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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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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较全面、系统、准确反映姚莹思想的选集。姚莹是清嘉道时期著名的经世派、桐城派和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本选集主要从思想文化史角度进行选材，凡属思想文化史范围的内容尽可能选入，以全面、系统地反映姚莹的思想；同时酌取与姚莹思想发展有关的生平史料类作品，以便反映其思想产生、发展的背景因素。在编辑方面，考虑到姚莹著作的实际情况，未按时间或分类进行重新编辑，对选取的篇目也未做删节，尽可能地保存了原貌和完整性，目的是提高其可信度，并便于研究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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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人物简介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又号幸翁，清安徽桐城人。1807年中举，连捷成进士，归班铨选。1816年起，先后在福建平和、龙溪，台湾，噶玛兰，江苏武进、元和等地任职，又升任淮南监掣同知，护理两淮运司职。所至皆有政绩，以循吏能员为人所称颂。1837年秋升署台湾道，次年莅任。鸦片战争期间，与总兵达洪阿积极组织防英抗英，先后报有鸡笼、大安港之捷。战后，被污以“杀俘冒功”罪名入刑部狱，史称“台湾之狱”。旋奉旨加恩免治罪，发四川以同知知州用。补蓬州。先后奉命两次入康藏，处理两呼图克图纷争事件。成《康輶纪行》。1848年春，辞官归里。1850年冬，咸丰皇帝宣布耆英等罪状，台湾之狱因以平反，旋奉旨授湖北盐法道。1851年春奉旨赴广西军营，任大营翼长，参与镇压太平军之役。不久升任广西按察使。次年署湖南按察使。1853年1月24日卒于长沙。自幼即怀经世之志，又承家学，师事族祖姚鼐习古文法，入仕后有守有为。他既是嘉道时期经世派代表人物，又是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还是桐城派文风学风转变的关键人物，更是一位坚决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终以道德、功业、文章兼美而彪炳于后世。
编者简介
施立业，男，1958年生，安徽霍邱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主攻地方史，偏重于思想文化史。著有《姚莹年谱》等，参与主编完成国家清史编纂工程项目《桐城派名家选集汇刊》等。先后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多次。曾任《安徽史学》总编辑兼历史所所长，现为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安徽省首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省宣传文化系统六个一批拔尖人才。兼任省社科联副主席、省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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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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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东溟文集东溟外集（1833年前）
通论上
通论下
贾谊论
罪言
刚柔说
心说
师说上
师说中
师说下
天地
鬼神篇
检身纲目说
援鹑堂集后叙
后湘集自叙
五家笺困学纪闻序（代）
钱白渠七经概叙
谢王二史辑遗序
吴麓先生集序
吴子方遗文序
吴子山遗诗叙
孔蘅浦诗序
赠王栻序
赠朱澹园序
《论语集注》书后
《道书》书后
《藏经》书后
与张阮林论家学书
与徐六襄论五代史书
答宋青书
上座分巡书
再复赵分巡书
复李按察书
复方漳州求言札子
谢周漳州书
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
复赵尚书言台湾书
复赵尚书言台湾兵事第二书
与倪兵备论捕盗书
上孔兵备书
上孔兵备论办贼事宜书
再上孔兵备
与杜少京书
上韩中丞书
与刘明东书
覆马元伯书
与李永州书
游榄山记
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记
桐城麻溪姚氏节妇记
噶玛兰台异记
漳州府重修城隍庙记
朝议大夫刑部郎中加品衔从祖惜抱先生行状
先府君行略
先太宜人行略
亡姑圹志铭
说滩
说鬼
李凤冈生圹说
张南山诗序
松坡诗说序
黄香石诗序
郑云麓诗序
香苏山馆诗集序
北园宴集诗序
山人珠玑序
侯冠芳遗集序
与吴岳卿书
与吴春麓员外书
与光律原刑部书
君论诗文书
复吴子方书
覆汪尚书书
再覆汪尚书
与吴孝廉光国书
复曾秀才大椿书
复座师赵分巡书
答张亨甫书
复方彦闻书
一乐居记
桂警轩记
戒杀文
焚五妖神像判
劝修九和书院告示
捐簿题
谕大坪黄氏
召乡民入城告示
谕七百社家
东溟文后集东溟文外集（1824—1849）
台湾地震说己亥五月
论赵恭毅覆奏宋学士参款事
再上陶制府北课融销南引议丁酉五月十二日
上陶制府请买补盐义仓谷议丁酉九月十二日
上督抚请收养游民议状戊戌七月
台湾山后未可开垦议辛丑二月
上邓制府请造战船状庚子六月
上督抚言防夷急务状庚子七月二十日镇府会衔
覆邓制府筹勘防夷状庚子九月
防夷急务第二状镇府会衔辛丑正月二十日
驳凤山令港毋庸设炮募勇议
驳淡水守口兵费不可停给议
台湾不能坚壁清野状辛丑九月
风闻厦门夷情反覆状壬寅十一月廿四日
复管异之书己丑
覆程中丞书辛卯九月
覆陶陶军言盐务书乙未九月
覆贺耦庚方伯书丙申正月
上林制军言西商脚私书丙申三月
与姚春木书
与毛生甫书己亥四月
与汤海秋书己亥四月
上督抚言全台大局书庚子四月
覆邓制府言夷务书庚子五月十二日
与王提督书庚子八月
复梅伯言书辛丑闰三月
再覆颜制军书辛丑五月
覆怡制军言夷事壬寅五月二十三日
覆福州史太守书壬寅七月初八日
再复怡制军言夷事书壬寅八月初八日
上刘丞言事书壬寅八月初八日
与方植之书壬寅九月
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癸卯四月
再与方植之书癸卯四月
又与方植之书癸卯五月
与潘河帅书癸卯七月
与余小颇书乙巳二月
复廌青一兄书丙午四月
复光律原书
谢陈农送重刻逊志斋集书
候林制军书丁未六月
与朱书
再与梅伯言书丁未八月
与余坡言西事书
复卜贞甫书
复王守静书
又与梅伯言书
复陆次山论文书
赠汪孟慈序丙申九月
送余小颇守雅州序
重刻山木居士集序
廌青诗集序
潘四农诗序
陆制军津门保甲图说序
屠琴坞课桑图记
桐乡书院记道光丙午十月
桐城烈女节孝三祠堂记道光二十八年十月七日
江宁府城水灾记
雷继贤铜戈记
十幸斋记
书西域见闻录控噶尔事后
考定焚黄仪制书后己亥三月
左忠毅公家书真迹书后
平湖卜氏杨节妇传书后
方植之金刚经解义十种书后
苏厚子望溪先生年谱书后道光己酉二月
吴黄二贞女传戊戌十月
汤海秋
蓬州新建玉环书院碑
捆场缉私章程变通状乙未
仪河挑工章程议状乙未十月仪征县王令会衔
议挑仪河章程十二则
淮南悬引暂拨淮北融销状清册附丁酉十月初五日
覆颜制军书辛丑三月
与陈梁叔书丁未十月
与童石塘论注南北史书
与南北史合注局诸人书
与陆制军书
覆黄又园书
江氏音学三书序（代）
陈息凡康邮小草序
先茔记
饬嘉义县收养游民札戊戌七月初六日
谕嘉彰二县总理董事
中复堂遗稿续编（1849—1852）
变盐法议
上陆制军辞南盐议叙书庚戌十一月十六日
黄右爰近思录集说序
桐旧集序
跋方存之文前集后
平贼事宜状
陈永安善后事宜状壬子三月初二日
覆贵州黎平府胡
与严观察
与王少鹤书九月二十九日发
识小录（约1802—1835）
读书大义
朱子之学先博后约
学而时习之
人不知而不愠
夷狄有君
射不主
不知其仁焉用佞
吾斯之未能信
性与天道
可也简
注疏言性情
礼不丧出母
朱子易经本义
佛教传授宗派
释氏五劫
古佛名
五经取士
孟涂
关尹子近释氏
精气神
家言心
齐书论佛之谬
四十二章经
六根六尘六识
贪嗔痴三品
八解
共法
四大和合身
诸天俱有阴阳
识如蜜蜂
四依趋
三因三缘
五眼
内旗外旗之别
喀尔喀内附始末
俄罗斯市始末
库伦
卡伦形势
新疆两路形势
廓尔喀
西藏
三清
惜抱轩诗文
桐城禁书记考
地气寒热
量天尺
五星出东井
星变
脱脱足食
王缑山
东槎纪略（约1821—1829）
自序
埔里社纪略
噶玛兰台异记
噶玛兰厉坛祭文
台湾班兵议上
台湾班兵议下
复笛楼师言台湾兵事书
复笛楼师言台湾兵事第二书
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
康纪行（1844—1846）
余小坡太守
复设主堂
天主教源流（三条）
《易》九卦（五条）
《易》言吉凶悔吝
蕃妇不裈
虞仲、夷逸放言
进退存亡当不失其正
《易》言吉凶悔吝不同义
廓尔喀披楞（三条）
英、俄二夷构兵
第察即英夷马头
中国佛教与西域不同
中国翻译佛经
明祖崇佛安边
前后藏事始末
宗喀巴与释迦本教不同
西藏疆理（二条）
明哲保身当衡以义
归安愚者
守其知者无七情
明臣议抚驭外夷
外夷形势当考地图
《西域闻见录》
外夷讲图书
《坤舆全图》
西藏外部落
详考外域风土非资博雅
西藏戍兵
师生名谊当辨公私
私恩不可妄受
天人一气感应之理
获青莲教匪
理数因
设备道议
文昌星可以人神为之
事物本原于道
拉达克诱森巴犯藏
哲孟雄听披楞通道
张禹附王莽诡言天道
子产言天道人道
孔光巧佞
黄教红教之异
姚兴论人才
宋孝武帝政官制
前藏岁时蕃戏（二条）
人类万殊圣人不一其教
达赖剌麻顶上云气
释氏设心亦与礼、老相似
前后藏非天竺（三条）
宗喀巴开教
尽物之性
圣人至德无非一诚
无住生心似克己复礼
儒释二教皆从平实处起
四谛解
十二因缘解
学道从浅近处把握
圣人设教学者自为
邵蕙西
桐城先辈
圆觉即尽性
《金刚经》言布施
佛智妄议
佛言福德圣人不言福利
释氏不切于用
仁兼四德
《太玄经》
古书言异域
西域富区
艾儒略《四海总说》
巴勒布
《易传镫》言九卦
五天竺幅员
安息、条支
葱岭
华人著外夷地理书
痕都斯坦即中印度
莫卧尔即北印度
俄罗斯方域（二条）
南北都鲁机
控噶尔
程文简论《庄子》
《海岛逸志》
宋举制科
银贵钱贱
《诸蕃志》
商说外夷有裨正史
英吉利
四大洲
佛经四洲日中夜半
四洲四主
外夷留心中国文字
三魂七魄
佛兰西
英吉利幅员不过中国一省
七始咏
神签字当作谶
卜卦用钱代蓍
干支五情六情
干支五合六冲
理当观其会通
《心经》六根、六尘
管子言敬静
管子心天德
管子言教民
纬书言五藏
世俗贵古贱今
占梦书
极乐世界在人心
西方无极乐世界
诸国教门考
文贵沉郁顿挫
杨升庵诗（九条）
古韵当辨方音
昌黎大颠书
唐宋人论文（二条）
和同
修己安人守身治人
三大士佑人与鬼神同理
王文成古本《大学》说（二条）
朱子学宗孔子
《四库书提要》驳西人天学
兵事不外战守
一贯、忠恕之旨
古人言恭敬有二义
七政乱行
回教源流
西域叶尔羌外诸国（二条）
一腔热血须真
成事不说当观何事
食、色乃性之欲
附《中外四海地图》说
艾儒略《万国全图》说
西人汤若望《坤舆全图》说
南怀仁《坤舆图略》
陈伦炯《四海总图》
李明彻《地球正、背面图》说
《今订中外四海舆地总图》
《新疆南两路形势图》说
《西边外蕃诸国图》说
《西藏外各国地形图》说
《乍雅地形图》说
寸阴录（1846—1848）
吕夷简
历代开基圣主
三游
王介甫
墨子非命
古人敬慎卜
吉凶祸福本于历数
肃慎氏周称肃慎，汉晋称挹娄，元魏称勿吉，唐称靺鞨，宋称女真，
又作女直。
三韩
毗骞国王
贡禹
唐明皇庭试县令理人策
内外官俸禄
后世服制有古礼
日历起居注
田锡上言时弊
张知白言治化
韩欧二公疏
仁宗戒言官
富郑公
古帝立子不必嫡长
石庆
大戴礼
天道
东溟奏稿（1838—1842）
遵旨严讯夷供覆奏
遵旨筹议覆奏
覆讯夷供分别斩决留禁绘呈图说奏
夷船二次来台释还遭风夷人奏
夷酋忽生异议奏
夷酋张贴伪示请旨查办奏
后湘诗集（1798—1814）
拟古
赠吴子方
咏怀
谣变并
荷兰羽毛歌
论诗绝句六十首
后湘二集（1815—1832）
丙子过钟山书院有作，寄陈石士编修、光律原刊部
海船行
星蚀
座主赵武陵公《静坐澄心图》
再呈律原
后湘续集（1833—1849）
修辞
偶成
观物
占卜
姚莹年谱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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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又号幸翁。清安徽安庆府桐城县人。明清时期，桐城县是海内外闻名的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文物之邦”，左光斗、方以智、戴名世、方苞、张英、张廷玉、刘大櫆等大量乡先贤所流传下来的节操、功业等逸闻故事，所留下的遗迹和作品等等，构成了深厚的人文沃土。而麻溪姚氏则是桐城最著名的世家大族之一，“代有名贤，学问、文章、道义、宦绩，渊源有自”，其中流芳百世、驰名海内外者不乏其人，姚希廉、姚文然、姚范、姚鼐等众多先辈道德、事迹、文章，有口皆碑，积累了家族丰富的精神财富，潜移默化地激励着一代代后人。这些先天的、优良的人文基因，也成为了姚莹人格形成的要素之一。
姚莹出生时家境已衰落，因此早年生活磨难多多。出生时，正值大饥荒，死亡相继于道，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仅能勉强维持每天“一饭一粥”。6岁入学，师从方兰荪先生。7岁时，大家庭解体，刚分出的小家庭债台高筑，被迫卖房宅以偿债。此后，祖父和父亲长期在外地游幕教读以谋生计，母亲则带着其兄弟数人依靠租房栖身，辗转颠连，困顿不堪。8岁起，师从族兄姚维藩。姚维藩曾从姚鼐受古文学，且具经世思想，对姚莹成长有一定影响。姚莹母亲为大学士张英后裔，知书达理，勤奋治家，对其兄弟督教也甚严，不仅自任课余辅导，口授《诗》、《礼》二经，还经常讲述里中和姚氏先人史事懿行，引导其兄弟励志，以不坠“先业”。10岁时，家难连连，夏遭水灾，母子几人“浮板以栖”，“断炊竟日”；秋遭祖丧；冬又患痘症几乎夺命。在生活磨砺和母慈兄友的激励下，姚莹开始“悲愤苦读”，常常夜至四更而不倦。
嘉庆三年（1798），14岁的姚莹“已好为诗歌”。“束发之初，即思慕古”，泛览汉魏至当代作者著述，“诵古人之言，求古人之义”，而“略知为人”。17岁，师从张菉园先生，结识张聪咸（阮林）。张当时已以文章名乡里，睥睨同辈，但初交姚莹，即尽焚己所作，叹曰：“世故有不朽之学，此不可羞耶！”18岁，与张聪咸、方遵道（履周）、吴庾（子山）、姚全（易卿）结集《蔗林五子诗钞》。他们志趣相投，以古人相励，“德业自期，贤豪自命”，“意落落不谐于俗，里中多非笑之，以为妄。”21岁，在姚鼐资助下，以府试第一名补府学附生。次年夏，以参加岁试赴安庆，就居姚鼐主讲的敬敷书院，“先生与言学问文章之事，始得其要归，而为之益力。”此时，姚莹交往的已有一批桐城籍有志青年学子，如张聪咸、吴庾、方遵道、姚全、光聪谐（律原）、刘开（明东）、左朝第（匡叔）、徐璈（六襄）、吴孙珽（子方）、李宗传（海帆）、朱雅（歌堂）、方东树（植之）、马瑞辰（元伯）、方秉澄（竹吾）、朱道文（鲁存）、胡方朔（小东）、吴云骧（岳卿）、方遵巘（子骏）、姚幼榰等。他们经常交游聚会，“有见以相质，有作以相示，或然或否，不必尽合，亦未尝强合也”，“皆以道义相切攠”，而挥斥古今，脱迹尘网，抗踪儒林，文采飞扬，又堪称风格相近，气类相投。他们自己言谈文字间也每每诩为“吾党”。在《赠吴子方》中，姚莹曾咏道：“自从宋明来，斯文更凋丧。中间数硕人，扶植各有臧。末流更分裂，同时相矛枪。遂使章句生，翻笑伊洛荒。文章亦绝轨，衰薄不足张。圣经如鸿钧，万态俱含生。泱泱沧海流，吐内河与江。……所以古哲人，不顾群言昌。独立为砥柱，障此百川狂。怀之不可见，我心实怦怦。”称这些人“吾所谓左右采获以取益者也”。里中交游，对他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由此可以想见。
嘉庆十二年（1807）秋，乡试中举第18名，座师为吏部右侍郎刘凤诰、刑部给事中赵慎畛，房师为梁本恭。次年春，会试中第32名，据说以书法不佳，殿试列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时虚龄24岁。会试文华殿大学士董诰、礼部尚书邹炳泰为正考官，内阁学士秀宁、顾德庆为副考官；殿试读卷官为礼部尚书瑚图礼、礼部尚书王懿修、工部尚书曹振镛、吏部左侍郎潘世恩、礼部左侍郎桂芳、兵部右侍郎周兴岱、工部左侍郎周兆基、工部右侍郎陈希曾。同榜中有贺长龄、钱仪吉、魏元烺、隆文、钟祥、强克捷、陈官俊、周之琦等。凡殿试三甲，不得入翰林，循例归班铨选。十五年六月到达广州，入两广总督百龄幕，目睹了广东社会祸患及招降张保的情形。后又主讲香山县榄山书院。十六年春应广东学政程国仁聘授经署中。是年，松筠接任两广总督，与之交往甚亲密，了解到不少西北边史地知识信息。十七年正月应聘教授从化县令王蓬壶之子王栻，完成编辑《援鹑堂集》工作。十九年（1814）辞从化幕，年终返里。在广东的六年游幕，是姚莹治学、写作精力最集中的时期之一，留下了《识小录》、《后湘集》等大量诗文作品。
二十一年（1816）赴京谒选，得福建平和知县。次年冬，调龙溪。两县皆官贪俗鄙、民风强悍之区。他厉行除暴安良之策，又倡礼让廉耻之风，亲民恤族，通达下情，勤于听断而民间无扰。二十四年秋，调任台湾县，旋兼理海防同知。道光元年（1821）春，兼任噶玛兰通判。他积极推动漳、泉、粤等客籍与土著和睦相处，破除五妖神迷信，组织抗震救灾，筹划兴办噶玛兰开发事业等。不久，接连遭父母丧。丁忧期间，主要游幕于闽台地区。其间曾于六年、十一年先后两次赴京师，与魏源、龚自珍、黄爵滋、汤鹏、吴嵩梁、徐宝善、张祥河、邓显鹤、端木国瑚、潘遵沂、汪喜孙、陈用光、管同、张际亮、鹿泽长、饶廷襄、李宗传、陈方海、吴嘉宾、郑云麓等一大批经世派人物结识和交游。在“世乃习委靡文饰”的时代，与这些人交往，不仅增广见识，而且“皆慷慨激厉，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大声振之”，形成声势，给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奋发之气。十一年，姚莹奉旨发往江苏，初奉命随行会办粮船回空、开坝倒塘、查赈等。后历任金坛、长洲、武进、元和等县。其中十二年冬，在武进任上，以疏浚孟渎等三河，日夜奔走于河干者3个月，次年二月最终完成了苏南地区这一大型水利工程。适得一子，遂命名“浚昌”，字“孟成”，以志喜庆。十四年秋，任淮南监掣同知。十一月代理两淮盐运使，数月之间，就将致使前任自杀的繁重的盐课收纳任务如期完成。次年二月回任监掣同知。十七年二月，再护理两淮盐运使，任内恤商而裕课。在“江南”的几年，以德才卓具、治绩优异，得到总督陶澍、巡抚林则徐赞赏。
十七年（1837）九月姚莹升署台湾道，次年闰四月莅任。针对游民充斥、变乱无常情形，他实施了联庄团练收养游民之法，由地方宗族等分摊经费，收养游民。有8000余名游民，被转化为义勇，作乱因素转为维稳力量。鸦片战争爆发后，台湾突出海防前沿，抗英备战成为头等大事。为守卫台湾，姚莹与台湾镇总兵达洪阿采取了封港、巡防等措施，又动员组织团练、义勇等民间力量参加抗英活动。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1841年9月29日），一只双桅大号英船拖带舢板多只移泊鸡笼口外万人堆洋面。次日即发生了“鸡笼破获夷舟”战事，即“鸡笼大捷”。此役斩敌32人，生擒133人，缴炮10门。九月十四日又在万人堆驱赶了一艘英船。次年正月三十日（1842年3月11日），在淡水、彰化交界之大安港发生战事，即“大安之捷”。此役毙敌数十人，生擒英军30人、广东汉奸5人。在鸦片战争期间，就战役结局而言，这两次是清方仅有的“奏捷”记录。姚莹以功赏加二品顶戴。十月十九日，侵华英军首领璞鼎查指责达洪阿等冒功，妄杀英人。道光皇帝指示查办。次年三月初六日，姚莹、达洪阿被带回内地。八月十三日，入刑部狱。二十五日，上谕加恩免治其罪，遂出狱。这一事件，曾轰动当时舆论界，史称“台湾之狱”。
二十三年十月，姚莹奉旨发四川同知知州用。次年约六月底至成都后，改补府属蓬州。九月，四川总督宝兴委任姚莹赴里塘调解乍雅两呼图克图纷争事件。十一月十二日，到达正呼图克图曲济嘉木参所驻之里塘。不久上报两呼图克图不可调和之情形，建议以武力稍示震慑。十二月二十二日，返回成都，其用兵建议未被采纳。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姚莹戴着处分奉命随同宣瑛再赴乍雅。经过反复调解，仍无果。次年二月二十六日奉命返抵成都。两次乍雅之行，实地了解到藏区、藏边以及世界史地情形，写出了《康纪行》一书。二十六年五月，赴蓬州任。在任期间，设法清除吏治积弊，根治强买强卖恶俗，发展文教事业。二十八年二月，卸蓬州知州事。五月底返回家乡。
二十九年三月，应两江总督李星沅邀请到达金陵。旋以李病休而应两江总督陆建瀛之聘，编成《海运纪略后编》。期间，曾应淮南监掣同知童濂之聘，主持修《南北史注》。三十年七月，到扬州参与盐政事务。次月，到九江任盐卡委员。十月二十八日，咸丰皇帝宣布耆英等罪状，姚莹、达洪阿冤案因以平反。不久，姚莹授湖北盐法道。
咸丰元年（1851）二月，以太平军烽火蔓延，姚莹奉旨驰往广西军营。六月，任大营翼长。不久升任广西按察使。闰八月，奉命由桂林驰往阳朔、荔浦一带防堵。九月上中旬，会攻龙眼塘、水窦、莫家村等地，均为太平军击退。二年六月，入湖南，卸翼长事，办理粮台。不久改署湖南按察使。十二月十六日，病逝于长沙。以桐城为太平军攻占，暂厝于江西鄱阳。同治元年（1862）三月，归葬于桐城龙眠山。
姚莹不仅以事功名垂青史，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有重大贡献，在中国近代尤其是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其思想价值而言，关乎思想、学术发展方向的，撮其大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睁眼看世界”的先驱
以今人的视角，对姚莹在思想史上的定位，首先应是“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姚莹从嘉庆年间就开始研究边疆史地，比龚自珍和魏源还要早些，而且与龚、魏等同时期其他学者相比，他可能是最早留意观察外国势力觊觎中国动向的人。
他在诗作中，对嘉庆年间广东地区洋货盛行、十三行洋商与外国人之间的贸易、交往情形就有一些记述。如《荷兰羽毛歌》咏道：“或言重货兼重人，红毛来者如上宾。众商接待皆屏息，一语不合红毛嗔。”将外国人的盛气和洋商的丑态勾勒得活灵活现。
嘉庆十五年（1810），他在《上座师赵分巡书》中评论两广总督百龄招降海盗张保仔时，指出可能带来三害，其中之一就是“军伍废衄，不闻戮罪，转以为功，夷人、瑶户皆尝窃笑之矣。……且夫粤地内有瑶黎杂处，外有番夷往来，我之虚实彼皆知之，今吾官军骄至不能戢定内贼，不虑有以启彼戎心乎？”提醒人们注意这一事件可能诱发外国势力对中国的轻视和觊觎。
在与松筠的交往中，他得到了许多关于西北边疆史地以及中俄交往的知识和信息，还时常就自己的研究成果，向松筠请教和核订，后收入《识小录》一书。《康纪行》自叙追述称：“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著论于《识小录》矣。然仅详西北陆路。”
他又是最早觉察并提出预防英国等西方势力侵略台湾的人。赴闽、台任职，对海疆潜在危机有了进一步认识。道光四年，当他得知夷船贩卖鸦片盘桓台湾长达半年时，立即写信给台湾道孔昭虔，建议提高警惕：“及往来台湾，海道既熟，又见我海防之疏、水师之懦，万一回至彼国，言及此地本红毛旧土，忽起异谋，能保无他日之忧耶？……抑莹更有虑者，时议惧生边衅，每遇外夷滋事，往往假天朝恩德宽大为言，而实示之以弱，殊不知损国威即失国体。嘉庆二十四年英吉利之至天津可为明鉴。当事者只取省事目前而不顾启外夷轻视中国之心。彼水师既啖其利，又畏夷船高大，不敢驱逐。赵公此去，彼必诡言以对，甚或张大其词，以相恐惧，皆未可知。”（《上孔兵备书》）
他还是最早发觉并提醒关注西南边疆尤其是藏边的人。1845年，他就发觉外国势力对藏边的威胁，“盖披楞欲窥西藏，为廓尔喀所阻，哲孟雄路近而小弱，故思取道于此。”（《哲孟雄听披楞通道》）1847年致信林则徐，指出中国滇、蜀、藏西南边疆存在严重危机，“英可（由哲孟雄）长驱入藏矣”（《候林制军书》），呼吁人们警惕英国侵略势力。
需要指出，与同时代其他人相比，姚莹“睁眼看世界”最突出的特点，一是他不是在鸦片战争刺激下才“惊醒”的；二是他从“知己知彼”这一传统理念出发，在面对中西力量接触和碰撞时，始终坚持主动地了解外部世界、把握国际形势变化，借以研究和确定中国的应对策略。可以说，在“睁眼看世界”潮流中，姚莹是个真正的弄潮儿。
从20多岁起，他的学术视野就扩展到边疆史地和域外情势，留意搜集和研读有关资料，先后搜集到《海岛夷志》、《海国闻见录》、《坤舆图说》等等。在台湾通过审讯英俘、应邀登上英舰等活动，亲自了解掌握世界知识信息，观察感受异域人文风情。到晚年，几乎从正史到野史笔记，从前人记述到魏源等今人最新研究成果，从林则徐组织翻译结集的《四洲志》到从英俘那里得到的外文书，凡关域外的书籍，能搜集到的他都尽力搜集。他还曾打算编辑一套《异域丛书》。
《康纪行》是姚莹著述中最为今人所熟知和重视的一部书，被誉为与魏源《海国图志》相媲美的近代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作。其实，它只是一部兼具日记、游记、学术随笔特征的大杂烩似的著述，从体例和份量上说，都不能与《海国图志》相比。但是，其思想价值和意义，却丝毫不减于魏氏书。就“睁眼看世界”而言，该书的价值和意义有：
1.对“西洋各国情事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姚莹吸收了截至当时所能收集到的研究成果，在书中对世界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和研究。
2.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介绍了西藏边疆史地，尤其是最早提出了警惕外国势力对藏边的威胁和侵略的问题。结合实地考察和文献资料，姚莹在书中对西藏的地理、交通、物产、气候、历史、宗教、政治、风俗等等做了详尽的记述，对西藏与域外各国之间的关系和交往进行了阐述，揭露了英、俄两国对西藏的觊觎之心和相互之间的矛盾。
3.在核心价值观方面，体现出“东方文化派”的特征：书中有大量记述、分析、比较宗教文化的内容，对源自东方的儒家以外的宗教文化都有所批评，但以为皆是有益于人们向善的，因而都抱一种包容态度，而对来自西方的以天主教、基督教等为代表的宗教文化则深恶痛绝。尤其是，除与同时代先觉者一样关注西方的军事、经济侵略外，他更重视和警惕西方宗教文化的侵略及其危害性。
4.抨击历代“不勤远略”的政策，批评知识分子热衷权位名利、不关心域外情事的态度和做法。指出鸦片战争的失败应归咎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暗昧无知。书中说，英、法、美甚至越南等亚洲国家都对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皎然者矣。”（《复光律原书》）因此呼吁为“制夷”而放眼世界、了解世界、研究世界。“余谓：外蕃之敢为奸诈欺中国者，以中国无人留心徼外事也。苟每因其来，有人焉，访其山川疆域、国制民风，互相考校，久之必得其实，则彼一有奸欺，我有所据以折之，彼知中国有人，自可销其邪慝。”（《明臣议抚驭外夷》）姚莹在书中反复表达和强调了他自己不畏艰辛和讥讽，忍辱著书的宗旨：“莹为此书，盖惜前人之误，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与余小坡言西事书》）就是要“知彼虚实”，“习其山川，则知形势之险易；习其人物风土，则知措置之所宜”，“徐图制夷”（《详考外域风土非资博雅》），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复光律原书》）
不过，对异域知识，在思想态度上，他又表现得异常冷静。最明显的是，他对来自夷人（西方）的东西，既没有视之为洪水猛兽（宗教除外），也没有视之为神丹妙药；既承认“夷人之长”，又没有妄自菲薄；既主张“知彼”，甚至吟咏出“且喜将军能好武，亲成战舰在中流（时楚省仿夷制新成战舰）”（《四月四日舟泊汉阳风雨涉江偕友人携浚昌登黄鹤楼即事》），也没有像魏源那样明确提出“师夷”的口号。现在看来，他的思想张力或拓展性较大，但是其演进却是慎重的、拘谨的。我们或许可把他的这种见解和认识，看作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大国在那个时代自然而然孕生的，也是所需、甚至所应持的思想态度，我们应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他、评论他。他是“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却不是向西方学习的旗手，虽是遗憾，但对这样一位杰出的先觉者、理性的开明者，理应给予充分肯定。事实上，历史也已经给予了他崇高的赞礼。
嘉、道时期经世派代表人物
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经世派中，姚莹是一位极具特点和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若横向比较，姚莹的经世思想的产生，可能晚于包世臣，而早于龚自珍、魏源。
姚莹终生恪守的是经世致用的人生观。束发就对“奸回鄙吝，嫉如寇仇”，而追慕古代名臣贤豪之所为，“乃悄然悲宇宙辽阔，惧此身之委于草露也”（《覆汪尚书书》），萌生了经世之志。成年后，“望古常存屈贾悲，感时欲上天人策。”（《杭州晤徐六襄》）尤仰慕贾谊、王阳明之为人，因为二人学术体用兼备，不为空谈，且有政务实践，利国惠民，成就伟绩。他曾在给马瑞辰信中说：“吾辈立志本不在温饱，亦不畏权势，苟能一言一事于斯世有益，所获多矣。”生平所修都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交都是奋发有为之士，所究都是世道人心、国计民生之事，所为也都是安邦济民、造福一方的事业。其评人论事，也一以经世致用为标准。如评郑兼才：“君生平论学以植纲常为主。一官所至，辄兴工营建，诸事皆有成功。尤以吏治民风为亟。每建言大府，陈利弊皆切要，文尤精悍朴老，为时所重。”（《郑君墓表》）对管同、吴嵩梁等许多友人拥经世济民之怀，而徒以诗文闻名者，每每惋惜不已。
姚莹经世思想内涵丰富，这里只能提要介绍。
哲学思想。在世界本原问题上，姚莹是个“气”一元论者。他认为，世界的本体由气构成的。“天无形质，以气为体”（《天人一气感应之理》），“人之始生，本二气之精，与星辰同体”（《达赖剌麻顶上云气》），“万物之生，皆二气之动使然”（《守其知者无七情》），草木其细，山川其巨，有生命无生命者，莫不由气生成。气是运动的，所谓“触物必动，透窍必出”，“气无不出”，因而，天地万物都处在运动之中。事物的运动构成了各自不同的形态和特征，宇宙也才因此多姿多彩，万般气象。事物运动的客观性也是由气决定的，“盖天地万物无非一气运行，而万物各受天地之气运以自为其生，……夫气运流行，天亦不能有春秋而无冬夏，日月不能有盈满而无亏蚀，山川不能有流峙而无崩竭也，况于人乎？”（《墨子非命》）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所有事物和运动都存在一种支配力量，即是“道”（或称“天道”）。他所描述的“道”或“天道”实际上就是客观规律。他说：“盈天地间皆道也，有器，有数，有理。”“其所谓‘天道’，则指阴阳五行所以消息、生死之机，与夫四时之所以运行，万物之所以并育，世运升降、兴废、盛衰所以不齐之数，凡极深极奥，不可以人智窥测者皆是也。”（《性与天道》）道虽有些深妙，却具有必然性，其特征为客观（“天道无心”）、运动变化（“化则变”）、有自身运作方式（“变而不失其所”）。道也就是事物本原：“天下事物，莫不有所由来，由来者，事物之本原，本原即道也。事物可见，本原则或见或不见。”（《事物本原于道》）
他考察了“理”、“数”关系，指出“数”实际就是人们常见的、可感受或把握的具体的运动或存在的形态或量化差异，“理”则决定着具体的客观存在或运动的性质。两者关系是：“数也而理存焉”、“数即理也”，但“数统于理”，即数寓于理之中，同时理又制约着数，反对将理、数割裂开来。他又通过对理、数、因的论述，阐明了客观世界是可以认知的：“凡事求其理而不得则参之数，更推其数而不得则付之因。三者若不同而实不相倍。盖理主其常，反是则变，天下不能有常无变也，以数推之，则可即常观变矣。数之变有万，而各有所起，起即因也，以所因究之，则可即起知止矣。常变起止，可推可究，非理乎？一理明则数与因在其中矣。……数有千万各处其一，随举其一皆可为起，所起者异，即所止之数千万亦异，寻其一而推之，十百千万可知，非理乎？数有尽而理不与同尽，因有起而理即与之为起，故有一而后有万，一即万之因也。”（《理数因》）
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个运动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所留下的“迹”，就人类社会而言表现为名物度数，客观规律便隐藏于这些变化运动之迹中。当各种具体的运动与客观规律（运动的必然性）相一致时，客观规律便可通过具体事物体现出来，人们就可觉察到它；否则觉察不到。
这些论述显然不仅仅具有朴素唯物辩证法特征，而且已经达到相当的致思深度。其哲学思想既克服了朱熹“理在气先”的弊病，又避免了王阳明“心即理”的缺陷，不过，他也同时相信有些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的存在，如神鬼、命运等。他的哲学思考几乎涵盖了传统哲学的所有概念与领域，这里不再赘述。
进化史观。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化的。他通过研究世界史地得出结论，“国名今昔互异，制度风俗，由朴而华”（《商贾说外夷有裨正史》），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常态。就中国史来说也是如此。羲轩之世，淳风古处，百姓浑浑；到了中天运隆，便进入文明将启的尧汤之世，遂有三代之治。在评述台湾开发时，他说：“夫山川之气，闭塞郁结，久而必宣，宣则泻，泻则通，通然后和，天道也。”（《噶玛兰台异记》）文明的这种递进是必然的。“一代有一代之典章，一国有一国之风俗，一时有一时之机势”，（《吾斯之未能信》）不同民族之间，发展阶段存在不平衡性。上古时代，中国“亦犹之夷狄也”。但到后来，夷狄“风气之开，后于中国常数千年，而终莫能及中国，理固然也”。“然则天道可知矣。恢恢大圆，其气滂浃，无所不周，无所不至，而有先后迟速不同。蠢者有时而灵，高者有时而下，一行乎自然之气。气必运而后至，不可强为也。”（《天道》）总之，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正是以这种起起伏伏状态不断进化发展而来的，发展不平衡是常态，而不断进化则是共同的、必然的趋势。而就一个朝代或政权来说，又有“有开创之天下，有承平之天下，有艰难之天下”，即存在兴、盛、衰、亡等几个发展阶段的历史规律和现象。他认为人们可以从历史变化中认识现实、以备鉴戒。人在历史发展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以德弭患，可以转移“天心”。“夫气运乘除自有消长，与人事或应或不应，灾异之见，岂必皆哀季之朝哉？所恃者，人君大臣以时修其政事，不为害耳！”“以德弭患，厉气潜消，天心亦为之转移，岂不信哉！”（《江宁府城水灾记》）姚莹这种具有朴素进化色彩的历史观，与当时流行的历史循环论是有显著区别的。
这种哲学观和历史观，为其经世主张和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
社会变革思想。他反对复古师古，曾忧心忡忡地说“自古未有委靡若此之甚者也。古道亡而后人心坏。人心之坏则自谗谄面谀始，谄谀成风则以正言为可怪，始则惊，继而惮，继而厌，最后则非笑之以为不祥。”（《复座师赵分巡书》）谴责“大臣不过遵用故事，小臣不过谨守薄书”（《吕夷简》）的现象，说滞陈迹而为之，误国误人，而“从古小人排挤善类，无不以故事成例为言”（《吕夷简》）。他认为古未必悉是，今未必悉非，“古今时势不同，当务为亟。今日事势可忧可惧如此，似不宜守拘墟之见，犹以覆辙为美谈也”（《复光律原书》）。他极力主张渐进的改革。呼吁“因时损益”，即因应时势做些改革。为此他还曾引经据典，从夏、商、周历史演变中论证先王制礼都是顺乎世事人情的，说即使孔子当政也必大有损益。他的改革主张不仅强调全局意识，还特别注重“知情”、“审势”、“察几”，即改革的条件和适度。他说：“情得则势见，势见则几明，势见几明则方略出焉。”（《东槎纪略自序》）好比中医治病，必须根据病人体质和病情开方下药，“有同病而异药者，其奏效一也。”（《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反之，若“习近闾阎，而于制度，或锐意改革，而昧于事情，逐末者忘本，务名者乖实，言之娓娓而无所用，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利害相乘，不可不辨也”（《东槎纪略自序》）。
民本政务观。在姚莹的从政观念和政务实践里，始终体现着鲜明的民本色彩。改革要遵从民意，为政要与民同好恶。他说：“为政在乎得民，而得民者必与民同其好恶。”“民恶盗贼而我严缉捕，民恶匪徒而我诛强横，民恶狱讼而我听断以勤，民恶枉累而我株连不事，其同民之恶也如此。民好贸易而我市廛不惊，民好乐业而我闾阎不扰，民好矜尚而我待之以礼，民好货财而我守之以廉，其同民之好也如此。”尤其是姚莹特别重视官民沟通，上下情通达晓畅。主张为官者应该做到“亲接贫贱，广问以达下情”，力求“文武同心，官民一体”，以为这样整个社会“血脉自尔流通，百骸无所壅滞，尚何病之不治哉！”（《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
不过，就政务主张来说，他也并非一味地“媚民”，而是坚持兼用“恩、威、信”治民的政务理念。他说“夫所谓与民同好恶者，非为苟安之政，一切姑息也。其民既浮动而好事，非严重不足以镇靖。锄强除暴，信赏必罚之谓严。事有豫立，临变不惊之谓重。威以震之，恩以结之，信以成之，大要尽于此矣。”（《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认为一个优秀的官员，就应该“有忧天下之深心，怀康济之大略”，“本清慎勤之心，行恩威信之政”。在处理日常政务时，要有预见性，做到“弭乱于未形，防患于先事”（《上座师赵分巡书》）。他充分认识到吏治与民生之间的关系，重视简政廉政，维护民众利益，说“今欲治之，必先富之”，而要做到这些，官员的躬行节俭，裁减供给以使“吏不扰民”（《致汤海秋书》），非常重要。对百姓要“结之以信，震之以威，平之以情，持之以法”（《上座师赵分巡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他对为官之道，做过许多论述。他说，“窃惟服官之道，当以慎勤为本，忠信为质。及乎治事则首在识时，其次因地，又次观人，终于审事，未有任心执一而不乖误者也。即以地方官言之，钱谷兵刑虽有成法，而用法之宽严缓急则又当体察而行。时有异势，地有异宜，人有异等，事有异情，明乎四者，然后可以无弊。……非执端用中，则宽严缓急之间安能悉当？”（《覆程中丞书》）这些从做人到处理政务的方式、方法的论述，既是行政经验的系统总结，又是较深入的理性思考，至今仍有汲取和借鉴价值。
人才观。他注重人才，认为人才乃天下之本，廉耻为人才之本。他抨击科举帖括考试“上则侮圣言，下则坏士习。俾一时人士，不讲求圣贤所以立言之微意，而用心于纤巧诡僻之途，遗害斯文，岂细故哉！”（《五经取士》）主张不拘一格用人才。认为在开创、承平、艰难等不同时期则有不同人才产生。而承平日久，“天下病矣”，“天下艰难宜问天下之士，而与乡曲自好者谋之，其有济乎？奇才大略不世出，必不在修饰边幅中也。”（《复管异之书》）也就是说，在社会危机已经出现的时期，要使用那些胸怀大志、德才兼备、勇于担当的“天下之士”，而摈弃只知趋时谨慎的庸才。为政之道，贵在得人。而得人则要根据客观条件，“因地得人，或弛或张，惟用之当而已”（《覆贺耦庚方伯书》）。嘉庆十八年（1813）冬得知天理教起义消息后，意识到更严重的社会危机来临，更大声疾呼“天下之务，莫急于人才，得人之法，莫妙于因材善使，无以常格拘，无以小行责，白其志，伸其气，宽其程，严其效。”（《复座师赵分巡书》）
姚莹在其他领域也曾提出过许多闪光的思想主张。诸如“恤商”。姚莹和其同时期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都“重本”，即重农，但不“轻末”，即轻商，反而十分恤商。他奉命主持或参加过道光年间的盐政改革，提出“保民而后有赋，保商而后有税”的主张，认为裁革浮费，减轻课本，培养商力，才能实现“商渐裕而运库充实”（《覆陶制军言盐务书》）的目的。不仅其著作中未曾出现过轻商言论，而且其晚年还从事过合伙商业活动。
又如妇女观。姚莹的妇女观在其同时代人中，也算是开明的。虽然就社会角色而言，他实际上认为男尊女卑，但就“人格”而言，他不仅不歧视妇女，而且对妇女尊重有加。在其著作中，有大量作品对诸如马瑞辰妻子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妇女事迹做了记述和赞颂，他认为许多妇女的优秀德行，所作所为，都让男人羞愧。他认为程朱一些关于女子贞节的论述是针对极少数修养达到极致的妇女而言的，并不是对普通妇女的要求，而且普通妇女也没有必要按照那样的要求去做。他对女子改嫁持宽容态度，并且认为儿子对改嫁的母亲也应尽孝报“天恩”。
再如学术包容思想。感于“名教衰微，气节颓废”的现实，他宣称自己的著述就是“以寓劝惩之旨，乃克扶树教道，而有补于人心”。但他极少门户之见。在儒学之外，他主张公允地对待佛、道及诸子百家；在儒学内部，倡导汉、宋调和，既指责汉学支离破碎、脱离实际，又批评宋明理学拘隘空疏；在理学圈内，则又朱、王兼用。在他眼里，凡有益的，皆可融会贯通，广纳博采。其他如对具体的政经事务、军事筹划、治身养性、学术文化等等大量的论述，都是其思想成果，丰富而有特色。
桐城派文风转变的关键人物
桐城派于清康熙间兴起，民国初年式微，是有清以来打着倡说唐宋散文（习称“唐宋古文”）旗号集聚起来的影响时间最久、范围最大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知识群体先后在桐城人方苞、戴名世、刘大櫆、姚鼐等影响下，逐步集聚、发展、壮大，在嘉庆、道光年间，声势鹊起，波及岭南塞北、江河上下，遂被习称为“桐城派”。姚莹是姚鼐的族孙，曾亲聆姚鼐讲“古文法”，可谓得桐城派真传，与管同、梅曾亮、方东树一起被后人称为“姚门四子”之一。
晚清学者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序中曾指出，姚莹是桐城派文风向“经世”转变的关键人物。在桐城派发展史上，初创时期，方苞提出言“义法”、“有物”、“有序”等命题时，主旨是引导知识分子致力于内圣外王、经世致用，改革浮躁而势利的文风和学风。到了刘大櫆、姚鼐时期，先后提出了“神气音节论”、“义理、考证、词章三者不可偏废论”，逐步淡化了经世色彩，偏向对“文章学”的研究。而姚莹传承姚鼐的古文理论衣钵，同时继承了方苞的经世精神，提出了“义理、经济、文章、多闻”（《与吴岳卿书》）的主张，在桐城派学风文风转变上，上承姚鼐，下启曾国藩，具有关键作用和意义。
“舍道以为文，非文也，技耳”。关于道、德、文、功关系，他坚守“言有物”的观点，力倡文以载道。说文之优劣，全在乎内中道之有无。在《与张阮林论家学书》中，他说：“君子立学，传于后世者，道也，而不在文；功也，而不在德。道、功，天下之公也；文、德，一人之私也。道足以继先哲，功足以被来兹；若此者，己不必传，天下传之。文者，载道以行，舍道以为文，非文也，技耳；技不足传君子。”申论其家学实质在于追求道、功，而不仅仅限于文、德，与汉学诸贤异趣。关于道（经）、学、文、诗关系，他也做了分析解读：“故夫六经者，海也；观于六经，斯才大矣。……文与六经无二道也，诗之与文尤无二道也。凡此皆有得于天，而又得于人者，是也。”（《复杨君论诗文书》）又说，“仆少即好为诗古文之学，非欲为身后名而已。以为文者，所以载道，于以见天地之心，达万物之情，推明义理，羽翼六经，非虚也。世俗辞章之学既厌弃而不肯为，即为之亦不能工，意欲沉潜于六经之旨，反覆于百家之说，悉心研索，务使古人精神奥妙无一毫不洞然于心，然后经营融贯，自成一家，纵笔为之，而非苟作矣。诗之为道亦然。”（《复吴子方书》）他继承方苞“义法”说，主张“才、学、识三者先立其本，然后讲求于格、律、声、色、神、理、气、味八者以为其用”，使文章“关世道而不害人心”（《复陆次山论文书》）。
诗文具有经世功能。虽然他认为人生价值，首先应体现在“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上，诗文只是实现上述理想过程中的副产品或实现不了经邦济民理想后被迫选择的“小技”，但它并没有忽视诗文的经世功能。相反，他十分重视诗文的作用和意义。姚莹“论诗宗汉魏盛唐”，认为诗歌陶冶性情，抒写景物，是古乐之遗续，其作用是宣导幽滞，寄哀乐于声音。道光十一年三月至京，应约作《郑云麓诗序》：“夫诗者，心声也。人才学术之所见端，亦风俗盛衰之所由系。今海内承平久矣，人心佚则淫，淫则荡，荡则乱，士大夫固有其所当务者，诗歌似非所先。然以持正人心，讽诵得失，实有切于陈告训诫之辞者。君固尝忧时悯俗，今以上考蒙知遇，方有守郡监司之寄，所以拯济黎元、上报天子者，吾于君诗觇之，必能异乎人人所为政也。”姚莹强调为文要“于斯世有益”。
“言事之文为尤难”。所谓“言有物”，就是要“怀闾阎之忧”，“济时之用”而作文立言。“民风吏治者，乃正学人之有事，非以为文章之具而已。”（《再复赵分巡书》）认为真正难写的，就是言事的文章。道光二十年作《重刻山木居士集序》，说：“古人文章所重于天下者，一以明道，一以言事。理义是非不精则道敝，利害得失不核则事乖。然理义可以空持，利害必以实验，故言事之文为尤难也。……其（山木）文章渊澹处，真可以追古人矣。而政事之文，特为茂实，所陈得失利害，皎如也。匪惟言之，其居乡及服官固一一行之有效，非空为斐然者，其重于世而传于后，不亦信乎！”
“文无古今”，“凡所修辞，立诚为本”；诗、文比较，诗又为“末”。姚莹极为反感科举文字，就是因为它模拟抄袭、浮躁无实，所以他倡说“文无古今”，认为“古文”并不是一定要追随某流某派，而是特别强调创作要立诚写真，做到“称心而出，义尽而止”。道光八年《复方彦闻书》云：“凡所修辞，立诚为本。……先正论文，所以必主八家者，非谓文章极于八家，谓八家乃斯文之途轨耳。……莹力薄志衰，未能究心斯道，然生平不为无实之言，称心而出，义尽则止。何者周秦，何者建安，何者唐宋，放（仿）效俱黜。盖不敢以是为文也。”姚莹文论的经世色彩特别浓烈，在他看来，不仅仅文为“末”，而且就文论文，也还有“文章之大”，就诗、文比较而言，诗又为“末”：“夫人之一身有子臣弟友之责、天地民物之事，至没世后，举无一称而独称其文章，末矣。文章之大者，或发明道义，陈列事情，动关乎人心风俗之盛衰，乃又无一称，而徒称其诗，抑又末矣。”诗文创作只有发自于真情实感，方为佳作，作者才能借以彪炳千秋：“惟自命不在此而卒迫之不得不出于此，然后以其胸中之所磅礴郁积者一托于诗，以鸣其意。其蓄之也厚，故发之也无穷；其念之也深，故言之也愈切。诵之渊然，而声出金石满天地；即之奕然，而光烛千丈辟万夫。思之愀然，聆之骇然。而泣鬼神、动风雨，夫非其声音文字之工也，是其忠义之气，仁孝之怀，坚贞之操，幽苦怨愤郁结而不可申之志所存者然也。”（《黄香石诗序》）
诗歌三层次说。姚莹对诗歌创作规律做过大量的探讨和研究，有系统的见解，主张诗歌写作应该真实自然而然地抒发。作有《论诗六十首》，对古今诗歌名家进行评论，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诗论史上具有独特价值。在《张南山诗序》中，他提出了诗歌三层次说，即认为诗歌作品可分学得、悟得、天籁三层次：“诗有可以学而至者，有不可以学而至者，有可以悟而得者，有不可以悟而得者。格律之精深，声响之雄切，笔力之沉劲，藻饰之工丽，此可以学而至也。意趣之冲淡，兴象之高超，神境之奇变，情韵之绵邈，此不可以学而至也。学而至者，不待妙悟；不可学者，非悟不能。若夫忠孝之怀，温厚之思，卓越之旨，奇迈之气，忽而沉挚，忽而激烈，作之者歌泣无端，读之者哀乐并至，是则天趣天籁，又岂可以悟得者乎？……性情正，胸怀旷，才力峻，学问博，得之于心，应之于手，举人世可惊可喜可哭可笑之事一于诗发之，千载以下，读其诗如见其人，如见其世，此则天与人合，不学焉不至，不悟焉不得，而实不关乎学与悟者也。夫如是，则其文也皆其诗也，所以并称于李杜也。……学之失，则有形合神异者矣。……悟之失则又有以不至为至，不得为得者矣。……天趣、天籁，吾未之见也，真气不存焉耳。”在《后湘集》自叙中，他把思想感情比作“风”，把辞藻格律比作“箫”，认为诗歌创作是“风之过箫”。称诗应有感而作，不应“强而作”，没有因物起兴的“情”便没有诗作。所表达的就是追求“天籁”之作。他说：“诗为六艺之一，动乎性情，发乎声音，畅乎言辞，中乎节奏。其始也，必有所感，感于情者深厚，然后托于辞者婉挚，使人读之不觉其何以油然兴观群怨，此古诗所以可贵也。”（《孔蘅浦诗序》）批评工于模仿，惟知严守体制，真情不足，假故实以文其疏舛的应试举诗，以及孜孜考证、好古搜奇、破碎繁芜的充满汉学习气之诗。
学诗必须师人。姚莹颇为认可“诗如其人”说，因此认为学诗先须师人，然后才能得到其诗歌之精髓。他特别重视作家的思想修养，认为欲求“所以为文”，必须先求“所以为人”。五古《修辞》：“文章本心声，希世绝近习。质重人则存，浮杂岂容入。镂琢饰情貌，当非贤所急。”他说，“故观其诗可得其人，其人虽亡，其名以立。今世之士，徒取其声音文字而揣摹之，辄鸣于人曰：吾以诗名。其与古人之自命不亦远哉！……（本朝王阮亭、沈归愚）然皆以诗言诗。吾以为学其诗，不可不师其人，得其所以为诗者然后诗工而人以不废。否则，诗虽工，犹粪壤也。”（《黄香石诗序》）他认为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此数公者，非有其仁孝忠义之怀，浩然充塞两间之气，上下古今穷情尽态之识，博览考究山川人物典章之学，而又身历困穷险阻惊奇之境，其文章乌能若是也哉”（《文贵沉郁顿挫》）。只有师其人，再加上增广学识并积淀生活阅历，方可写出像他们那样的沉郁顿挫之文。至于文字，不一定要新奇，普通的熟字熟句，照样可写出好诗来。
作为桐城派代表作家，姚莹的诗文创作也独具风格。总体而言，其“文章善持论，指陈时事利害，慷慨深切”，“举声音笑貌、性情心术、经济学问、志趣识见乃至家声境遇，靡不悉载以出。”（方东树《石甫文钞题辞》）方东树又在《东溟文集序》中曾评论其散文：“观其义理之创获，如云霾过而耀星辰也；其议论之豪宕，若快马逸而脱衔羁也；其辩证之浩博，如眺溟海而睹涛澜也。至其铺陈治术，晓畅民俗，洞极人情白黑，如衡之陈鉴之设，幽室昏夜而悬烛照也。而其明秀英伟之气，又实能使其心胸、面目、声音、笑貌、精神、意气、家世、交游，与夫仁孝恺悌之效于施行者，毕见于简端，使人读其文，如立石甫于前，而与之俯仰抵掌也。”论政议事之文，往往切愤深忧，激昂豪宕，文笔骏利而富于感情；传记之作大都感情真挚、文笔生动。诗风以盛唐为宗，兼有汉魏格调。诗作大都是写自身感受，或吟咏性情和山水风物，或抒发宦途摧挫之感，忧时悯民之怀。诗作情感低回，质朴清新，词作则意境廓大，灵动感人。
姚莹存世著述大都收集在《中复堂全集》中，计有98卷，约200万字。另有《石甫文集》、《海运纪略后编》、《噶玛兰厅志》等单行本。其著述文体涵盖传统的诗、词、赋、论、说、序、跋、碑、铭、传、记、奏折等等，内容涉及“百科”，非常丰富。由于《石甫文集》的内容已收入《中复堂全集》，《海运纪略后编》、《噶玛兰厅志》无关思想文化史，而《中复堂全集》是姚莹亲自参与，又先后经过李兆洛、陈方海、叶堂、方复恒、姚浚昌等一批学者编校的，质量上乘，因此本书主要以姚浚昌刊印的《中复堂全集》为底本进行选编，另外参考了黄山书社出版的《康纪行》、《东槎纪略》、《识小录》、《寸阴丛录》点校本，因为该点校本部分采取了原始的手抄本。本书选编：一是从思想史角度进行选材，凡属思想史范围的内容尽可能选入，以全面、系统地反映姚莹的思想；一是与姚莹思想发展有关的生平史实或传记材料类作品，酌予选取；一是编辑时，考虑到姚莹著作的实际情况，未采取按时间或分类进行重新编辑，而是维持了《中复堂全集》结集顺序的原貌，这样或许更利于把握姚莹思想及其脉络，也更便于研究者使用；一是对选取的篇目不做删节，以保持单篇的完整性，提高其可信度。
由于本人学识浅陋，客观条件欠佳，加之时间和精力不集中，难免影响到编校工作，影响到学术质量。在此，恳请大家批评指正。本书出版过程中，始终得到编辑王婉莹小姐关心和帮助，她的认真负责精神，细心和耐心，尤其是对我一拖再拖的包容，让我感动不已。在这里，谨向她致谢，同时向她致歉。
施立业2015年夏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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