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何干？
尽管关于荷马史诗的产生时间和作者，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尽管荷马史诗经常重复、矛盾、混乱难解，几让人疑其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却一直被奉为西方文化必读读物，真良可讶异也。
虽然围绕着荷马及其史诗，还有许多谜团，荷马史诗在西方文化想象中的地位却领袖群伦，无可替代。荷马史诗并非启示真理的世俗文本，却被赋予仿佛与《圣经》并驾齐驱的地位，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几乎独一无二。
我们该如何解释荷马史诗的恒久魅力？无论所解为何，可以断定，我们都不得不凝视两部荷马史诗的巍峨丰碑，但主要不是因为它们是伟大的文学作品，而是因为它们是文化的代表，价值的符号，文学与文化之变动不居关系的里程碑。这样一种视野和观察促使我们去研究价值的精神和文化历史。
由于上述诸种原因，荷马自然吸引了处于语文学时期的早期尼采的目光，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也吸引了后期尼采的目光。尼采讨论荷马的语文学笔记条目，尼采1869年巴塞尔就职演讲（以“荷马与古典语文学”为题发表），《悲剧的诞生》的某些部分，还有尼采于1872年写下但从未出版的“荷马的竞赛”一文，关心的都是一个问题：荷马，作为文化价值枢纽，是如何形成的？确实，它们都是对这一价值——这一西方最高文化价值（this
supreme value in the
West）——[8]的价值的探讨。因此，考察尼采对荷马的评价，不仅仅是要考察尼采在古典传统中的位置，而且也是要弄清楚，为什么尼采会将古典传统看作文化分析和文化批判的沃土。
本文试图将尼采对荷马的兴趣置于这一更广阔背景下，历数荷马对尼采的三种含义。第一，尼采眼中的荷马乃是一个古典主义——即温克尔曼等人对古代希腊-罗马的理想化和崇拜——的形象（例如，在《悲剧的诞生》中，荷马乃以其阿波罗力量达到顶点时的“做梦的希腊人”的形象出现）。其次，荷马意味着古典学研究的难点，它的轴心，它的让人迷惑的起点（prǒton
pseudos），这是尼采就职演讲“荷马与古典语文学”中描述的、作为当时以及直到今天所谓“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之探讨对象的荷马形象。第三，在尼采眼中，荷马是一个窗口，使我们一窥古典时代的前古典时期，或一个前伯利克勒斯和菲迪亚斯（Phidias）
时代（荷马生活在所谓希腊黑暗时代
），同时也是一个前荷马本人时代的时代（荷马讲述的是我们现在称之为迈锡尼青铜时代的过去）。最后一个荷马意味着，在尼采眼中，荷马代表尚未固定的、非古典的诸价值的潜在来源：尼采有时将这些价值具体化为“前荷马价值”，或“前荷马”时代或精神，例如在“荷马的竞赛”（1872）一文中就是这样，有时我们又看到，这些价值体现在《论道德的谱系》所谓“希腊贵族”的骄傲形象中，而这种希腊贵族，按照《伊利亚特》描述，同样具有尼采警告注定要“不时爆发出来”的暴力冲动的“隐蔽核心”，因而可与尼采同一篇论文中描写的“前雅利安”种族同观并论（GM
I
§11）。总之，上述三种因素勾勒了尼采思想的行进过程：作为古典主义产物，荷马这一根本观念内部出现了断裂，而这种观念反过来又保护我们、反对关于希腊历史的另外一种叙述，一种因为暗淡幽晦而让我们感到恐惧的叙述（至于这些晦暗性到底是什么，暂且按下不表）。
不用说，尼采的荷马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而无论这一概念具有何种意义，这种意义都只能是处于十九世纪的语境脉络中的意义。但是，为了将其纳入这一语境脉络之中，必须对从古代到当下的荷马接受史做一简短的思索性勾勒；这一勾勒大体上是尼采式的——但这并不是说，尼采做出了或可能做出我所做出的所有这些陈述。毕竟，尼采不仅仅是传统的一个表征，而且也是其最犀利的解读者和批评者。
[9]有三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纵贯我的思考，这多少与尼采的“三个荷马”类似，虽然这里的视角是跨历史的（古代的和现代的）：首先，荷马古典主义长期存在不坠；其次，存在于反复构造和维持的荷马想象性身份中的否认的成分；第三，荷马的全然神秘性，他的不可接近性，特别是界定他的不可能性。最后一点需要强调：荷马是一种特殊迷恋的产物，并且因此也是西方文化自古以来强力的、创造性的来源。或者至少直到最近是这样——如果我们相信某些为数不多的善辩者（vocal）的说法：当代语文学研究本身将荷马神秘化了，并在这一过程中杀死了他，流行理论、多文化主义以及文化虚无主义的浪潮最终席卷古典研究领域，将一度的价值和意义的源泉——以经典为中心的知识——变成了一种无意义的文献征引。这种担忧诚然不无道理，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荷马实际上从来就不是一个稳定的实体，可以成为文化和学术的牢固源头，而这正是他的魅力的一部分。（在希腊语中，homerizein，荷马化，意味着“说假话”。）荷马的身份和含义是如此极端不确定，又受到如此多方挑战和质疑，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荷马，如我们将看到的，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一个观念，在关于他的论战之前和之外就不能存在。确实，人们怀疑，古代人和现代人选择荷马，就是大胆地选择了一个争论对象，选择了一个不停推出（authorizes）文化想象性工作的对象。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竞技场所。它是一桩深谋远虑和自我赋予能力的事业（a
deviously calculating and self-enabling
thing）。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荷马一直“宜思宜想”（good to think
with）。时至今日，对荷马的迷恋没有任何消褪的迹象。
但是，对荷马的迷恋必定还有比这更多的原因。毫无疑问，其他古代遗产同样神秘、幽深。所以，我愿意进一步说：荷马是，并且很可能从其命名开始就一直是，关于文化永远失去了的某些东西的一个观念——无论这种东西是英雄时代，还是一种高不可及的卓越诗歌的理想，抑或是对不可挽回地失去了的过去的某种朦胧感觉。作为特洛伊
的叙述者，荷马被不可分割地与特洛伊的剧烈毁灭联系在一起，这是很自然的。这一毁灭是彻底的，而对这一毁灭的记忆是古代世界的永远的创伤，以及在不同的意义上，也是现代世界的永远的创伤。因此，让我们首先简要考察，特洛伊为何会成为希腊的一个创伤——不是在临床治疗意义上，而是在一种想象的意义上，[10]一种文化记忆手段的意义上——然后着手探讨荷马与这一记忆的关联，这种（摈除了所有猜测成分）的记忆乃是荷马接受过程的一个有机成分。最后，我们将转向这些问题对现代，特别是对尼采的一些含义；我们或许可以说，尼采的三个荷马乃是对古典创伤的三种表达和三种反应。
将希腊与特洛伊的景象等同，这令人震惊，但并非空前绝后（荷马史诗鼓励这种比较）。在几个世纪之后的卢坎（Lucan）眼中，特洛伊是一个荒谬的lieu
de mémoire，一个“连废墟也消失了”的地方（Luc. 9.
969）。在这一时间过程中，一个映射特洛伊毁灭的漫长文学和绘画传统不绝如缕，但是，是荷马，而不是其他诗人的名字，被与特洛伊的灾难记忆焊接在一起。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希腊关于其自身的观念可以围绕形成的固定的核心。（人们不妨看看雅典帕特农神庙北部带有来自《伊利亚特》的装饰主题的檐壁。）这是反讽的，也是发人深省的：希腊人的身份认同感围绕一个可能是虚构的东西形成自己。
作为一个不可能证实而只能想象的损失的代表，特洛伊战争的历史真实性，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至少在细节上，是可疑的。仿佛在心醉神迷中，荷马本人被感觉为一种像特洛伊一样巨大和遥远的奇怪损失，并且不可避免地成为神话式的人物。一则很可能来自希腊人的轶事，曾讲述荷马诗歌如何几乎完全毁灭：[11]火灾，洪水，地震，仿佛荷马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个地点。没有其他古代作者——也几乎没有什么古代地方——享有这种多难的名声。人们觉得，荷马诗歌能够幸存下来实在匪夷所思。荷马到底有多真实？古人可以怀疑特洛伊的历史真实性，但我们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关于荷马的历史真实性，在古代曾经有过这样的怀疑。而且，古代的历史观是弹性的，其容量让我们叹为观止。虽然在古代，从来没有人会说荷马是一个虚构，实际上，荷马却被同时作为真实的和虚构的加以对待：他的历史真实性被蒙上一层超验的光环，因此荷马变得超过了真实——他变成了超真实（surreal）。在整个古代，荷马乃众说纷纭之存在，神话成份与实有其人的成份一样多（as
much a myth as a
person），传说不已（一条河流的儿子，缪斯之一和阿波罗，或神圣的诗人之一，而各种不同的地方都声称他属于自己，他由于不能解开一个孩子的谜语而死，或由于老年衰弱而死），最后成了一个潜在的符号，一个观念，和一个奖项。此外，如果荷马之名很可能是在荷马诗歌作为文本固定下来之后被增加到他的诗歌之上的，那么，似乎同样可能的是，这是在关于荷马的身份的争论已经发生之后。也就是说，当荷马被命名和发现时，他开始变得不确定——实际上是被遗忘了。总之，希腊人慢慢开始编织一个不朽的荷马，对这个不朽的荷马提出各种不同主张。在这项事业中，他们是在培养敬畏、神化、理想化那甚至早在荷马史诗产生之前的古代时期乃是常态的英雄历史，正如黑暗时代对青铜时代遗址的英雄崇拜。现代对荷马的接受从这里接过了线索。
“荷马”一名所含诸种不确定问题和含义——荷马的文化定位——乃是贯穿整个古代的焦虑和论证的来源，结果导致了一种真正的荷马研究产业，这一研究产业与我们自己的荷马研究产业相去不远。来自特洛阿的涅琉斯的德米特里乌（Demetrius
of
Scepsis）（公元前2世纪中）现已（令人庆幸地）遗失了的三十卷煌煌巨著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至少在某些部分致力于确定特洛伊之真正所在的这一争论性的和骄傲的地方著作，乃是一个评注，涉及《伊利亚特》2中仅仅62行的舰船名单。德米特里乌的历史主义狂躁是突出的（他没有想到事物会有不同的情形）。但这只是在最初的荷马合理化过程中，植根于古代传说以及民歌的一种广泛扩散的性情的夸张例子。从赫西俄德到第二期智术师派（the
Second Sophistic） ，围绕尼采后来所谓的纯粹荷马“假设”（KGW 2.1,
256），古人似乎确实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文化。
关于荷马的现代观念
[12]随着时间推移，荷马开始成为古代本身之往日辉煌的代表，荷马所体现的永恒失去益真弥切。但是，最终将荷马命名为他一直所是的观念，这却是现代的一个特殊成就。尼采在其1869年就职演讲中以咄咄逼人的方式概括这一现代问题：“荷马”到底是“来自于一个概念的人还是源于一个人的概念？”
尼采的这一问题一直折磨着整个19世纪，无论学界内外，并且直到今天依然如故。折磨人的不仅仅是“荷马问题”本身（诸如谁创作了荷马史诗？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它们是某一单个作者还是一个传统——如果不是一个组织——的产物？等等），而且还在于引发这一问题的某些更深刻的东西。尼采对“荷马问题”的重述生气勃发，匠心独具，针对的是有关“所谓‘古典’时代”研究的现代态度本身，是古典作品试图在当代使之重见天日的那个“被尘封的理想世界”。“荷马问题”乃是这一更大关切的集中体现。
维柯（Giambattista
Vico）与尼采一样深谙荷马问题的含义；正是维柯，而不是尼采，于1730年第一次提出下述观点：荷马不是一个人而是希腊人创造的一个观念（un’
idea）（尽管希腊人以为这一观念是真实的）。
在维柯看来，荷马的历史真实性，虽然不能在否认古代的另一个虚构即特洛伊战争的历史真实性（“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场战争”）之后独善其身，但这并不妨碍荷马比特洛伊更真实。特洛伊已经消失无存，荷马的诗歌却并非如此。维柯的这一看法错了。毫无疑问，虽然从来没有发生过特洛伊战争，“特洛伊战争”却并不因此就不成其为“一个著名历史时代”。因此，最后我们只能承认，荷马和特洛伊都真实。与古今之争中的他的一些法国前辈（诸如全然否认荷马存在的奥比奈克
）不同，由于不愿意完全放弃荷马，维柯在此展示出一种否认逻辑，这种逻辑将成为未来几个世纪之荷马接受的典型态度：“他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诗人，但他从未存在过（而这两种说法都有证据，这证据就是他的诗歌）。”
维柯领先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一个半世纪之久的较简单假设更为人知：荷马诗歌是一个漫长口头创作和口头编纂传统的最终产物（《新科学》§850-§872）。但他那别具匠心、难以捉摸的逻辑同样也是沃尔夫以及分析[13]运动的先声——并且很可能也是今天的大多数荷马解读者的先声。这就是麦格芬（一个不可能的、不存在的和空洞的对象）
逻辑，在希区柯克（Hitchcock）看来，这种逻辑对我们生活的支配程度超出我们通常愿意承认的程度：观念可能是虚假的，事件可能是未发生过的，但它们的影响却是真实的，有时它们甚至比真理更过硬。
昆西 在其“荷马和荷马弟子”（Homer and the
Homeridae，1841）一文之讽刺性段落中充分捕捉到了这一否认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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