扎实的学术成果，亦标志着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精细化的、对传统话语有更自觉认同和体认的学术时代。
由此，我们认为无论是构建本土理论话语的时代呼唤，还是回归文本与审美论的学术趋势，基于语言本位和形式审美的形式批评理论研究作为一种整合性的价值视野，可以更深入到古代文论以语言审美为核心的鉴赏传统中，进而在充分理解古人文心的基础上，对古代诗文创作的经验意识和实践传统有更充分的理解和把握，亦是对传统文论话语资源进行全面整理与深刻体认的一种重要理论视角。或如有学者所言，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
中国文艺学近年来对于文学语言、文学叙事以及文学文体的热情，实际上都是环绕文学语言形式的研究，或者说是由语言形式出发、环绕语言形式对文学的研究，是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典型的形式美学方法论。由此我们是否可以预言，形式美学是否可能成为中国文艺学新的生长点或突破点？
如前所述，形式美学研究在各个学科指向和研究领域都有了切实的落实和具体的展开。而具体到古代文论研究，由此途径，我们方可在当代社会文化情境和学科话语系统中，“将传统诗文评里蕴藏着的普遍性意义发掘出来，给予合理的阐发，使之与现代人的文学活动、审美经验乃至生存智慧相联结，即让传统面向现代而开放其自身，这便是古文论向中国文论的转换生成，亦即众说纷纭的‘古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要达成的中心目标”。具体来说，对古代形式批评理论资源的整理和研究，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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