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钻进了金字塔（经典“战争三部曲”热销200万册？？随唐师曾零距离看卡扎菲、阿拉法特、曼德拉）》 - 唐师曾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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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我钻进了金字塔（经典“战争三部曲”热销200万册？？随唐师曾零距离看卡扎菲、阿拉法特、曼德拉）

書城自編碼： 2149392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纪实文学
作者：唐师曾
國際書號(ISBN)： 9787535468994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3-11-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51/230000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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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重返巴格达》是有着“新闻斗士”之称的著名新华社记者唐师曾，亲历海湾战争，于战火间出生入死，前后历时10年，付出惨重代价而写就的战地传奇。这一系列作品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了20世纪末，海湾战争——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现代高科技战争——所导致的中东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多舛命运，以及对国际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唐师曾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现任新华社记者、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装甲兵工程学院特约研究员，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政治军事权威。他的文学作品素以“科学的态度，艺术的语言，讲人的故事”，对国际关系及世界战争史有着超越时空的深刻洞悉，同时充满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唐师曾任新华社驻中东分社记者的三年间，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与勇气，得以历访卡扎菲、阿拉法特、拉宾、曼德拉、沙龙等政商首脑，独家拍摄的照片因极具新闻价值而多次被国际知名媒体采用，被称为“新华社摄影大师”，名震国际新闻摄影界。其“战争三部曲”自1994年陆续出版，20年来长盛不衰，当之无愧成为记录时代的经典。

內容簡介：

《我钻进了金字塔》是唐师曾于90年代末期在病床上完成的中东回忆录（作者在海湾战争中受到核辐射，罹患“再生障碍性贫血”）。1991-1993年底，唐师曾任新华社中东分社摄影记者，先后历访卡扎菲、拉宾、阿拉法特、曼德拉等军政首脑，并驾大吉普游历巴格达、金字塔、中东沙漠、苏伊士运河、耶路撒冷等地。《我钻进了金字塔》就是这些所见所闻集结成的文字。字里行间皆是对传奇人物风趣而独特的演绎，对祖先、历史、文明的探索与敬畏。本书累计销量已超50万册。

關於作者：

唐师曾，男，1961年生于北京，江苏无锡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著名战地记者，因采访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以及众多国际政治领袖人物而声名大震。也因其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而备受世人瞩目。他的文学作品素以“科学的态度，艺术的语言，讲人的故事”，对国际关系及世界战争史有着超越时空的深刻洞悉，同时充满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主要著作有《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重返巴格达》《我在美国当农民》《我的诺曼底》《我说》《一个人的远行》《黄河的联想》。

战场归来二十年（唐师曾）
唐老鸭，高手也（张中行）
法老的符咒（唐师曾）
我见到了卡扎菲
“非法入境”的前前后后
我所知道的阿拉法特
我钻进了金字塔
哭泣的骆驼
从囚犯到总统
在天安门城楼挥过手的人
我的外国记者朋友
流入梦中的苏伊士
铸剑为犁的拉宾
梦系魂牵阿拉曼
四进巴格达
埃及地震亲历记
我看到了神光
我的耶路撒冷
我爱我妻
“长城-金字塔”在召唤
我在北大的阳光里
用生命写成的书任幼强

內容試閱：

我见到了卡扎菲
新华社记者独得签证

我真不愿将好朋友“断腿巴利”扔在开罗，自己去闯利比亚，这与我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信条不符。利比亚驻开罗使馆几次警告我离美帝远点儿，我上司也严令我不要再惹是生非。当我怀揣利比亚入境签证，与分社英文记者润哥爬上开往利比亚的长途汽车时，我还在为没能帮“断腿巴利”弄到利比亚签证而自责。

我第一次听说“断腿巴利”还是海湾战争正酣之际，当时我正单枪匹马地从“飞毛腿”横飞的以色列绕道塞浦路斯、埃及、约旦重返巴格达。我的北大老校友、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一见面就交给我一封信，还关照道：“这可是美国来的！”能在烽火连天的巴格达看到扔炸弹的美国人的来信，本身就挺幽默。信是美国摄影家、因拍摄艾滋病而成为世界新闻摄影大赛金牌得主的阿龙·瑞宁格寄来的，他对我“刚在纽约出版了熊猫画册就半途而废地参加海湾战争”大为不满。阿龙在信中列数战争的几大罪恶，劝我离战争越远越好。知道我为人固执，他还连篇累牍地举了一大堆例子，其中就有他的好友——《时代》周刊摄影记者巴利，在贝鲁特被打断了一条腿。阿龙力诫我要珍惜小命，最好还是回秦岭去寻找大熊猫，或是重返可可西里探险队继续我的世界屋脊探险，可就是别碰该死的战争。最后，他托我有机会路过开罗时，千万别忘去看一眼“可怜的断腿巴利”。

可足足拖到1992年4月8日，在开罗采访阿盟外长紧急会议，我才碰上胸口别着Time徽章、头戴牛仔帽、一瘸一拐的“断腿巴利”。我走过去说：“打扰了，我猜你就是断腿巴利，我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阿龙的朋友。”巴利斜起眼睛用西部片中才有的姿势神态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之后，才猛拍了一下我的左肩，用中文说：“知道，阿龙说你总穿红色的。”我正惊讶他怎么会中文，他竟像我为我的北大自豪一样，炫耀道：“我在哈佛学过中文。”

年石油收入上百亿美元的利比亚处于阿拉伯世界核心位置，国土面积辽阔，比三个法国还大。可由于人口不到400万，政治上无法与东邻埃及相比。卡扎菲上台后主张阿拉伯团结统一，为此他先与萨达特的埃及联合，接着同叙利亚、苏丹联合，可都告失败。此后他转向马格里布非洲，先后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签订条约，可实际上仍是一纸空文。由此卡扎菲对联合阿拉伯国家感到失望，把伊斯兰前途放到黑非洲的萨赫勒国家身上，企图建立乍得、尼日尔、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利比亚的联合合众国。

怨恨西方霸权国家的同时，卡扎菲更对阿拉伯国家的长期分裂十分恼火，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觉得自己有理由对利比亚表示不满。1984年、1986年里根两次派空军袭击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殃及许多平民，但世界上站出来为卡扎菲说句公道话的国家不多。现在，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借口1988年在苏格兰洛克比坠毁的一架泛美航空公司飞机是利比亚特务做了手脚，命令卡扎菲交出涉嫌的有关人员，卡扎菲置之不理。联合国安理会为此通过了748号决议案，由于卡扎菲拒不执行联合国决议，联合国从1992年4月15日起对利比亚实行空中封锁。连利比亚的邻国突尼斯、埃及也准备加入对卡扎菲的制裁，这令自视为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的卡扎菲大惑不解，万分沮丧。根据这位大漠英雄的一贯表现，我坚信他一定会不失时机地宣示立场，他不仅拥有无可抑制的表现欲望，而且具有这方面的天赋。

随着4月15日安理会制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生效日的迫近，各国记者纷纷跃跃欲试，伺机进入利比亚，可利比亚却迟迟不肯给外国记者入境签证，引得各国记者成群结队地围着利比亚驻开罗使馆打转，还彼此猜忌着，生怕对手抢了先。断腿巴利拖着那条在贝鲁特被打断的右腿，开着“79”式美军吉普，一日三次地往利比亚使馆跑。由于空中封锁，民航中断，即使有签证，也很难穿越几千公里的撒哈拉沙漠，到达利比亚。为此，断腿巴利正组织一支吉普车队，准备结伙远征。由于有阿龙·瑞宁格的推荐，我开着我的“三菱山猫”加入了巴利一伙。巴利用力拍着我的三菱，大喊：“瞧！鸭子有辆好车，这车可得过“巴黎-达喀尔”拉力赛第一名。我们要一直开到的黎波里！”

可直到4月12日中午，利比亚驻开罗使馆却只给新华社一家发了签证，馋得几十名老外大眼瞪小眼。断腿巴利可怜巴巴地挤在人群里，竭力装出一副潇洒样，可话到嘴边却带了哭腔：“鸭子，一个人当心点！”

穿越撒哈拉的两天两夜

联合国安理会关于空中封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令我和英文记者润哥吃尽苦头。由于没有航班，我们不得不从陆路辗转到边界，再假道托布鲁克、班加西，紧贴着撒哈拉沙漠的边缘一直向西。分社社长断然拒绝了我驾车穿越撒哈拉的计划，因为同行的润哥不谙驾驶，我一人在沙漠中连续开车缺乏安全保障。

嗅着沙漠的气息，我仿佛又回到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正伙同巴格达使馆的弟兄们驱车横穿伊拉克沙漠。可眼前是几十人挤在臭烘烘的公共汽车里，既无昔日轰炸的刺激，也没有自己开吉普随心所欲的浪漫，一想到要熬过48小时才能到目的地，我恨不得一口气憋死。我这人嗜吉普车如命，当年我在驾校学的是吉普，秦岭林海追熊猫坐的是吉普，青藏高原探险开的是吉普，海湾战争中往返巴格达-安曼的还是吉普。我喜欢开吉普探寻无人涉足的小径，体会妙不可言的冒险乐趣，在干涸的河道的浮沙上露宿，让滚烫的流沙埋过赤裸的躯体，洗去长途驾驶的疲惫，只有令人窒息的喀新风（沙漠热风）才能使我体会母亲怀抱的温馨。

出亚历山大西行113公里，即著名的阿拉曼战役旧址。50年前的这个季节，德国最年轻的陆军元帅隆美尔从利比亚向东直线推进2000公里，进逼苏伊士运河，与英军大战于阿拉曼。我们的大巴士正沿着当年隆美尔且战且退的海岸公路行进，路两侧成群的无名战士墓沉重肃穆，令我从枪口的冷钢得出无限遐想，冥冥寒夜中隐约听到隆美尔北非军团的熄灯号声。

终于熬到彤云散尽、旭日东升，大巴士在蛇腹形铁丝网间穿行，不知不觉正通过边境。留下润哥“看堆”，我一人肩扛手提相机、放大机、传真机去报关，看到两位长官无休止地下国际象棋，我忍不住建议中校用皇后去吃对方的马，由此引发一场鱼死网破的厮杀，了却残局。

进入利比亚境内，并未遇到海关、边防站之类的任何阻拦，因为利比亚民众国把所有阿拉伯国家视为自己兄弟，故无国界。沿海滨公路西行，碧波万顷、彩霞满天，连绵不断的橄榄林、金黄的草场、白顶的农舍、蜿蜒其间的水渠和一望无际的紫花地丁，宛若列宾油画中的俄罗斯。唯有每逢路口，高高竖立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画像才提醒你眼前就是利比亚。路旁的路标和交通标牌已被白油漆涂抹得看不出所以然，据说是防备以色列特种部队和美国入侵。中午，我和润哥钻进撒哈拉沙漠边缘一家无名小店，徒手吃了只比野麻雀大不了多少的阿拉伯烤鸡，连吃两大盘盐水煮蚕豆，总算填满了肚子。

下午2点半，大巴士缓缓驶入班加西，乘客奉命在一处遍布垃圾的广场下车。我和润哥以及另外5位要去的黎波里的乘客被集中起来，一位穿皮夹克的大汉收走了我们的护照和车钱，答应为我们7人安排一辆小车继续走完剩下的1100公里路程。可3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还蹲在大垃圾堆旁望着往来车辆扬起遮天蔽日的尘埃。

终于盼来一个长着一双烂桃般火眼、穿着件脏得无法辨认本色的长袍的胖子，他自称是内务部管查验签证的。胖子端起我们的护照瞪着火眼琢磨良久，又紧贴到我们脸前，逐一辨认我们的面孔，逼视得我跟着他一起迎风流泪。

我们被塞进一辆丰田工具车，原说只坐7个人，可此时竟塞进来17个。我那条因受伤萎缩了的右腿不得不蜷到粗壮的左腿下寻求保护，膝上摞着传真机和装了尼康F-3及6个镜头的器材包，由此开始了下一段1000多公里的旅程。

夜幕降临沙漠，汽车又莫名其妙地没油了，沿途所有加油站全关了门，以纪念美国轰炸利比亚6周年。1986年4月15日，美国空袭阿齐齐亚兵营，致使包括卡扎菲养女在内的41名利比亚人丧生。从此，每年4月15日，利比亚全国海陆空交通、通讯全部关闭以示悼念。

虽然刚晚上9点，可撒哈拉大沙漠的夜风已如利刃刺骨。我只穿了条单裤和一件红背心，白天挺风光，可此时真羡慕阿拉伯兄弟的长袍和裹在身上的羊毛毯。与另外16名乘客同车共济，我绞尽脑汁变换着大腿小腿的位置，调整坐姿，将身体倚靠到别人身上，以争取尽量大一点的生存空间，从腥膻汗臭的毛毯上分享一丝一毫的温暖。润哥耐不住性子，持护照找到加油站，声称自己是卡扎菲上校的客人，可人家连眼皮都没抬：“那让卡扎菲接你好了！”

终于熬到午夜12点，几百辆车蜂拥着挤进恢复营业的加油站，碰撞怒骂之声不绝于耳。我们车上由于有17条好汉，抢油泵的、堵别人车的、大打出手的、叫骂助威的各显其能，自然抢在最前面加满了油，得意洋洋地上了路。

经过打架、发动机漏油之类的天灾人祸，车停停走走，到4月15日下午2点，我们经过45小时的长途远征终于驶进的黎波里，我和润哥满脸泥垢，眼窝发青，两腿发软，钻出汽车几乎跌倒。

我拍制裁下的利比亚

早就听说利比亚是个不许随便拍照的国家，但想不到比我在海湾战争中经历的伊拉克更甚。我的一位朋友曾因身背相机在的黎波里街头倘徉而被勒令交出胶卷，理由是“尽管你现在没拍，可谁知道你刚才拍了什么”。为了防备美国、以色列入侵，的黎波里街头所有的交通路牌全涂上了白漆，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我们在安理会空中封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生效之日抵达的黎波里，深感乌云压城的气氛。

清晨，我与润哥还有从突尼斯赶来的阿文记者小拱驱车赶赴的黎波里机场，采访空中封锁头一天的反应。为避免引起保安人员注意，我将挂在脖子上的尼康F-3紧贴到肚皮上，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暗中偷拍了张机场外景。走进机场候机大厅，国际候机厅冷冷清清，所有的航班起降显示牌全是空白。利比亚航空公司飞往罗马、开罗、苏伊士的航班全被拦截。到问询处打听能否乘飞机回开罗，回答是：“要么坐船到马耳他转飞机，要么开车到突尼斯吉尔巴岛换船。”我发现一位穿阿拉伯传统服装的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呆坐在候机厅一角，便凑上前去搭讪，称赞孩子长得美。博得好感后，我端起装24毫米广角的尼康F-3连拍了两张。可还没等相机马达啸音散去，一只熊掌般的大手就抓住了我的左肩，连拉带拽地将我推进墙边的一扇小门，我只看到润哥和小拱两张扭曲的白脸一闪便消失在门口。

我被两个彪形大汉按在墙上，脖子上的相机已被夺去，任我拼命蹦跳挣扎，放声用阿文大喊：“我是中国记者！”可就是无人理睬。我像条被钉在门板上的鳝鱼，明知反抗无用可还是不停地挣扎。直到过了一刻钟，一位西装男子走进来归还我相机，我才安静下来。相机完整无损，可里面的胶卷已被曝光。我被简明扼要地告知：“立即离开机场。”

返回我居住的中国大使馆，一肚子怨气没处撒。我的老板、新华社摄影部主任说过的一句话总在我耳边炸响：“永远别跟我解释为什么没拍到、为什么没拍好。我只问你要新华社传真照片。”

次日清晨，阿文记者小拱说利比亚新闻部要求摄影记者马上到海门饭店集合。我撒腿就往楼外跑，不小心正踏在一根废钢筋上，只感到右腿一麻。低头看时，断钢筋刺穿彪马运动鞋帮，直抵右脚腕，血流如注。我从摄影包上扯下一段胶布，先缠脚后缠鞋，单腿蹦着上了车，小拱问扎得怎么样，我硬挺着说没事。

急急忙忙赶到海门饭店，可什么人也没有。大堂里路透社小个子摄影记者哈米正一人半躺在沙发上，我问他是否拍了什么好照片，他说拍个屁。哈米是突尼斯人，说一口漂亮的阿拉伯语和法语，他说我可以无偿使用他设在海门饭店1345房间的暗室。哈米曾要求拍摄机场、海港和使馆区，可答复是没有讨论的余地。他朝我撇嘴、耸肩、瞪眼：“咱们干什么来了？”当他听说我昨天在机场被曝光后哈哈大笑：“把胶卷裁短些，每卷五张。”

一直耗到中午，新闻部的一位官员才将我和开罗电视台驻利比亚的记者塞进一辆旧奔驰，驶至一个不知名的自由市场。这个市场足有一个足球场大，摊上摆着菜花、生菜、洋葱、土豆、西红柿和比拳头还大的大蒜头等蔬菜。由于货多人少，商品显得格外丰富。我对站在身旁的陪同说：“封锁没给利比亚人民造成困难。”他挺胸点头连称“正是”。这时，一个老头子风风火火地扑过来，“中国人，中国衬衫好，洗完了没褶子。”边说边抻出利比亚传统马甲下的白的确良衬衣底边让我摸，引得一帮外国记者围着我看热闹。其中一个小胡子喊我“新华”，我见他眼熟，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可这家伙还让我使劲想，直到我痛苦了半天仍毫无希望，他才一语道破：“在巴格达，你用过我的底片传真机。”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是法新社的摄影记者拉比。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们曾一起采访过伊拉克政府军镇压库尔德叛乱，想不到今天在利比亚又久别重逢。

拉比的热情丝毫不减当年，拉拉扯扯地把我引荐给美联社摄影记者尤瑟夫，还有我早上刚认识的路透社的哈米。男人们聚在一起，其破坏力量按几何级数增长。以追逐热点新闻为生命、频频与死神接吻的摄影记者尤好争强斗狠。当下众人起着哄要求多拍些地方，法新社拉比被推举为代表去与利比亚人交涉，但任凭他巧舌如簧，还是毫无结果。

我预料这帮好汉们已经黔驴技穷，于是独自返回中国大使馆另辟蹊径。司机王小立见我空手而归、神色黯然，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去各国使馆送文件，说不定能“逮”个一张半张的，我想也没想就跟他上了车。

我们直奔俄罗斯使馆，3辆被砸毁的外交车还歪在俄罗斯使馆门前，这是10天前抗议俄国支持空中封锁利比亚的人们的“杰作”。我隔着车窗哆哆嗦嗦地连按两张，王小立瞥了神色慌张的我一眼，壮着胆说：“没事儿。”

我们径直开进委内瑞拉使馆院内，一群荷枪实弹的保安人员立即将我们的大奔驰围在核心，吓得我赶忙把相机夹在膝盖底下。10天前，当安理会通过空中封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时，委内瑞拉碰巧是本届安理会主席，由此激怒了一批利比亚人，他们一把火烧了委内瑞拉使馆。

离开委内瑞拉使馆，眼前是雄伟的老王宫，我忍不住对准老王宫拍了一张，相机还没放下来，斜刺里冲出一辆奔驰280，一下子把我们的车别到路边，车里跳出两个穿军便装的大汉直扑过来。我挺紧张，准备随时交出相机，可王小立让我别动。只见他隔着车窗朝外面打手势，急得那两个军人犹如鱼缸外面的猫，围着我们连连打转，直到记下汽车的牌号，才说了声“OK”放我们走。

到孟加拉使馆送完文件，我们打算去买些点心，正撞上使馆会计开着小丰田迎面而来。他隔着马路朝我们大喊：“唐老鸭，你死哪里去了？快去机场，卡扎菲要见你！大使都快急死了！”

“卡扎菲的专机在等你！”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王小立已经一打方向盘跃上了去往机场的公路。我将信将疑地问：“卡扎菲上校会见我？卡扎菲上校？”王小立斩钉截铁：“大使还能涮你！”大奔驰闪烁着双蹦灯以170公里的时速冲出的黎波里，加大油门的啸音如同F-14战斗机的火箭助推器一般轰鸣。我说：“哥们儿，我身上的胶卷全是5张一卷的，能不能回家取俩胶卷？”

冲进静悄悄的机场大门，穿过空荡荡的停车场。守候在贵宾室门口的几位利比亚官员正向我们招手：“是中国使馆的吗？”我来不及回答，抱着摄影包紧跟着他们冲进贵宾室。王大使一把抓住我，“鸭子可来了，我总不能老扣着专机不让飞呀！”一架苏制安-24马达轰鸣着停在空荡荡的停机坪上，这就是卡扎菲的座机。我们六人依次登上专机，想不到飞机上已有两位姑娘，一位金发碧眼，一位卷发黑皮肤。

坐在我对面的黑人姑娘一言不发，托腮的右手虎口有一块铜钱大的刀疤，她身着紫色连衣裙，脚蹬坡跟黑皮鞋，不论问什么，只是报之以训练有素的友好笑颜。我让小拱用阿文问她能否拍照，她说“听真主的”，小拱解释说这等于婉言拒绝，并让我把相机装回包里，堆在行李上，因为这漂亮的黑姑娘“神情紧张”。我几次试探着将手伸向相机，但可恨的润哥不停地捏我胳膊，让我别因小失大。

我转而琢磨起那位白皮肤姑娘。从我的位置侧角度看过去，是一张标准的雅典美女的剪影。隆准，卷而奇长的睫毛，灰蓝色的大眼睛，眼窝深陷弄不清有多少层眼皮，皓齿如编贝，白天鹅般长脖子上挂着条精细的项链。一身褪色的蓝月（Blue
Moon）牌牛仔装，纤细的小手轻巧地搭在我面前的扶手上。秀发四处飘洒，几乎打到我脸上，清香四溢。我上前“套磁”，她自称叫“佳米拉·穆罕默德”，是的黎波里大学地理系的硕士生，对农业有相当丰富的知识，追根寻源问我中国三北防护林的长度、宽度，是复合林还是单一树种，是针叶还是阔叶，是灌木还是乔木……可望着她那紧绷绷、满是腱子肉的小腿，我怎么也不信她是个女学生。我用右肘捣了一下润哥，“我敢打赌，她准是个女保缥。”说得他将信将疑。

聊起1986年4月15日美国借口西柏林夜总会爆炸案轰炸利比亚、可事后调查此事与利比亚无关时，佳米拉拍案而起，“41个利比亚人白死了，美国凭什么？”话题又扯回农业：“我们渴望中国的农业技术，中国蔬菜在这儿长得特别好。”我问佳米拉：“你不想去美国学农业吗？”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美国把我的同学全赶回来了，英国也不会给签证，说我们全是恐怖分子！”我们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去中国留学？”佳米拉两手一拍，“空中封锁，我去不了呀！”我打开笔记本，打算记下这段有趣的对话，可利比亚礼宾官示意我收起纸笔。

下午1点25分，我们的总统专机经过一小时的飞行，缓缓降落在班加西机场。30年前，这里曾是美国在非洲最大的海空基地，可现在的机场静悄悄，唯有我们的小飞机蜻蜓般地滑跑。机场尽头树丛中，恍惚可见涂有沙漠迷彩的米格-23和苏-22雄赳赳地仰望长空。我们的总统专机在一个小车队前停稳，三辆奔驰300SEL和两辆面包车早已守候在这里。我们6人分乘三辆大奔驰浩浩荡荡冲出机场，以140公里的时速飞奔，我低头看了眼手表又抬头看了看太阳，我们正朝西南方向疾驶。

我们被送进一座名叫Aozou的五星级饭店住下，大堂内出售的竟有福建出的“福达”彩卷。我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浴室自来水龙头，意外地发现这里的水竟然不咸，美得我扒光衣服痛快地洗了个澡。在此之前，我的头发被的黎波里的咸水洗得根根直立，一舔上嘴唇犹如舔老咸菜一般。可是没等我洗完，屋里的电话就响了：“你好，马上到楼下集合。”

卡扎菲对我说：“你能卖100万。”

大奔驰驶出Aozou旅馆呼啸而去，根据太阳方向我们正驶向东北，我见润哥紧张地抓住汽车扶手、青筋暴露，我自己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15分钟后，我们驶过一座竖有“禁止通行”标志的大木桥，在一堵绿墙外停下。从我们的开道车上走下一个官员，与大墙下的门卫嘀咕了有两分钟，我们的汽车才缓缓驶入，沿简易沙漠公路缓缓而行，一扫刚才横冲直撞的雄风。

四野是狂风劲草，大有藏龙卧虎之势。草丛中有“丰田巡洋舰”“尼桑巡逻兵”“三菱山猫”各色吉普，许多戴牛仔帽、提AK-M步枪的身影闪烁其间。再向前是一辆奔驰8吨油罐车、双联23毫米高炮和土黄色炮衣掩盖着的防空武器。我们奉命停车，等候警卫人员用步话机通知下一站，讨论是否放行。大约又折腾了半个钟头，我们终于来到一块阳光灿烂的开阔地，两辆长40米、载重50吨的巨型奔驰移动房屋拖车停在草丛中，附近是成群的绵羊和深棕色的骆驼。我早就听说卡扎菲到南斯拉夫参加不结盟会议时带了一大群骆驼，因为他每天都得喝骆驼奶。青出于蓝，卡扎菲上校的儿子赛福·伊斯拉姆去奥地利留学随身带着佛利德、巴尔尼两只老虎。我们走出汽车，跟着持枪警卫蹚着没脚面的枯草往前走，路尽头有一个风向标，脚下显然是一条轻型飞机跑道。

我们三个记者被引进一座四面镶有铝合金门窗的小屋休息，真想不到在烈日炎炎的利比亚大沙漠中竟能喝上美帝生产的冰镇百事可乐。从早上到现在我只吃了一碗稀粥和两个“袖珍馒头”，此时饿得我恨不能挤进骆驼群中吃草。
下午4点整，我们穿过羊群，被引进一座开口向东的大帐篷，我一眼就看见了坐北朝南坐在大皮沙发上的“九一革命”领袖卡扎菲上校。

图）1992年4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因洛克比空难案通过748号决议并制裁利比亚已达一周，卡扎菲神态自若在撒哈拉沙漠深处某秘密基地，接受我的独家采访。进入时我看到大门口用阿文写着“十月六日农场”。

50年前的1942年，卡扎菲出生在利比亚费赞省锡尔特地区一个卡达发族人家，21岁进班加西军事学院，25岁留学英国学习军事，27岁组建自由军官组织并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中提出了所谓的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第三理论”，并以此为依据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由于出身游牧民族，他主张没有等级的部落社会自然公平，喜欢住在帐篷里远离豪华住宅，喜欢骑骆驼。他推行部落文化和伊斯兰教的混合物，禁止饮酒和过分娱乐。现在，由于他拒绝交出1988年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的泛美航空公司疑犯而与世隔绝。在我眼中卡扎菲是力主阿拉伯团结的有远见的政治家、革命英雄、民族社会主义改革家。可在西方人眼中，他是无恶不作的恐怖之首。我在电视上多少次看见过他的姿容，可眼前却是近在咫尺。

卡扎菲上校静坐在棕色大皮沙发里，两肘支在一张2米长、1米宽的白漆木桌上，正在认真地看文件，鼻尖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罗登斯德花镜。这位戏剧性的领导人一扫军人作风，变成了戴眼镜的学者，令我想起了托尔斯泰。我正想冲上去拍照，一只大手猛抓住我的右肩，一位便装男子附在我耳边低语道：“你只许拍5张。另外，不许拍帐篷以外的事物，更不许拍上校周围的人。”我这时才注意到卡扎菲左面两米远处有一位老头正在用木炭煮红茶。再过去是一位至少有一米九高的彪形大汉，蹬伞兵靴，穿皮夹克，浓眉大眼，头上缠着贝都因人的包头，令我想起《三国演义》中的马超、马岱。

人们很难说卡扎菲在想什么，更无法预测他下一步将做什么。在短短几分钟里，他时而面无表情凝视远方，时而仰天大笑或勃然大怒声讨美帝暴行。我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像在可可西里拍野牛那样单膝点地，以避免因过分紧张而造成的抖动。看到我聚焦，像所有上惯了镜头的大人物一样，卡扎菲欠起身子披正了镶金边的阿拉伯长袍，用力吸了一口气，这一吸仿佛将帐篷中的氧气吸了个一干二净。他见我只拍了两三张就停了下来，就再次整理衣服，见我仍不动，用缓慢的英语朝我问：“Any
Problem？”（有麻烦）他哪里知道他手下的人给我的命令是“只准拍5张”。

我哆哆嗦嗦地拍完这5张，倒退着退出大帐篷，蹲坐在地毯边缘，贪婪地注视着大帐内的卡扎菲上校。他真像一位沙漠君主，身体后仰，靠在棕色大皮沙发上，昂首挺胸，以至于在相机取景器中占大量面积的是他那骄傲的下巴和狮子般的鼻子。这种情况我只在1988年1月采访阿兰·德龙时遇到过，可阿兰·德龙霸道做作肤浅，带着一种演员特有的夸张的豪气。而卡扎菲上校昂首阔视却带有贝都因游牧部落自然的大漠气息。像恺撒大帝迷信红色一样，卡扎菲上校穿着一件大红的鳄鱼牌（LACOSTE）运动衣，外罩一件银灰色纱制阿拉伯长袍，袍的两襟镶了简朴的金边。伴随着缓慢的手势，上校时而英语、时而阿拉伯语侃侃而谈。在我眼中，卡扎菲上校是位受过良好教育，骨子里高贵儒雅、逻辑性强，能熟练运用阿文、英文表达自己政治意图的政治家，由于民族和地理特点，带着迷人的传奇色彩。凝视着他高昂的头和轮廓分明的嘴唇，我想起身披红色战袍的恺撒大帝正对侍从口授他的《高卢战记》。

不知不觉已过了45分钟，卡扎菲似乎注意到始终蹲坐在帐篷边缘、怀抱相机如痴如醉和他一样穿大红上衣的我。上校朝我招手，示意我过去，并用英语说：“If
you want you can take any pictures
here.”（如果你想拍，你可以随意拍。）我像一束紧绷的弹簧一跃而起，其感觉类似大赦了的囚徒。

采访结束，我走上前用英语问卡扎菲上校能否与他合影，他宽宏地仰天大笑，拉住我让我紧靠在他左边，我的右手与卡扎菲上校的左手十指交叉，紧紧握在一起。我就势掏出笔记本请上校为我签名，上校从桌上摸起一支大红“斑马”（ZEBRA）签字笔，挥洒出一片红色的阿文：“谨表敬意。穆阿迈尔·卡扎菲。”
他用左手将签名递给我，右手拍着我的肩膀用英语说：“你可以卖100万。”言罢又哈哈大笑，我亦跟着开怀大笑起来。

卡扎菲上校将我们送出帐篷，中午与我们同机而来的黑皮肤少女正和其他5位同样的黑皮肤少女一起坐在草坪上，见我们走出来，便一起哈哈大笑，我抢上前挽住她的胳膊合了张影。放眼四望，我在寻找另一位同机而来的金发旅伴，可惜枯草莽莽，一无所有。就在我们钻进大奔驰离去之际，我突然发现她正站在夕阳里，满头金发随着撒哈拉的狂风上下飞舞，还是那身褪色的牛仔套装，只是上衣脱去，露出柳腰间银光闪烁的手枪来。可陪同制止我照相，我一万个不愿意地将相机塞回包里。

黄昏，我们的总统专机从班加西机场直冲蓝天。我平躺在专机唯一的一张沙发床上，想象卡扎菲上校躺在这里的情景，耳边回荡着红袍恺撒的一句名言：“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赢了！”窗外是波涛汹涌的锡尔特湾，远方，残阳如血。

我所知道的阿拉法特

1991年1月7日，在黑云压城的巴格达，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海湾战争一触即发之际，阿拉法特是举世唯一公开表示站在巴格达一方的政治家。当时，我才突然发现面前这位叱咤风云的中东名人身高竟然只有一米六，这与我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课堂上得到的印象大相径庭。在此后的3年里，我作为新华社中东分社摄影记者，先后几十次为阿拉法特拍照，由近在咫尺到勾肩搭背，得意地看着美联社、路透社的摄影记者们朝阿拉法特大喊：“看这儿！阿拉法特！”

没有国土的元首

阿拉法特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国土的国家元首，1929年出生在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三大宗教的圣地——耶路撒冷。他的名字阿拉法特，就来源自耶路撒冷老城附近的一座山峰，原意为“神与吉祥”。我曾先后四次爬到该山山顶，体会耶路撒冷的神圣。

早年，阿拉法特之父由于从事反对英国殖民者和犹太人统治的活动远走开罗，从此阿拉法特一家不得不四处漂泊。阿拉法特四岁丧母，童年的诸多不幸养成他固执、坚韧的性格，崇尚武力。由于与生俱来的领导天赋，自少年时代起，阿拉法特就成为巴勒斯坦儿童的领袖人物。

从埃及开罗大学工程系毕业后，阿拉法特在科威特开设了自己的建筑承包办事处，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心经营，他拥有了七辆汽车和一座别墅。优越的物质生活无法使阿拉法特成为池中之物，他梦系魂牵的是故乡耶路撒冷那座与他同名的小山。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后的1958年，年仅29岁的阿拉法特在科威特秘密建立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法塔赫”。7年后，他领导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开始武力反抗以色列统治被占领土，巴勒斯坦革命由此爆发。

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由于“法塔赫”坚持以各种手段反抗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统治，阿拉法特被视为头号恐怖分子，无法返回自己的故乡耶路撒冷。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爆发后，为配合阿拉伯联军与以色列的正面作战，阿拉法特化名“阿布·奥马尔”，秘密潜回约旦河西岸的纳布卢斯领导地下抵抗运动。

阿拉法特的身高在人高马大的阿拉伯世界显得有些矮小。这位四处漂泊的政治家一年四季总穿一身墨绿色的军便装，上衣扎在军裤中，腰悬左轮手枪，系军用武装带。阿拉法特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对于十几年来签署的每一份文件记忆犹新。两年前，在开罗外交部与埃及外长穆萨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阿拉法特不假思索地向我背诵十多年前的联合国242号决议内容原文。在与阿拉法特的交往中，我觉得他是个感情外露又好激动的老头，干厚的大嘴唇微微凸起，持久地微笑着。在中东各国的国家元首中，阿拉法特是最乐于与摄影记者合作的一位，每次公开露面都有一大帮摄影师乱哄哄地摆布他，“看这边！阿拉法特！”“再握一次手！阿拉法特！”而阿拉法特总是宽厚地满足大家的要求，皱起大鼻子，半眯起眼睛，咧开厚嘴唇憨笑，使得整个面孔随之缩短。当他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的暴行时，立即双睛凸起，脸部鼓得像一只充足气的皮球，伴随着怒吼，右手食指在空中乱舞。

阿拉法特总是头缠黑白方格或红白方格阿拉伯头巾，左耳露出，脖子上紧围着另一条同样图形的头巾，塞在军便装衣领里。阿拉法特的头巾围法与北非撒哈拉人、苏丹努比亚人、也门人、贝都因人及海湾各国的围法都不同。在非统国家首脑会议上，我与列席会议的阿拉法特再度相遇，这天他围的是条黑白相间的方格头巾。当我问起他与众不同的围法时，他严肃地解释：“这是我的风格，阿拉法特风格。”据说这种只露左耳的围法使头巾呈不规则的巴勒斯坦地图形状：“白格代表城区居民，红格代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黑格代表农民。”尽管阿拉法特仍然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国土的国家元首，而代表其国土的围巾却日夜顶在他的头上，这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有异曲同工之妙。

恐怖之鼻

当一些国家将阿拉法特称为恐怖活动的鼻祖时，经验丰富的阿拉法特却得意地为自己嗅觉灵敏的大鼻子得意。年轻时的阿拉法特的确用尽各种暴力手段打击以色列，因而以色列总理贝京将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PLO）称为“暗杀辛迪加”。以色列的另一位总理沙米尔干脆称阿拉法特为“心怀无穷仇恨的人，正在完成阿道夫·希特勒的未竟事业”。

不久前，一名前以色列“摩萨德”特工在《时代》周刊上承认至少有四次他完全有把握将阿拉法特置于死地，可出于各种原因，全让阿拉法特躲了过去。作为巴解主席的阿拉法特，几十年来一直是“摩萨德”刺杀的头号目标，可谓险象环生，阿拉法特总是凭借超人的第六感官，从敌人和内奸的枪弹毒药旁滑了过去，化险为夷。这还不算阿拉伯国家间同室操戈的兄弟内讧。

1969年初，一名被以色列“摩萨德”买通的巴勒斯坦人潜至阿拉法特身边，在阿拉法特的坐车上偷装了窃听器和微型脉冲雷达发射器，企图以此为以色列战斗轰炸机指引目标。可阿拉法特凭直觉及时发现了这个装置，使该阴谋破产。半年以后，在约旦“法赫德”游击队营地，阿拉法特指着办公室内一个写着“阿拉法特兄弟亲收”的邮包大喊：“这是一枚炸弹，我闻到了火药味儿！”就在卫兵奉命将包裹移出营地时，包裹炸得粉碎。

1971年，阿拉法特的坐车在叙以边境附近的巴勒斯坦营地遭伏击，司机中弹身亡，可阿拉法特却安然无恙。1973年，一架载有100多名乘客的利比亚客机被以色列击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但原定搭乘此架飞机的阿拉法特因临时变更了飞行计划而幸免于难。

贝鲁特是20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战场，孕育了全世界最能“忽悠”的战地记者。当地民居的墙壁上遍布弹洞。

1982年，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亲自率大军入侵黎巴嫩，把设有巴解总部的贝鲁特西区团团围住，将阿拉法特、阿布·吉哈德、阿布·马赞等人困在其中，轰炸两个半月，但阿拉法特再次逃脱，巴解总部从此迁往突尼斯。

1992年底，我奉命前往南黎巴嫩采访被以色列驱逐的415名巴勒斯坦难民时，曾拜谒贝鲁特西区巴解总部旧址，对阿拉法特在炮火轰击下安然无恙大惑不解。

巴解总部迁往突尼斯后，以色列仍未放弃从肉体上消灭阿拉法特的企图。1985年10月1日，经过周密计划的以色列空军长驱2400公里，突然袭击位于突尼斯城南郊的巴解总部，一举将巴解总部夷为平地，伤亡数十人。可阿拉法特当天因迟到15分钟而再次逢凶化吉。

自1982年以色列奇袭贝鲁特，阿拉法特便经常以车为家，他的十几辆不同牌号的防弹车日夜待命，随时准备行踪不定的阿拉法特突然行动。以色列情报部一再扬言，一旦活捉阿拉法特，就用直升机把他吊到约旦河两岸向巴勒斯坦人示众。为防止万一，阿拉法特与警卫约定，一旦有被生擒的危险，警卫即可开枪将他打死。

1993年12月初，我与新华社开罗分社首席记者刘顺驱车到埃及-以色列边境小城塔巴采访巴以和谈。在塔巴希尔顿饭店7层楼口，竟与阿拉法特的大保镖相遇，我和刘顺当时都以为阿拉法特秘密飞抵塔巴。大保镖将各国记者挡在楼下，只友好地将刘顺和我放进套房，独家采访了巴勒斯坦代表团首席代表沙斯。原来，阿拉法特并未到此，他只是本能地预见到危险，故将自己的大保镖借给沙斯担任贴身警卫，以保障巴以和谈安全举行。

1993年9月13日加沙、杰里科自治协议签署以后，阿拉法特一跃成为各国情报机关关注的头号人物。现在，由于中东和谈的大量活动在恐怖活动猖獗的埃及举行，巴解、“摩萨德”、中央情报局和埃及内政部正竭尽全力保护谈判成员的安全，阿拉法特名列重点保护对象的榜首。

乘飞机最多的国家元首

阿拉法特素有开快车的嗜好，1969年1月他开车从安曼往巴格达看望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那天天降大雨，途中由于车速太快竟将警卫车远远抛在后面。阿拉法特至此还不满足，继续加速，乃至在超车时撞进一辆载重车的集装箱里，坐车车顶撕裂。20分钟后，赶上来的警卫才救出全身是血的阿拉法特，令人惊奇的是他仅仅手骨骨折。

阿拉法特更多的时光是在飞机上度过的，由于没有自己的国土，阿拉法特不得不频繁地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成为举世公认的坐飞机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国家元首。阿拉法特曾对驻开罗的外国记者说：“飞机是我的祖国，也是我的坟墓。”

1992年4月7日晚，我正和一帮外国记者聚在利比亚驻开罗使馆门口催问签证，突然听到阿拉法特的飞机在利比亚上空骤然消失的消息。各国记者说法不一，纷纷赶回办公室发稿。利比亚领袖卡扎菲上校已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寻找阿拉法特”，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命令埃及空军配合利比亚行动。美国卫星、法国驻乍得的军队也都卷入寻找阿拉法特的行动之中。原来，阿拉法特于4月7日结束对苏丹的访问，乘一架有阿尔及利亚民航标记的“安-26”飞往利比亚萨拉地区，视察巴勒斯坦游击队营地。可刚进入利比亚上空，就遇到一场50年未见的特大沙暴，使阿拉法特的专机与地面无线电联络中断。
阿拉法特失踪的消息举世震惊，几百万巴勒斯坦人祈祷真主，正在秘密和谈的中东各方更为不安，担心巴以和谈夭折。

经过一天多的搜寻，美国侦察卫星最先发现了严重毁损的飞机。利比亚空军也在极其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确定了阿拉法特专机坠落的位置，但因沙漠风暴继续肆虐，机上人员仍生死不明。

阿拉法特从不事先向外界透露他动身的时间、地点和行动路线。他一向声称：“谁也不知道今晚我在哪里睡觉。我坐进汽车后才告诉司机去哪里，飞机驾驶员也只有在飞机升空后才被告知降落地点。”一夜之间，原本行踪不定的阿拉法特在撒哈拉沙漠罕见的风暴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拉法特飞抵利比亚萨拉地区上空时正值沙漠风暴以160公里的时速呼啸而至，他命令机组马上在附近的库夫拉军用机场紧急迫降，可在飞沙走石的情况下，空中能见度不足30米。机长穆罕默德立即用无线电通知地面利比亚军方，请求地面协助，但强大的沙暴使无线电通讯蓦然中断，从此飞机杳无音信。

阿拉法特的专机被沙暴吹离库夫拉空军基地，燃料消耗殆尽、摇摇欲坠。经请示阿拉法特后，机长毅然决定不放起落架，用机腹在荒野上做软着陆。

阿拉法特的战友马上在飞机尾部搭起一个简易掩体，用衣服、枕头等缓冲物堆在阿拉法特周围。飞机迫降时机头扎进沙堆，机身断成三截，机首部分3名机组成员无人生还，5名随员重伤，可阿拉法特仅头部受轻伤还最先爬出飞机残骸，指挥抢救重伤员。之后，点燃火把，命令伤员将尿撒到瓶子中，以备缺水时用。阿拉法特再次从死神黑翼下滑过。

先有国后成家

阿拉法特被西方报刊描绘成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教徒，生性羞怯、不擅与女人沟通，几次求婚遭拒绝后一蹶不振，还有人怀疑他是同性恋。

直到1991年秋，62岁的阿拉法特突然与年方28岁的苏哈·塔维尔小姐秘密结婚，举世皆惊。其实，阿拉法特在私生活上并非一个超人：“我是一个凡人，我也非常想有一位妻子和孩子。但我将面临长期斗争，要求任何一位妇女与我共患难都是不公平的。”

苏哈小姐与阿拉法特都是耶路撒冷人，苏哈比阿拉法特年轻34岁。苏哈5岁时，阿拉法特已是当地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了。苏哈说：“难以置信的是我5岁时听说过的那人，最终成了我丈夫。”

苏哈1964年6月17日出生于耶路撒冷布尔吉苏坦的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富有的家庭，父亲是银行家，母亲是记者，创建了巴勒斯坦通讯社。苏哈毕业于法国苏尔本大学，曾在法国获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和语言、文明史博士学位。1984年，芳龄20的苏哈陪母亲前往约旦拜会阿拉法特，从此相识。此后，苏哈辞去巴黎的工作，担任阿拉法特私人通讯员、秘书和经济顾问。1988年，阿拉法特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巴勒斯坦国宣告成立，他本人当选为总统。大功告成、年老思家的阿拉法特恰在此时开始考虑与年轻貌美、才华横溢的苏哈小姐结合，并终成眷属。

嫁给阿拉法特的苏哈不得不放弃许多自由，随时面对死亡，过着聚少离多动荡不安的生活。丈夫的姓氏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她当然为这个姓氏骄傲，但同时也是沉重的负担，未经安全人员许可，不得外出行动。阿拉法特太太既不能与新婚丈夫形影不离、共享蜜月的甜美，更无法尽主妇义务，为丈夫做一顿家常便饭。阿拉法特通常每天连续工作十几小时，而且浪迹天涯、萍踪不定，只有凌晨才能同太太单独待一会儿。新婚妻子苏哈抱怨“我总是担心他的安全，但他却什么都不怕”。阿拉法特则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想逃也逃不掉”。

年逾花甲、胡须花白的阿拉法特是位很温存的丈夫，对娇妻体贴入微，每次出访归来都不忘给太太带回纪念礼物。偶有闲暇，阿拉法特喜欢待在房中欣赏古典音乐，最喜欢《茶花女》和莫扎特的作品。擅长演讲的阿拉法特有时会声情并茂地给太太朗诵名著，整段整段地背诵戴高乐讲演中的名句：“法国虽然输掉一场战斗，但没有输掉战争。”

阿拉法特生活俭朴，不嗜烟酒，喜欢喝加蜂蜜的红茶。他还特别喜欢孩子，常说：“孩子是我们的生命，孩子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我们的政治。”

阿拉法特与苏哈的结合，使他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的心愿成为可能，可他们绝对想不到1995年夏天，苏哈在巴黎剖腹生下一个女婴后，她所住的医院就出现了恐怖炸弹，她眼看着嘴里含着橡皮奶头的小东西被裹在防弹背心里让保镖带走。阿拉法特夫妇给新生的小女儿取名萨赫，意为“希望”，希望她“生活在一个真正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在那里能和以色列儿童一起安全地玩耍”。

1993年12月12日，按规定以色列应从加沙、杰里科撤军的前夕，我在埃及开罗总统府最后一次为阿拉法特拍照。由于直至撤军前夜，与以色列总理拉宾长达一整天的艰难会谈毫无进展，满面花白胡须的阿拉法特一脸倦容。我只记得他用阿语含混地宣布：“撤军将无限期推迟，再见！”透过取景器，65岁的阿拉法特更显苍老，但仍然昂首挺胸地消失在总统府门口。

7天后，我飞回北京，写完这段我所知道的阿拉法特的故事。此时，我缩在寒冷的北京蜗居之中，遥祝阿拉法特早日拥有统一完整的祖国。

从囚犯到总统

当今在任的国家元首中，从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获得如此广泛的最高荣誉，这位空前的伟人就是南非总统纳尔逊·罗利哈拉哈拉·曼德拉。迄今为止，他已是罗马、佛罗伦萨、阿伯丁、格拉斯哥等上百个城市的荣誉市民；当选为苏格兰、利兹、伦敦等数不清的大学联合会主席；大不列颠全国海员工会及无数个工会的荣誉会员；获得包括中国北京大学在内的英、法、美、德、古巴、津巴布韦等数十所大学的荣誉学位和学衔。世界各大洲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街道、公园、广场……德国还建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他是印度尼赫鲁奖、奥地利布鲁诺·克赖斯基人权奖、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解放奖、苏联列宁国际和平奖、圭亚那最高荣誉奖、西班牙人权协会奖、德国不来梅团结奖、东德国际友谊之星奖、欧洲议会萨哈罗夫奖、古巴普拉·希龙奖、英联邦第三世界奖、美国肯尼迪人权奖乃至诺贝尔和平奖等众多大奖的拥有者。1963年他被判终生监禁走进监狱时，还是个健壮的男子；1990年走出监狱时已是71岁的古稀老人。斗志和毅力使他在有生之年看到理想实现，成为南非有史以来第一位自由民选的黑人总统。1993年11月，我终于有幸见到了这位伟人。

他本应成为大酋长

1918年7月18日，曼德拉出生在南非特兰斯凯省乌姆塔塔一个滕布族酋长家里。他的曾祖父是当地著名的黑人部落首领，父亲是操科萨语的滕布人部落酋长，据说有皇族血统，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乌姆塔塔乡间，曼德拉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黄昏，曼德拉同村里的孩子围在篝火旁，听白发苍苍的部落长者讲述美丽浪漫的黑人历史，黑人英雄丁干、本巴塔、欣查等抗击外族的故事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曼德拉在回忆童年时写道：“我对政治的兴趣是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讲述历史时产生的。我曾暗暗发誓，在生活给我的快乐中，将包括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我将为我的人民获得自由而做出贡献。”

少年时代的曼德拉被母亲送到当地一所白人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接受正规教育，聪敏好学的曼德拉发现教科书中的非洲历史与黑人部落口头流传的历史大相径庭。放学后，曼德拉像其他黑人孩子一样帮助父母放羊、种地，黑人社会底层的悲惨生活给曼德拉很大教育。

从教会学校毕业后，曼德拉进入唯一一所肯招收黑人学生的黑尔堡大学攻读文科，由于父亲去世，滕布族大酋长达林戴波成了他的监护人。黑尔堡大学有悠久的民主传统，曼德拉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大学三年级时，曼德拉因领导学生运动而被除名，他的监护人达林戴波大酋长强令他接受校方条件重返学校，可曼德拉断然拒绝。大酋长又提出让曼德拉娶妻成家，回乡继承酋长职位，处理部落政务，曼德拉再次拒绝，并宣布放弃自己的酋长继承权，毅然离家出走，只身前往约翰内斯堡。

约翰内斯堡是南非最大的工业城市，沉浸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气氛之中，曼德拉先在一家金矿当警卫，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拳击手。在这里，曼德拉结识了“非国大”领导人西苏鲁和奥利弗·坦博，随之加入“非国大”。

“民族之矛”总司令

“非国大”成立于1912年，全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南非最大的黑人民族主义政党，也是南非唯一跨种族的政党。它在团结各部族联合维护非洲人利益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始终不肯越过“温和、合法”的界限。曼德拉加入“非国大”后，一面函授修完文学、法学课程，一面与西苏鲁、坦博合作，于1944年在“非国大”内建立了“非国大青年联盟”，任全国书记和全国主席。在青年联盟推动下，“非国大”于1949年通过反对白人统治、争取民族自决的政治纲领，决定以群众运动反对白人种族统治。

1952年，针对南非国民党上台后颁布的“集团住区法”“人口登记法”，曼德拉组织了全国性的“蔑视运动”，这是南非历史上首次有组织抗议种族隔离制度的群众运动，曼德拉任运动总指挥。曼德拉的指挥才能令非洲政治家们敬畏，同时吓坏了南非政府。成群结队的有组织的有色人罢工罢市，强行进入仅供白人使用的商店、邮局、车站、住宅区等公共场所。这场运动持续了4个月，蔓延到全国，给白人政府以沉重打击。南非当局下禁令不许曼德拉参加政治活动，可他因指挥“蔑视运动”有功而当选为“非国大”副主席。
在此后的几年里，曼德拉开设了南非第一家黑人律师事务所，坚持用合法手段反对南非政府，总结积累斗争经验。

“蔑视运动”使“非国大”威望猛增，成员从7000人发展到10万人。针对这一情况，曼德拉制定了以其名字第一个字母命名的“M计划”，着手在基层建立严密的街道小组，再逐级组成城镇领导机构，接受“非国大”中央执委会领导，使“非国大”组织日趋严密。

1960年3月21日，警察开枪镇压沙佩维尔反对通行证法的示威群众，打死69人，伤180多人。继而宣布紧急状态法，取缔“非国大”。由于事先已有“M计划”，非国大及时转入地下。在白色恐怖下，曼德拉开始组建军事组织“民族之矛”，亲自担任总司令。他隐蔽在一个白人朋友家中钻研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毛泽东和格瓦拉的军事理论，选择了以经济目标为主的“破坏战略”。

1961年12月16日，为纪念祖鲁人抗击布尔人入侵的“丁干日”，曼德拉的“民族之矛”在德班、伊丽莎白港和约翰内斯堡同时行动，袭击政府机构和变电站，公开进行游击战。

为获得国际支持，曼德拉多次秘密访问英国，还会见了尼雷尔、布尔吉巴、本·贝拉、海尔·塞拉西等非洲国家领导人，并在安哥拉接受军训，成为令南非当局坐立不安的“黑色的烦恼”。1962年8月5日，由于叛徒出卖，扮成司机的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秘密被捕。同天，世界正瞩目于好莱坞艳星玛丽莲·梦露的玉殒。

1962年10月，被捕的曼德拉在法庭辩护时，喊出了被压迫者的心声：“种族隔离制度是不道德、不公正、不能容忍的。我们的良心激励我们抗议它、反对它、努力改变它。”虽然他从此身陷囹圄长达27年，但他一直在监狱里以精神领导着南非黑人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斗争。

“无期徒刑再加5年”的铁面人
他的监狱身份卡简单明了：“纳尔逊·曼德拉。466-64号，破坏罪，1962年11月7日起无期徒刑再加5年。”

在好望角外烟波浩渺的大西洋上，与世隔绝的罗本岛监狱里囚禁着这位当代“铁面人”。身材魁梧的曼德拉的单人牢房仅有4平方米，没有床也没有桌椅，只有一席草垫和两条毯子。直到1973年曼德拉生病后，狱方才发给他一张床，但没有床单和枕头，一日三餐吃的是玉米粥和杂粮。每天早7点到下午4点，曼德拉与其他囚犯一起挖土修路、开采石灰岩，从事奴役性劳动，四周是鞭打、凌辱和警犬，风雨无阻。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体质日益虚弱，体重下降了50磅。南非当局企图以长期囚禁和苦役消磨曼德拉的意志。

曼德拉每天3点半就起床，先锻炼身体2个小时，继而开始学习。他的乐观情绪感染了其他囚犯，促成改善政治犯待遇。他通过函授在狱中修完伦敦大学法律专业课程，又开始学习经济和商业专业课程。曼德拉通过博览群书了解外部世界，积蓄力量。为能看懂官方的南非荷兰文报纸，曼德拉开始自学南非荷兰文。由于曼德拉广泛接触囚犯，讲述人生哲理，传播反种族主义思想，囚禁曼德拉的罗本岛监狱成了“曼德拉大学”。

曼德拉在狱中坚持不懈地斗争，争取到听广播、读报、洗热水澡等多项权利。南非当局担心这会影响其他囚犯，秘密将他转移到开普敦波勒斯摩尔中央监狱。在这里，曼德拉拒绝以流放和放弃武装斗争为条件的释放出狱，“在他们给我们以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之前，不得不继续武装斗争。”他严正指出：“自由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在监狱中，我对白人的仇恨减少了，但对制度的仇恨却增加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几十年后曼德拉恢复自由之后，决不向仇敌或曾经折磨他的人报复，极富宽容雅量和道德勇气。

1985年1月，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前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首席顾问达什获准访问这位已经与世隔绝了23年的伟人。达什写道：“他身材修长，仪表堂堂，看上去不像66岁。自制合体的咔叽衣裤，没穿囚服。平静、自信、具有威严的举止绝不像一个游击队员或激进理论家，而像一位国家元首。”

此时曼德拉的处境进一步改善。凌晨3点，曼德拉开始做操、举重、俯卧撑、跳绳和长跑，然后淋浴、浏览报刊、听新闻广播。早饭后看电视节目《早安，南非》，继而是处理来往信件。共有十几名士兵看守着曼德拉，其中三名几乎与他寸步不离。

辛酸的夫妻

曼德拉结过两次婚，早已离婚的第一位妻子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这位妻子现在与曼德拉唯一的儿子在老家特兰斯凯开杂货店度日，女儿梅基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第二位妻子就是著名的温妮，她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泽妮嫁给了斯威士兰国王索布扎二世的第58个儿子，小女儿津妮成了作家，现在美国。

早在1956年，还在念中学的22岁的温妮在法庭上第一次见到曼德拉，当即被这位身材魁伟、仪表堂堂的律师所吸引。当接到曼德拉请她去吃午饭的邀请时，竟激动得“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曼德拉经常请温妮吃麻辣的印度饭，拉她到体育馆去看他如何锻炼得大汗淋漓，由此拉开奇特的爱情序幕。

1958年6月，正受“叛国罪”审判的曼德拉获准离开约翰内斯堡与温妮结婚，可保释候审只有4天时间，传统婚礼才进行一半，曼德拉就赶回法庭受审。由于曼德拉的政治活动被判非法，从此新娘温妮只有待午夜窗户上神圣的叩打声出现，才能与新郎柔情一番。

一天，温妮为家里那辆因老掉牙而趴窝的破车发愁，当天就来了个穿蓝工装、戴宽边帽的修理工。修理工命令温妮上车，直开进一家汽车修理厂，温妮这时才认出这个化装成修理工的大个子竟是曼德拉。曼德拉帮温妮卖掉破车又买了辆新车，才消失在熙熙攘攘的公共汽车站里。

1962年曼德拉被判入狱时，温妮刚怀上小女儿津妮。温妮总是每月千里迢迢赶赴罗本岛，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下按指定的路线乘船渡海，只为能隔着装了厚玻璃的铁窗看一眼憔悴的丈夫。

狱中的曼德拉每天都抚摩身边的温妮照片，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说：“婚姻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互相爱恋，而且在于相互间的永恒的支持。这种支持是摧不垮的，即使在危险关头也始终如一……我真想在你身边，把你抱在膝上……”

直到22年后，南非当局才允许曼德拉夫妇直接接触，“这22年中我们甚至没碰过彼此的手”。当这对夫妻拥抱在一起时，连狱警也表示剥夺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男人拥抱妻子和孩子的权利22年之久是可恶之极的。

获释出狱劳燕分飞

1990年2月11日16时15分，南非开普敦维克托·沃斯特监狱大门打开，被囚禁了27年的曼德拉在警车和直升机护送下走出牢门。年已71岁的曼德拉须发斑白，与夫人温妮手拉手向群众挥手致意。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名记者会集于此，报道曼德拉出狱。据南非报纸称，第一张曼德拉出狱的照片当即以数百万美元的高价被美国人买走。

曼德拉两位妻子养育的一子三女已经长大成人并为他生了12个孙子孙女，儿孙绕膝，其乐融融。清晨，温妮为她年迈的丈夫挑选合适的衬衫和领带，摆好不含胆固醇的早餐，盯着他服完药，敦促他到院子里会见客人。温妮结婚31年后才首次经历这种家庭主妇的生活，她表示：“我对这种状况很不习惯。”比她大18岁的曼德拉“甚至不能洗涮一下他喝水的杯子，在监狱里人们从不让他做这类事”。

温妮嫁给曼德拉时还是个年仅22岁的幼稚的女学生。在婚后的31年里，她独自一人将两个女儿抚养成人并坚持探视狱中的曼德拉。南非政府不断地对她拘留、监禁、流放，温妮住在无水无电漏雨的草棚中，吃未熟的米粥、带泥的萝卜，孑然一身面壁而坐。久而久之，她产生了被遗弃的感觉，养成了酗酒的毛病。一次，她在屋内换衣服，一名警察闯进屋来，暴怒的温妮一跃而起扑将上去，将警察打翻在地，几乎扭断了警察的脖子。

温妮把自己当作曼德拉的替身、“非国大”理所当然的接班人，时而表现出独断专行的作风，令“非国大”领导人十分不满。9年的流放生活使她养成好斗的习惯，这与曼德拉“不反对白人，只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温和政策格格不入。温妮组织的“曼德拉俱乐部”是一个以街头流浪者为主体的冲锋队，频繁地介入斗殴、绑架、刑讯乃至谋杀。温妮本人经常威胁当地少年加入她的组织，否则就将他们干掉。

1988年12月，温妮手下的人干掉了与她政见不和的斯通比，司法当局在调查臭名昭著的“斯通比案”中发现温妮本人也卷入了这场丑闻。此外，还有23起刑事案与温妮有牵连。这使曼德拉十分尴尬，愤然命令温妮立即解散“曼德拉俱乐部”，可温妮置若罔闻。

曼德拉考虑到多年的独居生活和南非政府的持续迫害给温妮生理心理造成的创伤，企图以宽容抚慰温妮，让她担任“非国大”社会福利部长。可温妮我行我素，酗酒闹事，公然与一个29岁的情人同行同止。曼德拉在忍无可忍之后，断然撤销了温妮的部长职务，并与其分居。他对报界宣布：“鉴于我们的分歧，最好的抉择是分居。但我对她的爱决不减弱，我希望诸位理解我正在受的痛苦。”

南非黑人的真正领袖

在南非，家喻户晓的曼德拉是最受欢迎的黑人领袖，他的声望犹如他受囚禁的岁月一样令人肃然。索韦托“十人委员会”主席莫特拉纳对公众说：“如果有一个人能把南非各个组织的黑人团结起来，这个人只能是纳尔逊·曼德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说：“曼德拉是南非黑人的真正领袖，政府必须把他作为黑人领袖对待。”

出狱的曼德拉利用自己的威望取代年老多病的坦博，负担起领导“非国大”的任务。他领导的谈判代表团与开明的德克勒克政府间的谈判取得了进展，并赢得南非最大部落祖鲁族酋长布特莱齐的合作。曼德拉成了名副其实的南非2600万黑人的领袖，其坚定而又温和的政治主张得到其他种族的理解和支持。

1993年夏，曼德拉列席在开罗举行的非统国家首脑会议，一时成为大会的核心人物。当身着黑色西装、雪白衬衫，系花格领带的曼德拉气宇轩昂地缓缓走入会场时，尽管他走路时大腿略显不适，但腰板挺直，形象特别高大。当时，开罗国际会议中心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迎这位领导人。这是南非代表首次被非统组织接受的象征。当时，我作为新华社摄影记者有幸一睹他的风采。曼德拉是非洲贵族与英国贵族风格的混合物，教会教育使他言谈像个英国绅士，衣着风格也是英国式的。祖上的皇族血统使人觉得他举止自尊自信甚至傲慢。曼德拉身高约在一米八以上，头发花白，步态和缓潇洒，怎么看也不像75岁的古稀老人。尽管当时他参加竞选总统尚无结果，可其优雅的绅士风度、敏锐的思维、略带伦敦口音的英语表达，使他的政治魅力超过了在场的任何一位国家元首而成为众多记者捕捉的目标。

一位中年女秘书始终不离他的左右，礼貌但坚定不移地把围拢上来的各国记者控制在一定距离之外，以免这帮全身披挂、鲁莽好动的家伙碰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曼德拉优雅地坐到代表席上，只有极少数入“Pool”（Pool：池子。按国际通行惯例，在重大采访中，因记者太多而实行的特殊采访权制度。一般由主管当局和记者协商推举国际著名新闻单位或资深记者享有特殊采访权，代表全体记者采访，所得采访素材全体记者共享。获得特殊采访权的记者称Pool。）的摄影记者获准进入会场，我亦有幸混迹其中，紧跟在曼德拉四周。我右侧的WTN（Worldwide
Television News）记者法鲁克一上来就朝曼德拉大喊：“您想您能当选南非总统吗？”直震得我右耳暂时失聪。
也许因为我是当时在场的唯一的黄面孔记者，曼德拉对我这张以众多白脸为背景的黄脸格外客气，频频朝汗出如浆的我点头微笑。

“Pool”采访结束，趁与曼德拉合影留念之机，我破坏摄影记者不得提问的惯例，向这位为自由而身陷囹圄27年之久的斗士表示敬意。我低声告诉曼德拉，我是中国记者，正在写一篇有关他传奇的小文。这位目光炯炯的慈祥长者和善地望着我，“无论我们对谁怀有多大的敬意，都不要把他写成天使。因为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

铸剑为犁的拉宾

1991年2月1日夜，我乘一架以色列“阿尔法”式运输机冒着海湾战争的炮火在本古里安机场着陆。这是我头一次跳上这块神秘的国土，当时以色列尚未与中国建交。我径直爬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顶层的阳台上，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用“新华社特拉维夫”电头发稿的中国人。入夜，我跟着一帮胆大妄为的西方记者守在楼顶上等“飞毛腿”，喝威士忌，数遍古今的各国英雄。美国CBS摄影师海古德总是津津乐道地称赞以色列总长伊扎克·拉宾，仿佛他是圣乔治。可当时我对以色列的全部知识仅为一本田上四郎的《中东战争全史》和一张以色列地图。想不到在此后的3年里，我数次前往以色列，每次都与这位大名鼎鼎的拉宾将军有关。

重回权力巅峰

1992年6月22日，我第二次去以色列，奉命采访以色列大选。历史上的6月22日不是法国工人起义就是希特勒进攻苏联，而我则在这天连人带车都被扣在加沙与阿什克隆间的沙漠里，整整两车以色列国防军把我和我的大吉普押往西奈。在押解我的路上，南方军区的一位中校还执着地要与我打赌，是沙米尔赢还是拉宾赢，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沙米尔，可中校说我准输。

好在弄清楚我的种种苦衷之后，押送我的军警宪特迅速放我上了路。《以色列消息报》还为我的莽撞登了条特写：“250名外国记者来以采访大选，31岁的中国记者让南方军区跳了起来。”

次日凌晨，当我从耶路撒冷驱车60公里赶至特拉维夫哈美利兹投票站时，只拍到瘦小枯干但总精神抖擞的沙米尔，而工党领袖拉宾则在几公里外的另一投票站投票。我急忙发动汽车，可《以色列之声》的记者偏举着个话筒横在我那因闯边界被传媒炒得火热的大吉普前，问我昨天是否遭到军警非人道待遇，由此是否会影响中以关系。我一面挂挡、松离合器，一面歪着脖子告诉他：“士兵不是以色列，我更代表不了中国。”想不到这段由吉普马达伴奏的采访在电台播出时，竟被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林真的秘书录了下来，林大使夸我回答得很有外交水平。

1992年6月24日，以色列大选初步揭晓，工党遥遥领先于利库德集团。工党领袖拉宾得知自己获胜后，在特拉维夫工党集会上向自己的支持者致意。

待我驾大吉普风驰电掣赶到投票站时，只见拉宾正躬身钻进一辆破旧的“沃尔沃”绝尘而去，至此，我追拍拉宾大选投票的任务就这么不体面地以失败告终。

好在当晚以色列工党在丹·特拉维夫饭店工党总部集会助选，我还有机会再睹这位拉宾将军的风采。从黄昏等到午夜，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将军就是不肯露面。天快亮了，兴奋的工党党员还在等待大选的统计结果。直到有人宣布工党以12席之差击败对手利库德集团后，姗姗而来的拉宾才露了面。

我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内端详拉宾这张比关公还红的大脸。他还是“六日战争”中那种躬身向右前方微倾的习惯姿势，只是黄军裤换成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暗条纹西装，给人一种羞羞答答的错觉，可一开口，浑厚吵哑的男低音立即将刚才的羞赧之气一扫而光，颤抖的语音浸透了工党饱尝15年在野党的辛酸和大选胜利的激动。拉宾的讲话一再被震天的欢呼声和工党党歌打断，他一一感谢支持他的同事和选民，直到有人齐呼“佩雷斯”时，他才想起这位与他素有芥蒂而又风雨同舟的同事。

4天之后，拉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多功能厅正式庆祝工党获胜，还是那辆老掉牙的“沃尔沃”轿车，还是那身黑西服。这位由突击队员、野战排长升至以军总长、驻美大使及内阁总理（1974-1977年）的老者，终于重新回到权力的顶峰。面对记者围剿，这位鹤发童颜、下野15年之久的花甲老人侃侃而谈，一双深邃的蓝眼睛似乎永远带着一丝忧伤。

偷了最后一发炮弹

拉宾在《回忆录》中回忆自己的出生时说：“有的婚姻是天造之合，我的父母就结合于圣城耶路撒冷。”拉宾的父亲鲁比佐夫生于乌克兰，俄国革命后只身逃往美国，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想当英雄的鲁比佐夫报名参军保卫耶路撒冷，由于平足被刷了下来。可固执的鲁比佐夫趁人不备将自己的姓改为拉宾，走向另一位矮个大头的体检官，竟奇迹般地混了过去。多年以后，成了以色列首任总理的本古里安拍着拉宾的肩膀：“小子！要不是我让你爹通过体检，你就不可能生在耶路撒冷啦。”

就这样，老拉宾进了英军第38营。可惜时运不济，等他的部队开到巴勒斯坦时，战争已近尾声。尽管一个敌人没见着，但毕竟朝天放了许多空枪。在镇压一场阿拉伯人骚乱之后，好歹也算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老拉宾没有白上战场，他俘获了惊人的“战利品”——一位楚楚动人、含情脉脉的犹太姑娘。她原是彼得堡一位颇有教养的富商，“十月革命”后来到巴勒斯坦。她先在加利利基布兹垦荒，天生丽质受不了斯巴达式的磨炼，只好到耶路撒冷当了护士。那年阿拉伯人发动袭击犹太移民的骚乱，高大健壮的犹太军人老拉宾用胸脯护住了她。老拉宾发扬参军时的那股犟劲，趁热打铁与姑娘成婚。一年后的1922年3月1日，酷似其父的蓝眼珠的伊扎克·拉宾诞生于耶路撒冷。

拉宾的母亲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当老拉宾还是金属工会积极分子时，她已当选为特拉维夫市政委员了。小拉宾先后在幼儿园、工人子弟学校长大成人，15岁考进了卡多里农技学校。课余，拉宾在加利利基布兹务农，白天种地，晚上在农场当警卫。从卡多里农校毕业时，拉宾由于成绩优异，得到英国7.5镑的“农具奖金”，可他根本没把钱用在农具上，至今还自称欠英国政府7.5镑。

像当时所有的基布兹社员一样，拉宾对土地本能地眷恋，为垦荒他甚至放弃了去美国伯克利大学留学的机会。假如不是隆美尔打到埃及的阿拉曼，拉宾肯定在海法基布兹里当一辈子老农了。1941年，当一名神头鬼脸的大汉找到正在基布兹食堂喝汤的拉宾，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帕尔马奇（Palmach：希伯来语，意为“突击队”）时，拉宾对此还一无所知。
1941年5月的一个黄昏，拉宾和其他20多个同样激动的小伙子开进了南黎巴嫩破坏电话线，这是他参加帕尔马奇的第一个战斗。

1943年，21岁的拉宾出任帕尔马奇排长，很快他的排成了帕尔马奇9个排中火力最猛的一个。一次演习之后，拉宾顺手牵羊将一枚未打响的迫击炮弹藏进背包，混上公共汽车运回海法，因为他的排只有迫击炮而没有炮弹。不料就在他为自己的所为洋洋得意时，一纸盗窃弹药的传票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原来他偷走的那枚哑弹，是当时全帕尔马奇的最后一发炮弹。

1947年联大通过巴以分治决议，可联结耶路撒冷至特拉维夫的公路一开始就被阿拉伯军队切成几段，耶路撒冷成了一块飞地。为了保障以色列与耶路撒冷的联系，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命令26岁的帕尔马奇上校旅长拉宾打通这条70公里的生命线。脾气暴躁但却雷厉风行的拉宾立即以自己的方式工作，他不仅打通了纵穿“地狱之门”阿雅龙山谷的特拉维夫至耶路撒冷公路，还以暴力另开出一条“缅甸路”。

1991年1月到1993年9月，我先后4次赶赴以色列采访，特拉维夫至耶路撒冷公路是我的必经之路。驾大吉普穿行于阿雅龙山谷之间，当年拉宾亲手改装的装甲汽车还扔在路边，被火箭榴弹击中的弹洞张着血盆大口，被后人涂上暗红色防锈漆，提醒人们牢记前辈付出的鲜血代价。

铁汉柔情
帕尔马奇队员拉宾在婚恋问题上一扫穷追猛打的职业雄风，更没有他老爹趁热打铁的魄力。

1944年，22岁的拉宾与亭亭玉立的丽哈邂逅于阳光明媚的特拉维夫街头。双方只是相互一瞥，就把一切全说明白了，其后是默默相向而立，深情凝视，丽哈一对明眸当即泪花滚滚。拉宾忙从军裤口袋中掏出皱巴巴、满是汗味烟味的大手绢递过去，可丽哈收下了手绢却没擦泪水。次日清晨，丽哈把洗得干净无比、洒了香水并绣了一颗“心”的手绢还给拉宾，拉宾当即心慌意乱，迈开军靴跨上一步，展开猿臂把丽哈抱了起来。

可战场上雷厉风行的拉宾并不愿立即明确两人的关系，在长达4年的恋情中若即若离，不时玩弄“敌进我退”、打了就跑的帕尔马奇战术。其实，拉宾始终狂恋着丽哈，只是身为一名帕尔马奇军官，死神的黑翼一直笼罩在头顶，拉宾不愿承担自己无法承担的责任。在现代军队中，帕尔马奇军官死亡率历来居世界第一。我在以色列看过一部描写“六日战争”的纪实片，片名为《跟我来》（Follow
Me），整部影片全是战地记者火线实拍的，影片字幕上圈了十几个黑框，因为这些记者早已笑卧沙场。影片中有达扬、沙隆、拉宾等人的实战镜头，战斗中的帕尔马奇军官从不说“给我冲！”而是一马当先说“跟我来！”拉宾深知自己职业生涯的危险性，他不愿让漂亮纯洁的丽哈把青春耽误在一个低级军官身上。

睿智的丽哈却偏要把一生赌在这个脏兮兮、穿军靴的傻小子身上，她先报名参加陆军，以后干脆也加入帕尔马奇，并巧弄手段设法编进了拉宾那个营，把自己完整地交给副营长拉宾指挥，继而几个冲锋把拉宾原本脆弱的防线打得千疮百孔。拉宾受伤后，丽哈寸步不离，百般柔情，终于彻底摧毁了拉宾的最后防线，开始筹划在战争间隙给长达四年多的恋情画上句号。

婚礼之后，拉宾全力投入“独立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他率领部队于1948年10月15日诱使加沙-内格夫的埃及军队开枪，借此越过边境直捣北西奈首府阿里什。连以色列空军也没想到拉宾的部队如此迅速地插入敌后，以至错误地朝拉宾的部队发起攻击。拉宾部队的突进再次引来本古里安总理的指责，可他的渗透给和谈争得了有利条件，他本人也由于亲临一线、了解战局而成了以色列和谈代表团的成员。

培养亡命徒式的火线军官

和谈是件令拉宾头疼的事，首先他除了军装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接下来的难题是长这么大从未打过领带，任司机反复教了多少遍，他也无法把那件“工艺品”系到脖子上。绝望的司机只好将领带打一个活扣，套在拉宾脖子上再轻轻拉紧。幸好拉宾对这种“一拉得”的绝招一练就会。

住进罗得岛玫瑰饭店后，宁静的和平气氛使听惯了枪炮声的拉宾睡不着觉，长夜难眠，多年野战生活造成的营养不良又使他饥肠如鼓。会议之余，他找来侍者请教希腊语“还要”怎么说，侍者告诉他是“Encore”。他于是坐在房中苦练了一刻钟。晚餐时，拉宾一眨眼就吞下了一盘肥牛排，随即指着空盘子说“Encore”，继而又得到一盘。那天晚餐拉宾至少重复了三遍“Encore”，才心满意足地走过瞠目结舌的侍者，缓步离去。

15个月的“独立战争”结束后，本古里安总理开始改组陆军，帕尔马奇军官以集体辞职反对削弱他们的地位，拉宾自恃与本古里安关系特殊，到本古里安家中为帕尔马奇请愿，并不顾取缔聚会的命令，因而被记大过一次，还丢了旅长职务。丢了官的拉宾像抽筋似的抬不起头来，可还恋恋不舍地赖在军中不走。好在总参训练部珍视拉宾的才干，力排众议任命他主管“营长训练班”。他以加倍努力报答朋友的知遇之恩，培养出许多亡命徒式的火线军官，其中最有名的是阿里尔·沙龙。

拉宾的勇敢忠诚和讲义气给他惹了麻烦，可这无法抵消其超人的军事天才，拉宾的实战经验和个人魅力有目共睹。1950年，28岁的拉宾升任总参作战部长。他在英国坎伯莱皇家参谋学院进修一年后归国，亲手编写教材筹建以色列指挥学院，继而赴美考察，确立“培养伞兵素质的步兵、突击队员型的坦克手”的建军方略。1956年，拉宾晋升为少将，任北方军区司令，不久又被哈佛大学管理系录取。他动用军队成功地将冰天雪地中10余万新移民妥善安置，深得民心。1964年1月，42岁的拉宾出任以军总参谋长，他从一名帕尔马奇队员爬至以军最高长官仅用了23年。

这期间，拉宾与和他年龄相仿、资历相近的国防部副部长佩雷斯屡屡意见相左。佩雷斯温文尔雅，主张依靠欧洲发展以色列国防；而身怀奇才又咄咄逼人的拉宾以切身经验和一帮职业军人为后盾，倾心美国。两个各怀大志的才子不时在各种问题上发生龃龉，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人为国尽忠的合作。

1967年6月5日凌晨，拉宾任总长的以军先发制人，出动全部200架飞机中的198架，一举摧毁埃及空军，几小时后，又将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彻底歼灭。拥有绝对制空权的以军装甲部队向西奈半岛穿插，不费一枪一弹拿下沙姆沙伊赫，控制了蒂朗海峡。我曾先后14次赴沙姆沙伊赫采访，当年以军紧扼蒂朗海峡的工事已移交戴玫瑰红贝雷帽的多国部队观察员（MFO）。当初拉宾这一举措使约旦、加沙地带、埃及、沙特失去了亚喀巴耶湾的出海口。拉宾的军队随之占领整个耶路撒冷，进抵苏伊士运河，攻占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军队仅用6天就大获全胜，占领了相当于本土3倍多的阿拉伯邻国领土，身为以军总长的拉宾被以色列人视为“六日战争”中的头号英雄。

4年总长任期将满，从不满足的拉宾找到以色列总理，一句话差点儿把这位总理从安乐椅里震出来：“我想当大使，以色列驻美国大使！”

“闯进瓷器店的公牛”

所有内阁成员都不希望锋芒毕露的拉宾出任驻美大使，但执拗的拉宾得到了他那位德高望重的“大婶”——工党总书记梅厄夫人的全力支持。

1968年2月，脱下咔叽军装的拉宾走马上任。当时美国正陷入越战困境，好奇的美国人都想一睹这位用6天打败所有邻国的弹丸小国的三军总长，连罗伯特·肯尼迪也请求与拉宾合影。

尼克松未当美国总统前就是拉宾的好朋友，他身边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是当时世界上最出风头的犹太人，而那位一直庇护拉宾、除了以色列什么也不在乎的梅厄夫人此时稳稳地坐在以色列总理的位子上。
拉宾的大使生涯并非一开始就得心应手。尼克松在白宫举办晚宴，拉宾不知道请柬上的“白领带”（White
Tie）是什么东西，更弄不懂是必须佩戴还是严格禁止。好在他不耻下问，才在一个饭店老板那儿弄到一套硬衬条纹裤、黑燕尾服的“白领带”，像个“摩登时代”的机器人，呆头呆脑地进了白宫。

拉宾在大使官邸宴请美国官员，佳肴美酒之后，他兴冲冲地取出卡斯特罗送的哈瓦那雪茄请客人品尝，不料原本笑逐颜开的来宾一时像见了毒蛇猛兽，望烟而逃，只有拉宾自己一脸憨笑地独自享受卡斯特罗的礼物。原来美国当时正对古巴实行经济制裁，而拉宾却在美国政府官员眼皮底下以实际行动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

几天以后，拉宾才弄明白自己的失礼。他在宴请五角大楼的将军们时诚恳地为自己以违禁品待客表示歉意，不料这帮将军对哈瓦那雪茄这种“违禁品”神往已久。结果所有将军都凑到拉宾周围，醉人的古巴雪茄的芬芳弥漫于室。

在外交场合折冲樽俎之余，拉宾还不遗余力地从各个方面、以各种方式捍卫以色列国家利益，有时甚至有失外交官的风度。当美国根据联合国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六日战争”侵占的领土时，拉宾竟敢指着基辛格的鼻子大吼：“我告诉你！你们正在铸成大错！我将在美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反对你们！”其后在公共场合，他还指着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抨击了40分钟。拉宾此举在华盛顿外交界得了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的诨名。

拉宾并非永远这样鲁莽，在尼克松的椭圆形办公室，拉宾则换上另一副面孔，哀求尼克松：“总统先生，我再次诚恳地呼吁，作为唯一信任、同情、理解以色列的您，给我们急需的武器吧！”在尼克松的默许下，以色列使用美国支援的F-4鬼怪式战斗机飞越运河，轰炸了埃及腹地。
拉宾还巧妙地争取到美国犹太人社团的大力支持，进而对美国政策施加影响，《华盛顿邮报》攻击他通过犹太人插手美国内政。

在华盛顿，拉宾作为“六日战争”的英雄四处做巡回报告，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则像初中生似的坐在台下记笔记。对美国军方的各种要求，拉宾从不拒绝，他希望扩大自己的影响。当美国国会拒绝海军建造航空母舰的预算案时，五角大楼把拉宾请进了国会。拉宾作为唯一亲手使用过所有苏美双方先进武器的常胜将军，竟娓娓动听地说服了国会追加拨款，为第6舰队再造了一艘航空母舰。拉宾丰富的战场经验、直率的性格和传奇般的经历很讨美国人喜欢。五角大楼甚至邀请拉宾参观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地下指挥所、核潜艇基地和其他绝密设施。

在拉宾担任驻美大使的两年里，成批的军火运往以色列，拉宾终于实现了多年前以美式装备武装以军的梦想。此外，他在华盛顿结交的朋友使美国舆论日益亲以。当拉宾行将卸任回国时，尼克松笑着问来访的梅厄夫人，拉宾回国后会得到什么职位，梅厄夫人说：“那得看他自己的表现。”尼克松当即仰天大笑：“如果你们不想要他，把他留给我，我想用他！”

第一位“土生土长”的总理

1973年3月11日，兴冲冲的拉宾返回以色列。梅厄夫人曾数次许诺他当部长，可此时得到的仅是“先休息一段”的托词。拉宾凭借昔日战功和外交上的成就，开始为工党拉选票而奔走。半年多的犬马之劳感动了工党元老，他们悲天悯人地把拉宾的名字排在工党候选人名单的最后一名上，这让为工党卖命30年的拉宾伤心不已。

上苍有眼，1973年10月6日突然爆发的“十月战争”一夜之间把以色列推入混乱之中。相互揭短、指责、拆台把工党弄得一团糟。感情用事的梅厄夫人倚重佩雷斯、达扬，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这位76岁高龄的老太太最终不得不以辞职来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

佩雷斯首先站出来竞争总理职务，他早在本古里安时代就是国防部副部长，资历深厚。可拉宾看不起这个文质彬彬的文官，拉宾自身的地位是靠真枪实弹打出来的，而此时的工党正需要拉宾这样与党内瓜葛不深、出身名门而又喜欢讲真话的常胜将军。结果拉宾以295对254的多数票击败佩雷斯，出任以色列政府总理，时年52岁。

拉宾是以色列建国以来第一位土生土长的总理，在此之前的历届总理全是苏联东欧移民。生在耶路撒冷的拉宾一改他以前历届总理的形象，摆出鲜明的亲美姿态。可拉宾刚上台，美国历史上最亲以的总统就因水门事件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弹劾下台的总统。好在福特继承了尼克松的中东政策，拉宾被当作福特总统的客人访问白宫。

1974年9月10日，拉宾首次以总理身份访美，盛大国宴之后，响起悠扬的舞曲。顿时，全场目光都集中到福特、拉宾夫妇身上。精于此道的福特欣然而起，以骑士风度揽住拉宾夫人翩翩起舞。贵宾们随之以鼓励的目光期待拉宾与福特夫人共舞，可拉宾根本不会跳舞。他装模作样地谈笑风生，拖延时间，盼望能有仰慕第一夫人风采的“猛男”挺身而出，代他完成这一无比艰巨的任务，可如此不懂外交礼仪的冒失鬼就是没有。无计可施的拉宾只好壮着胆子走向满面春风、翘首以待的福特夫人。他一脸尴尬，“对不起，夫人，我不会，一步也不会，我不想踩伤你的脚趾。”他原以为会得到宽恕，不料福特夫人明媚地一笑：“别怕，总理先生！我年轻时总教人跳舞，比您再笨的家伙也伤不了我。Come
along（来吧）！”

拉宾梦游般地被福特夫人牵进了舞池，身不由己地扭着笨重的身躯，紧盯着自己不听指挥的双脚。福特夫人一面引导着茫然不知所措的拉宾，一面敏捷地躲闪那双穿惯了军靴的大脚的袭击。乐队无休止地奏着舞曲，拉宾大汗淋漓，机器人般地摇来晃去，双眼露出乞求的目光。站在圈外同样不擅此道的基辛格兔死狐悲地读懂了拉宾的眼神，借口有要事，才把千恩万谢的拉宾救出圈外。多年后拉宾还对这次当众出丑心有余悸。他说，即使基辛格从未帮过以色列，但仅凭这次救他出苦海的义举，也值得感激一生。

对恐怖活动决不手软

基辛格不仅帮拉宾摆脱舞会，还硬逼着他与埃及总统萨达特和谈。1975年6月，以色列与埃及达成协议，因“六日战争”封闭了8年之久的苏伊士运河恢复通航。以后，拉宾出访摩洛哥，托国王哈桑二世向萨达特转达愿意会晤的信息。拉宾还授意“摩萨德”查明卡扎菲在撒哈拉沙漠中的敢死队训练营，协助埃及突击队摧毁了企图在“7·26”革命节行刺萨达特的阴谋。

在积极与埃及谋求和解之余，拉宾内阁对一切危及以色列利益的恐怖活动决不手软。1976年6月，巴勒斯坦“人阵”将法航139班机劫往乌干达，机上254名乘客中有83名是以色列人。当时各国通行的做法是屈服于恐怖分子压力，可以色列强硬的做法改变了以往的惯例。

拉宾亲自领导由他和国防部长佩雷斯、外长阿隆等人组成的应急指挥部，授权国防军制定强硬的“大力神”计划，准备从4000公里之外的乌干达夺回人质。

在比尔谢巴空军基地，39岁的伞兵司令肖姆龙准将装模作样地在婚宴上暴饮。国防部长佩雷斯在与来访的布热津斯基共进晚餐时，对他的同乡用波兰语热情长谈。在这些公开曝光之后，精神抖擞的肖姆龙立即潜回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空军基地。在那里，两架波音707和四架C-130“大力神”已为夺回人质进行了上百次模拟演习。
7月3日15时10分，拉宾在内阁郑重宣布，解救人质的部队已在20分钟前出发，若内阁反对，他将下令召回已经踏上征程的部队。

飞往4000公里外的乌干达执行任务的总指挥佩莱德空军司令是熟练掌握C-130“大力神”驾驶特性的空军专家，地面分队指挥官乔·内塔尼亚胡中校是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兄弟，他的神枪手全化装成黑人。为了出奇制胜，内塔尼亚胡专门挑选了一名长得酷似乌干达总统阿明的家伙，准备与劫机的恐怖分子“谈判”。以色列空军的F-4E“鬼怪”战斗机在红海上空为这6架远征的飞机护航。

经过7个多小时的长途飞行，袭击部队飞抵乌干达恩德培机场上空。一名伦敦口音的突击队员尖着嗓子向地面塔台请求允许“英国民航”迫降。为了控制“大力神”着陆时的轰鸣，以军飞行员没有改变螺旋桨桨距便着陆滑跑。身先士卒的哈佛毕业生内塔尼亚胡中校带着他的9名“黑人”部下乘奔驰轿车从“大力神”的机腹内冲出，莫名其妙的乌干达士兵在向奔驰轿车行礼之际已被迎面而来的无声手枪打翻在地。

内塔尼亚胡和他的部下一面用雪花膏擦去脸上的黑墨，一面用希伯来语高喊着“卧倒”，冲进关押人质的候机楼。45秒之后，以军全歼了劫机犯，取了指纹，并将所有人质护送上马达轰鸣的“大力神”。

与此同时，其余突击队员已将停机坪上的乌干达米格战斗机一一炸毁，还顺手收拾了机场塔台和雷达站。另一组突击队用吉普车上的106毫米无后坐力炮的“龙”式导弹“修理了”从坎帕拉方向赶来增援的乌干达陆军。提供空中警戒的两架波音707则按计划在空中巡航。

当人们欢迎凯旋的突击队员把所有人质救回以色列时，拉宾正在西奈半岛最南端的沙姆沙伊赫仰望晴空，作为将军出身的总理，他为他部下的战绩泪流满面。内塔尼亚胡中校在行动中阵亡。海明威曾言：“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拉宾还来不及为自己的杰作得意，因通货膨胀引起的民愤以及接连不断的打击使拉宾政府雪上加霜。先是拉宾内阁在安息日为首批飞抵以色列的F-15战斗机举行欢迎仪式违反了“摩西圣训”，议会为此对拉宾政府投了不信任票，继而是政府阁员的一系列贪污案在报上曝光，最后是拉宾自己在美国银行中的2000美元存款被《国土报》揭了出来。在以色列，作为一名政府总理在国外拥有私人存款是违法和极不道德的事。拉宾夫人因此被起诉，在众目睽睽之下，拉宾以一个热吻将患难与共的夫人送进法庭，接受2.4万美元的罚款。此后不久，拉宾代表执政29年的工党把权力移交给贝京，从容下野。

成功缘于梦想

1992年夏，我亲眼目睹了拉宾大选获胜、再度辉煌的全过程。在沉寂了15年之后，他梅开二度，重新登上总理宝座。拉宾深知工党之所以获胜是由于国民渴望和平，以及国际和平力量施加的压力。拉宾自兼国防部长，任命自己的伙伴和对手佩雷斯为外长。拉宾动情地宣称：“人们的成功缘于他们的梦想。”他一上台就冻结了被占领土上的100多个犹太人定居点，吸收巴勒斯坦人进入内阁，邀请约旦国王、叙利亚总统等阿拉伯国家首脑访问以色列。

1992年7月21日，组阁仅仅10天的拉宾亲自飞抵开罗，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作为穆巴拉克总统摄影师，我有幸进入机场拍摄盛大的欢迎仪式，眼看着拉宾缓步踏着猩红色地毯神态凝重地检阅埃及仪仗队。其后，我蹿上大吉普紧随着国宾车队赶赴20公里外的开罗库巴宫总统府，数百名记者拥在这里采访中东和平进程。在大庭广众之下，穆巴拉克与拉宾的四只大手紧握在一起。这两位缔结和平的政治家曾是战场上的对手：拉宾曾任以色列总长，穆巴拉克曾任埃及空军司令。他们的军旅生涯和层层晋升都是在以对方为死敌的搏斗中完成的，而今两位劲敌绅士般握手言和。

当我大汗淋漓地钻出人群，才发现《时代）周刊的断腿巴利正痛苦地匍匐在地，相机和铝梯扔在一边。原来这老兄高烧39℃，可又不愿错过千载难逢的拉宾来访，终因体力不支摔倒在地。听到他的呼救，我忙把他连同一大堆器材扛上吉普，一直将他送到他太太手中才返回办公室发稿。一周后，我在《时代》周刊上看到巴利的病中之作，我的照片也被《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采用。

1993年4月14日拉宾二访埃及，我驱车赶往位于伊斯梅利亚的总统别墅时，拉宾的UH-60黑鹰直升机正缓缓降落。在苏伊士运河管理局面向大苦湖的露天会场，穆巴拉克与拉宾并肩宣布将坚定不移地加速中东“实现和平”。1993年10月6日拉宾三访埃及，同年12月12日拉宾四访埃及，我都受命为拉宾拍照。

1993年9月，我第四次前往以色列，采访当时尚属子虚乌有的巴以秘密和谈。由于风传拉宾、佩雷斯与巴解组织秘密谈判，加沙、杰里科行将自治而引起全国的震惊。拉宾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全上了街，在总理府前的小山上扎了营，全副武装的军警不得不设立路障以保障交通畅通。好在以色列人法制观念极强，尽管示威者也与军警发生冲突，砸路障、烧旗帜，但总的来说还算温和。在总理府门前，数百名记者争抢进入总理府的名额，因报道艾滋病而获大奖的瑞宁格摇晃着总理府大门：“我是犹太人，我的祖国为什么不让我进！”骚乱的示威者忽然扔出一个冒着烟的圆柱体，吓得我紧跟着军警趴在地上，原来是一颗烟幕弹，一个大个子警察用一罐可口可乐浇灭了它。

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议会，反对加沙、杰里科自治的议员激烈抨击政府的外交政策。沙米尔坐在议席上一语不发，阿里尔·沙龙火车头般地喘着粗气。一位坐在我左侧的亚洲女士突然用中文同我打招呼，自称是台湾《中国时报》的特派记者，掏出一张德文名片，竟是大名鼎鼎的龙应台。龙应台和我都被以色列议会的大辩论弄得不知所措，眼看着拉宾一再看手表，可就是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中国外长是“犹太人”

199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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