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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唐诗经过大历年间一度中衰之后，在唐德宗至唐穆宗的四十余年时间里又渐趋兴盛，并于唐宪宗元和年间达到高潮。这个时期，名家辈出，流派分立，诗人们着力于开辟诗歌创作的新途径，探寻诗歌创作表现的新技法以及阐发自己的诗歌创作观。韩孟诗派正是这一新变的一个诗人群体。“韩孟诗派”指的是韩愈孟郊等一班诗人，他们以友谊为纽带，以共同的诗歌思想指向和艺术趣尚为基础，通过诗酒往还、酬唱投赠的方式形成的一个创作群体。
本文试图从韩孟诗派诗人悲苦的家庭及病态身体状况出发，研究诗人艰难的生存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其险怪奇崛诗风的形成。**章拟从诗派诗人穷困悲苦的家庭及病态身体状况探讨其如何直接导致诗人心理上的畸形变化，从诗人坎坷的仕途状况探讨其如何加剧诗人的矛盾心理冲突，从这两方面得以认识诗人艰难的生存状况是韩孟诗派险怪奇崛诗风形成的直接原因；第二章拟从世风的变化和求变求新的社会心理角度探讨中唐诗歌新变的原因及其对韩孟诗派的影响，从中唐两大诗派创作的主观意图的比较中，进一步挖掘韩孟诗派独特审美取向的创作心理，得以从深层因素认识韩孟诗派险怪奇崛诗风的形成；第三章进一步论述分析险怪奇崛诗风的具体表现。总体来说，希望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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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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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韩孟诗派的诗人艰难的生存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其险怪奇崛诗风的形成。第一章诗人穷困悲苦的家庭及病态身体状况探讨其如何直接导致诗人心理上的畸形变化；第二章从世风的变化和求变求新的社会心理角度探讨中唐诗歌新变的原因及其对韩孟诗派的影响；第三章进一步论述分析险怪奇崛诗风的具体表现。通过研究，形成对韩孟诗派险怪奇崛诗风的再认识和整体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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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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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静云，韩山师范学院潮州师范分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诗词格律的教学与研究，出版《潮师诗歌十年（2001-2010）》，发表论文十多篇，曾经获得过“潮州市教书育人优秀教师”“潮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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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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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章 影响诗风形成的诗人艰难生存状况
第一节 穷困悲苦与羸弱多病
第二节 诗人的坎坷仕途状况
第二章 险怪奇崛诗风形成的深层因素
第一节 中唐诗歌新变及其对韩孟诗派的影响
第二节 韩孟诗派独特审美取向的创作心理
第三章 韩孟诗派险怪奇崛诗风的表现
第一节 诗歌创作构思奇崛
第二节 诗歌意象选取主观奇特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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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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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影响诗风形成的诗人艰难生存状况
影响韩孟诗派险怪奇崛诗风形成的原因有多种，我以为，造成其险怪奇崛诗风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诗人个人艰难的生存状况。
一般认为，韩孟诗派的创作活动是以贞元初年韩愈走向社会为起点，结束于穆宗长庆四年韩愈逝世，这一时期正是唐王朝历经安史之乱而由此一蹶不振。细考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只要读一读元和初年皇甫湜的《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就可知晓：宦官是“掌王命、握兵权，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将帅是“知兵者亦寡”，而“怙众以固权位，行贿以结恩泽”，“朝廷之号令，有朝出而夕改者；主司之法式，有昨破而今行者”；贪官污吏使“疆畛相接，半为豪家；流庸无依，悉是编户”；朝政黑暗腐败至“谏诤之臣备员，不闻直声；弹察之臣塞路，未尝直指。公卿大夫，则偷合苟容，持禄交养”。[1]尽管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等人在即位之初都有过重振朝纲、中兴王室的抱负和采取一些比较强硬的政策，比如德宗朝的削藩、顺宗朝的抑制宦官势力、宪宗朝的平定淮西吴元济之乱等；一些有识之士也曾励精图治，希望拯民于水火之中，如“永贞革新”，但这一切很快就随着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党争倾轧、边患纷起而成过眼烟云。中唐诗人们的生存状态严重恶化了，原来开天盛世时诗人们那种积极、浪漫、热情、进取的豪情消失了，与此同时，人们不仅要背负着这令人窒息的污浊沉闷的政治现实，正直不见容于世俗，而且还要在心灵和肉体上同样遭受由于经济的衰落而带来的物质生活的贫困的摧残与折磨。
出身微寒，遭时多难，科场失意，贫病交加，这是韩孟诗派成员共同的人生经历。本章拟从韩孟诗派成员个人悲苦的家庭及病态身体状况和坎坷仕途状况两方面进行研究，认识诗人艰难的生存状况如何直接影响诗派险怪奇崛诗风的形成。
第一节 穷困悲苦与羸弱多病
韩孟诗派成员的个人家庭生存状况都有着相似之处，都承受着巨大的生活不幸，其一表现在诗人穷困悲苦的家庭生活状况上，其二表现在诗人个人羸弱的病态身体状况上。
一、 诗人穷困悲苦的家庭生活状况
韩孟诗派的众诗人，在诗坛上虽负盛名，但出身微寒，遭时多难，生活极端贫困。他们或官秩低下体禄微薄，或终身不仕又缺乏卓有成效的经济活动，总之，经济状况着实欠佳，缺衣少食，穷困潦倒。
韩愈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动荡不安的战乱中度过，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旧唐书·韩愈传》载：“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2]《新唐书·韩愈传》载：“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领表。会卒，嫂郑鞠之。”[3]大历十四年（779），兄韩会死于贬所韶州，十二岁的韩愈又随嫂子郑氏扶柩回河阳故里。但不久后，由于李惟岳叛乱，中原到处硝烟弥漫，韩愈又随全家到处避难。韩愈在《祭郑夫人文》中就有一段回顾这一时期生活的文字：“未龀一年，兄宦王官，提携负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饥而飧；疾疹水火，无灾及身。劬劳闵闵，保此愚庸。年方及纪，荐及凶屯。兄罹谗口，承命远迁；穷荒海隅，夭阏百年。万里故乡，幼孤在前；相顾不归，泣血号天。微嫂之力，化为夷蛮。”“既克反葬，遭时艰难；百口偕行，避地江濆。”[4]这些幼年时的苦难，既促使韩愈勤学苦读，“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5]，同时也会大大增强韩愈出人头地的愿望。当然这也磨砺了韩愈的品格,于是韩愈在《答侯继书》中说:“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6]少年韩愈就用这种苦学精神对抗着“天祸我家,降集百殃”。[7]而因《谏佛骨表》被贬潮州时，韩愈更是遭遇幼女病死途中之苦痛：“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食饮节，死于商南层峰驿，即瘗道南山下。”[8]
孟郊的父亲曾任昆山县尉，但门第衰微和官职低微，后又死于任所，是母亲裴氏含辛茹苦把孟郊兄弟三人抚养成人。孟郊在五十岁以前，为出仕而隐读、游历、赶考，羁旅往来，糜费甚多。韩愈在《孟生诗》中勾勒了孟郊刚来长安应试时那副寒酸土气的模样：“朅来游公卿，莫肯低华簪。谅非轩冕族，应对多参差。”亦曾在诗中多次提到孟郊的贫穷，如在《答孟郊》中说：“人皆余酒肉，子独不得饱。才春思己乱，始秋悲又搅。朝餐动及午，夜讽恒至卯。名声暂膻腥，肚肠镇煎煼。”在《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中又有诗句：“倏忽十六年，终朝苦寒饥。”韩愈所说，都是实情，长安是士子求学科考的中心，这里米珠薪桂，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很难维持基本生计。孟郊在《长安羁旅行》中用“十日一理发，每梳飞旅尘。三旬九过饮，每食唯旧贫”概写自己落第时的生活状况，而“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送淡公》）、“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都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困窘之中，孟郊只得靠友人的帮助渡过难关，对于友人的雪中送炭，他感激不已：“青山白屋有仁人，赠炭价重双乌银。驱却坐上千重寒，燃出炉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答友人赠炭》）最低的生存标准即令孟郊满足，却又如此之难得，像“良栖一支木，灵巢片叶荷”（《立德新居其三》）这样的安定生活，就能使他其乐陶陶。品味孟郊的诗句，其中又隐含着多少难言的苦涩与无奈。这些描述贫寒交加的诗，既反映了贫穷生活对他身体的无情摧残，也说明窘迫生活给他带来了无形的巨大精神压力。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评孟郊诗说：“蹇涩穷僻，琢削不假，真苦吟而成。”[9]
不幸总是与他如影随形，孟郊先后育有三个儿子，元和三年（808）春，几天之内，都相继夭折，“东野连产三子，不数日辄失之”（韩愈《孟东野失子并序》），其中有一儿己稍稍长成，却也不幸早死。老来丧子不光是一种情感惨痛，断子绝孙更是一种道德上的折磨，孟郊为此痛不欲生，用眼泪和心血写成《杏殇九首》组诗，如“踏地恐土痛，损彼芳树根。此诚天不知，剪弃我子孙。垂枝有千落，芳命无一存。谁谓生人家，春色不入门。”（孟郊《杏疡》其五）“此儿自见灾，花发多不谐。穷老收碎心，永夜抱破怀。声死更何言，意死不必喈。病叟无子孙，独立犹束柴。”（《杏疡》其八）其不幸遭遇很快传遍洛阳：“老松临死不生枝，东野先生早哭儿。但是洛阳城里客，家传一首杏殇诗。”（王建《哭孟郊》）韩愈也特意作《孟东野失子》进行开导，为之质问苍天，沉痛不己：“失子将何尤，吾将上尤天。女实主下人，与夺一何偏！彼于女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独何罪辜，生死旬日间？上呼无时闻，滴地泪到泉……问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孟郊的前妻也因贫病相侵而逝去，诗人写有《悼亡》一首为证：“山头明月夜增辉，增辉不照重泉下。泉下双龙无再期，金蚕玉燕空销化。朝云暮雨成古墟，萧萧野竹风吹亚。”而孟郊的老母亲也在三个孙子离去后第二年即元和四年去世。孟郊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人生之三大不幸都降临到他的头上，他只能归之于命：“三十年来命，唯藏一卦中。题诗还问易，问易蒙复蒙。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影孤别离月，衣破道路风。归去不自息，耕耘成楚农。”（《叹命》）一个正直而富有才华的诗人，最后落到“寡妻无子息，破宅带林泉”（贾岛《哭孟郊》）的结局，甚至死后，家人无力安葬，还得由生前好友出资承办后事，并赡养他妻子多年。韩愈在《与郑相公书》中说：“再奉示问，皆缘孟家事，辞旨恻恻，忧虑深远，窃有以见大人君子笃于仁爱，终始不倦。伏读感欷，不知所喻。旧与孟往还数人，昨已共致百千已来，寻已至东都，计供葬事外尚有余资。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业，为遗孀永久之赖。”[10]就是说，韩愈先送去了一些钱供孟郊丧事之用，接着又派人送去更多的钱为孟郊妻子生活之用。据《旧唐书·孟郊传》记载，在孟郊死后，郑余庆也“给钱数万葬送，赡给其妻子者累年”。[11]
据《旧唐书·李贺传》记载：“李贺字长吉，宗室郑王之后。父名晋肃，以是不应进士。”[12]朱自清《李贺年谱》里还提及李贺的父亲李晋肃，只是边上的一个从事，仕途多舛，一生可能不太如意，因而就把光宗耀祖，荣光门庭的担子放到儿子身上，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子，充满了期盼。但李贺却遭到避父讳不得举进士的厄运，只能以“宗孙”身份通过专门考试而被录用为“奉礼郎”。奉礼郎官职卑微，长安的居处是冷清寂寞的，“扫断马蹄痕，衙回自闭门”（李贺《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而且崇义里寓所的环境也是荒凉仄陋，“荒沟古水光如刀，庭南拱柳生蛴螬”李贺《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之二，所吃的只是“长枪江米熟”，所看的只是“小树枣花春”（李贺《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生活极其困顿。这期间，友人沈亚之落第回吴，李贺虽“悲其行”，竟“无钱酒以劳，又感沈之勤请”李贺《送沈亚之歌·序》，只好以诗送友。看来奉礼郎的职务并没有改变李贺穷愁潦倒的生活状况，不仅如此，还给他带来了心灵的伤痛和人生苦役的感觉，他自伤自怜，“谁家落寞子，来感长安秋”，以致“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李贺《崇义里滞雨》），在梦寐以求的京城长安城，他感受到的只有凄凉的秋天，羁旅之客的怀才不遇，心情凄冷导致梦中忧泣，白发早生，心境是何等的苦痛和无奈。当诗人“别弟三年后”回到家里不久，他的弟弟就南下庐山寻求生活出路，就此，李贺写下《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抒发其留恋自愧的复杂心绪。“洛郊无俎豆，弊厩惭老马”（《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之一），送别弟弟时，无酒席俎豆之仪式，可见家里处境之窘迫，而自己却是“辞家三载今如此，索米王门一事无”（《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之二），二十多岁的男子汉，且离家三年到京城为官，却一事无成地回来，反让弟弟“欲将千里别，持此易斗粟”（《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之一），用千里离别的代价去换取斗粟来充饥饱腹，语含酸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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