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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重回
*黑暗的纳粹时代！
揭开
迄今为止，德国人*不愿提起的伤痕
看看
对国民的肉体消灭是如何发生
而善良的德国人，如何用沉默帮助纳粹消灭自己的兄弟姐妹
一部拷问人性的旷世史作
逻辑思维推荐《反社会的人》同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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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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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至19454年间，约二十万患有残疾及精神疾病的德国人成为了强制安乐死的牺牲品。阿利在他的这部资料详实且极具阅读性的*作品中，向世人解开了德国在纳粹政权统治时期的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位现居柏林的德国历史学家、记者在此书中通过详实的材料及大量对当事人的采访，在一定程度上为读者还原了这一骇人历史事件的真相。 作者*终写道：正是因为德国人民接受了对本民族自身的屠杀，才使纳粹统治者有了信心，在缺乏有力反对声的情况下走向更大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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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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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茨阿利，1947年生于海德堡，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历史。他的著作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阿利2002年获得海因里希-曼奖，2003年获得玛丽昂-塞缪尔奖，2012年被授予路德维希-伯尔内奖。阿利近几年在菲舍尔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有《为什么是德国人？为什么是犹太人？平等，忌妒和种族仇恨 1800-1933》（2011）、《我们的战斗 1968 愤然地回顾历史》（2008）、《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2005）。2004年到2010年，阿利曾参与组织纳粹德国1933-1945年期间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和谋杀主题文献资料的搜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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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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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亨利K和露依莎S 无名的逝者
为了减轻良心的谴责
T4行动，公开的秘密
在柏林被转移，消失，被遗忘
来自众多毒气室的报道
转移，战争和谋杀病患
畸形新生儿的鉴定
用于先进科学的儿童大脑
儿童医院日常诊疗中的安乐死谋杀
冒险的治疗：给父母的选择
最后的童年生活印记T4行动的突然中止
对生者和亡者的研究反社会者，罪犯，肺结核病人
帮助受伤者，谋杀疯癫者来
自死亡之屋的报道被害者的信息
附录
后记
缩写
注释
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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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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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协助，俗世的观点
医生可以杀人吗？1922年，在萨克森州精神科医生年会上，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该问题源于不久之前由两位颇具声望的学者，弗莱堡的精神科医生阿尔弗里德霍赫和莱比锡刑法教师卡尔宾丁，共同撰写并发表的宣言《准予毁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 毁灭的规模和形式》。其中一位参加讨论的萨克森州医生、机密医务顾问奥托何塞尔指出了在他看来极其荒唐的观点，支持杀害弱智者的那些人，正是主张废除对犯人执行死刑的人。5他同时谈到了与之相关的一个事件，该事件在1933年以及1945年之后被刻意遗忘了。在二十世纪20年代，宣扬安乐死、无痛楚死亡或温和解脱的那些政治活动家，正是大力反对死刑和堕胎禁令、主张妇女权益的同一群人，他们还宣称被众人所唾弃的自杀行为从根本上来看是个人选择的自由死亡，他们赞同离婚，主张更为自由的生活方式。而常常又是这同一群改革者在宣扬对残障人士进行绝育结扎 当然是以自愿的形式，他们所谓的自愿指的是取得被照料者及其官方委任的监护人同意。在二十世纪20年代，德国社会改革者均不赞同杀害残障儿童，除非是当优生学上认定应该采取堕胎时，才会借着社会进步以及所谓尘世的福祉这样的名义采取此类预防措施。这样的讨论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观转变不止发生在德国，但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像在德国那样导致了如此极端的现实后果。6火葬形式先前在社会上被接纳的历史本身就反映了这种进步理念的矛盾性，而火葬本身也在之后成了纳粹罪行的标志。自1880年以来，那些主张政教分离、政权归还俗人的自由党派和社会民主党派人士就对基督教教会，尤其是天主教教士的主张表示大力反对，提倡 其行动持续了几十年，在一个个大城市中逐步传播 进行火葬。7 在纳粹统治的前七年中，按照法律规定对将近350 000人实行了强制绝育，从这一点来看，进步这一概念本身就与火葬一样是背离常理的：在一些专科医院中，其（通常是天主教的）负责人和医生当时曾成功拒绝实施强制绝育，但在之后的联邦德国，这些专科医院中的大部分主任医师却拒绝进行医学上非必要的堕胎，而在1974年，法律认定堕胎并不违法。在1939年到1945年期间，在德国政府的名义下，被称为安乐死的谋杀波及到了德国家庭中大约200 000人，而对此所做的反抗却微乎其微，就算有反抗，其主张也并不是遵循现代法制国家的原则或者俗世的人道主义理念，而是凭借人们对人是神的自像这一日渐削弱的信仰 无论其是残疾、智障、弱智、生活无法自理还是久病不愈的人。现在的很多德国人都不太理解当时这种反抗的伦理基础，但读了克莱门斯?奥古斯特?格拉夫?冯?加伦在1941年8月3日的完整讲道的话，就能明白了。这位明斯特的主教公开谴责谋杀精神病患者的行为，认为这是犯罪，并同时提醒他的教区民众，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要远离这种不信神的国家社会主义：想想早已销声匿迹的鲁道夫?赫斯在那封臭名昭著的公开信中提出的呼吁和保证，在这封刊登在所有报纸的公开信中，他大肆鼓吹自由性行为和未婚生子。（...）这是让年轻人变得虚伪和不知廉耻！这是为破坏婚姻所做的预演！因为这会摧毁人们的羞耻感，破坏禁欲的防护墙。1941年11月2日,柏林的天主教主教康拉德?格拉夫?冯?普莱辛针对安乐死谋杀也做了类似的布道。他提醒：这样一种谋杀是严重的罪行，是深重的罪孽，无论其杀害的是母体中的胎儿，年老体弱、有精神疾病的患者，还是所谓的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存在。8 加伦和普莱辛一样，都是从宗教信仰中汲取勇气、力量、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意志力，而在1945年之前，这种信仰对许多德国人而言已然渐趋陌生，对现在的人来说，则更为陌生了。但反过来却有不少主张政教分离、政权归还俗人的德国人赞成安乐死行为，而他们在其它方面则是断然排斥国家社会主义的，比如当时还在布拉格德意志剧院、之后在民主德国取得成功的年轻演员沃尔夫?歌特（1909-1995）。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件中多次提到，他觉得德国的政策令人作呕，当他碰到那些戴黄色徽章的家伙时，都会感到极度羞耻。但他最初却觉得《我控诉》这部电影是对一种认真、严肃的反思所做的记录，是一部令人震撼的艺术品，对某些情况下久病不愈的绝望情境（...）用电影手法出色地记录了安乐死的必要性，但事实上，在1941年秋天，这部电影却是用来宣传安乐死谋杀并将之合理化的。而歌特本人之后也对此产生了怀疑，如果一个专制国家大肆宣扬这种想法的话，这就值得怀疑了。91933年，强制绝育的法令得以通过，那些患有肉体或精神疾病的人所生的孩子是不被欢迎的，而希特勒政府对这些人所施行的、受国家控制的谋杀行为却并未削弱其在主张政教分离、政权归还俗人的群众中的政治基础。参加这一行动的医生、护工和护士并不一定都是纳粹分子，他们可能 除了个别特例外 在1945年之后仍旧从事着原来的职业，依旧是颇具声望的公民。101934年末，当时，第三帝国的恐怖主义行为早已令人无法忽视，在当时的国际医疗公告《国际社会主义医师协会的中央机构》上，刊登了一篇报道，其中就以巨大的热情在鼓吹宾丁和霍赫所谓的毁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这家杂志的编辑部当时早已被迫逃亡到了布拉格。但该文的作者并未受其影响，也没有提到纳粹所谓的遗传卫生和种族卫生，他沿用了宾丁的这一反问：有没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严重丧失了人的特性，以致于对其生命主体以及社会而言，长久来看，他们的继续存在已然失去了全部的价值？和宾丁一样，这位身为国家社会主义拥趸的作者所作的答案也是是的，并由此得出了如下结论：除了那些因为不能、不愿继续忍受无法治愈的痛楚而主动希望人为加速死亡的人之外，那些无可救药的智障者，无论其是天生还是因瘫痪最终导致智力问题的，是构成为了毁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而采取的行动的主要对象。当然，这种解脱必须是毫无痛苦地进行的，并且必须处在国家机构的监督下。11 对于直到1934年底都未引发广泛讨论的这些纳粹医生所持的观点，此处就介绍这么多。1939年初夏时，希特勒就已经非正式发布了无痛楚死亡行动的委任，到了秋季，该任务的书面命令正式下达，整个过程与上文提到的讨论非常相似。作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德国人民的领袖，希特勒将其书面任命上的日期提前到了9月1号，也就是战争爆发的首日，并书面确认他之前已经口头授权两位心腹执行该任务。该文稿是希特勒在帝国司法部长的要求下写下的，而且只用一句话作了概括：帝国领导人布赫勒和医生卡尔?布兰特被授权有责任扩大那些已经实名确认了的医生的权力，在对无法治愈的病人的病况进行严格评判以及人性衡量后，能对这些病人施行无痛楚死亡。外科医生卡尔?布兰特在希特勒出行时曾多次作为急救医生陪同，同时还是希特勒的医疗政策顾问。菲利普?布赫勒则是纳粹党中位列帝国领袖的人物，也是党部头目之一，从1934年开始，他就主管着希特勒的党务办公厅，也就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领袖的办公厅，并且在日常政策的所有组织和政治决断问题上都和希特勒保持着高度一致。12 希特勒的委任标志着纳粹党领袖、主要国家领导人和医疗专家之间的长期讨论最终告一段落。参与者所质疑的不是是否该施行安乐死，而是谋杀的标准、方法和问题，以及是否要公开讨论该行动，要不要用法律手段对之加以控制，还是应该对此保持缄默或将之机密化。
纳粹政客们当时还不会运用现代的民意测验手段，但他们成功地通过各种方法窃听到了民众的想法，并且会在其行动中参考窃听到的结果。与彻底的全权专制相对地，为了自己的计划，他们也极力争取能赢得大部分德国人的支持，或者至少能让大部分民众接受其中某一些政策。纳粹领导层在这一方面的小心审慎从《毁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这一呈文就可以看出来，该呈文是希特勒的贴身医生特奥?莫莱尔在1939年夏应这位极具权势的病人要求而起草的。该文的草稿得到了保留。在为之后的法律起草的第一项条款开头，作者将该条款称作我们现在所谓的主动死亡协助。该段对所涉及到的人群做了定义并提到：精神病患者，其可能天生便患病，或者至少从（某一）年龄段开始身体和精神上便得了严重的残疾，他们只有借助他人的持续照料才能活下去（...）,根据毁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这一法律规定，可以通过医学手段缩短这些患者的生命。护理上的耗费，这同时也意味着劳动力的缺乏，除此之外，莫莱尔还提到了另外两条标准：一是身体上的残疾，其外观会引发公众的恐慌，另一个则是这些潜在受害人与人类环境的交际能力，这些人在该方面可能处在最低级的动物等级。在其呈文的第二部分，他论述了战时护理人员的紧缺、生活物资的匮乏和由此可节省下来的外汇，因为德国当时只能满足本国粮食需求的83%，其余全都需要进口。这种功利性、而并非以遗传卫生为主的目的也主导了希特勒。他的同事、不久之后负责安乐死谋杀组织事宜的维克多?巴拉克在1946年提到：希特勒认为，毁灭这些所谓的无用的吃白食者便有可能为国防军腾出更多的医生、护士（...）以及其它人员，还有病床和种种设备。13莫莱尔最后还粗略计算了一下大致的费用：每个智障人士每年花费2000马克，那么5000个便是1千万，如果按照5%的利息来算，这便相当于2亿储备资产。莫莱尔并未以节省下来的政府开支为基础，而是迎合了希特勒对债务政策的偏好，从政府公债（储备资产）的可能开支出发，如果这些智障人士被清除的话，那么，开支中省下来的那些钱便有可能用来生利息。如果我们按照莫莱尔的计算模式，那么，到1945年为止，清除掉20万残障病人便能额外剩下8亿马克。（作为比较：1933年，德意志帝国所拥有的国家财政预算一共是5.5亿马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则是7亿马克。）对于储备资产这一计算方式的产生，在我看来，有意思的是种族卫生学家阿尔弗里德?普勒茨在1910年第一届德国社会学大会上曾提到，养活那些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人是一种奢侈的作为，因为这意味着在该方面浪费资产，而其中不会产生任何利润。左倾自由派人士、自由思想家海因茨?普特霍夫则更进一步发展了该思想：谁赞成这种奢侈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养活那些不能生活自理的残疾人以及智障人士的行为，就必须明确一点，也就是我们国家是否足够富裕，能把国家财政毫无利润地用到这一方面。14 （顺便提一下：普特霍夫在第二帝国时期赞成在个别王国，尤其是普鲁士，废除三级投票制，并要求推行妇女选举权。）莫莱尔起草的专家意见是给那些和他有同样想法的人看的，他不必说服任何人，因此，他首先描述的是那些自认为正常、能干、乐于享受生活的人面对有严重精神和身体缺陷的人时产生的念头：物质、精神和人工的耗费，不雅观的外貌，身体、精神、语言和情绪表达能力上的欠缺。正因此，莫莱尔并没有提到安乐死、解脱或无痛楚死亡，而是毫无情感地谈到了缩短生命。与终止妊娠这一概念相同，这些谋杀者及其帮凶们之后经常使用的是终止生命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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