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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全国五十多万老五届大学生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英才，但是却曾被看成“文革”前的末代“臭老九”。他们在校期间和毕业以后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对“文革”有切肤之痛。
本书接续《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以北大老五届毕业离校后的经历为主题，以离校后前十年的境况为重点，真实记录了“文革”期间他们被发配到边疆、农村、农场、工矿接受“再教育”，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经受心灵煎熬的种种经历，书写了莘莘学子在苦难中以奋斗为主调的色彩斑斓的历史，可谓是：“跌宕起伏人生路，含泪泣血报国篇”。期望以此铭记老五届这段“不可遗忘的历史”，期望能在读者心中树立起反思“文革”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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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孙兰芝，吉林省长春市人，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退休前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曾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管理杂志社副总编、社科部主任。长期从事干部教育，特别是高校领导干部培训的组织、管理与教学工作，以及国际政治和道德教育研究。
张从，1963-1969年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学习，1970-1978年在陕西汉中地区劳动锻炼和工作，1978-1981年在北京读研究生，1982-1994年在陕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工作，1994-2005年在中国农业大学工作，环境科学与工程专家。2005年退休。
奚学瑶，浙江天台人，长于上海，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1964级学生，1970年毕业后在河北抚宁插队并工作。后长期在秦皇岛从事史志编撰与文学创作，主攻散文创作与散文研究。上世纪90年代初年，返回北大进修，为谢冕先生的访问学者。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入选《河北文学通史》。
丁广举，男，安徽省涡阳县人，教授。1960年应征入伍，1964 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曾任农村中学教师、副校长，县委党校教员，县广播局编辑，辽宁教育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务处长、社科部主任等。2001 年退休。退休后曾任北京黄埔大学（民办）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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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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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必须牢记的历史
第一辑 边塞风霜
严冬过去是春天
从达坂城到克孜勒苏
遥远而又真实的地方
山高水寒忆当年
三进云南
北大，我一生的加油站
康巴藏区十三年
情忆海西
第二辑 乡村岁月
忆滹沱河畔“再教育”
遥望星空的岁月
边邑沉浮二十秋
乡村岁月
杨庙插队记
故园四十二年前
商洛山中
盘锦纪事
辽北岁月
迁西旧事
黔岭轶事
难忘司马故里情
第三辑 厂矿纪事
走进大巴山
忙忙碌碌心自安
辽阳十年
在草原钢城——包头的岁月
逝去的年华
我的检测足迹
那么远 那么近
别了，北京大学！
离别未名湖之梦
亲历湖北十年办煤
第四辑 军垦忆往
相煎何太急
阳光总在风雨后
未名湖 未明乎
飞雪伴我入洞庭
军马场里新伙夫
愧对母亲 未愧对母校
军垦往事
井冈山下北大连
军垦二度，似水流年
腊山农场的那些日子
与往事干杯
从军垦到军旅
第五辑 杏坛耕耘
罗甸十四年
鸿雪诗纪
“芙蓉镇”的国文教员
告别北大后的二三事
教坛耕耘琐记
未名湖水，在山沟里扬波
天涯何处无芳草
第六辑 流年履踪
未名湖水映丹笔
逆境中的另类生活与奋斗
跌宕起伏的考古人生
未名之路
永远留在辽北大地上的一段“情缘”
独行特立写人生
岁月留痕
不能忘却，那些年……
我的投笔从戎生涯
一个史学工作者的求索之路
乡村货郎创业记
第七辑 碎影散记
我特殊的待分配经历
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片断回忆
留学散记
鹭岛未名情
往事三记
走访教育部信访室
留校北大经历的“斗、批、改”
在中国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工作的几个片段
印尼军舰上的五天五夜
劫后劫
心灵的洗礼
终生的愧疚
第八辑 师友情深
师长风范 终生楷模
未名湖，我心中永远的痛
北大的仁爱护佑了我
历历往事寸草心
檄文永在 风范长存
与彭守义相处的日子
缅怀彭守义同学
追寻彭守义事迹和遗属的经过
附 读《告别未名湖》感赋
跋 一代风华家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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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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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煎何太急
李文华
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早已过“耳顺”之年的我，只要一听到有人敲门的声音是“咚、咚”两声，马上就心里一颤，条件反射般地等排长的那声令人冰凉的“集合”。
排长故意把声音压得低沉、略带嘶哑，从黑古隆冬的门口传过来。一想起这个场面，一种挥之不去的梦魇总压在心头。这声音响过之后，无论多么困乏，多么腰酸腿疼，都要一骨碌爬起来，摸着黑穿好衣服，再把被子打成方方正正的背包，背在双肩上，跑出去集合。所有这些动作都是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的，开始是五分钟，后来逐渐缩短，所以我们也就越发紧张，越发手忙脚乱，也越发容易出错。超过了他限定的时间，要挨熊；不符合要求要挨熊。比如说，他看着谁打的背包不顺眼，就把谁拉出队列，让你跑。什么时候背包跑散了，什么时候停下，再听他挖苦，一套一套的东北人损人的话骂得你抬不起头来。我天生是个慢性子，手脚不麻利，从小学到大学，体育考试没及格过。所以，每次紧急集合差不多都是不合格，丢三落四。那时候最害怕的便是这突如其来的紧急集合，简直到了有点神经质的地步。有时侯，夜里一觉醒来，又没有表，惟恐排长来个突然袭击，能瞪着眼到天明。紧急集合中我犯的最大的错误是，有一次慌乱中竟然把《毛主席语录》忘了带了！这可是个严重错误，是一个想怎么上纲就怎么上纲的政治错误！我连着写了三份检查都不过关，最后我就破罐子破摔了，两手朝前一并说：排长，你叫人给我带上手铐，把我送去劳改吧！没想到，排长朝我翻了翻白眼，反倒没脾气了，一扭头，走了！
那还是1968年底的一个冷风刺骨的冬日，我们名义上是大学毕业了，但必须要先到农场去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我们来自全国十几所大学的同学乘火车来辽宁盘锦垦区的解放军农场锻炼，是排长到营口火车站来接我们的。排长三十来岁，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子，长得眉清目秀，略带有书卷气的面部表情里透着一种亲切感。再加上一身可体的军装，按我们那时的认识，真是好一个英俊小生，按今天的标准，也能算一个顶呱呱的“帅哥”。当时我心里一阵高兴，心想，这排长象个书生，要是摊上这么个排长，惺惺相惜，待我们肯定差不了。果然，天遂人愿，我被分到了五班，隶属于二排，二排长就是他！
等我们安顿下来，聆听排长的第一次训话，使我一颗热乎乎的心，一下子掉到了冰窟窿里。排长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个大老粗，大字不识几个。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谁要是宣布自己是个“大老粗”，那么，谁是“革命派”的社会地位就确定了。紧跟着的一番话就更离谱了：你们就是“梁效”文章中所说的“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的一伙人。北京管不了你们啦，到这里来，我就是要把你们拉上来的，何去何从，道路由你们自己选择！我们可是新社会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被毛主席“钦封”为革命小将的革命派呀！当时有人出来反对，没想到排长一翻白眼，不屑一顾地宣布：散会！把大家闹了个“窝脖”。
经过一个星期的“思想教育”之后，便开始了无休止的劳动锻练。其实，农场所有的农活我们大多干过。比如“清淤”，就是把水渠中头一年沉淀下的泥沙在新的河水到来之前清除掉。不过，在东北干这件活的时间还是冻死狗的大冬天，就非一般人理解的清理淤泥了。我们站在敞篷的大卡车上，来到几十里外的干渠上。排长拿起一把12磅的大锤，就像放炮开山前打炮眼似的，做起了示范。原来是湿湿的河底，冬天一冻，比石头还硬，一锤下去，钢钎头上也就是一个白点。排长打了四五锤，把锤一扔，问我们：怎么样，学会了吗？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也不想想，这是一帮什么智商的人物，还用得着你教吗？于是，我们就两人一组，把棉衣一脱，开干。我们原以为排长能身先士卒，和我们一起抡大锤，即使不抡大锤，扶扶钎子也顶个人用啊！没想到排长这边走走，那边看看，不时地纠正一下谁的姿势，还不时地在我们耳边一套一套地说教：同学们啊，你们清的不是一般的淤泥啊，这就是这么些年你们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留在你们脑子里的污垢啊！同学们啊，毛主席说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淤泥难清不难清啊？难，思想改造也和这清淤一样！说得我们浑身起腻。没办法，大家就用“嗨呦、嗨呦”的号子声压过他那没味的念经。晚上下班了，排长往卡车驾驶室里一钻，而我们一个个浑身汗湿透了的苦力，在车斗里迎着寒风发抖！
吃过晚饭，我们浑身累散了架，恨不能马上上炕睡觉，这时候，排长来精神了，把我们组织起来，在昏暗的灯光下学“毛选”。看来，他也没什么计划，而是抓着哪篇学哪篇。本文开始时的那一幕夜间紧急集合，不过是排长为了加快我们从思想上贴近工农兵的步伐而给我们搞的“加餐”。我们背地里都叫排长“虐待狂”。可是，那个年代，我们也只能是背后议论议论，敢怒而不敢言。
整个“锻炼”期间，白天我们干活，排长溜溜达达在旁边用毛主席语录给我们“加油”。晚上他再组织我们“学习”，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再教育”模式。其实，干活累点我们不怕。你在那里累得要命，你身边老有一个人在车轱辘话絮叨，你腻不腻？
更烦人的还是他那些折腾了我们，自己也没落得了好的花花点子。
春天的脚步慢慢地走近了荒凉的盘锦垦区，大地开始变松软了，千里冰封的辽河解冻了，我们的清淤工作也告一段落。下一步我们的主要农活是“泡地排碱”和平整秧田，准备育秧。垦区位于辽河入海口处的冲积平原上，这里原来就是一片海滩，即使上面沉积了一层淤泥，由于蒸发和毛细的作用，盐碱还是向上“走”。所以，即使是种了几年的“熟地”，春天来了，拖拉机耕地之前，看上去仍然是一片片白花花的像癞痢头。所谓排碱，就是拖拉机耕过之后，将水放进去。灌满一块地之后，拖拉机拉一盘耙，在水田里来回搅动，使盐碱溶于水中。等沉淀之后，把盐碱水放掉，再重复上面的过程。一年之春，一块地至少要排两次碱。所以，为了赶农时，各个连队都争水。我们排分成了两组，我们班负责平整秧田，另外两个班负责打田埂，准备放水排碱。排长为了表现我们排的同志干劲足，从来都是天黑很久才收工。有一天，我们班听到排长收工的喊声时，还有一畦秧田没弄完，因为明天要到更远的一块地去整秧田，班长就说，紧紧手，弄完再回去吧。等我们回到宿舍，便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通往两旁卧室的过道上堆了一大垛湿漉漉的棉衣，像是刚从泥水里捞出来的，还不时地往两边的泥巴地面上淌泥汤子。过道两边的大通炕上睡满了另外两个班的同学，一个个地在被窝里哼哼唧唧地发抖。排长倒是没躺下，出来进去地找炊事班给烧姜汤。见了我们，还一个劲地说：了不起，了不起，精神可嘉。我们也赶紧帮着把姜汤一碗碗地递到另外两个班躺着的同学手里。
后来我们才知道，另外两个班的同学收工回来的路上，排长走在前面，突然，排长看见引水到我们农场的支渠漏水了，水呼呼地灌到了属于我们连队的地里。这时候，只见排长振臂高呼：同志们啊，赶紧堵水啊。知道吗，水就是粮食，粮食就是生命，就是红色政权啊！开始，大家还是拿锹铲土。支渠有两米多宽，冲开的口子也越来越大，一锹锹的土下去，根本不见踪影。这时，只听得排长一声令下：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这里就是黄继光堵的枪眼，跳下去！大家是接受“再教育”来的，明知道刚化冻的辽河水肯定很凉，只要有一个跳下去了，别人也就不甘落后。于是，二十个小伙子，跳下去了一多半，没跳的就在上面铲土，好不容易才把口子堵上。
正忙乱，连长进来了，排长赶紧凑过去想汇报这些同学的英雄壮举，只见连长铁青着脸，一挥手，阻止了正要说话的排长，只说了一句：这么冷的水，把人冻坏了怎么办？转身就走了。
第二天，我们排病倒了一大片，我们没病的还要留下两个人伺候病号。我们的生产进度落后了一大截，这大概是排长所始料不及的。不过排长仍然一个劲地鼓吹，我们排的人关键时刻上得去，放了一颗精神原子弹！不过事情过了很久，也没见连里表扬我们排。后来，不知道怎么传出来的，说连长和指导员把排长叫去狠狠地熊了一顿。因为连长在这里种过几年水稻了，他知道每年春天水管部门对各农场的用水是限量分配的，而水稻种得好坏与否，关键是水能否及时供上。春天排碱是用水最多的季节，好多单位都“偷”水。本来，这个口子是连长让人偷偷地挖开的。谁知道让排长来了这么一下子，水没“偷”成不说，让场部知道了，把连长叫去好一顿熊。连长的火不朝着排长发朝谁发？真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蹶子上。
堵水事件之后不久，便开始育秧。我们班过去平整的秧田，只是在耕过的旱地里粗略地平整，打成一格格的田畦。真正的平整，要把水放进一格格的田畦里，每格中水的深度要在刚没而还没完全没的深度，这时候根据水平面“找平”。干这种活，人是要手持铁锹下到水中去的。4月初的关外，依然是寒意料峭，早上起来，头天晚上放进水的秧田里结了薄薄的一层冰。排长把我们带到田边，这次他不是站在岸上指挥我们下去了，而是不声不响地脱了鞋袜，挽挽裤角就下去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下吧！脚一踏破那层薄薄的冰碴，没进泡溶了的泥巴里，简直就像针扎了似的疼。过不了多久，整个小腿就麻木了。排长下去不一会儿，就上岸了，一瘸一拐地向大路边跑去。没多久，只见他把连长叫来了，说是让连长“指导”一下，我们干得对不对？妈的，这连不识字的老农都懂的道理，都会干的活，还用得着连长来“指导”？又是穷显摆。没想到，连长隔很远就喊，快上来，快上来，不要命了！我们东倒西歪地上来了。连长说:育秧不急，秧田多泡泡有好处。再说，已经派人去场部领长筒水靴去了，水这么凉，赤脚下水是会得病的。趁我们洗脚、穿鞋的时候，连长把排长叫到一边.声音虽然压低了，但我们还是听清了连长的话：“二排长，你怎么这么多花花点子？前几天，你把那么多人撺掇着跳下水去，今天，你又带着他们下水，弄病几个，上边查下来，你怎么交代，是你顶着，还是我顶着？”只见排长一个劲地点头哈腰，啥也说不出来。
这两次“窝脖”之后，排长蔫了好大一阵子，也懒得出花花点子折腾我们了，我们也乐得清静。每天，大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完全成了一台台干活的机器。终于有一天，我们挤压在胸中的对排长的不满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了。事情的起因是排长不知道哪根筋弄拧了，没经过任何民主程序，非要开支部大会发展小三子入团不可。其实，小三子人不错，入个团也不是什么大事，大家的火是朝着排长来的。你折腾我们惯了，我们也非得给你点难堪不可，支部大会上，排长列席会议，成了唱赞歌的主角。我们也好像大家事先商量过似的，就是不约而同地缄默，都不举手。会议僵在那里，排长平时挺英俊的一张脸涨得通红，那些挖苦人的东北嗑也没有了。一直到主持会议的副指导员说了句：今天的会就到这里吧。排长突然冒出了一句：算你们狠，我要在你们学校里，你们还不得把我揍死！这是哪儿跟哪儿，简直像泼妇撒泼。当然，过了一段时间，团支部把所有的民主程序走完，还是发展了小三子。
接下来，大家心照不宣，尽量减少正面接触，排长也知道了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这位“教育者”头上的水平光环在我们心目中也消失殆尽。刚来农场时大家还背地发发牢骚，现在索性连牢骚也懒得发了。
很快也到了收割稻子的时候，学生连的稻子长得特别好，大家心情也好些了。尽管我们中间有的人在表示“思想改造”的决心的时候说过，为了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工农兵欢迎的知识分子，愿把农场的火炕睡穿。农场的火炕还结实着呢，在农场锻炼了一年零两个月后，便开始分配了。我们当时来锻炼时只有一个大单位——国防科委，具体的工作单位是没有的，很多人希望能借此机会满足一下个人的要求，也无非心存侥幸而已。
分配的消息传出来之后，排长似乎换了个人。本来大家尽量保持一段距离的相处关系，似乎一下子由于排长摆出了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式，而变得紧张起来。排长对我们又呼来喝去，颐指气使。我们也觉得，反正在你手下没几天了，你就张狂两天过过瘾吧。不过，有一天，小三子不知道干了什么让排长不顺心的事，排长训斥他时，冒出了一句话，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排长面对着小三子，可眼睛朝我们扫了一圈，声音提高了八度：你们孙猴子还想跑出如来佛的手心去？噢，明白了，排长是铆足了劲，想借分配整我们一下。其实，排长有点小看我们了。在那个年代，尽管我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尤其是名牌大学走出来的，在社会上也算是凤毛麟角的天子门生。当然，我们也不乏七情六欲，那点照顾一下的希望，真的有点像盼着天上掉馅饼，砸到你头上了，算你走运；我们没捞着，也不懊丧。这些年来在一次次的学习、批判、锻炼中已经把棱角磨得差不多光了，也知道在那个年代，在解放军的队伍里，提个人要求，除了自取其辱，自讨没趣之外，弄不好还会在档案上给加上一笔。总之，犯不着！何况，我们也的的确确是做好了到边疆或到卫星、原子弹实验基地的思想准备的。
可是，这次分配，部队上做得很绝，师政治部来了个干事，把名单一念，就完了！解放军做事说好听点是干脆，说难听点是不太负责任。据说是按照一年多以前接收我们时的名单来了个“一刀切”：北京的大学来的学生全回北京，天津来的学生全回天津，上海来的学生全回上海。
别看我们相当一批人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分配方式啧有烦言，当然对于让我们回京、津、沪也出乎我们的意料；没想到对一个人的震动比我们还大，那就是我们的排长。在师政治部来人宣布我们的分配方案的大会上，他听了我们的分配方案，当场惊呆了！我们平时爱用“目瞪口呆”的成语来形容一个人吃惊的样子，这时候用到排长身上，真的再贴切不过。真的，他当时眼睛发直，嘴巴张开，整个一个人愣在那里了，以致于有人叫他，他都没回过神来。过了好大一阵子，排长才冒出了一句话：妈的，什么读书无用？要读书还是读大书！也难怪排长发出这样的感慨，那个年代，能进京、津、沪简直和登天一样！
送我们上火车的还是排长。排长上了火车，帮我们把简单的行李安置在行李架上，然后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排长哭了，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过去有对不住大家的地方，向大家道歉了，原谅老大哥吧。我们也鼻子酸酸的，还说什么呢？说到家，他尽量地“表现”，也无非是想提个一格半格的。我们走了，他还得在这荒凉的盐碱滩上待下去，想想，也挺值得同情的。
车开了，排长朝着我们前进的方向一个劲地挥手。后来，我们看见他两手捂脸，蹲在了地上。这个场景四十年后，还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大约半年后，连长到北京来出差，我们在北京工作的同志搞了一次聚会，以极大的热情接待了这位沉默寡言的善良的老大哥。吃饭的时候，我问起我们排长。连长说：你们都分配之后不久，二排长就转业到鞍山了。不经意间，连长透露出了排长的“身世”。参军前他是鞍山钢铁学院大二的学生，1960年国家困难时期，学院“下马”，他就参了军。
这回可真的轮到我们吃惊了！他也是大学生？细算起来，他在大学里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时间不比我们短多少，既然都是“同根生”，那他干吗还整我们整得那么惨？为表现表现，尽快晋升？可其结果适得其反。细想起来，他心里的苦楚可能不比我们差，在他们那一类人的眼中，由于他的经历，所以他的地位可能不比我们好多少。所以，越整我们，就越证明他和我们划清了界限。
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积累，对当年排长的一些做法又有了更深层面的理解和认识。当年在大学里对未来曾有过美好憧憬的排长，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他的梦。尽管他参了军，成了“最可爱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但在中国几千年形成的思维模式中，秀才和兵就是两个极端不同的人群类别，没有当成秀才的遗憾肯定是深深地埋在排长的心底的。到了“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是非颠倒、一切都扭曲了的年代，一群秀才沦落到了他的脚下，难说他不是以一种变态的心理，想方设法地折腾我们，以追求一种心理上的平衡。
事情过去四十多年了，算起来，排长也该年过古稀了，还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翻腾出来，亮给世人看，显得我有点不大气。睚疵必究，对排长也有点不恭。之所以写出来，无非是想告诉世人，社会的变态必将导致人的心理变态，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出现过一个“兵”和一群“秀才”之间的这样一种人际关系。
四十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淡漠了，唯有那“咚、咚”的两声敲门声，一旦听到，还使我心中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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