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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纪念陈云诞辰110周年
权威作者，还原陈云最辉煌的人生岁月，讲解改革开放进程中你所未知的高层决策内幕！
近百幅珍贵照片，中共几代高层领导影像实录。
精彩内容
提到陈云，毛泽东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毛泽东还说：“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
历史转折时期，陈云的发言，恰似政治上的“一声惊雷”，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说的话。
抓经济工作，陈云果断提出：该下马的要坚决地下；该上马的要“快马加鞭”；对大项目“要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斩马谡’”。
抓纪检工作，陈云要求：不能做和事佬、老好人，不应能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对特权人物违法，陈云断然提出：决不能手软，要依法杀一些，“杀一儆百”。
交班的阻力很大，陈云果断地说：只有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才能使兴风作浪的分子搞不起大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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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改革开放初期，已步入晚年的陈云，却被推入了激流勇进、中流砥柱的人生，在中国政治经济舞台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政治上，陈云重新进入中央决策层，力主实事求是、拨乱反正；
经济上，陈云重新执掌中央财经大权，苦心探索一条建设新路。
为搞好执政党，他主持中纪委，大声疾呼：“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为改革经济体制，他明确社会主义有两种经济，并率先提倡引入市场经济。
为实现交班，他倡导“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
《晚年陈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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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生平研究工作，以及现实文献的编研工作。先后参加过《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陈云传》和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等的撰稿。著有《周恩来》（中华名人丛书）、《世纪伟人周恩来》《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至1965》《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中外领袖之间》等。与人合著《周恩来外交风云》《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等。
主编或参与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三十年》《周恩来生平》《走向新中国——中共五大书记》《关键在党——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记事》《科学家论语》、《中国共产党90年评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等。发表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和生平研究的文章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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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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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1978年，在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年代，73岁、已是耄耋之年的陈云，重新进入中央决策层，开始了继续发挥老一辈革命家重要作用的晚年岁月
1. 1978年开年以后，陈云不断地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提出，要加紧为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平反，进一步拨乱反正
2. 国家急于要上120个大型项目，陈云有不同的想法。他首先在党内给人们“打预防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议，陈云建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
3. 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提议：要解决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陈云先提出，中央应该考虑解决“文革”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然后他才谈下一步的经济工作
4. 邓小平阐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主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定调。三中全会公报多次提到陈云重新进入中央决策层的职务变化，他在会上谦虚地表了个态
卷二：改革开放初期，熟谙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陈云重新执掌中央财经大权，如何将中国经济建设这艘乘风破浪的航船引入健康发展航线？陈云煞费苦心
1. 计划指标和投资能力、建设规模和综合国力出现尖锐矛盾，中国的国民经济将偏离正常发展轨道。陈云断然表态：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项目，否则计划不要下达
2. 下决心调整国民经济，已是刻不容缓。陈云、李先念主动上书中央：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统揽财经决策，并用两三年时间进行调整。邓小平极力支持陈云挂帅
3. 陈云走马上任，主持财经委第一次会议。他提出：大家要协力同心。还要找几个年轻人来当“后排议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会后，调整工作的八字方针正式出台
4. 按陈云的意见，这次调整，该下马的要坚决地下；该上马的，要“快马加鞭”。对宝钢这个最大的项目，陈云亲临现场调研，主张：“要搞到底，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5. 调研归来，陈云顶住巨大压力正式做出宝钢要“干到底”的决策。他亲自点将：“要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要‘斩马谡’。”并稳定军心：“外界舆论，我来做工作。”
6. 宝钢的事搞定后，陈云累倒了。下一步怎么做？他对各省负责人拱拱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对中央建议：“成立书记处，调两个比较接触实际工作的同志上来。”
卷三：改革开放后，重新组建中纪委，陈云连续担任两届九年的中纪委第一书记，对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中纪委也从此打开了局面 061
1. 纪检机构原来就存在过，前有朱德、董必武分别打下的基础，后有改革开放新的复杂局面。陈云这届中纪委提出：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要讲“六不怕”
2. 中纪委当前做什么，长远怎么做？陈云一并谋划。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着重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3. 根据陈云提出的“有错必纠”的方针，中纪委进一步推进大量遗留案件的审理工作。刘少奇案要首先查清，给予平反；潘汉年案，陈云在患了重症进手术室前仍放心不下
4. 第一届中纪委的工作，得到全党认可。陈云再次当选为第二届中纪委第一书记。他对纪检干部说：“不应当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以身作则的陈云，目光紧盯经济领域
5. 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陈云提出，两个文明更要一起抓。有一份材料引起他的警惕：有些地方搞起了“八菜一汤，独霸一方”和“美人计”。陈云强调：“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
6. 为搞好党风和社会风气，陈云主张：要严格制止党政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经商办企业。他直接过问了涉及领导机关和干部的“海南岛汽车案”、“晋江假药案”和“中科院购买高级小轿车案”
7. 面对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状况，邓小平和陈云都神情严肃：对那些罪大恶极和影响极坏的，决不能手软，要依法杀一些，“杀一儆百”。十三大前，陈云谈到了自己的去留
卷四：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为探索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子，陈云和邓小平等人主张：在总结经验中开拓，“摸着石头过河”
1.1980年3月，在医院住了5个多月后刚出院的陈云，又在深入思考国家长期规划。他提出：长期规划必须包括人口问题，否则事情不好办；要明确规定“只准生一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
2. 党和国家一些具体领导体制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陈云和邓小平等人力主改革。“五老”做出了表率，主动让贤，不再兼任副总理。陈云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
3. 陈云提示：改革突破口要从农村、农业和8亿农民着手。邓小平请陈云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做一篇纲领性的发言。面对潜在危机，陈云拿出一个办法并提出十条意见，一语惊四座
4. 随着经济建设走入正轨，陈云有关经济工作的一系列语言被作为指导性用语高频率地引用。这个时候，做出历史决议，以便以后“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时机也已成熟
5. 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陈云高度赞赏。下一步怎么改？陈云主张：步子要稳，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要走出一条中国式发展的新路子
卷五：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破除旧的经济体制框架，陈云在探索中率先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两种经济
1. 一篇写于1979年3月的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提纲，要等到3年多以后才发表，只因它包含了对旧的思想模式的几大突破，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
2. 作为改革的“实事求是派”，陈云始终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不要国家计划，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人们逐渐接受“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
3. 进入1982年的中国，许多人思想上的疑惑和行动上的偏差，已经严重影响了“全国一盘棋”。大年初一，陈云疾呼：资本主义企业里头相当有计划，而我们更要有战略家
4. 中共十二大前后，陈云从战略角度提出：搞活经济必须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就好比鸟与笼子的关系，“笼子”不一定限于省、地区、国内，甚至可以跨国跨洲
5. 经济特区试办之初，陈云批示：特区要办好，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他交代：特区必须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拿出新办法；它的拳头不是产品，而是管理办法
6. 陈云同意对中国经济体制的4条新概括，并指导写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试图在理论上突破马克思主义传统观念，邓小平评价它是新的政治经济学
卷六：步入人生的第80个年头，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积极支持年轻的中央领导人的工作，他手书：“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1. 自1979年那次重症手术后，陈云身体的这辆“木炭汽车”，一步一摇地完成着“两年计划”。他不断大声呼吁：“交班”的问题刻不容缓；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
2. 时年80，陈云为年轻领导人手书李商隐的诗，并补写“后来居上第三梯队”，表达心境。他自己则奉行：“少做就是多做，多做就是少做。”
3. 有“无工不富”的声音逐渐大过“无农不稳”的声音，陈云提醒：“‘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他还主张：“七五”期间不要再搞高指标，“欲速则不达”
4. 80岁的陈云得到喜讯：他当年拍板继续上马的宝钢建设工程投产试运行成功！在北京早已坐不住了，他决定亲自到宝钢现场去看看。他关注的事情，张弛结合、冷热适中
卷七：中共十三大前后，陈云与邓小平、李先念商议：彻底退出中央领导岗位。“全退”的愿望没有实现，他们只好采取“半退”形式
1. 1986年的秋天，几位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相继去世，让陈云等人承受着极大的心理打击，他约邓小平、李先念到家里做了一次长谈。之后，陈云在公众面前“消失”
2. 陈云在公众面前“消失”，外界开始对他的健康状况和邓小平的去留纷纷猜测：“半身不遂”、“重病在身”、“十三大时退职”……陈云出来“植树辟谣”
3. 十三大即将召开，陈云提议：中央领导层都来学习哲学，脑袋会更加灵光。他自己出钱给他们买了一些哲学读物，并叮嘱大家学习
4. 党内不同意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三人关于“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的请求，三位老人只好“半退”。十三大报告，凝聚了全党的智慧和陈云等人的心血
5. 十三大社论引用了陈云常常书写的几句古诗，赞颂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交班”方面的表率作用。对新领导人上任后来访，陈云透露：“我都让他们学哲学。”
卷八：继邓小平之后，陈云担任第二届中顾委主任，五年中，作为中顾委的领头人，他很少出头露面，却顺利地完成了中顾委的历史使命
1. 陈云退居二线，成为中顾委主任的最佳人选。除管好中顾委的大政方针和在发展战略上为中央当好参谋外，中顾委的日常工作，他放手让薄一波和宋任穷去主持
2. 有人批评“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陈云不以为然；但对经济体制改革中价格、工资等改革能否顺利闯“关”，陈云和中顾委不无担心。为避免社会动荡，陈云直接找中央一线负责人，谈了八点意见
3. 一场政治风波悄然而至，陈云从杭州返回北京，抱病参与处理动乱问题。他亲自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议，毫不犹豫地提出：老同志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4. 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与陈云、李先念商定：改革开放的方针不变，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一个字不动。陈云再次提倡学习哲学
5. 1990年春节，陈云最后一次在杭州度过，他给李泽民赠送了15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还讲解了其中的唯物辩证法
6. 进入20世纪90年代，陈云开始转到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休养。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陈云正在上海，他完全赞成。有人问他对开发、开放浦东的态度，他更表示赞成
7. 1992年春节后，陈云提出：中顾委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可以在党的十四大时撤销。十四大高度评价了中顾委的历史作用，陈云也完成了“半退”到“全退”的转换
卷九：中共十四大以后，终于实现“全退”愿望的陈云，始终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并始终倡导维护中央权威，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三年 253
1. 1992年秋天，中国城市出现严重水资源危机的消息，再次触动了在上海休养的陈云。他对这类问题的忧虑由来已久，并始终关注着老百姓的生活
2. 早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天津等北方城市市民的当家大白菜问题，就曾引起过陈云的长久关注，他对上直接写信给中央最高领导层，对下直接给北京市打电话
3. 陈云晚年，把“人民吃得如何”提到“关系国运昌盛的大事”的战略高度；把“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称为“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对此类问题的解决，有记者称：“老大难，‘老大’抓了就不难。”
4. “全退”下来以后，陈云多次表示：我对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满怀信心，我们首先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1994年5月25日他病重入院后，生命中最后的321天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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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历史经历过几次重大的转折。由于这些历史性的转折，给中国大地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有个人的。作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陈云个人的政治生涯，是与共和国的历史转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1978年的中国，就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巨大转折时期——彻底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把执政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出台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措施，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
1978年的陈云，就是这么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中国粉碎“四人帮”集团以后，中国急需一批既德高望重又具有领导经济建设的资深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人们期待他们出来振臂一呼并对症开方、对症下药。陈云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兼有领导者和专家的双重身份，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全方位拨乱反正的领军人物。
1978年，中国历史发生着重大的转折……
1978年，陈云的生命历程也经历重大的更迭和变化——生理和身体上，他进入古稀之年；政治生命上，他重新回到中央最高决策层……
陈云最早进入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是从1933年开始的，那年1月，他随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在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合并后，他担任中央局成员、常委。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云于1937年11月到达延安，年底再次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1949年5月，陈云结束在东北的工作，来到北平，受中央委托参加筹组并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中央将新中国的财政经济大权交给了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云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在任弼时因病休养期间，陈云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再次进入中央书记处。同年10月，陈云正式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继续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
在新中国的建设年代，熟谙财经工作的陈云，其作用越来越重要。
1956年9月28日，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此之前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讲到为什么要提名陈云等人为中央副主席时，是这样说的：
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5个人里头就有一个。
中共八大以后，由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副主席，再加上总书记邓小平，6人组成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从此，在党内、党外，有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朱德）、陈（云）、邓（小平）”的称谓，这是党的最高决策层6位常委的简称。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陈云是周恩来的主要助手之一，也是毛泽东在新中国的建设问题上主要倚重的人之一。尽管后来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与陈云有一些差异，甚至由于毛泽东和党内其他一些同志头脑发热，出现过“大跃进”那样的错误，但是，毛泽东仍然欣赏陈云领导共和国经济工作的能力。当1959年夏天，毛泽东准备召开庐山会议纠正“左”的错误，他反思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考虑国家如何走出困境时，还深情地提起正在养病的陈云。当时提到陈云，毛泽东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他还说，“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自1962年以后，尤其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由于在建设问题上与毛泽东有一些不合拍，再加上林彪、康生、陈伯达、“四人帮”一伙的陷害，陈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中基本处于“靠边站”的位置上，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发言权。康生就曾在1966年8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恶意攻击陈云说：“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以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1962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
“文革”中，陈云一度失去了工作，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他由原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仅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他自1933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来，第一次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
中共九大以后，陈云开始了他在北京、江西“蹲点”和养病的日子……
直到1972年，陈云才重新开始参加国务活动，并协助周恩来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和政策问题。
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陈云仍只当选为中央委员。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的政治生涯才出现了转机。在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并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为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时，陈云与邓小平则成为开创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一对绝好的搭档。
而这时的陈云和邓小平，都进入了人生的晚年岁月。
让我们先从1978年年初开始，探寻陈云晚年岁月的精彩进程……
卷一
1978年，在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年代，73岁、已是耄耋之年的陈云，重新进入中央决策层，开始了继续发挥老一辈革命家重要作用的晚年岁月
在中国的传统习惯上，对一位老人年龄段的描述，人过70岁，就应该是“古稀之年”了。尤其是到了73岁，是老年人生的一个关口，过了这个关口，就能够更加长寿，因此自古就有“七十三、八十四”之说。
而当历史跨入1978年的时候，陈云正好进入73周岁。作为一个普通老人而言，陈云似乎是进入了晚年的岁月；但对于一个大国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来说，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陈云的政治生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1978年开年以后，陈云不断地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提出，要加紧为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平反，进一步拨乱反正
1978年开年以后的中国，处在一味继续进行全方位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自粉碎“四人帮”以来，此时的中国政坛上，核心人物是华国锋。
而此时的陈云，仅仅只是一位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但是，陈云并不是一位普通的委员。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叶剑英多次委托王震找陈云商量对策，陈云的支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粉碎“四人帮”后，陈云一方面思考着拨乱反正的大政方针；另一方面加紧从事解放一大批被林彪、“四人帮”打倒的老干部和国家栋梁的工作。
近一年来，陈云在多种场合，利用各种方式强烈呼吁：应该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陈云在1977年3月13日提交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发言，就很有技巧：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
（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
（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
（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
（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三个“完全”，陈云的态度一目了然。
此后他还说过：“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
在陈云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不久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邓小平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中间的重要地位，是历史决定的。
由于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与邓小平强调的“要完整准确地认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倡导的作风，最根本的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完全不合拍。陈云坚决支持邓小平的意见，支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批评。后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陈云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还经常书写这样的条幅赠送传播。
就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时候，陈云在党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题目就叫《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呼吁：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对“两个凡是”等观点，陈云还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除了利用舆论的力量以外，陈云还直接给当时的中央主席、副主席等领导人写信，促使“文革”留下来的所谓“历史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1978年1月3日，陈云给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代总理的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写信，向他们转交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送来的一封信。胡耀邦在信中反映了王鹤寿由于“历史问题”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文化大革命”中，王鹤寿因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37年抗战爆发后经中共营救出狱这段所谓历史问题，被诬为“叛徒”，长期受到关押。陈云在给华国锋等人的信中指出：“王鹤寿是1937年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在审查党的七大代表资格时，从当时的所有材料看，他的历史是清楚的。”陈云果断提出：“建议由中央组织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到北京治病。”
在陈云敦促下，王鹤寿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不久，王鹤寿被从外地接回北京，并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人们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开始见到王鹤寿的名字。
4月24日，陈云再次致信华国锋与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交曾志关于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历史问题”的来信。曾志系陶铸之妻，“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文革”中同样受迫害。陶铸于1933年5月被国民党逮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被派往中共湖北省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部长。陶铸在抗日战争期间转战南北，功勋卓著；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担任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前后又南下，先后担任华中、中南、华南军区重要领导职务。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他却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曾经被捕那段历史也被诬陷为“叛变”。1969年11月30日，陶铸含冤去世。
对陶铸的所谓“历史问题”，主管过组织工作的陈云是清楚的。他在给华国锋等人的信中指出：“陶铸是在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监牢中向国民党要出来的。此案牵涉到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陈云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
经陈云出面，解决陶铸的问题很快有了进展。
陶铸和王鹤寿的问题属于同一类情况，为加大为他们平反的工作力度，11月份，陈云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出，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不能留有“尾巴”。
当年年底，王鹤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成为陈云的得力助手；陶铸也得到彻底平反，在12月24日召开的追悼大会上，陈云还为陶铸致了悼词。
亲自为受迫害的老干部奔走呼吁，使他们的冤、假、错案尽快得到平反，这样的事，在陈云身上发生过无数起。由于陈云的努力，“文革”中造成的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得以改正、平反。
2.国家急于要上120个大型项目，陈云有不同的想法。他首先在党内给人们“打预防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议，陈云建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
1978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了许许多多重要而值得世人关注的事件。仅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就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体会议。一次是年初召开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一次是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的2月18日至23日，陈云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要目的，是为即将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做准备。
中央全会讨论了即将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按照会议分组，陈云参加东北组的讨论。对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前两个文件，陈云是有一些想法的。
在《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从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五个重点港口……
这是一个庞大的建设规划。按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么大的摊子，超出了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的实际建设能力，一旦全面铺开，是很难收拾的。这120个大项目，最初是1977年由国家计委在《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谈到“六五”计划任务时提出的，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总的来讲，这些任务和设想，反映了当时领导层和党内外同志想把“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急迫心情。如果这种心理得到了错误引导，势必会使建设的航船走入盲区。
二中全会开幕的第二天，陈云在东北组会上做了一个发言，开始在党内给人们“打预防针”。他主要讲了五点意见：
第一点，陈云首先提出要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他强调：“要把农业放在必要位置上。
陈云说：
对农、轻、重的次序，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没有这样摆。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农业搞上去要费相当劲儿的认识，不一定一致。报上讲到要建设工业省。却很少听到要建设工业农业省。中国的特点是人口多，耕地少，耕地中还要有一部分种植经济作物。美国人口少，土地多，气候好。苏联的土地也比我们多。我们前几年每年要进口四五百万吨粮食，今年还要进口七百万吨，因此首要目标应是减少一些进口。即使今后产量达到八千亿斤，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人均水平比起国外来说也还是低的。要把农业搞好，除开展学大寨运动外，还应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如南水北调，建设商品粮基地，增加农业投资等等。
第二点，陈云提出了工业的重点问题，他强调：“工业生产的重点在提高质量。”
陈云说：
今年钢将达到年产三千万吨，如果质量好，是很顶用的。其他工业也是如此。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
第三点，陈云提出在建设问题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他强调：“今后几年，既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也要有必要的集中。”
第四点，陈云提出了人才的使用和培养问题，他强调：“技术力量的来源既要靠改进各级学校的教育，又要靠发挥现有技术人员的作用。”
他对现有人才的使用状况是担心的：
建国28年来，我们已培养出100万理工科大学毕业生、500万中专毕业生，这些人才应当是各部门的骨干，但现在有些没有被摆到适当位置。
第五点，陈云进一步提出要提高生活质量。他说：
要设法改善副食品、肉类供应，不要等农业增产以后再解决。可在短期内进口饲料，出口些好肉；要增产豆制品；可建些大船到深海捕鱼，并在船上加工。
会议期间，对有关宪法的修改问题，陈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月21日，在东北组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会上，陈云表示赞同此次宪法的修改，他发言说：
宪法的有关条文修改得很好。
例如，第五十条“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不仅规定劳动者有正常的节假日制度，还载明：“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的关怀和鼓励。过去我们曾让有关部门推选一些劳动模范或其他优秀分子到一些胜地去疗养，很多人受到了鼓舞，效果很好。这实际上就是对那些“干不干，一个样”的有力批判，同时能起到鼓励人民群众为国家多做贡献的作用。
又如，第九条将“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改为“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更符合党的政策，更有利于调动各阶层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二中全会闭幕后，陈云接着出席了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和五届政协一次会议。会上，陈云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就在2月26日至3月5日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和华国锋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确定了未来8年间的建设指标：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10%，到1985年，钢、原油、粮食产量分别达到6000万吨、2.5亿吨、8000亿斤，到20世纪末工业生产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农业生产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
一些真正懂得经济工作的人预感到，这些不切实际的奋斗目标和高指标，必然会在随后的工作中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
由于连续地开会和工作，陈云的身体受到很大影响。会后不久，他的心脏病轻度复发。好在及时注意调整，并无大碍。
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央确定的经济建设高指标后不久，实际工作中的难题便接踵而来。一方面是加快发展速度、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局面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是中国依然落后且遭到破坏的客观现实。如何解决发展速度问题，需要进一步集思广益，从战略角度进行思考。
为此，从7月6日开始，国务院专门召开务虚会，主题是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
会议一开始，有关建设速度快慢的问题至少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赞成以原来设想更快速度建设“四个现代化”；一种观点反对不切实际的高速度，以免出现过去“大跃进”的失误。
会议进行期间，前一种观点显然占了上风。就在会议进行期间，《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该报代表团出国访问后的感想，题目就是《速度及其他》，文中高度赞赏罗马尼亚打破工业发展常规，在持续20多年的时间里每年都以百分之十几的高速度增长的做法，并断言：“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在本世纪末，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完全可能的。”
会议从近两年来国民经济迅速好转，“四人帮”长期破坏造成的严重恶果很快就可以消除这种认识出发，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用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
会上的这些情况，陈云高度关注，他除了阅看会议简报外，还找人了解会上的不同意见。
根据陈云的建议，这次的务虚会一开就是两个多月，直到9月9日才闭幕。
对国务院务虚会的情况，陈云记忆深刻。当年12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说道：“今年7月31日，我曾向先念同志提出，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我们既要听正面意见，又要听反面意见。”直到1979年3月2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还谈到这件事。他说：“去年国务院开务虚会，重要发言我都看了。那个时候，我对先念同志说，也对谷牧同志说，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发表自己的看法，对后来调整国民经济决策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务院务虚会议的另一个成果，是在听取近一段时间以来各出访代表团访问国外的一些见闻的基础上，对进一步改革开放、加快发展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会上也提出了一些促进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思想，如：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今后在经济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中要摆脱墨守行政方式的老框框，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要改变手工业式、小农经济式甚至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坚决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要保障工业企业必要的独立地位，适当扩大它们的经济自主权；等等。
3.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提议：要解决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陈云先提出，中央应该考虑解决“文革”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然后他才谈下一步的经济工作
国务院务虚会议结束后，陈云于9月19日来到浙江杭州的西子湖畔休养。在这里，他住了一个多月，一方面休养，一方面思考一些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
11月7日，为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由杭州回到了北京。
11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以及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会议分6个组讨论，陈云被分在东北组，他为在这次会上发言做了充分的准备。
为期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即：（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但是，要真正把国家经济搞上去，必须解决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的问题。为此，邓小平在会前提议，这次会议要解决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根据这一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工作会议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会议开始前几天，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开始出访泰国和新加坡。在党内德高望重的陈云，从会议一开始，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华国锋首先讲了话，表明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的一致主张，即：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华国锋说：“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为让大家讨论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华国锋提出，请参加会议的同志们畅所欲言。但是，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没有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没有提出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全党关心的大问题。
11月12日，参加东北组讨论的陈云在会上做了一个具重大导向性的发言。
陈云首先表示完全赞同中央关于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意见。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接着，陈云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由中央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因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不解决这些问题，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进一步提出：“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
陈云当即提出了需要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六大“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即：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抗战初期所谓自首分子问题；陶铸、王鹤寿等人的所谓叛徒问题及中央专案组不正常状态问题；彭德怀的骨灰安置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康生的错误问题。
陈云所提的这六大问题，“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影响”，必须由中央来考虑并做出决定妥善解决。比如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发生在“七七事变”之前，当时薄一波等一大批共产党人被敌人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他们面对各种各样的酷刑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甚至面对死亡，也没有屈服。1936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干部严重缺乏的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薄一波等人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这些同志经党营救以后，奔赴抗日前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他们出狱的这段历史，中共中央早已有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于1967年3月将薄一波等61人定为“叛徒集团”，制造了一起重大的错案。而这些同志中的大多数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担任过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的重要领导职务，是我们党的重要政治财富。
这些问题不解决，“是很不得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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