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杨天石
古代世界，山海隔绝，交通不便，国与国之间联系困难，交往不多，因此，国际关系的研究不很重要，也比较简单。以中国史为例，与建立在中原地区的历代政权交往的大都是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或周边地区的少数国家。但是，进入近现代以后，交通发达，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便捷，虽远在天边，却可朝发夕至，电讯往来瞬间可达，因此，彼此间的交往增多，接触频繁，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变动会迅速影响另一个国家或一批国家。这样，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便分外重要，也分外复杂。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和各色各样的国家、民族打交道。中国，成了世界的中国；中国史，成了世界史全局中的中国史。研究中国，不可以不放到世界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中去考察，不可以不深入研究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以及它们和中国的交往。
在近现代史上，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自然是英国、日本、美国、苏联、法国和德国。多年来，我们有了不少研究中英、中美和中苏关系的著作，但是，研究中法、中德尤其是中德关系的著作则相对较少。然而，缺少了中德关系的叙述，构成不了完整的近现代中国国际关系的图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和重要的问题和事件就会说不清、道不明。北根1989年就学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受业于郭大钧教授攻读硕士学位，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期的中德关系，卓有成绩。199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北洋时期的中英关系。他能从史实出发，突破传统成见，提出符合实际的新观点。他毕业后，我主持编写多卷本《中国国民党史》，便邀请他撰写国民党与德国等相关章节。这是个不易完成的任务，不仅要熟悉中国和德国的历史，而且要熟悉日本、苏联和美国的相关历史。北根兢兢业业，认真勤奋，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其后，北根又在原稿的基础上继续精研，深入、扩展，终于写成本书。
1937年4月，蒋介石批阅日本人石丸藤太所著《蒋介石》一书，其中谈到蒋介石早年在上海办交易所，将投机活动赚来的钱提供给孙中山作为军费。蒋介石认为此说不确，特别在日记中说明：此或在民国六年中德绝交时，对德使以大宗款项贡献于本党革命之款所误会，以此款由余经手也。同年，蒋介石又在日记之后的《杂录》栏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民国六年，中德绝交，中国加入协商国参战，本党竭力反对。当时德国公使下旗回国，以其在华留余之资金约二百万元贡献于本党总理，资助革命，总理命余极秘密经理此事，即以此款运动北洋舰队，由总理交程璧光率领南下，赴粤组织军政府，而留余在沪主持一切。这些记载，牵涉中国近代革命史，关涉孙中山和德国秘密关系及蒋介石生平大事。我早已注意，想找时间研究清楚，但是，各事繁忙，一直提不到日程上来。此次，读北根的书，觉得将这一段历史基本上说清楚了。
又如，我在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德关系时，注意到了德国军火商克兰（Hans Klein，1879-1957）其人。他于1934年与德国塞克特上将、国防部长柏龙白、经济部长沙赫特等组织德国工业产品贸易公司（简称合步楼），从事对华军火贸易。曾获南京国民政府勋章，得到蒋介石接见。但是，我也了解到，这个克兰，除了和国民党主流派有密切联系外，也一度企图和反蒋的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合作，南京计划之外，还有广州计划。我因为研究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西南派，对后者有兴趣，想研究，但一直抽不出时间，这次读北根的书，也解决了。
北根此书，以研究孙中山和德国的秘密关系始，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日本联盟，中德断交。既继承已有成果，又填补空白，翔实、丰富、细致，超越到目前为止研究这一领域的同类著作。
北根没有去过德国，倘能深入研究德国的公私档案，辅以1949年国民党人带到台湾去的相关文献，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深入，相信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2016年8月写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前言
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是一种国际关系，是超越国家界限建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它不是由国民党直接与德国交往形成的，而是外在地表现为由国民党主导或执政的南京临时政府、广州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与德国发生的外交关系。国民党与德国的经济合作、军火贸易是其关系演变的根本动力；国民党与德国之间的矛盾是其关系演变的直接动力;国民党内部和德国内部各自的斗争是其关系演变的间接动力；孙中山、蒋介石和希特勒等政要在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演变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在国民党兴起、发展和执政时期，一般情形下，党的利益，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利益，这才是真正党的利益。国民党的外交体制渊源于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发展于南京国民政府时代。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并颁布《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外交的最高决策权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执掌。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及外交体制基本上沿袭了广州国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28年2月修正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恢复设立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为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创造了条件。10月，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推行一党专政体制，外交职能表面上由国民政府行使，实际上外交大权掌握在其核心机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手中。中央政治会议设有外交组，负责外交的审查和设计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外交组改组为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外交上最高指导机关。1932年1月，特种外交委员会又改组为外交委员会，对中央政治会议负责。1935年12月，中央政治会议改组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改组为外交专门委员会，变成技术顾问机构。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先后成立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由蒋介石分别任主席和委员长。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掌握外交最后决定权。
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不完全等同于中德关系。当国民党未取得政权或只取得部分政权时，它与德国的关系仅是中德关系的一部分。当它取得全国政权，党国一体时，它与德国的关系就主要代表着中德关系。
将中德关系史放在国民党的视角下进行研究，有利于推动中国国民党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有利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推动21世纪中德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迄今，关于中德关系的研究，大陆方面，吴景平的《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1941年的中德关系，尤其是德国在华顾问团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马振犊、戚如高的《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日战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该书另以《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为书名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于1998年出版）详细论述了抗战期间的中德关系；马振犊主编的《战时德国对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重点考察了战时德国对华政策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杜继东的《中德关系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简要叙述了中德早期交往、德国在华势力的扩张、德国强占胶州湾、德国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交往等内容；陈仁霞的《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三联书店，2003）从中、德、日多边关系的角度研究了19361938年的中德关系；何兰的《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王牌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重点考察了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变化过程；潘其昌主编的《百年中德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对中德关系进程进行了梳理。台湾方面，涉及中德关系的著作主要有：周惠民《德国对华政策研究》（台北，三民书局，1995）;张水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德外交关系之演变（19191939）》（博士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85）；黄庆秋编《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工作纪要》（台北，国防部史政局，1968）;傅宝真《德籍军事顾问与抗战前的中德合作及对军事的贡献》（台北，民生出版有限公司，1998）;傅启学《中国外交史》下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国史馆中华民国外交志编撰委员会编辑《中华民国外交史志》（台北，国史馆，2002）等。国外方面，〔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新译本以《德国与中华民国》为书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梳理了中华民国时期中德关系发展的基本脉络；Kurt Bloch的German Interests and Politcks in the Far Eas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Reprinted of the edition of 1940，NewYork：AMS Press，1978）考察了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政治；Lorne Eugene Glaim的Sino-German Relations，1919-1925：German Diplomatic，Economic and Culture Reentry into China after World War I（Ph.D. diss.，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1973） 研究了19101925年的中德关系;Bernd Marth的German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German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Interwar Period（《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台北，中央研究院，1978）考察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德、日三角关系；John P.Fox的Germany and the Far East Crisis 1931-1938（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研究了19311938年德国对待远东危机的态度和政策。
总体上看，关于中德关系，学术界基本上摸清了其发展脉络，对其中一些问题，如孙中山联德、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和军事合作、中德经济合作和军火交易、陶德曼调停、国民党联德外交路线之争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但从国民党的视角审视中德关系的著作尚未出现。
虽然国民党实施党国一体体制，但从国民党的视角重新考察中德关系，还是会有新的问题和发现。例如，国民党和德国的关系与中德关系有何联系和区别？国民党在未取得统治权以前，联德效果如何，其局限性是什么？在取得统治权后，对德外交战略是什么，联德效果怎样？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在何种情形下得到发展和提升，而又在何种情形下不仅得不到发展，而且受到伤害和毁灭？中东路事件中国民党政府如何要求德国保护在苏联的华侨利益？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如何透过国联争取德国顾问的技术援助？华北事变前后蒋介石、汪精卫要求德国调停中日冲突是企图投靠德日、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吗？国民党外交路线的争论联英美苏还是联德，分歧究竟是什么？研究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对于当今的国际政治和中德关系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本书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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