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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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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中，青年黑格尔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背景和参照系。从深受其影响、融入其间，到发生歧见、反叛出来，直至与其进行彻底的思想剥离，马克思逐渐实现了其哲学思想的变革。《思想的传承与决裂》以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尤其是鲍威尔本人的著述为基础，详细追溯了马克思和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论争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的思想发展历程，具体复原了马克思与鲍威尔论战的真实情境和三次交锋的具体过程，细致梳理和展示了双方各自的思想、分歧和争论焦点，并力求给予公允、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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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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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彬彬，男，1983年12月生，河南息县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硕士，北京大学、柏林洪堡大学联合培养博士。2014年7月进入中央党校工作，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参与撰写《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聂锦芳主编），译有《重建资本理论：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法和解构》和《犹太人问题》（即将出版），并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哲学动态》、《现代哲学》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神圣家族》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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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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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一章 “犹太人问题”：历史之经纬和德国的僵局
第一节 犹太人在“解放”前的处境
一、“隔都”里的生活
二、权利上的限制
三、宫廷犹太人的特权
第二节 犹太人“解放”的历史进程
一、启蒙运动为犹太人带来的解放
二、从法国大革命到复辟时期犹太人的解放
三、德国犹太人的解放进程
第三节 1842年德国“犹太人问题”论战概览
一、《科隆日报》编辑海尔梅斯的保守立场
二、《犹太教总汇报》的犹太人自我辩护
三、《莱茵报》支持犹太人的声音
第二章 分歧的酝酿：两条渐行渐远的思想演变路线
第一节 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和宗教批判
一、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概念
二、鲍威尔以自我意识为原则的宗教批判
第二节 马克思对黑格尔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一、马克思对当时哲学发展脉络的把握
二、“国家法”批判与现代社会结构的厘定
第三章 矛盾的公开：宗教批判与市民社会批判的分野
第一节 消灭宗教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前提
一、“犹太人问题”源于宗教对人性的压制
二、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
三、如何评价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判断
第二节 消灭私有财产才能铲除宗教存在的根源
一、《论犹太人问题》的写作背景
二、对鲍威尔神学批判的批判
三、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
四、人的自我异化及其扬弃
五、小结：如何评价《论犹太人问题》
第四章 冲突的激化：纯粹批判和现实人道主义的对决
第一节 “纯粹批判”:“自我意识哲学”的激进演变
一、鲍威尔的“纯粹批判”哲学
二、重新审视“犹太人问题”
第二节 “现实人道主义”：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理论前夜
一、马克思再论“犹太人问题”
二、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反思
三、“现实的人道主义”的基本要点
第五章 最后的论辩：思辨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决裂
第一节 思辨哲学的功业及其反对者的失策
一、批判和批判家工作的意义
二、重申《文学总汇报》的主旨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相矛盾和教条主义
第二节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揭露思辨的矛盾
一、揭露鲍威尔抄袭《威斯特伐里亚汽船》
二、揭露批判家故伎重演
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地基上
综论 “犹太人问题”和马克思思想的变革
一、“犹太人问题”：从“政治批判”到“市民社会批判”的转折点
二、“市民社会批判”开启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新方向
三、重新定位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思想关系
四、如何科学地评价犹太民族并解决其问题
五、“犹太人问题”：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外国人名索引
书目、期刊索引
主题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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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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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传承与决裂：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考察》意欲把马克思和鲍威尔的争论放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意志思想语境中加以讨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记载的：“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在普遍的混乱中，一些强大的王国产生了，又匆匆消逝了，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现了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这是一次革命，法国革命同它相比只不过是儿戏；这是一次世界斗争，狄亚多希的斗争在它面前简直微不足道。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闻的。”
在这场席卷一切的“世界斗争”里，本书仅仅关注其中的一条“战线”。
1842年11月17—26日，布鲁诺鲍威尔在《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年鉴》第274～282号（1093～1126页）上发表《犹太人问题》。1843年3月，他把该文扩展成为小册子在布伦瑞克出版。同年7月，他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第56～71页发表《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
1844年2月，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论犹太人问题》，分两部分批评鲍威尔上面的两份著述。
1844年7月，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月刊）第8期发表《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反驳马克思的批评。
1845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神圣家族》，其中批判鲍威尔的部分直指鲍威尔辩护《犹太人问题》的文章。
1845年10月，鲍威尔在《维干德季刊》第86～146页匿名发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特征》，其中138～143页对《神圣家族》做了反驳。
1846年，马克思在《社会明镜》（双月刊）第七期第6～8页“报道和评论：11月20日于布鲁塞尔”匿名回应了鲍威尔的反驳，这份短评写于1845年11月20日之前。马克思将这部分内容修改、扩展成为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二章“圣布鲁诺”。
不过，这一条战线并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和鲍威尔及其伙伴之间的斗争，鲍威尔为《犹太人问题》辩护时点名驳斥的著述就有十一篇，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参与者。
1845年5月，《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月刊）第206～214页，匿名发表了一篇《神圣家族》的书评。马克思曾指责这是一篇“平庸而混乱”同时又“浮皮潦草”的评论，而鲍威尔反驳《神圣家族》时恰恰依据的是这篇书评中的概述。
1845年，古尤利乌斯（Gustav Julius）在《维干德季刊》（季刊）第2期第326～333页发表《看得见的教派与看不见的教派之争或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这也是《神圣家族》的书评。
1846年4月，约瑟夫韦德麦尔（Josef Weydemeyer）在《威斯特 伐里亚汽船》（月刊）第178～181页发表《布鲁诺鲍威尔和他的卫道士》，评判这场斗争。
1846年，西罗多奥皮茨（Theodor Opitz）出版《布鲁诺鲍威尔和他的敌人》，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和施蒂纳。
同是1846年，《社会明镜》（双月刊）第12期第85～86页“报道和评论”栏目发表了弗里德里希施纳克（Friedrich
Schnake）的《一个新的批判传教士》，这是对奥皮茨的回击。
“犹太人问题”本身是一场具有时代特色的论战。这个语境首先能够向我们展示：鲍威尔、马克思面对时代分别是如何表达理论和实践诉求的，他们如何看待对方、在对手和同行那里又获得了何种待遇。其次，这个语境能够向我们清楚地展示马克思和鲍威尔在论战中的思想变化轨迹，正是在这场“无路可退”的论战之中，马克思走向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鲍威尔转向“纯粹批判”哲学。在国内关于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影响的研究日益丰富之际，《思想的传承与决裂》把马克思和鲍威尔1842—1846年间的论战作为研究课题，为我们审视马克思思想转变历程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个语境还能够防止我们片面地理解马克思和鲍威尔的论战。马克思和鲍威尔之所以能够在青年黑格尔派赢得尊重，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辩才无碍之士。面对这两个人之间的直接交锋，如果没有第一手的材料，我们很难理清论战的真实情境。例如，马克思曾经这样总结他批判鲍威尔的原因：鲍威尔在理论上是“以漫画形式”表现出来的黑格尔的思辨，在实践上是“现实的人道主义”“最危险的敌人”。正如兹维罗森所言，“漫画”形式的胡话和“最危险的敌人”只能居其一。就算我们姑且不谈这种表述上的文学修辞可能带来的误解，如果我们教条地接受马克思的判断，恰恰错失了鲍威尔对世俗的“人道主义”理论发展的贡献。
当然，本书也注意到：这个语境并没能涵盖欧洲“犹太人问题”的起源和演变，为了更清楚地交代“犹太人问题”的由来，本书第一章首先在更大的时空背景上对欧洲犹太人解放前的处境以及获得解放的历史进程做了梳理，并详细介绍了1842年德国“犹太人问题”大论战中的社会舆情。
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和鲍威尔发生意见分歧的原因，本书第二章交代了马克思和鲍威尔各自的思想发展历程。在写作《犹太人问题》之前，鲍威尔已经以激进的宗教批判理论家蜚声德国学界，他以“自我意识哲学”为基础，得出旧约宗教（犹太教）和新约宗教（基督教）是对立的，圣经故事都是文学作品，宗教信仰都表现为自我意识自由的桎梏等基本结论。在被书报检查机构查禁的《被揭穿了的基督教》中，他更是把排他性视为宗教的本性，认为基督教作为最完善的宗教是人的最大的不幸，在批判哲学证明上帝这个最高的实体也是自我意识的创造物之后，自我意识就获得了自由。这些基本结论构成了鲍威尔写作《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的思想前提。另一方面，马克思先是在鲍威尔的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还曾和鲍威尔合作《对黑格尔的末日审判的宣言》，马克思学生时代的思想发展受到了鲍威尔的深刻影响。但是，从博士论文开始，马克思就在反省黑格尔主义哲学的发展前景，这体现在他对“自由派”和“实践派”、“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的反思中，从他对这些派别的评价中不难发现马克思一直在思考一条新的使“哲学现实化”的道路。当马克思在《莱茵报》的工作中遭遇物质利益难题之际，他再次退回书房，在克罗茨纳赫写作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克罗茨纳赫笔记》，这些工作帮助马克思认识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正是这种结构规定了人的基本生存境遇，构成了人的自由的桎梏。这些观点为《论犹太人问题》的写作做了思想准备。
在第三章，本书交代了马克思和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第一次交锋。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被重构为思考自由和解放的关系的文本，鲍威尔认为犹太人可以和基督徒获得平等的市民地位（即得到解放），其前提条件是：基督教国家不再以基督教为国教，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不再以自己的宗教为信仰，而是打破排他性的枷锁，以普遍的人性为信仰（即获得自由）。鲍威尔还提出，犹太人在获得自由的能力上更小，距离自由也更远，犹太人获得自由更加艰难，但是他们同样有机会获得自由，因为“在人面前，一切皆有可能。”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评体现在：第一，鲍威尔的批判是神学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意义非常有限，只有在德国这个基督教国家才具有一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仅仅局限在神学领域；第二，鲍威尔混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犹太人所追求的只是和其他市民享有平等的市民权利，这属于政治解放的范畴，而政治解放只需要基督教国家宣布
不再以基督教为国教，所有的市民即可享有平等的权利；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不再以自己的宗教为信仰那是人的解放的任务。而宗教信仰之所以存在，其根由可归结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消灭这种二元对立，使人在个体生活中直接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的解放”，消灭宗教。而这又需要消灭市民社会中异化的总根源——私有财产和货币。
本书第四章关注的是马克思和鲍威尔的第二次交锋。这里首先交待的是鲍威尔为《犹太人问题》所做的辩护，《犹太人问题》发表之后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鲍威尔以《文学总汇报》为阵地给自己辩护。他先后在第一期、第四期、第八期发表三篇文章，其中第三篇《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是对马克思的回应。在这些文章中，鲍威尔认为那些不理解“犹太人问题”的实质反而批判自己的学者同样属于群众，这些人缺乏精神、没有教养，是历史发展的阻碍。批判家当前要以群众为批判的对象，而不是对群众说一些漂亮话，鼓动群众、试图把群众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新社会。鲍威尔在这些文章中将自己的宗教批判进一步发展成为“纯粹批判”的哲学。当然，在这些辩护文章中，鲍威尔也提到“犹太人问题”并不只是宗教问题，而且还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是他把犹太人受到排挤的政治与社会原因再次归结为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与鲍威尔对群众大加挞伐不同，马克思认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 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在反驳鲍威尔的第三篇文章时，“重写”了《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第二篇文章，他更加鲜明地从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而非从思想观念出发来思考人的自由解放。“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在与鲍威尔的论战中逐渐形成并被表达出来。
第五章关注的是马克思和鲍威尔的第三次交锋。在这里，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思想分歧已经大到他们双方难以认真讨论问题的程度，鲍威尔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的书都不翻一下，单纯依靠第三者的书评就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做出评判，指责马克思恩格斯“不能也不配”理解批判家。马克思虽然指出鲍威尔这种做法的不妥当，并试着细致地评论鲍威尔的长篇文章，但是在整个行文当中对鲍威尔极尽贬低、嘲讽之词。马克思和鲍威尔之间的这场争论到此画上了休止符。在做出以上所有的考证、梳理、辨析之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即“犹太人问题”在什么意义上启发了马克思的哲学变革，这是综论将要回答的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规定了现代人生存的基本境遇，而“犹太人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它让马克思得以思考这种生存境遇下的人的自由解放的问题。正是“犹太人问题”引发的论战让马克思坚定了市民社会批判的道路，进而推动马克思走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然而“犹太人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单纯依靠某一种视角并不能全面地认知、把握从而解决这一问题，“犹太人问题”这面棱镜所折射出的“七彩光谱”又为我们思考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义和限度提供了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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