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战场归来（经典“战争三部曲”热销200万册！战地英雄唐师曾生命巅峰之作！）》 - 唐师曾 - Meg Book Store

	登入帳戶　 \|　訂單查詢　 \|　購物車/收銀台( 0 )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會員登入新用戶登記

HOME

新書上架

暢銷書架

好書推介

2023年度TOP

臺灣用戶

品種：超過100萬種各類書籍/音像和精品，正品正價，放心網購，悭钱省心

服務：香港／台灣／澳門／海外

送貨：速遞／郵局／服務站

新書上架：簡體書繁體書
暢銷書架：簡體書繁體書
好書推介：簡體書繁體書

『簡體書』我从战场归来（经典“战争三部曲”热销200万册！战地英雄唐师曾生命巅峰之作！）

書城自編碼： 2149391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纪实文学
作者：唐师曾
國際書號(ISBN)： 9787535468963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3-11-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87/250000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100.7

我要買件

** 我創建的書架 **
未登入.

新書推薦：

《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狗狗带给我们的治愈与改变》
售價：HK$ 51.8

《情感觉醒：揭秘亲密关系背后的真相》
售價：HK$ 68.8

《诸葛亮》
售價：HK$ 79.4

《解密：梦的诞生》
售價：HK$ 193.2

《课长，这不是恋爱，这就是性骚扰！》
售價：HK$ 45.9

《人文与社会译丛：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
售價：HK$ 79.4

《（守望者·人间世）自我：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
售價：HK$ 82.8

《白蛇：浮生艺术画集》
售價：HK$ 193.2

建議一齊購買：

HK$ 55.1
《我不喜欢这世界，我只喜欢你》

HK$ 92.1
《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

HK$ 74.9
《乖，摸摸头（大冰最新暖心故事）》

HK$ 103.5
《鱼羊野史：第2卷》

HK$ 103.5
《你的孤独，虽败犹荣》

HK$ 95.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所有人心动的故事》

編輯推薦：

《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重返巴格达》是有着“新闻斗士”之称的著名新华社记者唐师曾，亲历海湾战争，于战火间出生入死，前后历时10年，付出惨重代价而写就的战地传奇。这一系列作品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了20世纪末，海湾战争——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现代高科技战争——所导致的中东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多舛命运，以及对国际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唐师曾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现任新华社记者、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装甲兵工程学院特约研究员，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政治军事权威。他的文学作品素以“科学的态度，艺术的语言，讲人的故事”，对国际关系及世界战争史有着超越时空的深刻洞悉，同时充满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唐师曾任新华社驻中东分社记者的三年间，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与勇气，得以历访卡扎菲、阿拉法特、拉宾、曼德拉、沙龙等政商首脑，独家拍摄的照片因极具新闻价值而多次被国际知名媒体采用，被称为“新华社摄影大师”，名震国际新闻摄影界。其“战争三部曲”自1994年陆续出版，20年来长盛不衰，当之无愧成为记录时代的经典。

內容簡介：

《我从战场归来》是著名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之时，浴血深入战地，写就的中东战地见闻。带着“记录战争带给人类的苦难”的使命，他在经费紧缺、物质条件极差、生命安全无以保障的情况下，只身辗转伊拉克、约旦、以色列、塞浦路斯……亲眼见证美丽大地沦为焦土，交战国难民垂死挣扎，记者们在纷飞战火中肝胆相照，热血相助……本书多次再版印刷，累计销量百万册，英雄主义的正义和激情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

關於作者：

唐师曾，男，1961年生于北京，江苏无锡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著名战地记者，因采访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以及众多国际政治领袖人物而声名大震。也因其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而备受世人瞩目。他的文学作品素以“科学的态度，艺术的语言，讲人的故事”，对国际关系及世界战争史有着超越时空的深刻洞悉，同时充满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主要著作有《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重返巴格达》《我在美国当农民》《我的诺曼底》《我说》《一个人的远行》《黄河的联想》。

战场归来二十年（唐师曾）
笼中之豹（唐师曾）
梦回世纪之战（唐师曾）
直面死亡的记忆（唐师曾）
豁出命的唐老鸭（萧乾）
从雪山到火海
上下同欲
飞往巴格达
并非天方夜谭
在巴格达，为一张照片
临近摊牌的巴格达
六百记者云集安曼
“打起来了！”
安曼祈祷和平
鲁威谢德难民营
贝卡难民营
告别约旦
另纸签证
从拉纳卡到本古里安
生活在面具后面的以色列
“飞毛腿”袭来之际
戒严中的加沙
西岸——没有摄影的摄影采访
坦克，进攻！
耶路撒冷
重返拉纳卡
“我要上前线！”
烙饼
我和河野
“死亡之路”
我们的家
劫后巴格达
去南部——什叶派地区烽烟又起
去北部——库尔德难民逃难记
撞车、撞车、再撞车
海湾战争中的北大人
罗伯特?卡帕
新闻检查
再见巴格达
多余的话（许延滨）
附录（徐佑珠等）

內容試閱：

从雪山到火海
只有先会飞，才能拥有翱翔的翅膀。
——以色列伞兵

8月3日，我和《民族画报》摄影记者凌风正缩在帐篷里听新闻，“美国之音”干瘪的声音播送了一条令我灵魂出窍的消息：“1990年8月2日中东时间凌晨1时，伊拉克共和国卫队3个师越过边境，仅有2.03万人的科威特军队稍作抵抗即全军崩溃，除5000名散兵撤至沙特，全军覆没。”

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我屏气凝神生怕漏掉半个字，直到转播《时事经纬》，我才一个猫跳钻出帐篷，在雪地上连打三个滚，面对雪山长跪不起……
新华社社长穆老头把“摄影”比作新华社的一个翅膀，我做梦都想当翅膀上的硬羽毛。缩在鸭绒睡袋中，我打着手电起草去海湾的申请。
尊敬的部领导社领导：

新华社正在步入世界性通讯社的行列，中东是最好的突破口。中东位于三洲交会、五海包围之地，集地理、历史、宗教、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矛盾于一身。古老的大河文明、金字塔、巴比伦与石油命脉纠缠一处。帝国主义殖民经济不得人心，白面孔的美联、路透在阿拉伯世界不如中国受欢迎。

我1983年毕业于北大国际政治系，曾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大战史”近4年，并获讲师职称；1988年毕业于新华社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1990年毕业于警察学院驾驶学校。身体健康曾达北大锻炼标准。盛夏走过长城，严冬爬过雪山抓熊猫，在世界屋脊探过险，在摄影部新闻中心从事突发事件报道3年半，有丰富的“闪击”经验。无妻儿、恋人拖累，最适合飞往中东采访战争。我决心为新华社争光，报答人民哺育之恩。

就是这篇用军用“小八一”电台发出的明码电报，日后竟被嗜血的人传为血书。其实我这个人最怕见血，更何况在海拔6000多米的青藏高原腹地、6860米的布喀达坂峰脚下，连氧气、淡水都不够，哪挤得出多余的鲜血。

我又连夜起草了两封电报。一封请新华社军分社王建民帮我准备防弹背心；另一封让技术局传真员袁满到北大国际政治系预借有关海湾危机的书籍。
熬过一个不眠的寒夜，我仿佛已飞过寒光闪烁的布喀达坂雪山，来到炽热的中东沙漠。

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以欧洲为中心，把由近而远的东方各地称为“近东”、“中东”和“远东”，这一政治地理概念一直沿用至今。中东范围没有明确的界限，一般指以西亚为主，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广大地区，包括伊朗、阿富汗、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也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土耳其、塞浦路斯。

这一片辽阔富饶的土地约740万平方公里，是东西方交通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资源，其出口量约占世界石油出口总量的23，故有“石油海洋”之称。

美国总统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直言不讳地宣称，“仅仅从地理学上讲，整个世界战略没有比中东更重要的地区”。而海湾又是中东的核心。

海湾位于西亚南部，是印度洋伸入阿拉伯半岛与伊朗高原之间的陆间海。伊朗称之为波斯湾，阿拉伯国家称之为阿拉伯湾，统称海湾。海湾地区有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卡塔尔8个国家，统称海湾国家，总面积480万平方公里，人口9159.6万。

海湾地区处中东中部，北扼高加索山、黑海，南濒阿拉伯海，东临南亚次大陆，西接红海，是连接亚、非、欧三洲要道。此外，拥有世界上最丰富、最优质的石油，埋藏浅、产量高、油质好、储量大。已探明储量6517亿桶，占全球储量65%。中东五大产油国沙特、科威特、伊拉克、伊朗、阿联酋均在海湾。

中东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石油资源使其一直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局部战争和规模较大的武装冲突将近50起。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从1948年5月到1982年6月的五次中东战争（即巴勒斯坦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六日战争”、“十月战争”、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以及历时8年的两伊战争。阿以争端是中东动荡的重要根源，其中的关键是巴勒斯坦问题。另外，塞浦路斯问题、黎巴嫩内战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风云多变、冲突迭起的中东，一直是举世瞩目的动乱地区，也是国际新闻界追踪的热点。尽管当时国内大多数人不认为海湾要打一场大战，可根据我的知识和直觉，一场大战非打不可。我祈祷茫茫宇宙，促成我的海湾之行。

飞往巴格达
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
——苏沃洛夫

出发的前两天，我终于有空穿着亚运会发的大红运动衣风风火火跑到北大25楼博士生宿舍，向我的女孩描绘我的军事思想。她低眉顺眼听我白唬了半天，才说：“你怎么总在做梦？”的确，我一直如俄国元帅苏沃洛夫所云：“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
12月20日，1990年。北京，国际机场。
没有比此时飞往巴格达更迷人的了。

我真不懂妈妈干吗抱着我大哭。也许战争中女人比男人失去的更多，我们仅失去生命和肢体，女人则失去灵魂和心。对于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深知，除非你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则就别去冒险。

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都准备献出我们的生命，但只有少数人中选，对这些少数被选中献出生命的人，也无须给予殊荣，因为他们是幸运儿。为祖国献身的人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我心中的不怕死有两重含义：一是明知有危险而不怕；二是不受金钱、权力等物欲驱使。我的冒险就属于这一种，心自由，嘴也自由，行动起来才有活力。

临行前，我把我的财产——从《简氏武器年鉴》到各种军装，分送4位同事的儿子们。像去可可西里探险时一样，摄影部副主任林川和梁师傅拉着哥们儿一直送到机场，外事局小金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鸭子，一定回来，3个月后我在这儿等你。”

由于国际封锁，目前进入巴格达的唯一通道只有约旦，我得先乘中国民航飞到伊斯坦布尔，至于以后的路，只有天知道。8点10分起飞，中国民航CA-943航班蔡机长双手紧抓我的双肩，“小伙子，有什么要求直说，趁还在祖国的飞机上。”他见我一人带了这么多行李，特地给民航伊斯坦布尔孔站长写信：“老同学，设法帮助这位记者，他要去巴格达……”乌鲁木齐边防武警免收我的出境费，并送我一张入境费交讫的凭单，“希望你还从我这儿入境，入境费我先替你交了。”
19点20分途经沙迦，降落前可以看见霍尔木兹海峡外点点油轮游弋于印度洋上。

临近烟波浩渺、战云浮动的波斯湾，一股慷慨别燕蓟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海水中总是浮现我老妈随风飘舞的花白头发，出发前一天晚上，她一直背对着我拼命地洗我换下的一大堆脏衣服。

连续飞行了17个小时后，我在伊斯坦布尔着陆。雨夜朦胧，分社的一位同志早已等候在机场，民航伊斯坦布尔办事处帮我寄存了放大机、传真机和装有钢盔、防弹背心的两只大箱子。

土耳其，这个地跨欧亚的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可溯源到公元前700年，曾历经东罗马、拜占庭及奥斯曼等盛极一时的帝国，随着军事采邑制的衰落而沦为英、法、德、俄、奥诸国的纷争之地。

这次我匆匆逗留并在那儿转机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就曾是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这座原名君士坦丁堡的古城，其城市布局与我国的长江重镇武汉有点相似，分隔欧亚两大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将其分为三个部分，呈鼎足之势。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通黑海，南达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势相当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根据1923年的《洛桑条约》和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博斯普鲁斯海峡归土耳其管辖，但外国包括黑海沿岸国家如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商船，均可自由出入。一旦此海峡被封锁，黑海顿成“死海”，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这里比北京时间晚6小时，早晨起床对表，乌黑的煤烟袅袅而来，空气中弥漫着穆斯林的祈祷声。想不到这座土耳其的重要港口城市居然还缺水，所有人家全用容器贮存水，浴池中也是水，饮用水得去买。在伊斯坦布尔大桥旁，停泊着一条30万吨级的伊斯坦布尔自来水公司的大船，它是专门用来运水的油船。
几只棕头鸥在小楼上盘旋、降落，小雨犹未绝。大喇叭传来祷告声，庄严神圣。

土耳其是个穆斯林国家，伊斯坦布尔这个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里的清真寺更是数不胜数。我有幸走进了著名的古迹——“蓝色清真寺”和与其隔街口对峙的“圣索菲亚教堂”。建于17世纪的蓝色清真寺高43米，全寺共有260个窗门，屋顶呈圆拱形，名实一致，寺内主要色调是蓝色，它是世界上唯一建有6座宣礼塔的清真寺。与它遥遥相对的是被誉为“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座代表东罗马帝国建筑艺术高峰的教堂，外观宏伟，内部装饰精致富丽，为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教堂。我对伊斯兰清真寺与基督教教堂在一个广场上和睦相对大为赞叹。

托普卡珀宫则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建筑，距今约有500多年历史。据说，宫内有很多房间，可住4000人以上。与北京故宫一样，托普卡珀宫也设有“珍宝馆”，陈列历代皇帝收藏的古玩珍器。在那里，我惊喜地发现还有中国明清两朝送给历代苏丹王的瓷器。

次日，我乘约旦航空公司波音-727飞往安曼。安曼机场的警察将我的6包行李全部打开，直弄得防化服上的滑石粉白烟乱冒才甩手而去。

如果人生的乐趣在于这一秒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我的巴格达之行则饱尝这种提心吊胆的乐趣。在安曼小住一日，我登上了飞往巴格达的伊拉克班机，遇到的安检更加严厉。尽管我已把防化服和传真机都扔在了安曼分社，可我托运的行李还有48公斤重，按规定伊航只许托运20公斤。看到我前面的日本NHK记者大把地从西装上衣口袋中挥洒出成叠的绿票子缴超重托运费，我却分文没有。我耐着性子娓娓动听地给工作人员解释为什么我现在没钱，其窘态不亚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他同情地将48公斤改成了30公斤，在收了我一把清凉油之后，又改成20公斤。

自联合国安理会第660、661号决议（8月3日，安理会通过第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8月6日，通过第661号决议，下令对伊实行贸易禁运及国外资产冻结）生效以来，安曼成了伊拉克与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伊航别出心裁地要求旅客亲手将自己的行李搬上飞机货舱，以免有炸弹混入，这害得我又一通忙乎。坐在身旁的加拿大电器工程师埃尔萨第，是回来清理他在科威特的财产的。听说我要在巴格达待上3个月，他猛地吹了一声口哨，说1月15日以后巴格达就不存在了。在飞机上，我像其他旅客一样得到一张白色的指令：“根据革命指挥委员会第229号命令，在你抵达巴格达5天之内，必须到指定地点做血液检查。”我这才发现，此时逆着外逃的人流进入巴格达，决不是件轻松事。

一下飞机，我和日本NHK记者榎木丸吾及一名法新社记者就被带到候机室一角填写各种表格，并交了一张标准像。我们被告知，所有记者必须住进指定的拉希德饭店，每天费用180美元。日本人“嘿嘿”地连连点头，可我全身上下仅有300美元。因为按惯例新华社外事局仅给我300美元现金。也许这的确能阻止贪污，可对我这样的战争暴徒则无异于送死。窘极无奈，我挺直胸脯走上前，“我是中国人，我没有那么多美元，我的同事在机场外等我。”一位西装男子转身去请示。日本记者榎木趁机对我说：“We
are controlled（我们被软禁了）。”我忙朝他挤了一下右眼，“Help each other（互相帮助）。”

在中国使馆帮助下，我终于获准暂住新华社巴格达分社，一座英国式的三层洋房。巴格达的冬夜寒冷刺骨，可中国驻巴格达使馆的小客厅却温暖如春。大使郑达庸是北大东语系校友，他热情地表示“欢迎小字辈”，对我这个胆大包天又四处捣蛋的小师弟自然格外照顾。武官曹彭龄亦北大毕业，其父曹靖华当过北大俄语系主任。武官本人一身儒风，怎么看也不像武官，更像个文化参赞。在曹武官宿舍的地毯上，他用茶杯、咖啡罐、腰带摆了态势图，向我介绍一触即发的战争。在最近的140天里，伊拉克已在南方修了2200公里的甲级公路。在北纬31°线集中了它的全部装甲单位，如著名的“麦地那光明师”、“大汉谟拉比师”；“依赖真主师”则进驻库特，摆出决战的架势；北部三省库尔德人居住区仅部署了一个轻装甲师。我不禁对这种面对进攻却分散兵力的防御表示意外，怀疑这种依靠三条纵向公路的战术原则。曹武官点头同意，因为仅从图上作业看，伊拉克将一战即败。
呼吸着冰凉的夜风，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日本海军将领的诗句：“战未毕，雨季之郁闷天空，犹在头上。”

“飞毛腿”袭来之际
如果你是好样儿的，出了倒霉事就该怪你自己。
——海明威

每当防空警报响起之际，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都将所有旅客赶到设在第6层的防毒室，用黑塑料胶条将旅客密封在避弹室里。住在这里的各国记者据理力争，终于有幸享受“豁免权”，他们首推CNN（有线电视）、ABC（美国广播公司）、NBC（全国广播公司）的一帮摄影师，CBS的约翰·海古德、加拿大的自由摄影师乔、美国《新闻周刊》的村田信一和我，总是待在一起，脚边的防毒面具玉体横陈，就像一堆骷髅头。

我从未穿新华社给我的防化服，这倒不是我勇敢。早在撤离巴格达之前，首席老朱和我就将全套防化服连同面具送给了房东。路过安曼时，试穿补充的新式防毒面具险些把我憋死。一到以色列，又得到了我的第三套防毒面具，可我从未用过。现有的防毒面具也只能对付警用催泪弹，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糜烂皮肤的芥子气也挡不住。钢盔我却从不离身，从北京出发的前一天，《解放军报》摄影记者乔天富特别关照我，80%的战伤是被弹片击中头部，要想多活就别怕沉。

两天前，我站在阳台上首次拍到了迎击“飞毛腿”的爱国者导弹腾空而起的英姿，由于用的14秒，弹道轨迹极短，在10寸传真片上不足2寸，但这也引起了村田和乔的大力称赞。乔为了表彰我的勇敢，还送了我一个名牌摄影包，村田在一旁羡慕地说这种“多姆克”专业包在东京卖200美元。

这里的摄影记者55%用尼康，30%用佳能，15%用其他相机，如莱卡。主要型号有尼康F-4S、尼康F-3P、佳能新F-1、佳能T-90和莱卡M-6。他们都随身挂有外接高压电瓶，清一色地背村田说的那种在东京卖200美元的美国“多姆克”牌摄影包。这种包可装两台加MD-4的尼康F-3，四个中等体积的镜头（如尼康80-200f4），两只闪光灯，此外还有两个大口袋可供装其他物品，开关简单，有防水夹层。在国内我只见《中国青年报》贺延光背过这个牌子的包。

每天早上，当我背着美联图片传真机到一楼新闻中心传照片时，都引来一大堆外国同行围观，这使我很难堪，根本不敢把那些臭照片装上机器，生怕给中国人丢脸。澳大利亚News
Limited摄影记者Ray Strange笑称我用的是19世纪的机器，问我为何不用美联底片传真机AP-Leafax呢？

这里的美联、路透、法新、共同、时事、读卖新闻清一色地用美联底片传真机AP-Leafax。我在巴格达就曾向共同社摄影记者大河源利男借用过这种机器。其体积只有一台电动打字机大小，在东京卖1.5万美元。可用英文打说明，传一张黑白底片（亦可用彩色底片）只需6分半钟，而我用的图片传真机传一张照片需10分钟。据东京新闻摄影记者吉冈逸夫讲，尼康公司正在试造一种比美联AP-Leafax更小巧的机器，估计打完仗时会投放市场。

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说过：“让一个摄影师拍两种以上胶卷简直不可思议。”英国自由摄影师尼尔·钱德勒说：“只拍彩色负片再好不过。第一，可以专心致志。第二，既可传真，又可给画报提供。第三，快，省事。一小时快冲店四处可见，而D-76显影液在一些地方早已绝迹。可以这么说，凡是有电话机的地方全有快冲店。”

日本摄影记者村田说：“红色中国也应该给你装备这种机器。”不想，这话惹恼了站在一旁的希尔顿饭店保安人员Yossy，“什么红色中国！只有一个中国，中国一个，懂吗？”

言归正传。一连几夜，乔、村田和我都站在阳台上迎着地中海的寒风，仰望夜空，静候“飞毛腿”的光临。由于白天跑新闻，晚上眼睛都睁不开，可在强烈的竞争心理驱使下，谁都不肯认输。村田说最好的办法是我和乔支好相机打开B门，他用烟头给我们画一个“爱国者”撞击“飞毛腿”，我们仨一块儿领普利策奖。乔则气得大骂萨达姆不配合。

等到2月8日午夜，村田和乔终于熬不住了，回到各自的房间去睡觉。可我坚信今夜“飞毛腿”必定光临，因为今天碰巧是穆斯林主麻日的结束，犹太教安息日的开始（希伯来文shabb?th，意为第七，犹太教每周一次的圣日。根据《圣经·创世纪》，上帝在六日内创造天地万物，第七日完工休息，故尊第七日为圣日，名安息日。犹太教规定在该日停止工作，礼拜上帝，名曰守安息，基督教承袭这一说法称礼拜日），正好与巴格达的“六三革命节”连在了一起。为此，我还与村田打了赌，可连响两回警报，却一无所有。

我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楼顶，等候“飞毛腿”来袭。与我朝夕相处的是美国《新闻周刊》日本雇员村田信一。他一直靠高价出售战争照片为他的巴勒斯坦新娘买黄金首饰。从这张信手拈来的夜景可以看出村田的手段。“35毫米不剪裁”，即使在暗夜也用18秒慢门，且稳若泰山。（村田信一摄）

大约凌晨2点30分，我第三次被凄厉的警报声吵醒。我将头钻到枕头底下，认为这次还是“狼来了”，电话铃又响起来，听筒中一个男人用英语命令我闭灯、关水，迅速隐蔽。我摸黑爬上阳台，可特拉维夫全城仍是灯光灿烂。我返回房内拉上落地式大窗帘，这样可以避免炸碎的玻璃横飞。我抄起莱卡、戴上钢盔重新返回阳台上，俯瞰沉睡的城市。

城市中的灯光一片一片地熄灭，我感到肾上腺素直往上涌，心脏狂跳不止，我正面临我职业记者生涯中最富于挑战的几分钟。我不知道我能否坚持下去，不知道能拍到什么东西，我只是尽量地深呼吸，极力稳定自己的情绪。正北方一条火龙腾空而起，直冲夜空，待升到一定高度突然消失。几秒钟后，再度出现。继而传来两声沉闷的巨响，楼板跟着一抖，“飞毛腿”真来了！强忍住袭来的恐惧，我哆里哆嗦地摁下了莱卡相机的Β门。

1991年2月，被“飞毛腿”摧毁的特拉维夫民宅及汽车。（唐师曾摄）
特拉维夫市中心，一对兄弟站在被“飞毛腿”炸毁的自家房屋前。（唐师曾摄）

我从防火梯跑下一楼大厅，已经没有丝毫的恐惧，往日经历过的兴奋与刺激再度回归到我的全身。这里空无一人。门口竟没有出租车。两位背尼康的白人拒绝我的搭车请求，绝尘而去。我只好重新跑回大厅。这时迎面跑出一个法国人，先用法语，后用英语问我看到了什么。我说，开上你的车，我知道在哪儿。

以色列工兵牵着“黑背”在废墟中寻找受难者。（唐师曾摄）
出饭店北行，迎面撞上一队消防车，我们紧随其后，更多的消防车、救护车闪着红黄蓝色的警灯汇入我们的队伍。

空中弥漫着焦糊的气味，自来水管爆裂，水流四射，大卫-本古里安街的路中央有一个直径七八米的弹坑，几辆汽车已烧作一团乌铁。数名消防队员正用水龙灭火。四周的房子已被炸塌。我身后一辆看上去崭新的Oldsmobil牌车被炸坏的水泥预制板砸破了车顶。牵着德国黑背军犬的工兵救护队在废墟中寻找受难者。

子夜，逃出被炸房屋的老人惊魂未定。（唐师曾摄）

附近没有灯，只有消防车顶上的探照灯和乱成一片的手电光，红黄蓝各色警灯闪烁不停。士兵的军车首尾相连形成路障，上百名背M-16步枪的志愿者手拉手配合军警将所有记者赶离现场。救护队员将5名轻伤员抬上救护车，我冲过去，消防水龙喷出的水弄了我一身，一个士兵几次用手挡住我的闪光灯，气得我破口大骂。一位呼呼大喘的大白胖子指手画脚地指挥灭火，满头白发在夜风中飞舞，竟是以色列住房部长阿里尔·沙龙。

路边一对可怜巴巴的老人用防毒面具遮住脸，求我别照了。一条壮汉朝电视记者大吼：“告诉萨达姆！我们要扔原子弹，炸得他屁滚尿流！我们自己打，我们不用美国人！”

这是一周来伊拉克导弹首次攻击拉马特冈，也是弹头第3次落入该城。共有5座住宅被毁，150座受损，26人受伤，无人死亡。被毁的建筑物包括缅甸使馆。这是犹太安息日凌晨首次遭受的攻击。

对于以色列的反应，外界一直颇为注意。上周公布的民意测验表明，超过70%的市民主张克制。以色列总理沙米尔今晨亦在收音机里发表讲话，表示以色列对此次袭击仍将克制。可如果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后果可就难料了。他指出，过去5次“飞毛腿”袭击每次都仅发射一枚导弹，说明伊拉克的发射能力已大为减弱。到目前为止，“飞毛腿”导弹已使4名以色列人死亡，270人受伤。

一对被“飞毛腿”命中房屋的老年夫妇不知所措。（唐师曾摄）
特拉维夫被“飞毛腿”摧毁的以色列民宅。受害者正从废墟中抢救可再用的生活用品。（唐师曾摄）

一位住房被毁、名叫Rondi的男子说，警报响后约一分钟他看到四面墙壁都向内压来，玻璃碎片向四面横飞，他以为自己死定了，但是尽管房子塌了，可自己仅仅是手臂受伤，还算幸运。在现场协助救护的一名女军人说，这次袭击十分万幸，因为该区不少居民已离家出走，大多是空屋，故只有26人受伤。

我找了辆出租车赶回希尔顿饭店，甩掉鞋赶紧冲胶卷。趁显影之机，写了篇《“飞毛腿”袭来之际》的短文，送到新闻检查处。再跑回房间，用湿淋淋的底片放传真照片。摄影部值班室听说此时我仅剩一张涂塑传真相纸，命令我留到最需要的时候再用。

我拎着传真机和水淋淋的10寸传真照片跑到新闻检查处，要回审定的《“飞毛腿”袭来之际》文字稿，传往新华社巴黎分社。等到穿军装的以色列新闻检查官在我的送审照片上盖完审查章，北京新华社摄影部的林川、袁满已要通了我。我装上图片，只听袁满大喊一声：“调幅120转，开发。”湿淋淋的图片甩出的小水珠在桌上画出一条线。我抓起另一台电话向林川口授了图片说明。林川指示：战争已拍得差不多了，要注意巴勒斯坦人居住的被占领土。

发完照片，已是早上5点钟。我收起传真机，将两卷彩色负片交给新闻中心的小姐，请她帮我冲一下。我得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天一亮好去被占领土。爬上楼才发现，刚才放完照片忘了关放大机，湿淋淋的底片已烤得打了卷。
早晨，据官方说，昨夜发射的“爱国者”拦截“飞毛腿”导弹没有成功。

坦克，进攻！
给我一个装甲师，一天就可以拿下阿里什。
——阿里尔·沙龙

从我踏上以色列国土之时起，一位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本-阿巴小姐就无时无处不在关心着我。据介绍，这位阿巴小姐是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中国处的负责人。2月1日，我刚住进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她的电话就追进了我的“战地指挥所”，建议我住到耶路撒冷去，因为特拉维夫“天天都受‘飞毛腿’攻击，太危险了”。我只是礼貌地谢绝，告诉她我是摄影师，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只要特拉维夫还有一个人，我就会坚持下去。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接到本-阿巴的电话，一直到我在特拉维夫坚持到第11天，竟接到她要我去耶路撒冷过春节的邀请，可我还是婉言相拒。

我情感上钦佩犹太人的聪明、礼貌、勤劳和民族意识，可诸如奇袭贝鲁特行动、“巴比伦袭击”之类的流血事件，却让我总把以色列同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连在一起。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刻骨铭心的仇恨四处可见。我总是情不自禁地站在手无寸铁挨枪打的弱者一方，因此我绝不想同犹太人太接近。

直到海湾战争过半，以色列政府才给巴勒斯坦人发放防毒面具，他们担心巴勒斯坦人拥有防毒面具后，无法用催泪弹镇压。（唐师曾摄）

鉴于此时此地仅我孤身一人在这片神秘的国土上，以我一个小记者，最安全的办法是少说多看，奉行大英帝国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一时不慎，我命送黄泉事小，给我的“新华”惹麻烦可是罪不可赦。我的恩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尝言：“外事无小事。”
以色列外交部已几次表示希望安排官方采访，可我始终以“鄙人乃摄影记者，忙于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无暇他顾”而婉拒。

2月7日，我的好朋友、香港《明报》记者袁国强再次找来，转达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外交部希望接受中国记者采访一事，要我一定同去。我对袁说，我还是不能去，因为我计划去加沙地带等正在戒严的被占领土。袁国强说，你若不去，恐怕我去就没那么大意义了。我说，香港不也是中国吗？你去就行了。你采访完的笔记借我看一下就行。
袁国强真还挺够哥们儿。
次日，我根据他的采访笔记经新华社巴黎分社向北京发报：
新华社特拉维夫2月8日电（记者唐师曾）

以色列副外长莫士耶加昨天在耶路撒冷接受香港《明报》特约记者袁国强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极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建交障碍。

莫士耶加在耶路撒冷对《明报》说，外交关系及政治见解不应混在一起，纵使政见不同，仍可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外交是沟通工具，双边可保持不同意见，但若将政见和外交混为一谈，实际上剥夺了自己的沟通媒介。法国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政见不同，但两国关系良好”。

他说他极希望与中国建交，“但什么时候建立外交关系则视中国而定，我们已准备就绪”。在对台问题上，莫士耶加说以色列在1950年就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以色列仍希望与台湾保持商业往来，“贸易活动增加两三倍，越多越好”。

目前，以色列与台湾亦无外交关系，只保持民间、学术、商业往来。以色列在北京设有学术交流机构。在香港设有领事馆，莫士耶加希望在1997年以后仍能继续保存其在香港的领事馆。

回到北京后，我的老朋友、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告诉我，战争期间他在“大参考”上看到我写的这段消息特别振奋。也许是中国警方一直对高效率高权威性的以色列警察特别关注吧！

2月11日傍晚，我照例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到“我的饭馆”去吃晚饭。这是特拉维夫一家价格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小饭铺。我每天傍晚都在这儿花20美元吃一顿蔬菜沙拉加一种叫“希希利克”的炸鸡块，喝一听可口可乐。这顿仅有七八块草莓大小的犹太炸鸡，是我每24小时补充的唯一一次动物蛋白，直到连沾了鸡油的香莱、辣椒也吞下肚去。之后揣起吃剩下的两只“皮塔”饼当作夜宵和次日的早餐，中午则在街上买大饼吃。这样就可以把拨给我用10天的经费用上20天。指挥我的林老板命令我尽量节约每一美分，争取在以色列坚持到最后一天。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欧陆时的巴顿一样：“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汽油用尽，再他妈开步走。”以色列的物价实在太贵，我住的饭店仅住宿费一天就要180美元。

以军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小姑娘无助地坐在烈日下。以军全副武装，满腹经纶，而巴勒斯坦则像人类的弃婴。（唐师曾摄）

海湾战争期间，以色列持续向约旦河西岸移民。一家苏联移民正从平板车上卸家具，小姑娘在玩洋娃娃。海湾战争期间，以色列住房部长是阿里尔·沙龙。（唐师曾摄）
饭后，我和村田照例到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层的IDF（Israel Defence
Force，以色列国防军）办事处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闻。一位以军少尉告诉我们，可能要有一次装甲演习。我和村田立即在登记处报了名。

可直到2月12日夜，我要求采访以色列国防军装甲演习的申请还没批下来。这时，新华社文字记者朱界飞也由开罗经陆路进入以色列。经与他协商，他去大学搞专访，我则设法采访装甲兵演习。

由于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参与对伊军事行动的条件是“以色列不参战”，类似“九·一八”后的中华民国，以自己的“不还手”换取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能征善战的以色列士兵只能朝有萨达姆像的纸靶练习射击。（唐师曾摄）

以色列从立国之日起就离不开它的装甲兵。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康布雷-亚眠之战以来，坦克部队就因集炮火、机动性、通讯能力于一身而成为地面战场起决定作用的兵种。战争史上，凡是掌握坦克战精髓的军人都获意外的成功：像德国的古德里安、隆美尔；美国的巴顿、苏联的马利诺夫斯基和以色列的沙龙。以色列制造的“梅卡瓦”式坦克据称是与美国M-1艾布拉姆斯、英国奇伏坦、德国豹式-Ⅱ同样优秀而神秘的坦克，能一睹以军的装甲演习令我振奋不已。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古德里安就命令施图卡飞行员坐在冲锋的坦克分队前导车上以达到空地协同作战的目的，德军坦克在冲锋中一旦遇到敌人战防武器的遏制，坐在坦克中的施图卡飞行员就呼叫施图卡飞机空中压制，从而协同突破敌军防线。德国国防军所向披靡。

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国防军把空地协作、步坦配合发挥到尽善尽美、战无不克的程度，直发展到1982年阿里尔·沙龙率以军揳入贝鲁特，将巴解总部驱赶到北非的突尼斯。
为了一睹以军装甲集团的真容，我最后不得不求助于那位只闻其声不见其面的本-阿巴小姐。

2月13日清晨，我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松川贵合租一辆车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支车队。此次成行，可能有赖于以色列外交部的干预，我成为20名记者中的第18名。

在我们车队前面是一辆雪佛兰大吉普，车尾两根4米多高的鞭状天线被尼龙绳勒向斜后方。紧贴其右后方的是一辆敞篷吉普，车上坐着端加里尔步枪、戴盂形钢盔、穿凯福拉背心的警卫。

以色列军事演习，以军肩章上的兵种识别符号是活动的。折上去什么也看不见，保持机密。翻下来互相识别，在混战中避免误解或自伤。（唐师曾摄）
进入内格夫大沙漠后，我们沿着一条用以色列国旗和红白、绿黑、红黑、绿白、黄黑相间的标志旗指引的一条简易公路飞驰。

我们租的“桑巴路”底盘不断地碰到地面，随着车队，我们爬上一处高地。放眼四望，周围布满了雪佛兰吉普。我们被安排在山坡朝阳的一面，头顶上架好了尼龙防空网。不远处，几辆拖曳式炊事车正准备早餐。我走过去，随手拍了辆炊事车，问做饭的士兵哪儿可以撒尿。一位以军士兵礼貌地带我走进沙漠上一处用白铁修的小屋，这就是野战厕所，令人吃惊的是厕所还准备了绿色的手纸。所有垃圾全部装入黑色塑胶垃圾袋内。只有如此热爱自己所处环境的部队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取。很难想象一支随地吐痰的部队能攻取什么，又能保卫什么。

以军为参观的记者准备了免费早餐，饮料从橙汁、热牛奶到咖啡一应俱全，热气腾腾，全是那台炊事车变出来的。吃罢早餐，有以军士兵将丢弃的垃圾杂物装入黑塑胶垃圾袋运走，高地又恢复了整洁。我只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古德里安的“G”坦克军中看到过如此整洁的部队。小时候看《说岳全传》中宗泽考岳飞的一段台词至今还能背诵：

令行阃外摇山岳，队伍端严赏罚明。
将在谋猷不在勇，高防困守下防坑。
身先士卒常施爱，计重生灵不为名。
获献元戎归土地，指日高歌定升平。

M-60A坦克上的以色列装甲兵。我因为爬上坦克拍摄这张照片被捕，经审查后释放。他们怀疑我拍摄了坦克炮塔上的“技术细节”。（唐师曾摄）
其治军精髓与以军不谋而合，只可惜今天如此严整的部队并不多见。
我看中了一位左肩章下别着贝雷帽的上校，他正倚着一辆雪佛兰吉普用希伯来语派兵遣将。我走过去，一位卫兵告诉我不能拍这位军官。

一位自称“希蒙上校”的军官用英语简要介绍今天的演习科目。远方简易公路上平板拖车载着南非制造的155毫米G-5加农炮沿公路快速突进，消失在远方的山包后面。5分钟后，这群G-5加农炮开始向远方轰击。炮火持续10分钟左右，我们面前的沙包突然蠢蠢欲动，迷彩布骤然揭去，原来数十辆M-60坦克和M-113装甲车一直潜伏在我们眼皮底下。

M-60A主战坦克与M-113装甲车互相掩护着交替冲锋。（唐师曾摄）

挂着主动式装甲的M-60喷着白色烟幕冲向前，行进中利用地势迂回跃进，互相掩护作抵进射击。M-113装甲车则紧随其后，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相互掩护。

以色列的M-60A扫雷坦克。诺曼底登陆时，美军类似的扫雷设备装在M-4谢尔曼坦克上，美军称之为“鞭打路易”。（唐师曾摄）

我们分乘3辆十轮重型卡车紧随其后，观看坦克和摩托化步兵交替冲锋。偏就在沙漠鏖战之际，我的一台尼康FM-2突然停止工作。我开始以为是电池没电，就拆下MD-12马达，可用手过卷还是搬不动。我知道我要倒大霉了。照相机、传真机是我赖以为生的贵重器材，一旦毁坏，我就彻底完了。因为仅1989年一年我就拍了700个胶卷，等于快门开合了25200次。从1987年起，我可怜的尼康们已这么干了4年多。我小心翼翼地拧下镜头，痛苦地发现反光板已翻上去，连结钛合金钢片快门的螺丝钉早已磨断，快门碎成几片……美联社摄影部主任宣称：“我必须给那些用生命做赌注的好小伙子装备一流的设备，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可我的相机全是用了多年的旧货，而且FM-2从来就不是专业型机种。

幸亏我还背着离开北京前摄影部副主任林川塞给我的一台莱卡。可这台莱卡只有35毫米广角。为了拍到大一些的图像，我跳下十轮卡车，趟着流沙向前跑。不想惹恼了身后一个自称给法新社干活的小子：“山本（YAMAMOTO），你再往前走，我就烧了你的护照！”我不知道这个白人崽子是在喊我，径自爬上一辆M-60坦克，不料这小子竟直追过来，用食指点着我的鼻子，“嘿，拿莱卡的，你再往前冲，我们可要合伙儿揍啦。”我猜这小子的爸爸或是爷爷准是死在了珍珠港，不然就是他妈被太君蹂躏了，弄出他这个杂种，否则他不会把一切黄种人都叫山本。看着我兀自不服的样子，这小子转过身对一个打扮得像大花蘑菇的大白妞儿感慨道：“哪儿有日本人，哪儿准坏事！”

两架AH-1“眼镜蛇”式反坦克直升机呼啸着掠过我们的头顶，用火箭攻击地面的坦克群，可我由于相机坏了而兴致大减。从M-60坦克往下跳时，我不知挂在什么地方，牛仔裤腿被撕开一道半尺长的大口子，我像只中了箭的兔子大头朝下坠落在地。

我坐在光秃秃的沙包上，满嘴全是沙土，放眼望去，乘M-113装甲车的以色列国防军已跳出装甲车开始冲锋，硝烟四起，加里尔自动步枪低沉的点射声声回荡，AH-1“眼镜蛇”在山脊上悬停，螺旋桨卷起遮天蔽日的黄沙，虎视着步兵扫荡残敌，引擎震耳欲聋。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康布雷-亚眠首次亮相的坦克，今天已看不到一点儿旧时的痕迹。第二次世界大战压制敌军火力掩护坦克进攻的“施图卡”式强击机也荡然无存。自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将UH-1直升机配备给美陆军骑1师以来，军用直升机就成了陆军作战必不可少的运载工具。火力、通讯、机动性更强的武装直升机已直接参与坦克进攻。

我眼前的这支部队充其量不过是个装甲旅，可在短短的一个小时的军事行动中，参加的兵种涉及侦察兵、炮兵、坦克兵、摩托化步兵、电子干扰兵、通讯兵、工兵、运输兵和陆军航空兵。

在当代陆军中，以色列国防军是唯一屡战屡胜从未吃过败仗的军队。这一点在半年后我应聘为装甲兵工程学院研究员后得到专家许延滨将军的证实。难怪以色列的沙龙狂称：“给我一个装甲师，一天就可以拿下阿里什。”迄今为止，我是唯一与这支号称“世界第一陆军”的骄傲的部队一起行动过的中国人。

我没有看到诸如以制梅卡瓦式坦克，或美制M-1艾布拉姆斯式坦克，甚至连M-2布莱德雷式步兵战斗车也没有，更没有AH-64阿帕奇式反坦克直升机。由此可见，这场演习，不过是对伊拉克“飞毛腿”袭击虚张声势的政治反应而已，但由此更坚定了我认为以军不可能从陆上攻击伊拉克的估计。因为即使是M-1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公路突袭速度，也只有每小时70公里，以色列坦克不可能以高于60公里的时速，在穿越一千几百公里的阿拉伯领土之后攻入伊拉克。因为500个摩托小时需检修的坦克主机、坦克单车1000马力的耗油和上千公里的野战补给线都是无法克服的障碍。从军事角度上讲，这种奔袭将失去以军神出鬼没的沙漠突袭效果和主动权，从政治上讲失去的将更多。
3天以后，我终于修好了我的尼康相机，为换这个该死的快门，用了我近300美元！我只恨这台尼康在我最需要它的时候抛弃了我。

重返拉纳卡
睡梦中的冒险和醒着的冒险间没有绝对的界限。
——米兰·昆德拉

2月21日，我好不容易订上了飞往塞浦路斯的机票，全以色列只有这一家私人飞机肯飞，条件是如果遇特殊情况比如由于战事或其他原因，一切听天由命，飞机主人不作任何赔偿。售票处拐角处，一对即将开往前线的恋人正在忘情地吻别，以至于顾不上我的相机的存在，使我这个就要飞离这块是非之地的匆匆过客一阵心酸。

次日早上5点起床，分两次把行李搬出房间。6点10分赶到本古里安机场。见我到问询处前探头探脑，一位干瘦的男人用更干瘦的英语问我是不是去拉纳卡，他让我跟他去那边检查行李。一位自称是安检官员的女警官过来问我从何来，行李是谁打的，是否离开过，一直住在哪儿，是否有人给我送礼品，到过什么地方，有无记者证。之后又来了一个比她丑得多的穿长筒皮靴的女人，左顾右盼就像一个轻佻的西部吧女，她又重问一遍上述问题。我问是否要开包检查，她们说不必，这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请我谅解，然后给我的行李贴上了合格标签。

辗转到2楼，还是只有我一个乘客。3个美国空军在免税店买宝石，这里有一个特大柜台售“以色列钻石”，可我只有有数的美元，连条裤子都买不起。一周前我的老板在电话中表示要用她自己的美元给我买裤子，感动得我真想哭。

生离死别的以色列恋人，一个耗尽十万卡路里的热吻，让前线士兵短暂告别地狱，升入天堂。（唐师曾摄）
西线无战事，战壕旁的士兵，把自己的心上人严丝合缝地摆放进炮车压出的沟壑里，再将两个人“焊”到一起，进入永恒。（唐师曾摄）

我乘小飞机离开以色列前往塞浦路斯，地上散落着我的6件行李。当时国产的箱包随时开线、裂缝，金属箱上的轮子歪歪扭扭、七零八落。（以色列飞行员摄）

终于可以登机了。这次的飞机更小，只有7个座位。2个飞行员、2个安全警察和3个乘客，只有我们7个人。我最后一个挤进机舱，飞行员是从我身上爬过去的，他帮我关上门，说千万别碰门旁的机关，不然门一开我就掉下去了，“摔下去可是地中海”。

小飞机摇摇晃晃颠簸着升了空，上下抖动，向地中海上空飞去，左转弯的时候，左翼朝地，右翼向天，我整个身子全压在机舱门上，紧张得不行，生怕小门禁不住我的分量把我漏出去。我的座位椅背已经断了，没有上半截，我只得用保险带使劲捆住自己，绑附在破座椅上。看着烟波浩渺的地中海，我本想忙里偷闲抒抒情，可由于太疲倦，没过多久已酣然入梦，千奇百怪地与巴顿将军喝起啤酒。

活着的新华社记者上《人民日报》，空前绝后。“这是新华社年轻的摄影记者唐师曾，海湾战争爆发前，并非军事记者的他主动申请去海湾地区采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拍摄了数百张反映海湾局势的照片。其中《德奎利亚尔访问伊拉克》为国内外多家报刊采用。他还写了《飞往巴格达》《临近摊牌的巴格达》等通讯，目前，他正活跃在海湾地区，采访战事。”——1991年2月3日《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黄文摄）

醒来时，小飞机已经在拉纳卡机场上滑跑，机场上风很大，夹有小雨。小飞机像只雨打的耗子似的钻到候机楼旁。我们还未站稳，一辆塞浦路斯警察的轮式装甲车就停在身旁，注视着我们3个乘客的一举一动。安全警察把我带进一间小屋，命令我脱去上衣，仔细检查随身的各种物品，用枪托轻敲我防弹背心上的钢板，怀疑藏有海洛因，使我油然产生我是黑手党教父的错觉。
海关给我两周签证。
分社老陈已在机场门口等候。老陈问我飞机飞得如何，我说我睡着了，反正我已经把自己绑在座椅上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陈夫人已经把饭做好，吃得我胃直疼，因为很久没吃中国饭了。老陈给我留了不少剪报，还有好多不认识的人也来了。由于《人民日报》登了我的“尊容”，他们都想看一眼我这个头号大浑蛋。这是有史以来《人民日报》头一次吹捧一个新华社记者，而且还是一个没有牺牲的活物。看得我自己也不由对报上头顶钢盔、手捏莱卡的鸭子肃然起敬。
很困，很累。一下子睡了一天一夜。

“我要上前线！”
上吊去吧！我们已经在郎德勒西打起来了，而你却不在。
——亨利四世

2月23日，小雨。中午吃鱼汤，我吃不下。老想起沙特的战事，让一个精通二战史和美军的战地记者站在圈外看101师真不是滋味。在最需要用快刀凯普的时候竟不用。

我从无贬低他人之意，只是说我有干得更好些的主观条件。我老板怪我太张狂得罪了领导。我这才知道是我无意中得罪了中东大法老，可又万般无奈。社会主义国家坏人本来不多，我更不能怀疑我上司。1983年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时，30人投考二次大战史研究生，我在社科院因一分之差名落孙山。我一直怀疑自己是19世纪的普鲁士骑兵转世，或是隆美尔的装甲兵再生。因为我总是身不由己地融入军警之中。我坚信我前生一定在北非沙漠与巴顿作过战，我能轻而易举地将美军将官姓名拼写无误。我会像在以色列那样博得美82师的好感而与其一起行动，拍来真正的独家。

流亡埃及的科威特人，庆祝美军光复科威特。（唐师曾摄）

流亡开罗的科威特人开着“大奔”欢呼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为其收复家园。（唐师曾摄）

晚上看CNN，觉得陆上已开始接触。茫茫黑夜像一团墨，我终于在黑暗中发现点点星辰，我徒劳地等了一夜。东方开始泛白，迎面飘来一团团滚动的红云，像刚切开的三文鱼。美军马上就要表演“黎明前的揳入”了。我猜101师和82师将降落到伊拉克境内，海陆战1师将在晚些时候抢占滩头，“从长滩到牛轭湖”。
十几年的准备将付诸东流。
现在《人民日报》会用巴格达废墟吗？人们感兴趣的是战斗、格斗、俘虏，和胜利后的美军大阅兵、科威特人的狂欢……可我却在做梦！

我最烦等，什么在约旦待命、在哪哪哪待命。奉行全面防守的军官打不了胜仗，伤十指不如断一指。有快刀就该现在用。我坚信进攻是永恒的军事原则，最好的防御是进攻。巴顿说：“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汽油用尽，再他妈开步走。”
夜里写战地特写，一度挺兴奋，但老想82师，我了解李奇微和这个师，李奇微上前线腰上总带手榴弹，背春田式步枪。
唉，做梦都想科威特。
我又忍不住给摄影部及社领导打报告，力陈南线的重要，希望派我上前线：

昨天曾向北京汇报现在形势极似1944年的欧洲和1945年的日本，布什一个月前就曾说过：“我决不会束缚住将军们的手脚。”美国是要彻底摧毁中东一切强大而又不友好的军事机器。

美国将领九成是西点的毕业生，一成来自弗吉尼亚军校或奔宁堡。装甲部队、骑兵师、空降师受的全是巴顿教育。施瓦茨科普夫已喊出巴顿1944年8月“眼镜蛇”行动时的名言：“进攻！进攻！！再进攻！！！”这帮西点们决不会就此住手，他们的信条是占领，否则无法改变伊拉克的现政体，像他们的学长巴顿对德国、麦克阿瑟对日本一样。因此，去巴格达的大门不在安曼，而在101师的搜索营。

巴顿一直以为自己是拿破仑的骑兵元帅，1943年7月与英军将领蒙哥马利竞争着解放了南意大利，以后由于痛打怕死的士兵被调往英国，连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霸王计划”都不能参加。他愤而上告罗斯福总统，唤醒西点校友艾森豪威尔的同情。1944年8月1日指挥“眼镜蛇”行动，解放了巴黎、德国、捷克，最后死在曼海姆。当时由于巴顿酷爱摄影而允许卡帕等人随军参战（德国隆美尔亦然），因而也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精彩的史料照片。我想申请与101师、82师一起行动，这种可能性很大。一位美82空降师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营的驾驶员曾送给我一枚该营的军徽，那是一只展翅腾空的飞马，原因仅仅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师长是加文将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101师师长马克斯韦尔·泰勒，82师师长马修·李奇微（前者当了越战司令，后者当了朝鲜战争司令，两人全当过陆军参谋长，写了《剑与犁》《不定的号角》《朝鲜战争》等书）的奇闻逸事我如数家珍。他们极可能像1944年12月的阿登、巴斯托尼一样作战，即西点标榜的“从长滩到牛轭湖”。英装甲7旅是蒙哥马利阿拉曼时的“沙漠鼠”，法国装甲部队源于1944年的勒克莱尔。
在这种状况下，多有几个战地记者随英、美、法军分头行动，则可以拍得一手的照片，强似在安曼坐等。

因此，我申请去战场，争取随军行动，钻进一辆“艾布拉姆斯”，拍到真正的战地照片。我想我能争取和美军合作。各路防守固好，但更要重点进攻。
服从一切命令的士兵
唐师曾

我想起二次大战中受了200处战伤的尤金·史密斯曾质问不许他上火线的老板：“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去死！”战争中除了战伤和勋章之外一无所有，可我至今还未受过一次伤，想想真没劲。

2月24日，格林威治时间凌晨1时，北京时间上午9时，海湾地面战争终于爆发。海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海、空军火力支援下，分东、中、西路对伊拉克军队发动了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地面战争。与此同时，我接到中东分社社长的命令：“马上回到伊拉克去！”我仿佛听到亨利四世在阿克尔得胜后嘲笑格里永公爵的那段话：“上吊去吧！我们已经在郎德勒西打起来了，而你却不在！”

烙饼
地下的事情从天上做起，做好事先得有好的心肠。
——歌德《浮士德》

我自作主张地从塞浦路斯撤至开罗、假道约旦回伊拉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洗干净从头到脚的犹太味。我一直怀疑被我顶撞了的中东分社社长这么指挥是想把我交到伊拉克人手中弄死，其实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上司根本不知道以色列与伊拉克在“汉谟拉比法典”“巴比伦之囚”时就结了仇，更不知道伊拉克把一切与以色列发生过关系的人都视作匪谍，而我奉旨进巴格达大有晋见死神之意。我的以色列朋友听说我要返回放“飞毛腿”的巴格达都大为惊骇，小姑娘奥丽特眼泪汪汪地送我一件大Τ恤，上书“我是海湾战争幸存者”，拉着我的手求我三思而后行，“千万别听坐办公室的浑蛋瞎指挥”。我那当了40年美国佬的二伯从加州打电话到新华社约旦分社，让首席记者老符转告我：“研究一下该任务的可行性。”可我多年受的教育都说唯有上司高瞻远瞩，神圣不可抗拒地发布听来正确的命令。

以色列女朋友送我的大背心，上面写着：“我是海湾战争的幸存者。当海湾战争正酣之际，我在以色列，你在哪儿？”大背心下面系着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武装带。交战双方针锋相对，都把我视作双料间谍，可他们的装备在我身上竟然高度和谐。

1991年，在开罗新华社英文编辑部工作的水均益，对“从一个前线转战另一个前线的唐老鸭”十分羡慕，请我去牧羊人饭店喝啤酒。（唐师曾摄）

在开罗，我把奥丽特送我的大Τ恤和钢盔、面具存在英文编辑张海燕处，张是位光长心眼不长肉、英文极佳中文平平的老小姐。与她一同毕业于兰州大学的英文编辑水均益与我同样是个口似拦江网的酒鬼。我在开罗停滞的两夜几乎全是与这两位大仙喝酒度过的。这两位散仙当时并不开心，整天埋怨没人派他们去前线，酒后骂的粗口脏话绝不在我之下。以后凤栖梧桐一个嫁到加拿大，一个去了中央电视台。我猜整个海湾战争期间他们在电脑前坐井观天是其不满的最大原因。战后油田灭
火张海燕好歹去了回科威特，总比水均益运气好些。与二位相比，我真不该再怨天尤人。

3月3日，我憋着一肚子委屈从开罗飞往安曼。与我同机的有共同社摄影记者小原洋一郎，前文提到的日本名记者浅井久仁臣是他的“仲人”（证婚人）。当我呈上我的名片时，他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理由是唐老鸭大智大勇，现在只能在科威特，不可能飞回伊拉克。我由于情绪不好，一路缄默不语。听任身旁两位自称是“巴解”的人侃了一路“一个萨达姆倒下去，千万个萨达姆站起来”。最后，一位“巴解”用手捅醒了假寐的我，问我是不是老婆被人拐走了。我看他没完没了，就说：“我想去打仗的沙特、科威特，可我的上司却让我回巴格达。”这位巴解一听竟哈哈大笑：“别难过了兄弟，你用不着去沙特、科威特了。它们已经是美国的第51、52个州了。”

重返安曼，中国驻约旦章大使一见我就喊：“讲故事的唐小鸭回来了。”当晚挤在他的小屋里侃了一晚上。大使说我讲什么他都爱听，但千万别让约旦人知道我去过以色列，否则小命非得丢了。大使约定以后每晚讲一回。我当时只有一个请求，求大使尽快安排我回巴格达。大使则让我多讲故事好好表现，并用了歌德《浮士德》中的“地下的事情从天上做起，做好事先得有好的心肠”。意思是欲为诸佛龙象，先为众生牛马。其实，牛马不过是多讲故事而已。

海湾战争使阿以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自左至右为：叙利亚外交官、埃及外长穆萨（不久为阿盟秘书长）、以色列驻埃及大使。（唐师曾摄）

约旦使馆由于战时疏散，仅有大使等6人留守，加上新华社3位记者和我，10个人轮流做饭。我由于无所事事，干脆顿顿饭全跟着掺和。我本是个大懒蛋，可炒菜舍得放好东西，马马虎虎大家还挺满意。使馆的大狼狗黑背和它儿子对我特亲，因为我总偷偷给它们大块的肉吃，母子俩一见我就往我身上扑。

3月5日，巴格达的郑大使由开罗飞到安曼，搂着我连转了好几圈。郑大使不仅给弹尽粮绝的我带来10000美金，还保证一定带我进巴格达。

次日，郑大使领着我们“6条巴格达汉子”，到安曼检疫所注射了疫苗，左臂伤寒右臂鼠疫，疼得我两眼冒金星。回到使馆就发低烧，由于两种疫苗同时作用，一会儿就升到38.2℃。我午饭也没吃，回到分社就蒙头大睡。

傍晚，轮班做饭的阿文记者老杨趴在我耳边，轻声喊：“老鸭。”我迷迷糊糊坐起来，问他是不是又来了“飞毛腿”。老杨说约旦章大使向伊拉克郑大使称赞我烙的饼好，可我昨天做的饼剩得不多了，故只有请驾了。

我双手撑床坐了起来，两臂疼得穿不上衣服，可脑子却清晰得像块刚擦过的玻璃。老杨哆里哆嗦地帮我抻袖子，不知是冷还是疼，弄得我眼泪都出来了，直想我妈。老杨看我顶不住，只得委屈地一个人先走了。我试着披上件萨达姆的军服，眼前的写字台仿佛旋转着朝我砸过来。

我找出车钥匙，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车库，发动了白色奔驰，摇摇晃晃往使馆开。可两眼发黑双手松软，几次险些撞在人家屁股上，我只好挂着一挡往前蹭，气得跟在我后面的汽车一个劲儿按喇叭。
黑背和它儿子已经在使馆门口等我，两个站起来差不多有一人多高的大东西一齐向我扑过来以示敬意。

我钻进厨房揉面，四肢无力，犹如死去重生一般。闭着眼睛高一脚、低一脚往来地烙饼，胳膊仿佛是别人的。故意弄疼它一下，又有说不出的快感：似酒醉，似飞机着陆，似汽车撞车，似与姑娘接吻，麻丝丝地疼，疼得很煽情，疼得没了知觉。

直烙到第7个，郑大使的司机王师傅进来了，我可盼来了救星。我说：“王师傅，您慢慢烙吧。”一个人开白奔驰回分社接着睡。知道我喜欢青菜，使馆半夜给我送来了黄瓜、西红柿。我说免了吧，掉头又睡。一夜连做怪梦。眼前的国旗杆不停地旋转着向我砸过来，我则被人捆住，无路可逃。

次日中午方清醒些，起来吃饭。傍晚与老陈去安曼机场，等欧共体三外长来访，可等到晚上10点半还没有人。老陈说“咱们回吧”。说着拍了一下我挨了针的肩膀，疼得我直哆嗦，话也说不清了，上下牙直打战，眼冒金星。我说，今夜星光灿烂，的确金光灿烂。一直到现在，我也没再看见过那么多金星。

半个月下来，我做饭技艺大长，黑背和它儿子也肥了不少。我自己体重增长了5公斤，两位大使都说我比刚从开罗来的时候壮多了。我说是厨子全胖，事实上，我自己也感到自己越来越像双下巴的罗马皇帝。

3月14日，我们重返巴格达的前夜，郑大使揪住我的摄影背心，“鸭子，明天我就带你回巴格达了。可你哪儿也不像个外交官，倒像个马戏团的。”我拦住约旦章大使，“章大使把您的洋服换给我得了，我愿出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章大使是个极严厉的老头，在使馆的人全怕他。可他就是爱听我讲故事，还老笑话我：“唐小鸭不敢吃鱼怕扎刺，长不大，乳臭未干！”我质问：“那你还爱听我讲故事。”他说：“我喜欢你这孩子。”

我和河野
同舟共济的每个人互称兄弟。
——海明威

1991年7月底，我从河南灾区回到北京，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彻从北京外交公寓打来的电话，想不到这老兄竟真的调到北京任常驻记者。电话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一睹我是不是还完整无损，念念不忘海湾战争期间我前胸后背的五星红旗。我弄不清是谁编造了我已不在人世的神话，乃至在开罗机场碰到一个叫小原洋一郎的日本摄影记者，递给他一张我的唐老鸭名片时，他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

河野彻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也是我上北大时的校友，我念国际政治系，他念中文系。1989年夏，河野曾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亚运会时他又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河野和我在巴格达拉希德饭店门厅里再度相会。当时，他身穿一套笔挺的西装，我着一件土色摄影背心，前胸后背各缝了一面五星红旗，让他羡慕得不行。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我在约旦的街头采访。我身后的巨幅标语是“弄死美国”，下面是巨大的耶路撒冷金顶清真寺的画像。（美联社摄）

战时巴格达的政府机关、商店、银行、医院、加油站、煤气站、机场、车站、立交桥、重要路口、集市、广场一律不准拍照。荷枪实弹平端AK-47步枪的士兵遍地都是。头顶上是编队巡逻的UH-1休伊武装直升机。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陪同，你干脆别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你就对付不了。经验丰富的河野对我的装束大为赞赏，我说这全是新华社我老板的主意，如果战争打完你我还勉强活着，我一定也送你一面这样的新旗，不过我老板绝不会在你后背绘上新华社。河野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患难与共。”

在巴格达的日子里，河野无私地与我共享新闻线索，还将共同社的AP-Leafax底片传真机无偿供我使用。新华社播发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作最后努力的照片，在日本广泛采用。

战争爆发后，河野不顾轰炸，花重金租了一辆汽车，计划驱车700多公里前往伊拉克鲁威谢德边境地区采访。我当时囊中羞涩，正发愁如何是好。河野漫不经心地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坐我的车，快去买些咱们在路上吃的食品和水。”

途中，我的照相机被没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用“皇军”硬通货千方百计营救，把士兵请到一边“单独谈话”，我才得以继续上路。只有在不断的危险中，才能体会到朋友的重要。

在鲁威谢德边境，一位高举尼康F-4的白人记者被群情激愤的难民围在核心，任凭他怎么摇晃胸前的大号枫叶纪念章还是被推来搡去。看到我要拍他的窘态，这家伙像看见了救星，“唐！快告诉他们我真是加拿大人。”我正奇怪他怎么认识我，他竟拼了命挤到我身边，气喘如牛地附在我耳朵上：“我是斯蒂芬，那年在天安门交换过名片。”我终于想了起来，不过，这小子上次可是美国人。容不得我多想，他揪往我的摄影背心，“中国人能证明我是加拿大的好人。”

我本不想跟CBS的麦克、印尼《坦波》杂志的尤丽、法国嘎玛图片社的阿利克斯一起去约旦河东岸贝卡难民营。热情的麦克已找好巴勒斯坦出租车。途中麦克得意地说我们这支由中、美、法、印尼、巴勒斯坦多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决没有被绑架的危险。听他这么一说，我暗暗地为单枪匹马去死海采访的河野担起心来。

晚上，我急急忙忙地赶回安曼洲际饭店，只见共同社的近藤正守着电话发呆。看到我一头撞进来，他两手一摊，“河野与摄影记者大河源被约旦伞兵抓走了。”与我两天前的遭遇一样，大河源在死海边照相，被伞兵抓住，河野上前营救，被一起抓走。近藤说河野在被抓之际，通过电话喊了一声：“过7小时后通知日本使馆。”现在已经7小时了，说着站起来毕恭毕敬地给日本使馆打电话。我将电视音量拧小，CNN正播“飞毛腿”袭击以色列。

深夜，在一家不知名的小饭馆，近藤做东为恢复自由的战友压惊。大河源咧着大嘴说这回总算平了上次在东亚某国被拘7小时的纪录，河野说今天等于又得了枚勋章。

1991年1月，共同社记者河野彻（左）、大河源利男（右）在伊拉克。两位都曾是驻京记者，与我情同手足。大河源身背三台佳能T-90。（唐师曾摄）

这是海湾战争中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吃饭，大家都挺伤感。河野与大河源明天将经伦敦回日本，近藤则将穿过阿伦比通道去耶路撒冷。河野眼中含泪将一大包止血绷带、镇痛片和不知名的美军战地急救品塞给我，“以后就剩你一个了。遇事要多想，千万别太猛了。防弹背心、钢盔、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见面呀。”
我们手挽手挤在一起合了张影，可几个小时以后，我这个胶卷就被约旦警察没收了。

河野他们走后，我孤身一人经塞浦路斯进入以色列，亲历了“飞毛腿”的袭击、加沙地带的戒严和约旦河西岸的镇压与反抗。为洗掉我从头到脚的以色列痕迹，我重返塞浦路斯、绕道开罗飞安曼再进巴格达。每当恐怖袭来之际，我总是想起和我几经生死的河野。由于烽火连天，我不知他是否已安全回到东京，我自己也被冠之以各种神话。直到回到北京，见到1990年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队的队友，才平息了探险队风传的我已中弹身亡的英雄故事。

在新华社新闻大厦顶层，久别重逢的河野与我紧紧拥抱在一起，我甚至怀疑这是在梦中。河野指着我衣服上的小红旗，追问给他的那一面小五星红旗在哪里。摄影部副主任林老板当即送给他一面五星红旗。当我的编辑同事们感谢共同社在海湾战争期间对新华社的帮助时，河野辞之以“互相帮助，我们也得到了你们的帮助”。勇敢机智的河野，此时竟满面通红，红得像我送他的小红旗。

我们的家
过早地开花，到结实的时候就是苦果了。
——卡尔·海因茨·冯·古德里安

一到巴格达，头一件事是打扫卫生。昔日天方夜谭中美丽的巴格达，此时仅是一堆沾满污泥的、肮脏的水泥建筑。美国人高兴什么时候轰炸就派飞机来轰炸一番。由于战争停了两个多月的电，我们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4只冰箱全臭了，山珍海味成了十足的动物的尸体。鱼肉化作脓血流得遍地都是，腐肉用手一触，就化作一摊烂泥，苍蝇成团地往脸上撞，有一只竟飞进我嘴里。清理足足用了一整天。

我们院子里也落下过一枚“炸弹”。一个直径3米多的土坑早已被人填上。可房东说这是一架无人驾驶的侦察机干的，宪兵在上面发现了个高级照相机。

夜里没有电，房东送来两包蜡烛，是伊拉克自己产的，长得像我的大拇指，忽粗忽细，苍白无力，用火柴一点，噼啪乱响，火苗忽大忽小，黑烟腾腾。房东老太太笑着说她家里还存有中国蜡烛，可舍不得用。她再三感谢1月14日凌晨撤离前我送给她的防化服和防毒面具。

清理完我们分社，首席朱少华和我开车出去看看其他中国单位。市中心的解放广场静悄悄的，部分商店照常营业。人们在弹坑前做着各种交易，一架带液晶后背的“佳能小霹雳”相机才卖30美元。

从外观看，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完好如初。可中国民航办事处的玻璃被打碎了一块，用木板顶住。存在屋后水池中的十几桶汽油已荡然无存。我找来一根木棍捞了半天，连空桶都没捞着。中建公司可就更惨了，我和老朱翻墙跳进院内，养鱼池中一条黑狗想朝我们呼救，可饿得已经叫不出声来。这家伙大概饿极了跳进干涸的水池抓鱼吃，可体力消耗太大，再也爬不上来。老朱帮我把这黑家伙抱上岸，弄了我一身臭泥。这黑狗长得很像我在秦岭拍熊猫时候的猎狗“魁恩”，当时“魁恩”每夜都和我一个被窝睡觉。可眼前这家伙却是一条十足的可怜虫，它把嘴紧贴在我鞋上，两只前爪平伸，喉咙呼呼响，不停地舔我鞋上的污泥。我找来一盆清水给它喝，这家伙一对水汪汪、亮晶晶、清澈见底的大眼睛纯洁天真，真像我在北京养的老猫“大咪”。

正对萨达姆总统府的“7·14”钢索桥被多国部队炸毁，断成数截坠入底格里斯河。（唐师曾摄）

伊拉克妇女把政府平价配给的雀巢奶粉拿到黑市上牟利。（唐师曾摄）

中建公司后院车库中的汽车油箱与中国使馆内的汽车一样全被撬开，汽油抽得一干二净。2908丰田皇冠车仅剩一只车轮，它旁边的一辆“奔驰300”连引擎盖上的奔驰标牌也被人掰走。

正对总统府的“7·14”钢索桥被整个摧毁，“自由者”桥还算完好无损，可离它不到800米的“共和国”桥被炸成4段，坠落江中。事后听一位朋友讲，横穿巴格达的底格里斯河上共有10座大桥，其中3座被摧毁。

巴格达黑市上卖面粉的少女。（唐师曾摄）
食品短缺，伊拉克椰枣成了主要食品。（唐师曾摄）
巴格达解放广场的手表黑市，各种手表被用来换吃的。我用20美元买了一块TAG
Heuer，同样的手表当时在北京卖10000元人民币。（唐师曾摄）
拉希德大街发电机市场生意兴隆。（唐师曾摄）
巴格达街头花木枯死，市民用塑料桶接水。（唐师曾摄）
联合国军丹麦士兵在黑市倒卖美元，陪他的是多国部队马来西亚士兵。（唐师曾摄）
汽油短缺，巴格达富家子弟学骑自行车。大家闺秀，用纤手遮住玉面不让我拍照。（唐师曾摄）

与中国使馆毗邻的阿富汗使馆外的空地挨了一颗炸弹，铁丝网围墙被撕开一个七八米的大口子，树木焦糊，扭曲的弹片嵌进树干。曹武官和我在树干上剥下许多弹片。

街头静悄悄，汽车很少，大都静静地停在路边，开动的几乎全是军车。自1月17日战争爆发以来，伊当局下令停止向市民供油，每辆车每20天可凭卡购买汽油30升，这仅够我们奔驰油箱的一半。黑市汽油每升7～10第纳尔，比官价汽油贵90倍。

汽车靠边，人们纷纷以自行车代步。连巴格达市中心富人区——曼苏尔区的富豪子弟也开始学骑自行车。我为了照相而去与他们交朋友，与他们一起骑车兜风，发现他们中除伊拉克自产的“巴格达”牌外，还有不少中国的“飞鸽”和“金鹿”。“斋月十六日”大街一家自行车店的普通中国造26飞鸽男车售价竟达400~500第纳尔，合官价美元1500多，而稍好些的台湾造变速轴的自行车售价则在2000官价美元以上（官价1第纳尔＝3.228美元）。

海湾战争期间由于汽油断档，巴格达自行车热卖。（唐师曾摄）

粮食因短缺已不得不实行配给制，黑市议价粮比入侵科威特前上涨了几十倍。拉希德大街上的白面（精制面粉）黑市价每公斤7第纳尔，比8月2日入侵科威特时的每公斤0.054第纳尔上涨了129倍。在巴格达最繁华的拉希德大街的萨达姆像下，黑市交易在光天化日下进行。400克装NIDO奶粉原价0.6第纳尔，黑市价9第纳尔；2.5公斤装奶粉原价3.6第纳尔，黑市价50第纳尔。

劫后巴格达，水、电、燃气供应中断，市民点起了油灯和煤油炉子。（唐师曾摄）

自来水奇缺，新华社只有花园里的自来水够得上细水长流，用它冲完的胶卷挂着一层莫名其妙的白霜。外国记者一度居住的拉希德饭店一层大厅的洗手间全上了锁，唯有靠近餐厅的厕所开着。我进去撒了一泡尿，可是没有水冲。富人居住的曼苏尔区二楼以上断水，只有一楼的水管才有涓涓细流。在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人们手端塑料盆、水桶，围着街心细细的自来水管排队取水。中东的烈日高悬当头。据当地德高望重的哈尔米医生讲，由于缺少消毒剂和杀菌剂，巴格达的自来水已不符合卫生标准，无法饮用。随着夏季来临，巴格达白天气温可达40℃~50℃，伊拉克南部一些地区盛夏时最高气温达70℃，那时缺水现象将进一步严重。拉希德饭店的喷水池现已干涸见底，亭亭玉立的阿拉伯少女喷水雕塑锈迹斑斑。

巴格达街头市民排队等自来水。（唐师曾摄）

入夜，我们驱车横穿巴格达，但见点点灯光寥寥无几，即便是这些灯光，也有许多是私人小发电机发的电。由于巴格达南郊的都拉炼油厂和都拉发电厂被彻底摧毁，巴格达成了黑暗之城。据曼苏尔区一位着军装佩手枪的负责人讲，政府正设法集中巴格达附近的中小电厂向巴格达供电，但由于能源不足，情势仍很紧张。拉希德大街的发电机市场由此兴隆起来，一台4000瓦的二手本田柴油发电机卖价8000第纳尔（合25000官价美元）。

中国人称阿卜杜·瓦哈卜广场为“刘文学广场”，因为这里矗立着一座酷似刘文学的雕像，其实这是萨达姆等人当年行刺卡塞姆的纪念碑。这里的黑市美元一日一变。战前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丹麦人曾用5.56的价格抛出美元，而今已上涨到6.68美元。而官方规定1第纳尔为3.228美元，倒挂竟为18倍（到1993年7月我第四次去巴格达时，1美元竟可换100第纳尔）。形形色色的“倒儿爷”们把千奇百怪来路不明的各种物品拿到黑市上换美元。

1月13日我曾光顾的乍巫拉影院已经关门，往日流行的欧美片和电视连续剧已经绝迹，巴格达电视台只播放一套节目，信号极弱，颜色忽有忽无，仿佛下小雨，除政府声音外，全是阿拉伯历史剧。
原来16版的官方《共和国报》已减至8版，纸张质量低下，油墨黯淡，照片模糊不清。英文的官方报纸《巴格达观察家报》已经停刊。
全城已没有电话，因为所有的通讯中心、电话局全被美军摧毁。与外界联系全靠架在拉希德饭店的三部卫星电话，分别属WTN、AP和VIS
NEWS（Reuters，NBC，BBC）三家所有，对外开价每分钟150美元到200美元不等。

在萨东大街路口，两个神色诡秘的青年拦住我，问我支持美国还是支持伊拉克。我说我听不大懂，我是个摄影师，不懂政治，但我妈说我一生出来就是伊拉克人民的忠实朋友。这两人一听恶狠狠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应该知道，我们库尔德人快饿死啦。”

市内所有的路口，都有安全警察、士兵、共和国卫队和民兵把守，盘查过往车辆。我们由于是中国人而备受礼遇，获免检待遇。警卫拉希德大街拉菲丹国家银行的士兵见我们重返备感亲切，拥抱不止，并忙着索要上次我给他们拍的照片。
入夜，美国飞机轰鸣而来，吵得人睡不着觉，没有地面武器还击。战后德国总理阿登纳说过：“忍耐是战败者武库中最强大的武器。”

劫后巴格达
忍耐是战败者武库中最强大的武器。
——阿登纳
3月18日，我们重返巴格达的第3天。

一大早，我像饿红了眼的恶狼，坐在中国驻巴格达使馆门口的马路牙子上等出租车。可巴格达的出租车好像全跑到爪哇国去了，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连个车影子都没有。

直到中午11点，我总算到了闻名遐迩的拉希德饭店。饭店大门口一扇铁门紧闭，客房大厦的玻璃自动门被一扇仅可一人通过的三合板木门取代。所有的玻璃全贴上了“米”字形防空胶条。

饭店里没有电，当然也没有电梯。312房间NBC的不干胶纸依然五彩斑澜，可屋内已易主人，几个伊拉克官员正坐在里面喝茶。116房间居然还住着个“巴解”记者，正在吃午饭，桌上地下摆满了各种方便食品，其丰盛程度令我惊讶不已。

伊拉克新闻部的“小胡子”见我一头撞进来，不由得大吃一惊，“唐，你怎么又来了，不是所有外国记者全离境了吗？”我说我是上个主麻日（3月15日）随中国大使一起重返巴格达的，这家伙听罢竟有些肃然。

我说作为人民中国“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我有义务拍战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苦难，并将其展示给世界人民。“小胡子”一摆手，“我明白了，你得等我去请示一下。你知道，现在全城没电话。”

因海湾战争闻名于世的拉希德饭店，门前的喷泉锈迹斑斑，滴水全无。（唐师曾摄）

常驻伊拉克的美联社记者，正狗撒尿般跷着大腿用卫星电话发稿。他的笔记本电脑、移动卫星电话上标着巨大的AP（美联）标志。在中东，AP、CNN是无冕之王，而我囊中如洗，除了勇敢一无所有。（唐师曾摄）
我一个人被“晒”在大厅里坐等，又冷又饿又憋得够呛，连推了几个厕所全锁着门，最后才找到靠近餐厅的厕所，总算有个没锁的。

踱出大厅，美联社记者正狗撒尿般跷着大腿用卫星电话发稿。我挺在行地问“美联”，一分钟多少钱？他翻了翻白眼：“至少150美元，但不能传图片。”我冲他随手摁了下快门，拍了张这小子的尊容。

美联社记者在用卫星电话向世界发稿。（唐师曾摄）

返回大厅，“小胡子”还没回来。我半躺在大皮沙发上养神，仰面朝天数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尽量提醒自己要耐心等待。猛然一阵香风拂面，不知何时对面坐了两位阿拉伯少女，我们彼此无言，各想各的心事。

这时又过来一个小伙子，一脸的无知相可偏戴了一副名牌的罗登斯德眼镜，他坐在我旁边情不自禁地和那两个姑娘套磁。大概想露一手，他竟用英语问我：“日本人？”我摇摇头。“朝鲜人？”我又摇摇头。“台湾人？”我朝他大喊：“怎么你没见我身上的五星红旗吗？！”小伙子说：“对不起，原来是俄国的。”

尽管我爱搭不理，小伙子并不生气，面带微笑地问我在这儿干什么。我说在等新闻部官员，那位官员答应带我去拍美国人轰炸民房的现场，让我等“Shiway-Shiway”（阿语：一会儿），可我已坐了两个钟头。小伙子一听说：“那边是主管阿拉伯事务的头儿，你为什么不直接去请示大人物呢？”

这个大人物身着笔挺的灰西装，50岁上下年纪，头戴阿拉伯花格头巾，两撇胡子挺像阿拉法特。我用英语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一遍，他听罢大吼一声，“小胡子”变戏法似的跳了出来，连说“Nam
Nam”（是，是）。

“小胡子”把我交给一个高个儿、戴眼镜、花白头发的斯文男子。“小胡子”一走，斯文男子就问我饿不饿，尽管我早已饿得看什么都是双影，可硬挺着咕噜作响的肚子说不饿。他拍了拍他的肚子，“可我饿了。”我说：“哦。”他又问：“你不打算和我一起去吃午饭吗？”我坚决地说：“我吃过了，我可以在这里等你。”由于我口袋中根本没有够我一个人在外面吃一顿饭的钱，一个人饿着肚子站在弥漫着食物香味儿的大堂里，尽管腥膻之气不合口味，可仍然充满了诱惑，让我想起饥肠辘辘的大学时代。原来任何人在饥饿面前都有沦为乞丐的可能。

巴格达底格里斯河由于战争破坏，污水横流。（唐师曾摄）

又过了半个小时，斯文男子终于回来了，告诉我一小时100个伊拉克第纳尔（合332官价美元），我说行。他捅了我胸口一下，“换美元吗？”我说：“对不起，我的美元已经换给拉菲丹银行了。不过明天我可以帮你想办法。”

巴格达儿童奶粉厂被多国部队当作化学武器基地摧毁。（唐师曾摄）

我们雇了辆红色“皇冠”，看样子司机是斯文男子的朋友。我们先到了被炸成四截儿的“共和国”桥。斯文男子从西装口袋中掏出个小本子一晃，守桥的共和国卫队闪开了一条路并告诉我只许站在哪个位置、朝哪个方向拍。

照完后，我爬上了断桥，两个共和国卫队士兵仍然紧跟着我，我用脚掌走路，后仰着身子，沿断裂后坠向底格里斯河的沥青桥面往下走，直到陡得往下滑时，才连滚带爬地回来。士兵见状哈哈大笑，让我站直了别动，围在我背后读我摄影背心上的阿文字“人民中国·新华社”，连竖拇指，“中国，好。”

地方政府部和司法部坐落在同一街口，都已被彻底炸毁，持枪士兵和民兵正检查过往车辆，一群小孩在废墟上捡木头，脏兮兮令人心酸。司法部看似完好的废墟门口有一座十来米高的萨达姆画像，可惜太侧了，24毫米镜头收不进去，我变换着角度，试图将其和被炸毁的大楼拍在一起。这时来了几个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抓住我的胳膊不许照相。幸亏斯文男子走过来，掏出个小白牌向他们一晃，老百姓才立即散去。

IBN-SALM大街，Bishir Peter一家被夷为平地。（唐师曾摄）

市中心长途汽车站附近的一座百货商店被炸散了架，根根钢筋直指晴空。由于有斯文男子保驾，我爬上炸烂的混凝土块鸟瞰脚下清理杂土的推土机。正得意时，只听“叭”的一响，不好，裤裆裂了。我的第一条牛仔裤在以色列内格夫沙漠演习爬坦克时剐烂一条裤腿，第二条昨晚帮使馆清理冰库中的臭肉弄了一身脓水，没水洗扔在了分社，第三条太瘦，致使如今登高现眼，逗得看热闹的阿拉伯人哄堂大笑，窘得我顿时英雄气短。

此次海湾战争，美国及盟国使用了激光制导的“灵巧炸弹”，它可以精确地命中目标，钻入建筑物腹内爆炸，造成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观：建筑物的外部主体结构安然无恙，而腹内则被炸得一干二净。

英国圣桑切斯特军校的一位教官曾把80年代初的马岛战争比作“昨天的战争”，而把以色列攻打贝鲁特的黎巴嫩战争比作“明天的战争”。当年，以色列就曾使用过类似的炸弹将巴解炸出贝鲁特。

中国使馆附近的一座“阿米里亚”地下掩蔽所钻进了两颗“灵巧炸弹”，炸死了1500人（伊通社数字，西方媒介报道为400人）。掩蔽所附近的住家门口都挂着黑色挽幛，上书白字。斯文男子说，这些人家就近躲入掩蔽所，结果举家蒙难。看到有我这个外国人在此拍照，一群排着队的受难者家属慷慨激昂地向我控诉美帝罪行，好像我就是乔治·布什。

外国记者居住的拉希德饭店安然无恙，可与其只隔一条马路的伊拉克议会大厦被炸掀了屋顶。许多建筑物表面看来完好无损，只是窗口有烟熏火燎的痕迹，腹内却已被炸空。据传，巴格达的能源基地都拉炼油厂和都拉发电厂全是这样炸毁的，可惜这两处不许参观。
在IBN-SALM大街，Bishir
Peter一家被夷为平地，仅他一人幸免，拄着拐杖瘸瘸地走。陪我的斯文男子见我面露怜悯之色，便义愤填膺地朝对面的AHRRAA
GERCHOR教堂一指，“他们还轰炸教堂。”

在废墟中捡木柴的伊拉克儿童见我照相，竞相围上来，高擎着手中的破木块，兴高采烈地大喊“索拉，索拉”（照片，照片）。望着他们纯真美丽的大眼睛，我不禁珠泪潸然，心酸欲碎。

一群在废墟上捡破烂的儿童，发现一块家具碎片可做木柴，如获至宝。（唐师曾摄）

被炸得散了架的百货商店。城市如同地狱，市民如同鬼魅。（唐师曾摄）
被炸毁的巴格达司法部大楼。以往挥手致意的萨达姆，此时仿佛手足无措。（唐师曾摄）
被摧毁的巴格达电话局前，一儿童抱木柴而归，喜不自胜。（唐师曾摄）

伊拉克通讯中心，电视塔开战后即被摧毁。这是开战前夕我躲在使馆汽车后排用长镜头偷拍的电视塔。该塔被夷为平地后，伊拉克人民在此重建了萨达姆塔，后又被美国飞机摧毁。（唐师曾摄）
美国使用激光制导导弹可精确命中目标，政府部门被炸成废墟，而清真寺完好无恙。（唐师曾摄）
伊拉克的巴士拉港与伊朗的阿巴丹并列为海湾两大油港。开战后，巴士拉港成为重点轰炸对象，沉船堵塞了码头。（唐师曾摄）
伊拉克被美国禁飞，伊拉克空军无仗可打，军人只能在清真寺祷告。民航飞行员纷纷改行，开出租汽车。（唐师曾摄）

去南部——什叶派地区烽烟又起
假使法军不在杜穆里兹大败，山岳党人也不会夺取政权。
——约米尼《战争艺术》
与友惠小姐约好，3月26日一起去看轰炸现场，所以不到7点就匆匆起来做早饭，没有煤气没有电，只能用矿泉水冲奶粉。

友惠小姐是位日本姑娘，他们10位日本人组成了一个“海湾和平团”，带了一车药品和食物来援助巴格达，可来后又挺失望，她“担心物资到不了需要的人的手里”。

与分社文字记者江亚平一道赶到拉希德饭店，江去楼里找日本人，我则守在门口，以防与日本人走岔了，北京警察管这一手叫“蹲坑”。我这人总喜欢边想边干，手脚眼耳口鼻并用，随机应变，在等待中盘算着下一步怎么办。我最精彩的灵感总是在无意中产生。江进去了好久，我忽然看到伊拉克新闻部的“小胡子”走了进来，他朝我一咧嘴，“唐，去不去，1500伊拉克第纳尔。”我说太贵了，我还是跟日本人走。可转念一想，他要去干什么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就拒绝了呢。正巧这时日本朝日电视新闻（ASAHI
TV
NEWS）的伊拉克雇员侯赛因·马根走过来，我拉住他问今天要去哪儿，侯赛因朝我大喊一声：“去南部。”就抱着摄像机钻进一辆红色“皇冠”，尾随“小胡子”的另一辆红色“皇冠”飞驰而去。

好不容易等到江从饭厅里出来，我一把揪着他跑到饭店门口，告诉他有更好的买卖了。一位西装笔挺的男子走过来，张口开价“1750，这是新闻部定的官价”。一辆乳白色“皇冠”开过来，我们一头扎了进去，一看手表，早上8点整。

出巴格达向南，都拉炼油厂和都拉发电厂已成废墟。两辆T-72型坦克扼守着通往南方的8号公路，炮口对准公路尽头。沿途不断地有宪兵拦住我们，司机用阿语一解释，立即放行。司机名叫苏海尔，车开得挺猛，时速一直没下过120公里，甚至敢鸣着喇叭超军车。江亚平叽哩咕噜地与司机交谈，弄得本来会不了两句半英语的司机苏海尔直分神，车到尤斯费厄竟开错了方向。幸亏我瞄了一眼坦克车后面的路标，大喊“Stop”，才拨乱反正。

巴士拉附近，大型平板车正将一辆伊陆军王牌坦克T-72运往北方。我边开车边偷拍，影像模糊，但仍可看清T-72前装甲特有三角形结构。（唐师曾摄）

镇压叛乱的伊拉克政府军，飞驰电掣般从我身旁掠过。（唐师曾摄）

沿8号公路南下，不时可见路旁虎视眈眈的T-72坦克。这种苏制T-72主战坦克是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战后第三代坦克。火炮为125毫米滑膛炮，可发射穿甲弹、破甲弹及榴弹等多种炮弹，采用自动填装机，火炮发射速度可达每分钟8发。火控系统则配备有电子计算机、红外夜视仪、激光测距仪等装置。火炮口径大，火力强，初速高，装甲防护性好，外形低矮，不易被击中，最大时速60公里，涉水深可达1.8米。其前装甲位置有一块三角形钢板，与T-62及中国的“59”和“59改”型迥然不同，极易识别。

在泰菲安桥头，竟看见一辆法国造GCT-120毫米装甲自行火炮。巨型油罐车不时从我们车旁咆哮而过。成队的大型平板拖车载着双联37毫米高炮、T-62坦克向北疾驰。路旁可见军用帐篷和帐篷旁拾柴禾的黑袍阿拉伯妇女。

9点，我们离开8号公路向东拐入一条岔路，两辆不明型号、重心极低的履带装甲车紧扼路口。右前方45°是一个庞大的无线电阵地。一队军车迎面飞速驶来，一辆平架着37毫米高炮的兰德罗孚吉普开道，操枪的士兵头戴尼龙软帽，只露双眼，大风镜上是涂了迷彩的钢盔，令人不寒而栗。

10点钟，我们由岔路拐上巴格达到巴士拉的6号公路。显然这条路正在运兵。大型平板拖车正将数不清的T-62、T-72和“59”“59改”式坦克由南方运往北方。为了节油，军用卡车则由直径七八厘米、长五六米的钢管做硬牵引，三四辆卡车一个编队，由大马力的MAN或奔驰、斯堪尼亚牌卡车牵引，余车熄火滑行，紧随其后。路旁沙地上，一辆T-72坦克和一辆履带装甲车沿着公路往北狂奔，弄得飞沙走石，征尘滚滚。

10点45分，进入巴格达南160公里的库特，关卡告诉我们，的确有伊拉克新闻部的两辆红车开过去。库特城里的大转盘上停着一辆巨型坦克，好像是英国的“百人酋长”式。奇怪的是，由巴格达到库特这段通向巴士拉的公路竟未受到盟军的空袭，连路旁的高压输电线也完好无损。

12点，距南部屯兵重镇阿马拉还有60公里，我们再次被共和国卫队截住，司机苏海尔打开车门钻出车去，与士兵耳语了什么，我们立即被放行。借停车撒尿之机，我仔细打量了我们的白色“皇冠”，居然挂的不是红色出租牌而是白色私车牌。我们的司机是个特务。

继续前进，依然是数不清的坦克、自行火炮，右前方45°居然还有一架“米-4”直升机在盘旋，显然，装甲部队正在这段濒临泄湖区的快速路上集结，然后搭乘大型平板车北上。我注意到，一些军车上画有白底红字的“红新月”标志，一辆法制GCT自行火炮的侧装甲上竟画了直径1米的“红新月”。

12点34分，我们驶过底格里斯河下游的一座旧桥，进入位于巴格达东南450公里处的军事要塞阿马拉。底格里斯河从该城穿流而下，经过巴士拉后注入波斯湾。阿马拉不仅扼守巴格达到巴士拉的水陆路交通，而且东距伊朗边界仅40公里，是伊拉克南部的重要军事要塞。据伊拉克当局介绍，不久前一些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穆斯林控制了该城，直到3月16日伊政府军才收复了该地。

残酷的巷战，冷枪跳弹，尸横遍野。（唐师曾摄）

阿马拉城外，一座5米高的伊拉克士兵塑像被榴弹打成三截儿匍匐在地。像沿途一样，这里也严禁照相。雕像背后的十字街头有枪战过的痕迹。一座两层楼被火箭弹击穿一个1米见方的圆洞，屋角坍塌下来。伊拉克政府军士兵蹲在双联23毫米高炮后面，炮口平伸，当作战防炮使用。

在阿马拉市电讯中心的废墟旁，我们终于追上了载有伊拉克政府新闻部官员和其他外国记者的两辆红车。而所谓其他“外国记者”不过是西方新闻媒介雇用的伊拉克雇员而已，因为伊拉克早已下令所有外国记者必须离境，连CNN大名鼎鼎的皮特·阿内特也被赶到了耶路撒冷。

一位名叫阿卜杜拉的官员不客气地拉开我们的车门，一屁股坐在司机旁边，扬起右手，让我拍阿马拉市被炸毁的电讯中心，“这些全是美国人干的，所以伊拉克没有电话了。”我跳下车，蹲在路边，等有几个伊拉克士兵进入画面时按下快门。不料阿卜杜拉钻出汽车直指我的鼻子，“不许拍军队，我警告你，你拍了两张。”我解释说我需要有些活动的人作前景，可阿卜杜拉强硬地说：“这我不管，但决不许拍军人。”
在阿马拉市政府门前，我们奉命停车。此次我学乖了，先问阿卜杜拉可

書城介紹　 \|　合作申請　\|　索要書目　 \|　新手入門　\|　聯絡方式　 \|　幫助中心　\|　找書說明　 \|　送貨方式　\|　付款方式	香港用户　 \|　台灣用户　\|　大陸用户　\|　海外用户

	megBook.com.hk
Copyright © 2013 - 2024 （香港）大書城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