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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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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书评，为广大书痴提供了一座宁静的精神图书馆，在一定程度上因应着我们当下生活各个层面的困境，为人审美地、诗意地生活提供精神的支持与倚靠，以严肃而积极的态度赋予普通生活以意义，对人类的文化共同体带着深切的敬意与敏锐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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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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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是强势新主流纸质媒体《新京报》书评周刊2015年至2016年期间刊载书评的精选荟萃，文章涵盖社科、历史、文学、经济、教育等领域，体现着《新京报》书评周刊公共立场、专业品质、独立思想、现实情怀的办刊宗旨。五类书评系列既各自独立，又构成了一条共同的脉络人在社会中的成长从这条脉络中，读者可以观察到《新京报》书评周刊自身的成长：在注重对公共文化的批判性观察、保持现实关怀与问题意识，有意识地搭建公共对话平台的基础上，逐渐将其对于公共性的理解拉回到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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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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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自更 新京报社社长，高级记者。曾任光明日报新疆、广东记者站站长，直属报刊管理部主任。2003年创办新京报，以新型时政类都市报的办报理念推动传统都市报的转型。曾被有关机构授予中国报业创新奖中国传媒业30年风云人物影响中国十大传媒领军人物中国版权产业风云人物等。主编有《最好的新闻在路上》《寻找影响未来的伟大公司》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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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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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地质笔记》：高山同行，韶光正好 柏琳 001
一 启蒙 015
是谁颠覆了美国精神？ 唐山 016
公共说理的逻辑 高明勇 022
用数据集审视战争动机 潘启雯 028
权利：到底来源于哪里？ 萧轶 032
阿尔伯特赫希曼：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要学会更谦逊 朱桂英 036
从同意的公民到监督员公民 刘军 043
法律、舆论与咖啡馆 戴鹏飞 049
群体孤独症：人与技术的共谋 曾靖皓 054
物与人，物与时空，物与世界该如何相处？ 丰玮 059
民主为什么容易失败？ 陈夏红 064
二 温故 069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列宁主义之后的列宁主义 刘仲敬 070
他们心中都有一座监狱 唐山 076
苏俄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刘超 082
乌克兰：摇摆在东欧和俄罗斯之间 闻一 088
根茨与亚当斯：日耳曼自由主义与盎格鲁保守主义 刘仲敬 093
可靠的知识与盲目的偏见 牟尼 097
高僧们，都去哪了？ 金生水 100
探秘麻城暴力史 刘军 102
陈宏谋被梁启超和钱穆低估了吗？ 刘仲敬 108
18世纪，中国热曾席卷全美 刘仲敬 114
梁思成不是神 楼庆西 119
值得警惕的野岛刚式误会 唐山 129
朝鲜使者眼中的中华 刘仲敬 134
郑成功与荷兰人的战争 刘仲敬 139
李敦白：中国革命的另类参与者 王奇生 144
再难一遇的汉学大师周策纵 王润华 154
大陆开花海外结果 谢泳 159
钱氏家族：在革命救国与学术救国之间 林建刚 162
他有我们这个时代极欠缺的精神 田家青 168
卢作孚：现代社会的公民人格典范 余世存 173
史景迁的中国之旅：失败的小说家还是成功的历史学家？ 姜研 176
真伪之外的见证 伯樵 183
孙隆基：现在我看中国人的表现，没那么负面 吴亚顺 187
藏读来公 孙伟良 192
三 文道 197
古代的诗，照亮我们今天的生活 淡豹 198
陶博吾诗：情文相生悲悯为怀 刘世南 204
海明威的中国姊妹 李静 206
平凡的岁月诗意的天使 李青 216
城性本善 于是 219
考迪罗的漫画 许志强 224
博尔赫斯的爱情与写作 张旋 227
汽车里的奥赛罗 凌越 230
拜厄特：我想要那些会消失不见的东西 张定浩 235
描绘美国社会的裂纹 张旋 239
他已经不在那个世界了 班宇 242
精心打磨的沙粒 张旋 245
何人不起故园情 徐则臣 248
程抱一：真正的生命是再活过的生命 丰玮 253
麦克劳德的布雷顿角：海流与失落的传承 杨植均 258
四 经济 265
当大数据落地，当技术接轨商业 杨吉 266
比特币：去中心化，与法币竞争 曾靖皓 270
金融的两面：国家破产与未来金融新秩序 刘军 275
做坚定的市场派 段国圣 281
三个德国：扭曲的椭圆形社会 孙靖皓 285
为什么消费者容易被商家操纵和欺骗？ 李峥嵘 290
里夫金：我们必须转型，走新的道路 姜妍 293
德鲁克与硅谷的碰撞：为什么谷歌不可复制？ 赵赛坡 298
后危机时代，转型与冲击的迷思 陶魏斌 303
直面中国政经体制之路 曾靖皓 308
2050年：全球化的世界什么样？ 刘军 313
遭遇人口悬崖，大萧条将卷土重来？ 唐山 318
五 立人 325
语文学习和生命自由 午潮山 326
以独立看待语文 苏祖祥 330
孤独是蓝色的 张雁 334
我们对教育的憧憬多于对它的实践 冷玉斌 339
所谓绝学其实就是常识 倪江 343
最好的教育是陪伴，问题是，陪伴很难 刘冰 347
埃米尔式的亲子教育观 张蕾 352
柳鸣九谈《小王子》：召唤一切于童心审判台前 康春华 357
想象力没有边界，科学也没有边界 蔡朝阳 362
儿歌：跨越时代的美 司南 366
童谣：那些妈妈教我们的歌 艾斯苔尔 369
读书人的宽阔人世 黄德海 372
■ 后记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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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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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家族：在革命救国与学术救国之间
林建刚
钱理群部分家庭成员简介：
父亲钱天鹤（1893－1972）：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19年回国，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兼中央研究院博物馆馆长。
母亲项浩（1900－1974）：1900年出生于杭州，1974年病逝于南京，为杭州著名维新派人物项兰生的长女。
大哥钱宁（1922－1986）：中国泥沙运动及河床演变专家。曾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三哥钱临三（1924－1990）：毕业于民国时期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7年毕业，考入中华民国外交部，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61年改职经商。
四哥钱树柏（1926－2012）：1945年5月在南洋模范中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考入金陵大学农学院，参加五二〇学生运动。先后担任南京两浦区区委委员兼青年部长，共青团南京市委宣传科长、办公室主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学习室副主任。
二姐钱树榕（1928－1983）：在上海南洋中学高中部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转入苏北根据地，在新四军3师宣传队工作。后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毕业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担任演员，创作员。1983年病逝。
二姐夫丁毅（1921－1997）：剧作家，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学习。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纵队文工团、军文工团团长。主要作品有歌剧《白毛女》（与贺敬之合作执笔）。其他作品有《董存瑞》（与丁洪等人合作）。
在沦陷区接受教育的钱树柏与钱树榕在追寻救国的道路上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年轻的他们在抗战胜利之后目睹了国民党的专制与腐败，最终都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但他们的人生道路并非慷慨可歌，而是在历史的波澜中历尽沧桑。
20世纪的中国家族，多灾多难。这尤其体现在1949年前后的鼎革之际。在这方面，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及齐邦媛的《巨流河》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龙应台与齐邦媛都是台湾人，与他们相比，大陆学者钱理群的《我的家族回忆录》则向我们展示了钱氏家族经历1949年之后的生离死别，读起来似乎更让人感同身受。
钱氏家族各个成员，莫不都是忠贞爱国之士，不过，在寻求爱国道路上，他们产生了明显的分歧。这尤其体现在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与他的几个儿子的身上。总体说来，钱天鹤等人主张学术救国、实业救国，而他的四儿子与二女儿则在抗日浪潮中走上了革命救国之路。
实业救国、学术救国的项兰生与钱天鹤
作为知识分子，钱氏一族一开始主张实业救国。钱理群的外祖父项兰生是晚清的维新改良派，他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始人。项兰生希望通过发展金融造福一方，进而一点一滴地推动社会进步。项兰生最得意的门生就是钱天鹤，他还将自己的女儿项浩许配给了钱天鹤。
钱天鹤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在美国读书期间，他就参加了任鸿隽、胡适等人创办的中国科学社，并成为会员。回国之后，钱天鹤积极推动中国农业的发展。当时，钱天鹤希望在政治民主的前提下，改进生产工具与农业技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并由此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当时的钱天鹤，其思想主张与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共鸣。抗战爆发之后，应翁文灏的邀请，钱天鹤成为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林司司长，成为了当时全国农业的最高行政长官。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同盟国美国打算用美元来支持中国农业的发展，在晏阳初、蒋梦麟等人的策动下，中国农业复兴委员会成立，简称农复会。钱天鹤作为当时第一流的农学家，自然也进入了农复会。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已经进入国民政府的钱天鹤最终决定奔赴台湾，而他的妻子与绝大多数孩子则留在了大陆。
赴台之后，钱天鹤与他的好朋友沈宗瀚一起致力于台湾农业的发展。当时，在农复会的建议与帮助下，行政院院长陈诚推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纲领，相对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台湾的土改，再加上农复会的技术支持与资金支持，台湾的农业现代化在钱天鹤等人的推动下加速前进。与此同时，台湾的农业现代化进一步推动了台湾工业的现代化，并进一步加速了台湾经济的发展，而台湾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了台湾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这与钱天鹤青年时代梦想的先政治民主化，然后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思路恰好相反。
这一时期的钱天鹤，虽然没有子女在身边，心情是孤寂的，但他的事业却取得了巨大成功，台湾农复会在上世纪50年代的巨大成功与大陆在50年代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了鲜明对比。
家国情怀背后舍己为国的价值观
钱天鹤的大儿子钱宁继承了父亲学术救国的道路，抗战时期就立志治理黄河，为此他选择了土木工程系。
1947年，钱宁留学美国，师从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儿子小爱因斯坦，学习泥沙专业。1955年，钱宁冲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重重阻挠，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祖国，顺利实现了他治理黄河的梦想。然而，好景不长，学有专长的钱宁再次遭遇不信任，这自然也跟钱天鹤有关，文革期间，钱宁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等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之后，钱宁再次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岗位上，可惜，好景不长，他被查出患了癌症。
这几年来，有许多学者对1949年前后知识分子的选择做了重新的审视。钱理群先生为了反驳这种论调，他重点谈到了钱宁夫妇在1955年的选择时，钱理群写道：只有经历过贫弱的中国备受欺凌的历史的人，才能理解一个强大而独立的祖国对于他们的生命的意义。为了实现这样的救国梦，他们是甘愿在自己的土地上，和自己的人民一起，付出一切代价。
当然，对那些上世纪2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而言，年轻时遭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他们心中刻骨铭心的痛，他们对于强国梦的追求是无与伦比的，这种让人感动的家国情怀体现在唐德刚、何炳棣、杨振宁、邓稼先、钱宁等许多知识分子的身上。但是，在理解的同情背后，我们也需要反思。尤其需要反思钱先生笔下这种为了强国，不惜牺牲个人的舍己为国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完全违背了国家与个人的正常关系。按照公民常识，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人而不是相反，人是目的，国家是手段。而且，一个要求个人为国牺牲一切的国家必然通往奴役之路，这样的国家自然也就成不了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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