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丛书：晚清国家类型学说的传播与影响》 - 邓华莹 - Meg Book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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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新史学丛书：晚清国家类型学说的传播与影响

書城自編碼： 3867768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史學理論
作者：邓华莹
國際書號(ISBN)： 9787220127953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9-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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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本书是探讨晚清以来“国家”这一概念形成的前沿著作；
2.本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最新前沿著作。

內容簡介：

国家类型学说，是系统区分和比较不同国家形式的学问。晚清时期译介国家类型学说，1898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1898年之前，进程缓慢，规模有限。1898年之后，明治日本借用汉字吸收西学而形成的国家分类理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潮涌而进，内容丰富，观点纷歧，尤其表现为“国体”“政体”异同关系的辨析。“国体”“政体”是否有别、如何区分的争议，虽导源于欧美关于“国家形体”与“政府形体”异同的争论，本质上却是明治立宪后遭遇君权与民权之争的表征。清季朝野各方援引“国体”“政体”学说分析规划改制，同样因君权、民权立场的差异，衍生出各种言人人殊但又交织交贯的“国体”“政体”认识和主张，深刻地反映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组和近代政治转型的曲折症结。

關於作者：

邓华莹，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教于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与文化。

目录

绪论

章 “国体”“政体”纠葛的缘起
节相互独立的“国体”“政体”
第二节?东学笼罩与“国体”“政体”的勾连缠绕
第三节?“国体”“政体”的混用与多歧

第二章?“国体”“政体”的区分与异同的困惑
节 “国体”“政体”区分说的源起
第二节?译介与变异
第三节?异同难辨

第三章?中国的“国体”“政体”属性和走向的争议
节? “国体”“政体”学说与立宪潮流
第二节? 预备立宪与“国体”“政体”问题的肇端

第四章?多元的“国体”“政体”学说与革命论战
节? 法政速成科与纷歧的“国体”“政体”理论
第二节? “国体”“政体”异同争议的症结
第三节? 革命论战与“国体”“政体”之争

第五章?帝制到共和的递嬗与“国体”“政体”的调适
节? 变动不居的“国体”“政体”观念
第二节? 师日立宪的尊皇取径与困境
第三节? 辛亥革命与立宪派的“国体”“政体”应对

结语
征引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內容試閱：

“新史学丛书”总序

“为什么叫新史学？” “什么是新史学丛书？” 十五年来，总有朋友会问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和试图解答这个
问题。新史学是一种取向。就作品而言，举凡新视角，新史料，新叙述，只
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派不分中西古今，人不分新旧少壮，更不论是否成名成家，一切以作品见分晓，一切以给学术界、读书界呈现佳善的学术作品为依归，进而不断汲取更多志同道合者，用绵薄之力，促进历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推陈出新。
新史学是一个过程。一百多年来，新史学不断演进，如果层层堆累，甚至可以在新史学这个名号上不断加新，新新史学，新新新史学，……但这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新史学尽管随时关注国际学术前沿，但并不热衷追逐新潮流，也不那么关注花样翻新，更多考虑是否把此前的优秀作品消化、吸收，不少老书也是新视角，其实不见得被消化。我们不断在引进跟进，但是如何创造性转化，依然任重道远。比如梁任公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不少提法，至今依然很有启发，若干理念其实跟的史学流派若合符节。要将新史学发扬光大，需要做一个继往开来、温故而知新的工作，无论是欧美近百年来的开创性成果，还是我国近百年以来的前辈硕学之作，比如梁启超、陈寅恪、傅斯年、李济、梁方仲等先生的杰出贡献，都在在值得我们用心聆听与记取。只有在过程中去理解和创新，创新才不会沦为口号，才会变得脚踏实地，成为源头活水，悠远流长。

新史学是一种精神。在有所传承的同时，在引进域外新观念、新方法
的同时，落脚点其实是中国史学的开拓，尤其是将注意力更多瞩目于年轻学人，试图在他们小荷才露尖尖角之时，就予以足够的关注，将少年心事当拿云的种种憧憬与构想化为现实，化为作品，化为积累，积跬步以至千里。与此同时，我们也留意到历史系本科、研究生的成长，将史学初阶读物纳入计划，形成新系列，希望由此让史学新鲜人少走弯路。新史学更愿意接受各种不同的声音，在多元互动而不是闭目塞听中走向未来，凡是真诚的声音，都能够在新史学里面得到回应。
新史学愿意秉持这种态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倾尽一切努力，广求力作于世界，将无尽的优秀作品聚集起来，踏实做去，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争取在当代学术史、出版史留下一些印迹。
十五年来，新史学品牌包括“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中华学人丛书”“新史学文丛”“新史学译丛”“法国大革命史译丛”“历史-社会科学译丛”，累计出版近两百种图书，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反响。作为再出发，除了“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保持原貌外，其他丛书统一归入新史学丛书，涵括本土与引进类著作，经典旧籍的整理，初阶史学读物，甚至部分长篇论文，远近高低各不同，中心是唯“材”是举，也力求在设计美学与阅读体验上多做尝试。
这一过程想必是艰辛的，但由于其开放性，无疑会充满惊喜。我们期待在学术界、读书界的支持下，将新史学丛书进一步提升，新史学尽管起源于欧美，但是我们期待，通过不断的坚守，在中土树立新史学的大旗，推动历史研究、历史阅读的再深化，从历史的角度促进中国学术本土化。兹事体大，敬请海内外师友不吝赐教、赐稿，各位的鼎力支持，是新
史学得以发展的保证与动力。是为序。

谭徐锋
2022年9月18日于河北旅次

绪? 论

一、问题意识
国家类型学说，又称作“国体”“政体”学说，是关于如何系统地区分和比较不同国家形式的学问，在西方政治学中，向来是核心议题。在西方国家类型知识传入以前，中国古代严格来说缺乏辨析政治类型的学问。虽然《汉书》有载：“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a但五帝时期已相当邈远且无文字记载，秦以降又一直延续帝制格局，区分政权为官天下与家天下的认识终没有演变出系统的国家分类知识。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曾将国家类型学说引入中国，但流传范围不广b。所以，晚清中西交通日渐频密，国人接触到外来的国家类型学说后，纷纷表示：

a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七十七《盖宽饶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版，第10册，第3247页。
b?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约撰成于1630年代的《治平西学》写道：“夫政固有三
种：一曰一人且王之政；二曰教人且贤之政；三曰众人且民之政是也。盖治人之权凡系
乎一人者，即谓帝王之政；凡系乎明智之数士，即谓贤者之政；又凡民中无君臣、无尊卑之殊，而权悉系于众者，即谓民众之政。夫三政之孰善孰稳孰恒者，先知者以为难定。盖天下各国，自古所尚所从者不一，则各国之亡存吉凶，终亦不等矣。兹余将述其万论之略而已矣耳。古往近来，明哲较参三政者，以帝王之政为善且稳。”这是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类型学说，帝王之政、贤者之政、民众之政，今人一般译作王制
（君主政体）、贵族（贤良）政体、共和政体。参见高一志：《治平西学》，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14页；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
133—134页。

中国自古及今，惟有一政体，故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
所未尝有也。a
我国当闭关之世，不知国家之政体，有所谓专制、立宪、共和种种之分也，但以己国所行者为不二之理，非此即不能合群立国而已。晚近中外大通，乃知政体组织之法，其式不一，皆足以适合群立国之用。b
中国昭代无政体上之比较，亦无政体上之区别c。

晚清的国家类型知识，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按照王国维对近代以来中国思想与政治变迁的脉络的总结：“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学所统一矣。”d因西学西政输入而“道出于二”的过程，虽肇端于鸦片战争，但真正促进和加速中国学术、政治为“新学”一统的时期，却是在光绪中叶至辛亥革命这短短十几、二十年间。“其背景是中西学在长期分途并行之后，由于甲午中国战败的影响，朝野上下呼吁学习日本变法图强，以东学为主导，促成中西学融合为新学。”“借由东学的外衣，西学开始以新学的面貌在士绅阶层广泛流传，并影响到官府朝廷的思维和决策，教育、学术等知识体系和包括官制在内的制度

a　中国之新民：《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新民丛报》第8号，1902年5月22日，
“政治”，第2页。
b　《论日胜为宪政之兆》（录乙巳四月十八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第2
年第6期，1905年7月27日，“社说”，第115页。
c　究竟：《宪政实行预备辨》，《大公报》，1907年10月11日，“言论”，第2版。
d　王国维：《论政学疏稿》，谢维扬、房鑫亮主编，胡逢祥分卷主编：《王国维全
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页。

体系随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a国家类型学说的引介，与此进程吻
合，以戊戌变法为界，可以从传播主体、发展过程和内容形态上，划分出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鸦片战争前后至光绪戊戌年间，欧美来华传教士及其翻译助手将以君主、国民何者主掌国政为标准区分国家为君主国、君民共主国、民主国的观念介绍到中国，进而内化为趋新士人讨论政制问题的知识框架。而在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广智书局为平台，大规模翻译出版日本法政书籍，随后留日学生群起响应，推波助澜，明治日本吸收欧美国家分类知识后形成的以辨析“国体”“政体”异同关系为特色的“国体”“政体”学说广泛流行，成为时人认识外来政制、思考本国改制取径的重要思想资源，同时也引发了中国的“国体”“政体”属性和走向的持续争论，“国体”“政体”问题成为近代中国的中心议题。
正是在此背景下，1940年初，毛泽东撰写《新民主主义论》探索中国向何处去时才特别感慨：“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国体”“政体”问题闹不清楚，事实上涉及两个相互关联作用的方面：其一，“国体”“政体”的意涵指称及联系分别言人人殊；其二，政见、立场互异的各方对于中国应该选择何种“国体”“政体”认识纷歧。不同的“国体”“政体”学说催生了互歧的改制方案，各异的改制主张反过来也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国体”“政体”理论。为了给彷徨烦闷中的社会各阶级指明中国的“国体”“政体”建设方向，毛泽东对“国体”“政体”做出清晰明确的定义，指出 “国体”根据“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社会性质”的不同来区分，“政体”因“政权构成的形式”的差异而分别，并具体提出“国

a　桑兵：《分说》，桑兵、关晓红主编：《解释一词即作一部文化史》，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页。

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的建制目标。a毛
泽东专门提出“国体”“政体”理论及其所发挥的实际影响，表明“国体”“政体”概念与学说长期制约着近代国人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更直接作用于各种政治力量构建国家体制模式的途辙，是政治转型中不得不特别考量的重要因素。
也就是说，晚清国家类型学说的传播与影响，不仅涉及知识思想层面，同时也是政治制度问题，主要表现为“国体”“政体”的纠葛与困扰。“国体”“政体”困惑从无到有的衍生，从文化跨国传通的角度来说，不只是简单的翻译复制，更有因缘本土化的调适、取舍、变更。所谓西学，本非铁板一块，明治日本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接引西学而形成的东学，同样派系林立，传入中国后更与中学交织缠绕，“国体”“政体”概念与学说自然纷歧多变。受学术源流、知识背景和认知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本就丰富多样的“国体”“政体”学说，在引介到中国的过程中，难免出现误译、误解、再诠释等情况，呈现出更加淆杂的面相。依时序考察因时因人而变的“国体”“政体”概念与学说，可以呈现外来学说进入中国的本貌，认识晚清国人接受外来政治知识的真实情况。
进言之，国家类型学说在晚清之所以特具吸引力，关键在于提供了一套关于域外政制的系统知识。鸦片战争以降，中西的强弱悬殊逐渐演化为政制优劣的对比，以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为基本制度模式的西方近代民权体制，借助资本主义体系在东亚地区的强势扩张，逐渐成为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屡屡落败，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的关注和学习对象。由于不同的国家分类方法直接关系到中外政治的异同优劣和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等根本性问题，国家类型学说受到朝野各方的高度重

a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创刊号，
1940年2月15日，第9页。

视，纷纷援引来定位当时中国的政治属性，规划未来的改制取径。“国
体”“政体”学说本质上是对欧美日本政治制度的理论概括，能否用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限度何在，本是一个需要严格论证的前提条件，但在清末尊西变制的思潮下，却成了毋庸置疑的分析框架。不过，因为中国政制与域外理论之间始终存在着差距，难以完全契合，因而衍生了关于中国的“国体”“政体”属性的争议。
尤为重要的是，互异的“国体”“政体”观念背后牵涉到各方针锋相对的政制革新方案。晚清的“国体”“政体”争议，主要表现为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两条路线的竞争，涉及清廷、立宪派、革命党三股政治力量，主线是君权与民权关系的权衡取舍。各种“国体”“政体”主张，归根到底，就是争论君主体制能否兼容民权，如何接嵌，以及由此衍生的君主与民主的抉择。由于君、民关系的重构直接牵涉到权力再分配的根本问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具有结构性意义的转型尝试，清廷、立宪派、革命党对于采用何种“国体”“政体”模式实现立宪，一直争议频生。厘清朝野各方因时因人而异的“国体”“政体”观念的知识渊源、言说本意及联系分别，有助于多维度地认识晚清时期不同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组和政治转型的曲折症结。
总而言之，深入考察晚清国家类型学说的引介过程、传播方式、内涵旨趣，以及相关学说在清末立宪、辛亥革命等重大政治变革中对国人思考君主与民主、君权与民权的关系与抉择问题的影响作用，可以深化对近代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复杂性的认识。

二、先行研究
晚清输入中国的国家类型学说，从根本上来说，是关于域外政治制度的分类理论。虽然以往学界较少专门探讨国家类型学说的传播与影响，但近代国人对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思想与制度的认知，向来是学界的研究重点，起步也较早。相关成果，或在中国近代民主发展史的视角

下，梳理国人对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认识的变迁；或聚焦于概念，分
析民主、共和等词汇观念的嬗演a。这些论著，理清了近代国人认识外来政治制度的基本脉络，同时往往会顺带提及一些国家分类论述，为探讨国家类型学说的演变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线索。
晚清时期的国家类型学说，主要表现为“国体”“政体”概念与学说的纠缠。有不少研究近代词汇的词典和论著注意到作为法政概念的“国体”“政体”是新名词，但对于何时通过何人何书如何传入等具体问题，则往往语焉不详，对其解释也更多是沿用后出流行观念，如指“政体”是“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等等b。值得注意的是，崔军民《萌芽期的现代法律新词研究》发现《公法便览》用“政体”翻译

a　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耿
云志等编著：《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谢放：《戊
戌前后国人对“民权”“民主”的认知》，《二十一世纪》第65期，2001年6月；狭间直树：《对中国近代“民主”与共和观念的考察》，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3—1598页；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中国汉字术语形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
545—553页；川尻文彦：《“民主”与democracy——中日之间的“概念”关联与中国近代思想》，孙江主编：《新史学（第2卷）：概念·文本·方法》，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76—94页；李恭忠：《晚清的“共和”表述》，《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金观涛、刘青峰：《从“共和”到“民主”——中国对西方现代政治观念的选择性吸收和重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288页；陈力卫：《“民主”与“共和”》，《东来东往：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09-332页；方维规：《东西洋考“自主之理”——“议会”“民主”“共和”“自由”等西方概念在19世纪的汉译、嬗变和使用》，《历史的概念向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
127—190页；桑兵：《历史的原声：清季民元的“共和”与“汉奸”》，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1—214页。
b　刘正埮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沈国
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版；《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编辑委员会编：《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黄河清编：《近现代辞源》，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年版。

system? of? government，a钱宁峰《“统治权”：被忽视的宪法关键词》
提及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译《万国公法》已出现“国体”等“为近代日本所广泛使用的词汇”b，但没有提供具体例证。这些史实，提示应充分注意早期来华传教士翻译西文时所用的“国体”“政体”。
近年来，关于“国体”“政体”概念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演变与影响的研究，明显增多。2004年，林来梵、凌维慈合著《中国立宪主义的起点——对清末君主立宪主义的一个省察》，注意到出使日本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在奏折中引用了穗积八束的“国体”“政体”区分学说，又以《宪政浅说》为据判断梁启超受到美浓部达吉的影响，主张国家法人说，但与美浓部达吉持“国体概念反对说”不同，梁启超区分“国体”“政体”，“国体的区别以机关的所在为基准”，不是美浓部达吉“所反对的那个国体的概念”c。2009年，林来梵、褚宸舸合写
《中国式“宪政”的概念发展史》进一步提出，梁启超在1899年4—10 月的《清议报》连载《国家论》“论述国体与政体之区分”，其“政体和国体分立的观点与其后清廷官员达寿不谋而合”d。2013年，林来梵专门撰写《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梳理“国体”概念在日本的语义变迁，以及穗积八束的“国体”“政体”区分理论的渊源流变，并引用梁启超的译著、《日本帝国宪法义解》、高田早苗《宪法要义》、菊池学而《宪政论》和载泽、达寿的奏折等材料，探讨“国

a　崔军民：《萌芽期的现代法律新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版，第114—115页。
b　钱宁峰：《“统治权”：被忽视的宪法关键词》，《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
c　林来梵、凌维慈：《中国立宪主义的起点——对清末君主立宪主义的一个省
察》，《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
d　林来梵、褚宸舸：《中国式“宪政”的概念发展史》，《政法论坛》2009年第
3期。

体”“政体”区分说在清末的传播与影响a。林来梵后来还参合日本学
界的研究成果，细致地梳理穗积八束的“国体”“政体”区分学说的来龙去脉及影响b。林来梵的系列研究，相较前人，推进明显，唯其偏向于探讨“国体”“政体”的分别，相对忽略了“国体”“政体”异同的多元论述，对部分史事如梁启超的“国体”“政体”观念的解读，有先入为主之嫌。
梁启超是引进明治日本的“国体”“政体”学说并运用来分析规划中国的改制路径的关键人物，学界对其“国体”“政体”认知多有探讨。谢放《宪政之路：梁启超的“政体进化论”思想》认为，梁启超1901年发表的《立宪法议》已“大体对国体和政体作了区分”，“一直主张在既定的国体之下逐步实现政体改革”c。藤井隆《政体论から
「开明专制论」を読む》注意到梁启超不同时期的“政体”分类观念明显变化，早期更多是强调“政体”分类，从1907年的《政闻社宣言书》开始，才明确区分“国体”“政体”。藤井隆还综合前人研究指出，明治日本宪法学、国家学关于“国体”“政体”的关系，有三种观点：一，穗积八束、上杉慎吉等人区分“国体”“政体”，认为“政体”可变，“国体”不可变，强调日本的“国体”的独特性；二，认为“国体”“政体”有别，“国体”翻译德文Staatsform、英文Forms?of?State， “政体”对应德文Regierungsform、英文Forms? of? Government，这种分类方法适用于所有国家；三，否认“国体”“政体”有别，代表性人物是从立宪主义的角度解释《明治宪法》的美浓部达吉。以上三种说法，第二种较为常见。藤井隆根据长尾龙一的研究，认为第二种理论由东京帝国大学外国教师那特硁（Karl? Rathgen）引进，后来被高田早苗、岸

a　林来梵：《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b　林来梵：《国体宪法学：亚洲宪法学的先驱形态》，《中外法学》2014年第5期。 c　谢放：《宪政之路：梁启超的“政体进化论”思想》，《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12年第6期。

崎昌、中村孝、小野塚喜平次等人继承a。高力克《宪政与民主：梁启
超的政体与国体理论》、喻中《所谓国体：宪法时刻与梁启超的共和再造》也分析了梁启超的“国体”“政体”观念，都认为梁启超的“国体”“政体”认知经历了一个从混用到区分的演变过程，但具体在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这个问题上，则认识有异b。
除关注重要人物的“国体”“政体”观念外，也有学者从长时段宏观视角考察中国近代“国体”“政体”概念与学说的演变。李育民
《晚清时期国体观的变化试探》指出，“以天朝体制为核心的传统国体观”，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外交涉中发生根本性变化，“逐渐形成了以近代国家为内核的新观念”c。范贤政《“国体”与“政体”在近代中国的演变与分化》梳理“国体”“政体”分化的过程，认为这两个概念的分化意味着“西方政治理论的中国化”d。王宏斌《“政体”“国体”词义之嬗变与近代社会思潮之变迁》具体指出，中国人早接受西方“政体”概念的是康有为、梁启超，马建忠曾用“国体”指称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但“这只是一种偶然的表达方式”，“‘国体’词义的嬗变似乎是从1912年才真正开始的”。“国体”“政体”词义的嬗变，“深刻反映着‘古今中外’的复杂问题”e。这几位学者对于“国体”“政体”概念的演变进程、意涵指称的认识，彼此冲突，分歧明显，说明仍有相当多的历史细节有待厘清。不过，他们都提示了应当充

a　藤井隆：《政体论から「开明专制论」を読む》，《修道法学》34（2），
2012年。
b　高力克：《宪政与民主：梁启超的政体与国体理论》，《二十一世纪》第142
期，2014年4月；喻中：《所谓国体：宪法时刻与梁启超的共和再造》，《法学家》2015
年第4期。
c　李育民：《晚清时期国体观的变化试探》，《人文杂志》2013年第6期。
d　范贤政：《“国体”与“政体”在近代中国的演变与分化》，《学术研究》2014
年第3期。
e　王宏斌：《“政体”“国体”词义之嬗变与近代社会思潮之变迁》，《安徽史
学》2014年第5期。

分探讨“国体”“政体”学说具体如何融入中国本土的问题。
2019年，桑兵《辛亥时期国体政体的意涵与辨析》对辛亥时期各方关于“国体”“政体”的争论作了提纲挈领的梳理，强调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解读言人人殊的“国体”“政体”观念，并指出明治时期日本皇权与统治权合一是“国体”“政体”完全分离的关键。正是因为认识到时人往往混同“国体”“政体”，桑兵采用严谨表述，概括辛亥年国民会议公决君主民主一事为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对此，宋培军表示不同意见，认为在清末民初的语境下，“国体”“政体”有着微妙的区别，但具体讨论起如何区分时，难免还是剪不断，理还乱a。此外，邓丽兰、李云波都注意到，洪宪帝制前后的君主、共和论战中，时人对“国体”“政体”的意涵所指及联系分别的认识多有分歧，远未达成共识b。这也说明，理清晚清“国体”“政体”争议的来龙去脉，对于把握后来聚讼纷纭的“国体”“政体”问题极为重要。
晚清国家类型学说为重要且深远的影响，是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比较中西政治形式，定位中国固有政治制度，进而探索中国变制方向的知识和思维体系。佐藤慎一初发表于1994年的《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以专制问题为中心》即注意到：自1880年代起，王韬、郑观应等 “条约港知识分子”将区分外国政治制度为君主国、君民共主国、民主国的理论介绍到中国，并在此框架下分析中国政治体制的位置，定位中国为君主国。而从20世纪初起，梁启超区分“政体”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的观念逐渐流行，中国传统政治是君主专制政体成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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