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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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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访数万里华夏边缘 荟萃几十年学思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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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作者王明珂是杰出的历史人类学家,现为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中兴大学讲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在海峡两岸学术界极具影响力。这是他的首部随笔集,分为三辑。在“思亲怀人篇”,作者深情回忆“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怀念恩师,重新发现边缘时代的边缘人,寻访学界前辈的足迹,观察历史变迁的微观过程。“学术反思篇”是本书的重点,汇集了作者数十年来田野考察与学术探索的心得,浸透着深刻的学术反思与深沉的现实关怀。“学术访谈篇”收录了三篇深度采访,从中可以了解作者的人生轨迹与研究经验。
作者矢志坚持学术为现实服务的理念,这使他的调查研究接地气,通人情,明事理,行文平易通达,深具现实关怀与学术反思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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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王明珂,1952年生于台湾,1992年获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兴大学讲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羌族及西南少数民族与北方游牧社会的田野调查研究,在历史人类学领域成绩卓著,影响深广。
著有《华夏边缘》(增订版)、《羌在汉藏之间》、《游牧者的抉择》、《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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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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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亲怀人】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在成都的一个小茶馆里(张光直)
黎光明:一个边缘时代的边缘人
寻访凌纯声﹑芮逸夫两先生的足迹
历史变迁的微观过程(石启贵)
【学术反思】
人类社会的三个层面
许多个人如何构成社会
史料的社会意义
游移于边缘、边界的田野
文明的另一面相
历史与神话:人类族群的集体记忆
谁是“炎黄子孙”
从人狗关系看人类文明
重新认识游牧社会
《川西民俗调查记录 1929》导读
由羌民到羌族的饮食文化变迁
民族文物之反映与映照
反思历史与社会:以凹凸镜为隐喻
【学术访谈】
反思历史的学问与关怀现实的学者
宁为学界的“毒药猫”
羌族文化保护与学术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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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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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二十岁从军,
四十岁退伍,但在我感觉中他一直是个军人。生在那时代,他先是身不由己地成为军人;战争岁月中的经历,又使他成为一辈子的军人,即使在退伍之后。
我的童年,可以说大多在父亲的挫折与父母成天的争吵中度过。约在我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父母亲又在客厅中争吵。我躲在房间里,翻弄着抽屉里的杂物,试图脱离那战场。在一个旧信封中,我翻出一张灰黄的照片:一张长靠椅上坐着一位美丽端庄的女军官,四五个年轻男军官或坐或站或卧地围着她,前面几个人腰间还佩着短枪,表情或神采飞扬,或顽皮轻佻。照片背面,一行墨迹将泯的小字:“妈,看你的儿女们,重庆。”望着照片中年轻俊逸的父亲,我臆想,若那战争延续下去,若父亲不来台湾,若父亲没有和母亲结婚,他就不会每日过着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日子。或者,战争过后他又可以回武昌,跳舞、打麻将,过着他逍遥的公子哥生活。
一
据父亲说,我们家在武昌是个经商世家。我们家族的字辈排行,“骏业宏开正大光明”,也说明这是个经商家庭。祖父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家乡经营造纸业。父亲为“
光”字辈,名光辉。大学时曾就读武汉的中华大学。据父亲说,那时他成天跳舞、打麻将。读到大二,当时是1937年,许多同乡朋友都从军打日本人去了,并从战场前线写信回来,所以他们麻将也打不下去了。父亲向祖父要求休学从军,但祖父坚决不许。后来在祖父以“至少要当个军官”为条件的让步下,父亲进了黄埔军校(当时称中央军校),成为第十五期黄埔军人。
从父亲口中,以及我对他的记忆中,当年他所参与的那些战争只是些片断景象:带车队走滇缅公路,由于任务艰辛,来回一趟便晋升一级;回到重庆,却听得人们传言滇缅远征军运补车队替宋美龄带进口丝袜;从重庆的防空壕里拖出上千的尸体,每一具都带着咽喉上的爪痕及扯破的衣服,显示他们死前遭受的窒息之痛;远征军驻印度时,夜晚有印度人摸进军营,从怀中掏出一包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母亲手指上那个大蓝宝石戒便是如此来的);伪装成警察、卫生部队支持东北的四平战场,受“共军”连续一周的猛烈攻击。然后便是,逃难时到处寻找亲人的记忆。
二
来到台湾后,父亲便一直住在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这也是我出生,以及二十岁之前成长于斯的地方。是的,我的幼年与青少年生命与“黄埔”无法分割——翻墙进入黄埔军校偷芒果与卫兵捉迷藏,观看军校学生在黄埔大道上踢正步对他们扮鬼脸,甚至青少年时眷村朋友们共组的帮派也叫“黄埔”。据父亲说,刚到台湾时,一切都明白了:许多很亲近的朋友、同僚、长官,原来都是共产党潜伏在各部队里的人。难怪后期与“共军”作战时,“共军”经常比“国军”先知道“国军”部队调度。
便是如此,从小我在眷村的抗战、“剿匪”记忆中长大。夏天南台湾溽热的夜晚,邻居们搬出板凳、躺椅坐在巷子里,摇着扇子,大谈抗战、“剿匪”的事。或讲到伤心处引起一阵静默,或几个人扯下裤子、掀起上衣比身上的弹痕,引起旁边妈妈们的窃笑。小时候,听来听去,都是些雨林中作战的故事——他们如何穿过雨林出其不意地突袭日军,如何受蚂蝗、毒蛇、疟疾纠缠,等等。但小孩们更感兴趣的是:“咬人的蚊子大得像鸡,恨不得拔枪打它们”,“比水桶还粗大的蟒蛇,让碾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或是“没头的军人鬼魂晚上在旷野里踢正步”。稍微大一些时,我才知道我们整个眷村,黄埔新村,住的大多是三十八师及新一军的军眷,孙立人将军的手下。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初来台湾时,孙将军说不久就要打回去。大家也为此摩拳擦掌,因为新一军从来不相信他们会打不过“共军”。他们说,丢了大陆有很多原因,但新一军可没打过败仗。我在这眷村中的成长经历,便是从童年幻想着鸡那样大的蚊子、让吉普车弹跳起来的大蟒蛇,到逐渐了解为何村中都是些在军中“没搞头”的叔叔伯伯们。
父亲在1949
年大撤退时,托同僚将我奶奶自武昌接来台湾,因此小时候我们家是村中极少数有长辈在的家庭。小时候,只觉得家中有个奶奶唠叨我们,其他也不觉得如何。后来才逐渐知道,什么是抗战、“剿匪”战争造成的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小时候过年时,总有三四个军人叔叔伯伯在我们家吃年夜饭,然后大人们打麻将。有一位叔叔经常喝醉了在我家院子里吐,边吐边哭,对来劝的人说,就让他一年哭一回罢。有个孙少将,每次来到村上,便让我们一群孩子挤在他插着将官旗的吉普车上,呼啸着进入黄埔军校的大门,带我们在军区内采芒果、游泳。听说,孙少将的小孩都留在大陆没带出来,所以他特别疼孩子。
父亲对奶奶极孝顺。据父亲说,在武昌,他家里是富商地主,所以奶奶留在大陆会被清算斗争,但来台湾后,对于一直有佣人伺候的奶奶来说,也是苦。所以父亲尽力奉养奶奶,不让她受苦、生气。在我记忆中,父亲只打过我一次,为的是我不听奶奶的话,还对她生气跺脚。在奶奶过世许多年后,母亲才对我们说,奶奶来台湾时带了些金条及火狐袄之类的贵重物品,后来都瞒着父亲卖了补贴家用。那时,的确,一个军人的薪水不足以养生送死。我小学一年级时,奶奶过世。父亲只有从军中退伍,拿着退伍金办奶奶的丧事。
葬了奶奶后,不久家中经济便陷入绝境。几乎天天饭桌上只有酱菜,后来连酱菜都买不起。卖酱菜的祝伯伯与我们住在同一巷内,他的儿子阿凤与我同年,我们成天玩在一起。所以每当父亲自己去买酱菜而不是要我去时,我心里总觉得很羞辱,因为我知道他是去祝伯伯那儿赊些酱菜回来。
三
我小学三年级时,家境有了点转圜。母亲娘家在火车站前经营早点冰品店,这时因外祖父母身体不好,要将店里的生意交给下一代。母亲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人,听说是,抽签时他们做了手脚,故意让母亲中了签。我母亲与母系亲友们,几乎都是台湾的闽南人,他们是我生命、身体的另一半。这便是我,在眷村中有时被喊“杂种”,在台湾闽南人眼中又是“
外省人”。小时候,每当父母在激烈争吵时,我都会憎恨他们的婚姻,以及我自己。
凤山火车站前,是台湾光复初期二二八事件发生流血冲突的地点之一。当时全台湾到处爆发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军人间的暴力冲突。据母亲说,当时军人在火车站外以竹篱、白布围住整个车站出口,当火车入站,数百个带着武器的台湾民众冲出时,布幕外早已架好的机关枪开始扫射。母亲说,她只看见血染红了白色的布幕。所以,当父亲追求母亲时,常带着相当于一个排的军中弟兄去邀母亲出来看场电影。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才说出那些往事:父母带外祖母看一场内容为男女殉情的电影,并表示不能结婚便要死在一起,母亲娘家才答应这场婚事。不久,母亲的双胞胎妹妹,我的四姨,要嫁给一位客家人,在母亲家中掀起更大的风暴,所以父母亲的婚姻就被母亲娘家的人接受了。
在那约一年的时间,平日妈妈每天回眷村的家里为我们做饭,然后再返回店里。暑假,我与姊姊、弟弟便都住在火车站的外婆家,在外面野着玩,在店里偷冰棍吃。那段时日,我经常在半夜醒来,害怕衣柜上那只总是瞪着我的老猫。此时我抵抗那猫及所有鬼魅的办法是,让自己专心听着厨房传来的规律、坚定的磨黄豆的石磨声,以及从门缝中凝望昏黄灯光下正在推磨的父亲泛着汗水的光亮脊背。
有一天,突然我们家的早点冰果店关门了。一两年后父亲才对我们说明原委。那是一天早晨,他送早点到附近一家旅店的客房。敲门进了房,见到一男一女躺在床上尚未起身——那男人,是父亲的老部属。即使在父亲对我说明此事时,我仍不明白为何我们要关掉早餐店,我也无法体会当时他受到的打击。我所想的只是,我们何时才能脱离穷困,哪一天父母可以不为了缺钱吵架,以及我是否能有点钱买糖。
在我极有限的小学回忆中,一幕残酷的记忆经常缠着我。因要不到钱买糖还挨了骂,我哭着上学,走着走着,我发现父亲跟在后头。我赌气仍往前走,但不时回头瞄瞄父亲,看他要做什么。父亲走入一家他经常赊欠的小杂货店,一会儿又走出来,然后快步追上来。在离我十余步时,他喊着“小明,给你”,说着将一个五角铜币掷给我。后来回忆这一幕——逼着落魄的父亲向杂货店赊五角钱,经常让我羞愧痛哭。
我还记得一件事,也是当时太不懂事,看见有些同学中午带便当在学校吃,我也吵着要带便当。吵闹了几次后,有一天父亲终于同意替我送便当到学校。那天中午,父亲送便当来,并在我打开便当时,对我及周围我的同学说:“今天起来晚了,菜场买不到肉,所以只给你带个荷包蛋。”当时我为父亲的谎言感动得几乎掉泪,因为一年来,我们家没有人吃得到荷包蛋,更别提吃肉了。
后来父亲为了养家,曾在高雄港当码头工人,又在左营的海军废弹处理场工作,但都做不久便辞职。这些都是十分辛苦且危险的工作,但他做不下去的理由仍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出身黄埔军校的军官,他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呵斥。
四
在我十二岁那一年,父亲终于做了一个决定:到台中“省政府”去找他的军中老长官。事实上,多年来许多邻居叔叔伯伯都劝他说,“省政府”有很多你的长官、同事,去走一趟罢。我还记得父亲出发的那一天,他穿上借来的白衬衫和一双皮鞋。几天后我放学回家,进了门,便看见刚回来的父亲。他穿着新买的衬衫,眉飞色舞地对母亲说:“火车一出高雄,我就看到路边一个大广告牌,上面写着‘马到成功’……”他说,“省政府”过去的军中长官们很照顾,他们要父亲自己选,是要在“省政府”上班,或是在高雄的“省营”机构安个职位。父亲打趣着说,他看见老长官们都穿西装结领带上班,“穿了一辈子军服,我才不要在脖子上拴个西洋绳呢!”妈妈、姊姊、弟弟都在笑。我感觉,我们家从来没有那么温馨过。
不久,父亲便在高雄一家“省政府”经营的肥料厂当了个专员。我们家的经济情况因此突然改善。当时台湾的“省政府”,由上到下各级官员大多是由军中退下来的将校官转任。父亲这工作,原是“省政府”官员朋友替他安插的闲职。然而不久,父亲在这公司里的地位重要起来,他也不由得经常要穿西装、结领带。这是由于肥料厂多年来一直有排放毒烟损及附近农作物的问题,农民委托“议员”向“省府”要求巨额赔偿。肥料厂知道父亲是“省府”安插的人,与“省府”关系必然很好,于是将父亲晋升为公共关系室主任,主要工作便是处理烟害赔偿问题。以后几年,父亲便经常到台中出差,与一些“议员”、“省府”官员周旋应酬。他衣橱里的西装领带愈来愈多,抽屉里的名片也愈来愈多,而他的身躯也愈来愈像个商人。这是他最得意的几年,不但利用关系替母亲在银行找到个职位,也经常替眷村的朋友在高雄工业区安插工作。
在我中学二年级那一年暑假,父亲出差到台中,要我和姊姊、弟弟到台中找他。这时我们才见识到他在外面多么有办法,他也有意对我们炫耀这一点。我觉得,经历许多挫折困顿后,父亲一直努力地在我们面前树立他很有办法的形象。那几天,白天他包下一部出租车带着我们到处玩,晚上带我们到各个夜总会看节目、吃牛排。而且经常是,进去一家夜总会没多久他便借口菜不好或节目不好,再带我们到另一家去。
大概是我们到台中的第三天,那晚,当父亲正在问我们想去哪一家餐厅夜总会时,接到了一通电话。放下电话,他对我们说,今天我们去“蓝天”。进了那夜总会,一位经理迎面而来,与父亲说了一阵悄悄话,我依稀听到“你的老长官……”,然后将我们安排坐在靠走道的一张桌子边。那晚,父亲很少跟我们说话,一直注意着舞台前的一张空桌。节目进行了约半小时,四五个人拥着一位老者进入餐厅,在舞台前那张桌子边入座。由于气氛特别,我一直关注着父亲:他神色凝重,一直望着那老人,不时有些激动哽咽的表情。节目还未完,那群人就拥着那老人离场。当他们走过我们这一桌时,父亲突然离座,挡在老人身前。他努力挺直身子,紧并双腿,但他应酬过度的肚子却因此更突出;他高举手臂,以手掌置于额前行军礼,但他的西装却因此拉扯变形。他便以这样滑稽的姿势,在那老人面前喊道:“某团某营营长王光辉报到!”那老人停下步子,口中说:“好!好!”他向前,当他的手正伸向父亲的臂膀时,一个壮汉侧身挡在父亲与老人之间,其他人则推拥着老人离去。父亲保持着行军礼的姿势,不顾这一幕已引起邻近几桌人的窃窃私语,直到那一群人完全离去。不久,我们也离开了那夜总会。离去时,我只觉得父亲的举动真让我们丢脸。那晚回到饭店,父亲以从未有的严肃口吻对我们说,那老人是孙立人将军。
孙立人将军,对从小生长在黄埔新村的我来说,这名字是多么的熟悉、亲切,但又似乎是许多不幸的根源。特别是,我家隔壁第二家住的便是孙菊人老师。孙老师是孙立人的妹妹,夫妻俩从不与邻人交往,甚至很少出门,据说是怕被跟踪调查。再过去,便是阿凤家。阿凤的父亲,祝伯伯,那个全村唯一能写祭文、作对联的卖酱菜老头,原来是孙立人的文职幕僚。受孙立人将军谋叛之累,坐了几年牢后,连谋个小学老师之职都不可得。黄埔新村,村中父老大多是黄埔嫡系军官,却没出几个将官,也因为他们都是“叛将”部属。然而在一个村中朋友家里,我曾看到一本印刷精美的英文杂志,整本都在介绍孙立人将军所率新一军的对日战绩。据朋友的父亲说,这是抗战时所编,对外国宣扬中国战绩的宣传品。村子边的黄埔军校,阅兵台作“立”字形——村上父老窃窃地说,这是大家怀念孙立人将军,才偷偷把它盖成这样子的。我在二十岁前唯一到台北的经历,我自己毫无记忆。听妈妈说,那是一次国庆节阅兵,孙立人将军是总指挥官,父亲是担任阅兵司仪的军官之一;眷属们乘坐一列专属火车车厢到台北看阅兵,一岁的我在母亲怀里睡着,尿湿了妈妈的红旗袍,也染红了我的小屁股。
孙立人将军的“叛乱”事件,根据我自小听到的村里父老的说法,是孙将军主张要尽台湾所有军力一举攻占东南四省,然后再打下长江以南,隔江与“共军”对峙。反对此议的是蒋介石的亲信,力主建设台湾为“反共”基地的陈诚。孙将军等人准备借着阅兵来一次“清君侧”行动,逼蒋介石同意反攻大陆。不幸的是,孙将军身边有潜伏的“共谍”,将消息传到大陆,于是“共军”在沿海调动空降师,准备趁机进攻台湾。而所有这些消息都传到了蒋介石那儿,因此,蒋认为这是孙立人与大陆方面勾结的一次叛乱。然而因为孙立人将军甚得美国、英国军政高层的赏识,所以蒋只得将他软禁在台中,不敢进一步处置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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