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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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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运用实验经济学方法从社会偏好理论的角度系统研究了社会合作行为，切入点在于把社会合作看做代表社会困境的公共品困境问题，合作行为表现为公共品博弈中的自愿捐赠。本书的核心思想如下：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性，在偏好层面上表现为社会偏好；社会偏好与自利偏好及风险偏好（不确定条件下）构成了个体偏好微观的结构，给定这一偏好结构，个体既是社会的，也是个体的；社会偏好与自利偏好以及风险偏好存在相互作用，或者挤入（正向作用），或者挤出（负向作用），这种互动关系决定了社会成员的合作行为；社会成员偏好的微观结构能够诱发内在的制度生成和演变，比如惩罚、声誉以及群体选择机制等，这些机制和社会偏好一起对合作行为产生作用；给定社会成员偏好的微观结构，诸如奖惩机制等外生的制度设计也会对成员的合作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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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周业安，男，1968年7月出生，安徽省绩溪县人。1989年专科毕业于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工业管理工程专业，1996年在浙江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以及公司金融。目前已经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并且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等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七十余篇学术论文。现在同时是《上海证券报》和《中国经营报》等报刊的专栏作者。与马学亮等共同主编了《经济学前沿系列》《金融学前沿译丛》以及《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经典译丛》三套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著作有《金融市场的制度与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地方政府竞争和经济增长》（与李涛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曾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经济学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九项，并入选2005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周业安，男，1968年7月出生，安徽省绩溪县人。1989年专科毕业于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工业管理工程专业，1996年在浙江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以及公司金融。目前已经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并且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等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七十余篇学术论文。现在同时是《上海证券报》和《中国经营报》等报刊的专栏作者。与马学亮等共同主编了《经济学前沿系列》《金融学前沿译丛》以及《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经典译丛》三套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著作有《金融市场的制度与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地方政府竞争和经济增长》（与李涛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曾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经济学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九项，并入选2005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宋紫峰，男，1982年12月出生，河南周口人。201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10年7月至今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工作，现任第三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近年来，主要从事产业政策、智能制造、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撰写的多篇调研报告择要得到过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参与编著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从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等十余本书，并曾在《经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术文章。
连洪泉，男，1984年10月出生，广东汕头人，现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研究员。201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近年来已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动态》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主要研究领域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公共经济学。
左聪颖，男，1986年9月出生，201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现就职于国盛证券，任宏观研究员。学术研究期间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经济学权威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并合译有《实验经济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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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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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合作。这不仅是因为单个人很难应对环境的各种不确定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同人群之间为了稀缺资源而竞争，不得不采取合作的方式。在远古社会当中，人们为了生存需要采集和狩猎，而这些生产活动往往需要采取团队的形式。在一个团队中，每个人只有相互合作才可能获得最大产出。假如其中一些团队成员偷懒，那么就可能无法完成生产活动，从而可能危及整个种群的生存。可以说，人类社会合作的产生未必是社会成员内在的道德感悟所致，生存竞争的压力以及生产技术的要求也会迫使社会成员采取合作行为。也因为人类习惯于合作，社会才得以不断有序地进步。
不过研究者感兴趣的是，假如没有生存竞争的压力，那么社会成员是否会选择合作?假如合作出现了，那么合作何以得到维持?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很早就开始关心这两个问题，并给出了时至今日仍然被经济学家所遵从的主流答案，那就是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竞争机制。如Binmore（2006）所指出的，霍布斯（1985）一直强调社会合作，但认为社会合作的出现和维持与人的道德因素无关，在自利的条件下，合作仍然可以实现。按照卢梭（2015）的说法，合作仅仅是社会成员为了一些共同的利益而产生的。卢梭的狩猎社会后来被博弈论学者模型化为猎鹿博弈，就是讨论自利的个体之间如何为了共同利益而实现合作（斯科姆斯，2011）。这一点在亚当?斯密那里表现得更为清晰。亚当?斯密（1972）指出，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引导自利的个体走向合作。这被后来研究合作问题的主流范式非合作博弈吸收并强化了。不过，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笃信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教条，他们并不认为合作问题是一个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兴起的时期并没有对合作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
真正让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关注合作问题的是冯?诺依曼和摩根斯顿（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1944，2004）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出版，在这本开创性著作中，他们第一次系统地建立了博弈论模型。也正是这本著作首次让社会合作问题有了严密的数学语言表述和论证，以至于莫林（2011）后来把其合作博弈教材命名为合作的微观经济学，非常形象地表述了冯?诺依曼和摩根斯顿的核心思想，即博弈论就是用于分析合作问题的数学模型和系统理论。冯?诺依曼和摩根斯顿著作的出版极大地刺激了研究者对合作问题的探索，三个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其中一个是纯理论的，另外两个是实证的。纯理论的研究就是众所周知的纳什对冯?诺依曼和 摩根斯顿思想的重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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