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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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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先生和卢风教授在他们的哈佛对话录中，揭示了现代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将历史上一致视为洪水猛兽的物质贪欲标揭为进步的动力和创造的源泉。真实的欲望标志着真实的自我，这是为现代人所接受的一个失之草率的观点。正由于这样一种草率的、未经审查和批判的态度，那种粗俗的物质主义所衍生的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才在现代社会的精英——那些以追逐利润为天职的人们——的标榜和鼓吹中，成为主流的价值观。以资本的增殖为目的的“资本的逻辑”逐渐成为指导制度设计和社会生活的逻辑，于是，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便逐渐“大化流行”，金钱和“难得之货”作为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符号笼罩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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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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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卢风教授对杜维明先生的访谈录，主要讨论现代性的价值导向。现代社会以日益复杂的制度和日益发达的媒体激励、劝诱人们以努力赚钱、及时消费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其价值导向是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而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实质是物质主义。本书着力分析如此粗俗的价值观何以能成为强有力地影响制度的主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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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杜维明，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40年生于云南昆明，祖籍广东南海。师从牟宗三、徐复观两位先生，获台湾东海大学学士学位，哈佛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著有《论儒学的宗教性》、《仁与修身》、《道学政》等。
卢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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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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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讨论的话题
启蒙与中国思想
现代性的价值导向
现代社会的制度安排
文明的可比性问题
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
哲学与生活之道
二 现代人的意义追求
人总是追求意义的
经济人或理性人
西方的慈善事业
现代企业家和现代企业
尊重他人的自主性
思想精英在现代社会的作用
当代美国知识分子与美国梦
现代制度与经济主义
公平与效率
多元性与差异性
三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物质主义
民主与物质主义
社会不应市场化
资本的逻辑
民主的多面向和恶质化
现代性的去道德化倾向
现代性价值导向的错误和危险
宗教与物质主义
四 “为己之学”和个人责任
仁爱的外推
孔颜之乐
儒家的“心术”与礼法
第二轴心时代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
儒家的根源性智慧
五 体知与思想方法
儒家的体知
反对排斥性的二分法
科学是人与自然的对话
儒家之敬畏
赞天地之化育
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
自力与他力
六 “天人合一”与儒家的终极关怀
如何理解“天人合一”
“天”与终极实在
人文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凡俗的神圣与神圣的凡俗
进步主义
轴心文明的超越突破
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
欧洲中心论与美国中心论
七 文明进步与进步主义
科学、艺术进步与道德进步
儒家的历史观
资本主义与道德进步
自我道德与公共道德
个人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
公与私的相对性
经济增长并非绝对好
不同文明的具体比较
“天下”观念和普世价值
涵盖性、整体性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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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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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反思现代性的价值导向
反思启蒙是杜先生思想的一个重要向度，我也一直在对现代西方价值观做批判性的反思，于是反思现代性的价值导向成了我们谈话的中心话题。
我把现代性理解为西方启蒙之后逐渐形成的西方主流思想和社会建设目标。当然，它已成为今日世界的主流思想和社会建设目标，即现代性规划正在全球得以实施，尽管它也遭到各方面的严重质疑。就思想维度而言，现代性涵盖自由主义（其中蕴涵个人主义）、经济主义、科学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就社会建设目标而言，现代性统摄工业化、都市化、世俗化、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现代性指导下的社会和文化改造（或变迁）过程就是现代化，完成了现代化任务的社会（和文明）就是现代社会（和文明）。
现代社会与所有前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之一是，现代社会把人的物质贪欲视为进步的动力和创新的源泉，而所有的前现代社会都把人的物质贪欲视为洪水猛兽。这与现代社会的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直接相关。
深深影响现代制度建设和变迁的价值观是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而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实质是物质主义。物质主义认为，人生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尽可能多地占有“难得之货”（如科技含量高、造型精美的汽车），这显然是极为粗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如此粗俗的价值观居然能成为主流价值观，能指导制度建设，约束制度变迁，并且影响绝大多数人的人生追求，原因何在？这是我特别想问杜先生的问题。杜先生的答案是：表面上似乎是自由主义的流行！其实物质主义是粗俗的，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也不够精致，但自由主义是经过无数思想家论证的精致的政治思想体系，论证自由主义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现代制度建设的基本理据是由自由主义提供的，而不是直接由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提供的，更不是由粗俗的物质主义提供的。
自由主义标举自由与人权。自由主义及其指导的制度的允诺是：给个人以最大自由！个人自由的界限就是他人的自由，即，只要你不侵犯他人的自由，怎么都行！平等也是现代性张扬的基本价值，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张力。给每个人以同等的基本尊重，或给每个人以同样的基本权利，这就是平等。自由与平等都要求消除对不同族群的歧视，例如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对女性的歧视，等等，更要求消除对不同信仰的政治歧视。在反对信仰歧视的自由社会里，人们对人生意义（或人生价值）的不同理解难分高下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不许再被区分为高贵的和卑下的，高雅和低俗之间的界限也趋于模糊了。这样一来，在传统社会一直受压制和歧视的物质主义者和拜金主义者，在自由主义和现代社会制度的庇护之下，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于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为典范，他们的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他们是以追逐利润为“天职”的人们。他们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资本的逻辑”便逐渐成为指导一切社会生活的逻辑。于是，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逐渐“大化流行”！
当然不能说自由主义蕴涵物质主义，它只是把自由凸显为最高的政治目标，也特别主张给每个人以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你可以不信仰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而虔诚地信仰某种真正追求精神超越的宗教，但在现代社会你必然被视为多少有点古怪和过时的人，因为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通过制度削弱了一切真正强调精神超越的宗教和人生哲学。实际上，贝克尔等经济学家在宣称经济学可解释一切人类行为时，就已把经济主义提升为一种哲学，它可以借助经济学而全面地指导人们的价值追求。“经济学家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大多不反对经济主义。物质主义经过现代媒体的“包装”，就体现为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而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经过经济学家们的论证，就成为全面指导大众生活的“科学”。科学总闪耀着真理的光芒，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有了真理的光芒，岂能不“大化流行”？
自由主义当然是支持民主政治的。著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似乎认为，民主社会难以避免物质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多数表决原则，即当不同阶级、阶层或群体就公共事务产生分歧时，通过表决以形成决议，表决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物质主义者们就借助民主制度而成为社会的中坚，“资本的逻辑”就借助民主制度而成为支配社会的“逻辑”。现代民主社会不承认任何人凭其信仰或境界而表现的卓越，但承认人们在商界、科技界、演艺界、体育界等所表现的卓越，而科技界、演艺界、体育界等又离不开商业，于是，商界巨子（卓越者）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能让发达的媒体通过广告和艺术传播他们的理念，从而强有力地影响公众，亦即他们能有效地争取多数人支持他们，从而使立法和政策制定有利于他们的利益。他们为了让资本增殖，要求大众消费，于是大力宣传消费主义，而消费主义的实质乃是物质主义。
那么，可否由此否定民主的积极意义呢？杜先生认为不可。反对信仰歧视是对的，统一信仰是专制和暴政的特征之一。民主的好处之一是给人以思想自由，而保障思想自由的政治制度是要求尊重个人自主性的政治。现代民主因服从于“资本的逻辑”而导致了物质主义的流行，但它毕竟尊重了多数人的选择。如果我们希望民主框架能生发抑制物质主义的法律和制度，就只能寄希望于大众价值观的改变。杜先生相信，通过公共知识分子的努力（在现世中转化现世的努力），可以抑制社会的市场化趋势，从而抑制物质主义的影响。在民主框架中，制度与大众观念显然始终处于复杂的互动关系中：制度对大众具有激励、劝诱、胁迫的作用，大众意志又能改变制度。在现行制度仍受“资本的逻辑”制约的条件下，杜先生对思想精英寄予较大希望。他心目中的思想精英大约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颇似儒家讲的“先知先觉者”，为改变现代制度和大众观念，仍需要“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当然，先知者只能在民主框架内发挥作用，即只能先说服公众，再进而影响制度。
西方启蒙之后，虽然政教分离了，但宗教在西方仍有较大影响。宗教在当代美国的影响尤其大。据杜先生说，美国有50%的人上教堂。按说宗教是极为重视精神超越的，那么美国文化又何以表现出如此强烈的物质主义倾向呢？杜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十分清楚，也十分深刻，可参见本书第三部分的“宗教与物质主义”一节。
杜先生反对对资本主义进行泛道德主义的批判，他肯定现代文明的积极成就，如对个人隐私和权利的保护、现代慈善事业等。如果政治制度不保护个人的隐私和基本权利，就会导致把完全不要自我利益的“雷锋精神”强加于人的错误。
我们都认为，现代性的价值导向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说它是错误的，是因为人没有必要通过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以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与人们幸福感的提高成正比。现代性误导了大众，使大众相信，只有一种实现自我价值和获得社会认同的途径，那便是努力赚钱，尽情消费。实际上存在多种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的途径，许多途径都比努力赚钱、尽情消费更直接地通向人生幸福，但现代主流价值观和现代制度抑制了一切真正追求精神超越的生活方式。说它是极其危险的，是因为几十亿人的物质主义追求会使人类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用杜先生的话说就是，它使人类文明成了一列刹不住的列车，不扭转方向，它就会坠入毁灭的深渊。
这是危机，也是契机。面对全球性的生态灾难（如全球升温），生态主义的先知们或可说服越来越多的人，使他们放弃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走更有创意地追求意义的道路。当生态价值观成为多数人的价值观时，制度变迁将能摆脱“资本的逻辑”的制导，人类将有望走向生态文明。
二、进步主义与文明的可比性
“进步”与“发展”是典型的现代性用语。进步主义是现代性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进步主义“抹杀文化多样性，同时又装出充分承认这种多样性的企图”，“把诸古老或遥远的人类社会的差异状态，当做是某种发轫于同一起点又趋于同一目标的单一发展的诸阶段或时期”。即进步主义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有相同的起点，也将经历相同的发展或进步阶段而最终趋于同一目标，只是同一时期的不同文化展现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已，如17、18世纪的美洲印第安人还处于原始文明阶段（狩猎与采集），而欧洲人已进入现代文明阶段（工业）。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进步主义已受到严正质疑，但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仍然很大。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往往也是进步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传统中华文明绝对低于现代西方文明，当代中国因为还没有赶上西方的文明水平，当然仍低于西方。
其实进步主义的文明观（或历史观）依赖于黑格尔式的、宏大的现代性叙事。宏大的现代性叙事包括现代认识论和现代历史观。现代知识论认为：科学知识是不断积累地进步的，科学知识的积累甚至体现为真理向一个内在一致的逻辑体系的汇聚；科学知识甚至正日益趋近于终点（“奥米伽点”），即趋近于对宇宙奥秘的完全把握；正因为如此，科学理性之光终将驱除人间的一切黑暗。杜先生认为，如今这种思想正日趋式微。诚然如此。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60年代革命”、分析哲学的当代成果以及当代科学的演变趋势都能印证杜先生的断言。更健康的观念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人类可凭科技而改变自己适应环境的方式，但不可能穷尽对自然奥妙的认识，因为自然中任何一个层次的事物都是无限复杂的，自然永远都隐匿着无限的奥秘。
现代历史观典型地体现为黑格尔传统的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演变遵循客观的历史规律；我们可根据被揭示的历史规律去评价一切文明的发展水平，并预测社会历史的未来走向；奠基于历史决定论之上的文明评价是客观的（或科学的）、全面的、整体性的评价。显然，这种历史观与上述的现代认识论密切相关。现代认识论（和科学观）认为人类有能力建立囊括一切宇宙奥秘的真理大全，以保证人类在宇宙中为所欲为。现代历史观认为，人类有能力发现历史演变的所有奥秘（历史规律），进而确立评价一切文化或文明的整全的标准，建设统一模式的理想社会（“世界大同”或“历史的终结”）。依此标准，一个文明（如中国传统文明或印第安文明）一旦被评定为低级的文明，那它就绝对是低级的文明。
杜先生认为，如今已没有几个严肃的思想家接受这种历史观了。许多当代西方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不是简单地拒斥这种历史观，而是用具体的人类学、历史学证据去反驳这种历史观。如莱维•斯特劳斯说：“史前考古知识的发展趋向于认为，各种文明的形式是铺展于空间而非如我们以前乐于想象的那样是序列于时间。”进步并非必然，亦非持续，各文明的演变过程表现为跳跃形式。“这些跳跃并不总是在同一个方向上愈行愈远，而是伴随着方向的改变，有点像国际象棋中的骑士，总是有好多种行进的方法，但从来都不是朝同一个方向。进步的人类与其说像一个拾级而上的人，每登一级都在他已征服的台级上再增加一级，不如说像一个赌徒，他的运气取决于好几个骰子，每扔一次便看到骰子四散在地毯上，带来不同的数目。人们在一个骰子上赢了，却总是有在另一个骰子上输掉的风险。只是偶然在某些时候，历史才是积累的，即，各数目相加得出一个有利的总和。”如果我们这么看待各种不同文明的演变，就必须拒斥现代的历史决定论，承认不同文化都有其相对于人类特定需要的优点，接受文化多元主义。事实上，文化多元主义正为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接受。弗朗西丝•福山当然是个例外，他继承了黑格尔传统，故认为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带来了“历史的终结”。
拒斥了黑格尔传统的、进步主义的现代历史观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如下事实：文明是多种多样的，文明是复杂的、多维度的，没有任何思想家能发现什么客观、整全的文明评价标准，从而使我们能全面、客观地对各种不同文明进行整体性评价。
这么说是否意味着文明是不可比较的呢？并非如此。杜先生认为，虽不能对不同文明进行整体性比较，但可以就文明的特定维度进行具体的比较。例如，拿现代文明与一切前现代文明比较，我们就不能不承认现代文明中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科技的飞速进步。
如果我们就政治、经济、科技、道德这几个维度来比较现代文明和前现代文明（如中国传统文明）就会发现，现代经济和科技无疑是进步的，但说现代政治比前现代政治进步会引起较大争议，说现代人的道德比前现代人的道德进步会引起更大争议。杜先生对民主没有失去信心，他大约同意现代政治优于前现代政治的观点。我也认为现代政治优于前现代政治，因为现代政治的最大优点是，制度不允许统治者（或治理者）压迫、欺凌被统治者（或公民），因为制度赋予每个公民以平等的基本权利。
我曾借助梁启超对公德与私德的区分来评价现代社会的道德状况，从而认为在成熟的现代社会，由于政治的进步，公共道德相对于前现代社会有所进步，但私人道德却没有什么进步。杜先生认为，应该把“私人的”（private）与“自我的”（personal）区分开来。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区分是易于误导人的，不如把道德区分为公共道德（public morality）与自我道德（personal morality，亦可曰“个人道德”）。自我道德是奠基于个人信仰的道德，信仰不同，对自我的道德要求就不同。公共道德是民主社会对所有公民的规范要求，任何人违背公共道德都会受到公众的谴责，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更正。依杜先生的分法，我倾向于认为，现代社会在经济、科技、政治和公共道德方面都比传统社会进步，但人们的自我道德却不比前现代人高尚，原因是各种宗教信仰都受到了现代商业的侵蚀，而杜先生特别提到了现代美国基督教所受到的侵蚀。例如美国的传教士在传教时说：“假如你信教，就要什么有什么。”可见，当代宗教已受到物质主义的严重侵蚀。物质主义的流行就是人们自我道德堕落的明证，现代性或现代化根本没有使人们的自我道德得以提升。针对西方，我们不能说由众多人追求灵魂拯救（在中世纪）到众多人追求物质财富的社会变迁是一种道德进步；针对当代中国，也不能说由众多人知足常乐（如中国农民大多知足常乐）到众多人贪得无厌是一种道德进步。
现代社会使公共道德大致体现为不同信仰者（基督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儒者、自然主义者、科学主义者、经济主义者）在道德方面的重叠共识。如现代公共道德的基本要求就是：尊重他人的自主性（或基本权利），敬重（遵守）按公平程序制定的法律。现代法律和公共政策以公共道德为道德依据，所以，公共道德是社会成员集体行为的根本道德指南。在民主社会，每个人都必须使自己的自我道德与公共道德相协调，但这决不意味着公共道德是不可改变的。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与“资本的逻辑”激励的集体行为正对地球生态系统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尽快减压，地球生态系统就大有崩溃的危险。所以，改变公共道德，进而改变法律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我们要把反对浪费、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要求纳入公共道德范畴，但非到多数人摒弃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且信奉生态价值观时，反对浪费、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就不会蔚然成风。就此而言，公共道德的改变依赖于人们自我道德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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