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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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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耻辱》一书是“扒粪运动”代表人物林肯·斯蒂芬斯于1900年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揭黑文章的合集，真实记录了包括纽约、芝加哥在内的六大城市的腐败问题，如警察受贿、公民精神的堕落等。也因本书所录文章为代表的“扒粪运动”的兴起，西奥多罗斯福加大了整肃腐败的步伐、推进改革，从而开启了美国的“进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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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20世纪初的美国曾经历过一段黑暗时期，官员、商人乃至民众都深陷腐败泥潭，城市腐败波及面之广、手段之恶劣令人瞠目。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新闻界掀起了旨在揭露社会黑暗、打击腐败、促进改革、推动美国走向正确轨道的浪潮，史称“扒粪运动”。
《城市的耻辱》一书是“扒粪运动”代表人物林肯·斯蒂芬斯于1900年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揭黑文章的合集，真实记录了包括纽约、芝加哥在内的六大城市的腐败问题，如警察受贿、公民精神的堕落等。也因本书所录文章为代表的“扒粪运动”的兴起，西奥多罗斯福加大了整肃腐败的步伐、推进改革，从而开启了美国的“进步时代”。
通过阅读本书，您可以了解到美国在上个世纪之交的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而社会黑暗、官员腐败、公民精神堕落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滞后息息相关。本书也为在社会转型期如何推进创建纯净、文明、公平的社会，培养健全的公民意识，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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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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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记者，“扒粪运动”的代表人物。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并获得了四个德国大学的学位。他在纽约《晚邮报》任警务新闻记者期间与同时期担任纽约警长的西奥多·罗斯福相识，后来二人曾因“扒粪”一度反目。1901年起，林肯斯蒂芬斯任《麦克卢尔》杂志编辑主任，撰写了大批专门揭露社会黑幕的文章，并以此掀起了席卷全美的“扒粪运动”。他还为美国新闻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记者，李普曼和约翰里德都曾得到他的提携，并深受其新闻理念的影响。斯蒂芬斯晚年赴欧洲钻研俄国革命及欧洲政治，1936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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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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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导言
1贿赂团伙在圣路易斯的岁月
2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耻辱
3圣路易斯的无耻行为
4匹兹堡：一座羞耻的城市
5费城：腐败与心安
6芝加哥：半自由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城市
7纽约：有待于检验的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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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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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一部文集，收录了我在《麦克卢尔杂志》发表的几篇文章。那个时候这些文章是作为新闻报道写出来的，现在收集成册仍然还是新闻报道，虽然新换了“外套”，里面的内容并没有进行任何修饰。这一做法也许足以让人觉得我有点儿狂妄。假如我是为自己的记者职业伸张权利，你可以这么认为，但这并不重要。作为记者，我记叙了美国一些城市的耻辱，在这些城市里，许多人披着合法市民的外衣，却不知羞耻地干着罪恶的勾当。现在我把一系列发表过的文章从杂志的合订本里抽出来重新出版，而且几乎没做修订，我这么做当然有自己的道理。我原先写这些文章是有意图的，一篇又一篇连续拿出去发表也是有意图的，现在编辑成册重新出版，更是进一步强调相同的意图；过去我有决心，现在我仍然有决心，那就是对傲慢家伙们的违法行为进行彻底的揭露。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定存在着这样的事。我们自吹自擂说的所有大话不可能都是空洞的虚言，我们虔诚的托辞也不可能都是虚伪的谎言。说到底，美国人在科学、艺术和商业领域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我们有过硬的能力，而我们的虚伪则意味着基本道德观念的种族意识。即使在政府里，我们也已经给出证据，证明其具有巨大的潜能，而我们的政治也并非完全失败，只是这些失败简直荒谬透顶。这些失败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这表明我们不仅有杰出的成就和卓越的政治家，还有失败和贪污受贿者，二者同样是真实的。我们为什么不对此看一看、说一说呢？
因为我听说，美国人民是不会接受这种做法的。你也许可以责备政治家，或者任何一个阶层，真的，但是你不能责备所有的阶层，责备全体人民。你可以欺骗不知情的外国移民，或者任何一个民族，但是你欺骗不了所有的民族，欺骗不了美国人民。但是，没有哪个阶层、哪个种族、哪个利益集团或行业群体需要单独为此承担责任。美国有些城市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那是因为美国人民没有很好地监督政府。
当我动身去一些城市采访时，一位纽约人诚实地告诉我，说我一定会发现美国各地的爱尔兰裔移民，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裔移民，他们是恶政的罪魁祸首。我去的第一个城市是圣路易斯，那是一个德国裔移民的城市。我去的第二个城市是明尼阿波利斯，斯堪的纳维亚裔移民的城市，英格兰裔移民是城市的领导者。接着我来到匹兹堡，苏格兰长老会教友的城市，我的纽约朋友也是长老会的一个教友。我听到：“啊，可是他们都是外国裔移民。”下一站是费城，在所有城市当中算得上最纯的美国人群落，也是最没有希望的城市。离开费城后，我来到芝加哥和纽约，两者都是多民族混居的城市，但是前者成功地进行了改革，而后者的政府是我在这些城市当中见到的最好的政府，堪称典范。“外国因素”这样的借口是假设出来的谎言，目的是阻止我们看清楚我们自身。
自负让美国人对政治深感悲叹，而对商业大唱颂歌，这可以说是美国人自我主义的另一个类似假设。这是典型的美国市民的抱怨。如今，典型的美国市民是商人，而典型的商人则是坏的市民，商人总是在忙。假如他是一个“大商人”，非常忙，他不会忽视政治，而会忙于政治活动。啊，非常忙，非常讲究效率。我发现，在圣路易斯商人们在行贿，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人为受贿者辩护，在匹兹堡有人搞腐败，在费城有人与城市大佬分享利润，在芝加哥有人强烈反对改革，在纽约有人用贿赂基金打击良好的政府。商人，大商人，是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骗子，是腐败现象的主要根源。如果商人能忽视政治，那可是一种恩惠。普通的商人不搞政治，是值得尊敬的市民。这样的商人也很忙，但是他不需要政治，也没有时间搞政治。如果他对政治的忽视使糟糕的政府走得太远，他会被激发从而采取行动，会不高兴，四下寻找快速治疗政府病症的方法，然后他会很快地回到自己的生意上。这是自然的事，当他谈政治时，其实最终目的还是关心他的生意。他信守的特有做法便是交易。
“请一位商人来，”他说（他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的人”），“让这个人把经商的方法引入政治和政府中，那样我就可以继续照料我自己的生意了。”
从美国参议院议员到市政委员会委员，在美国的任何地方，几乎没有哪个商人会被选入议会或委员会的哪个部门。然而政治仍然腐败，政府相当糟糕，而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市民不得不时刻准备好冲出去，就像过去那些消防志愿者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天气都冲出去，进行预防火灾的巡视。有时商人出去把火扑灭（已经造成损失之后），然后回到生意上，为商人从事政治活动而叹息。商人在干预政治方面很失败，为什么？
因为政治就是生意，症结就在这里——艺术、文学、宗教、新闻、法律、医药，这些都是生意，所有你能接触到的行业都是生意。在英国，政治成了一种运动，在德国则成了一种职业。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将得到比现在拥有的更多的东西，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试图与银行家、律师和纺织品商人一起搞政治改革，因为这些人都是商人，指望他们获得改革成就至少会遇到两大障碍：其一，他们与政客不同，甚至不比政客好多少；其二，政治不是“他们的行业”。不过两者都有例外的情况。许多政客投身于商业，而且干得不错（坦慕尼派的几个前市长以及费城几乎所有老的政治领袖都是卓越的金融家），而有的商人则从事政治活动，同样表现不俗（如马克汉纳）。然而，他们并没有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进行改革，虽然他们有时会尖锐地提出批评，但目的是增强这些行业的实力。政客是具有专门知识的商人。当某些其他行业的商人学会政治交易，他就成为政客，在他身上没有多少改变。想一想美国参议院吧，相信我。
商业精神的实质是利润，不是爱国主义；是信誉，不是荣誉；是个人获取财富，不是国家繁荣；是交换和讨价还价，不是原则。“我的生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商人的心里话。“无论什么政策，只要能让我的生意兴隆，那就是好的，必须是好的。无论什么政策，只要妨碍我的生意，那就是错的，一定是错的。行贿是不好的，也就是说，采取这样的做法是不好的行为。但是，如果是生意的需要，我必须这么做，给别人送点钱也就不一定是多么坏的事。”“生意就是生意”这句话不是政治范畴的用语，但是我们的政客却已经抓住了这一点。对行贿行为，他们采取的是相同的观点，只是他们通过表现出对行贿者不屑一顾的样子来保持自尊，何况他们还有代表公平公正的巨大优势。“这么做，也许是错的，”政客会说，“可是，假如一个富商为了办事方便或增加自己已有的巨大财富，主动提出与我做交易，我可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了生活与他妥协。我并没有自称有什么美德，即使是在礼拜日。”至于政府是好是坏，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怎么会关心呢？他们只关心根据顾客需求，他们的商品是好是坏。
但是，关于政治商业这一点，希望还是有的，不仅仅是绝望。假如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中有相当多的政治商人，他们总是会满足我们可能产生的任何需求。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保持稳定的对好政府的需求。在大人物的力量下，全国人民被分成多个党派。对大佬们而言，政党只不过是他们实现腐败目的的工具而已。大佬们使他的政党腐化，但是我们不能助长政党的腐化；行贿者改变他所支持的政党，从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但是诚实的投票人绝不可能这样。为什么？因为假如诚实的投票人不比政客和受贿者更关注他们的党派，那么诚实的投票就会起主导作用，而这会是坏事——对受贿而言。完全地服从于夺走我们主权的这种机制是愚蠢的。如果我们将政党留给政客们，不投票赞成政党，也不为某个人投票，而是为市、州和国家投票，我们就会统治政党，以及市、州和国家。如果我们大部分人为承诺更多的候选人投票，或者，如果两党都不太好，我们放弃执政党，一直等到下一次选举，再放弃执政党，那么，商业政治家就会感到急需一个好的政府，而他们能够提供。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为政治家现在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政府，但是形成一个不好的政府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而政治家们知道坏政府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政府“运转不良好”，商业政治家们就会提供别样的政府，如果政府对这个政府的需求稳定，作为很有商业头脑的政客，他们就会“持续提供这样的政府”。
但是，人民需要一个好政府吗？坦慕尼派说人民不需要。人民是诚实的吗？他们比坦慕尼派要好一些吗？人民比商人和政客们要好一些吗？我们腐败的政府究竟还有没有代表性？
许多人在各地四处行走，宣讲教义，希望以这种方式消除美国的邪恶，培养个人良好的品行、纯朴的诚实、勇气和效率，对此罗斯福总统嗤之以鼻。“陈词滥调！”老于世故的人说。陈词滥调？如果我观察的结果是真实的，原原本本地采用罗斯福的改革方案就有可能造成一场革命，从国会到教会，从银行到选区组织，现存的体制就会引发激进和恐怖的震荡，其强度会超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那将改变我们所有的一切——不仅仅是我们的邻居，不仅仅是受贿者，而且还有你和我。
不，我们蔑视政治或对政治不屑一顾的做法，恰是我们夸耀经济发展的主要方法，与公共事务中让我们震惊的腐败行为所采用的方法相比，我们自身处理私人事务所采用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两样。吸引你妻子进入社会的吸引力和盼望别人对你的著作做出正面的评论，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也等同于安排手下人担任要职、把盗贼弄出监狱、让一个富人的儿子进入公司董事会等做法；工会内部的腐败、银行内部的腐败和政治机器内部的腐败，它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区别；在信托公司的傀儡董事，和立法机构里的内线成员之间没有区别；萨姆帕克斯这样的工人领导与约翰洛克菲勒这样的银行老板、J.P.摩根这样的铁路大亨、马修奎伊这样的政治大佬，他们之间同样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大佬不是政治产物，而是美国制度的产物，产生于缺乏追求自由精神的自由人民当中。
缺乏追求自由的精神就是一个道德上的弱点，正是在这一弱点上，我们却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在礼拜日是好人，而在美国独立日，我们是“非常爱国的人”。我们向看门人行贿，为的是向房主提出我们自己的利益，这与向市议员行贿，希望获得某条街道的做法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特准铁路公司在自己经营的线路上采用专利救生装置，这是行贿的根源的一个例子。至于贪污受贿、妓院敲诈、股票掺水，所有这些违法行为有着相同的属性。我们为我们的民主制度、共和形式的政府、大宪法和公正的法律而感到骄傲，这真的让人觉得悲哀。我们是自由的、独立自主的民众，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政府是我们的。不过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要承担责任，而不是由我们的领导人承担，因为我们跟随着他们。他们让我们将对美国的忠诚转变成对某个政党的忠诚；我们委托他们指挥党派，将我们的民主制度转变成专制制度，把我们的共和国家转变成富豪集团统治的国家。我们欺骗我们的政府，我们使我们的领导人掠夺政府，我们让他们用甜言蜜语去哄骗，用小恩小惠的方式使我们失去了自主。真的，他们为我们颁布了严格的法律，但是我们也心甘情愿地让他们通过了恶劣的法律，作为代价，公共财产被放弃；而我们很好的法律却成为领导人压迫我们、欺诈我们的依据。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破坏了自己的法律，掠夺我们自己的政府，海关的妇女、手里拿着绳子滥用私刑的人、大企业的高管，这些人拿着贿金和回扣。难道行贿受贿、无法无天也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吗？
这些不能说吗？还不明显？纽约无所畏惧的地方检察官威廉特拉弗斯杰罗姆说：“你可以把你想说的任何事情讲给美国人民听。如果你能诚实对待自己，你就能诚实对待美国人民。美国人民不仅能原谅你的直白，也会宽恕你的错误。”这是一个诚实的、有前途的民主主义者的意见，也是他的经验之谈。谁还说过类似的话？当整个社会腐败堕落的时候，谁说过“嘘，别做声”或者“有什么用”或者“一切都好”之类的话？说这些话的是那些受贿者，是懦夫，受贿者的做法鼓舞了懦夫。“加法、除法和沉默”是受贿者的信条。“不能伤害我们的党，要爱惜我们城市的荣誉。”受贿者们叫喊着。独立纪念日演说是贪污受贿的“门面”和“托辞”，那里面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有的只是背叛。这是游戏的一部分。贪污受贿者大声叫嚷，目的是争取人们为“经济繁荣”和“党的事业”而欢呼喝彩，就像拦路强盗大声命令“举起手来”，而在我们挥舞旗帜、高声呼喊时，他们却让旗帜从国家飘向政党，使国家和政党转变为贿赂工厂，“繁荣”变成了制造“一手软牌”的投机风潮，就像华尔街行话说的那样，使上当受骗的人握着掺水股票，而他们则把持着财富。“责备我们，责备任何人，但是赞扬人民。”这样的话，作为政客的忠告，并不是出于对人民的尊重而说出的，而是出于他们对人民的蔑视。就像谄媚小人利用昏庸国王退化的智力，通过这样的奉承，政治大佬、金融大佬和大企业家正在迷惑和愚弄美国公民的权利。而且，同样，他们正在腐化公民的权利。
公民的权利是容易被腐化的。纽约的一个工会成员说：“我知道帕克斯在做什么，但是我才不关心呢。他已经给我提高了工资。让他受贿好了！”而费城的一个商户也说过相同的话：“政党的领导人也许从这个城市拿去了比他们应当拿的更多的钱，但这并没有让我受到伤害。也许会多收我一点税，但是我承受得了。政党能维持保护性关税，假如降低关税，我的生意就毁了。哪个政党维持那个关税，我就支持哪个政党。”
人民并非是天真无知的。对刊登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所揭露的事实，他们都是知道的，毫无疑问，对许多观察家来说，那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对我来说不是这样。当我打算记叙某些典型城市的腐败体系时，我只是想说明人民是如何被欺骗、被出卖的。但是在研究第一个课题——圣路易斯的腐败时暴露出来的真相就令人吃惊，腐败不仅出现在政治方面，金融、商业、社会领域都有腐败现象。贿赂圈子的枝枝杈杈是那么错综复杂，手法是那么多样，影响又是那么深远，一个人的头脑几乎不可能弄清其中的内幕，即使不知疲倦的检察官约瑟夫福克也不能把一切都查清楚。
这种状况，在我与克劳德韦特莫尔共同采编的文章里已经做了预示，但是说得还不够清楚。韦特莫尔先生居住在圣路易斯，他爱护自己城市的名誉，但是这个城市的名声对我的意义却不大。但是当我独自一个人前往明尼阿波利斯时，我可以比较独立地去观察。
关于圣路易斯，我的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贿赂团伙在圣路易斯的岁月”，尽管“较好的市民”得到了关注，但团伙才是人们的兴趣中心。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耻辱”中，标题就直接点明了真相：这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耻辱，不是埃姆斯管理的耻辱，不是团伙的耻辱，而是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市民的耻辱。然而，明尼阿波利斯远不像圣路易斯那样恶劣，警察受贿从来不像行贿那样普遍。警察受贿更加令人震惊，它是如此肮脏，以至于不可能牵涉到社会更大的方面。所以我回到圣路易斯，重新审视这整个地区，把人民记在心头，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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