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小云
本书是我们过去几年在非洲实地从事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们选择在非洲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一是非洲一直都是西方援助的重点，是殖民和后殖民发展问题的集中地;二是非洲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是被压迫民族实现民族独立的主要场域，也是近年来践行互利双赢以及争论所谓新殖民主义问题的集中地。这样的地域有助于我们将西方的殖民后殖民和新殖民的范式，或者按照前发展发展后发展以及新发展的框架将不同的历史事件连成一个连续体进行观察和研究。将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到农业技术一直是中国援助非洲的重点，同时，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等又承载着中国自身发展的叙事，与欧洲早期在非洲的农业开发，和其后援助非洲的绿色革命农业研究和推广和综合农业发展等，以及非洲自身的粮食安全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等本土战略共同构成了援助场域的三元遭遇。我们选择新发展的示范作为本书的书名，并且作为讨论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一个视角，把发展和新发展作为讨论的议题，而将示范视为和干预相对应的文化形态，这样就建构出了从历史和现实维度通过中国对外援助来认识中国变迁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的一个基本路径。
我们访问了位于T国、E国、Z国、M国等国的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和那里的中国援非工作人员一起讨论中国的对外援助，观察他们如何管理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时发现，他们的做法与我们了解的西方发展援助方式有很多不同。埃塞俄比亚外交与国际合作部负责管理发展援助的常务秘书对我们说，中国的做法和西方的做法不一样，西方更热衷于帮助他们设计发展计划和政策，更多地找他们商量如何和各个部委开会协调等，而中国朋友很少开会讨论这些问题，更像企业家，忙着找市场、找合作，找他们解决项目中的具体问题。中国援外人员更喜欢和自己的人待在一起，而西方人更喜欢和当地人打成一片。非洲朋友显然感觉到了中国和西方在发展援助上的差异。用西方援助者的话说，中国援助者更像生意人，而中国的援非工作人员则说西方的援助者才是真正的援助者。其实，不同西方国家的援助方式也不一样，英国、美国和德国对外援助的做法便不一样。所以，不同视角反映出的中西方对外援助的差异究竟代表了什么，我们还不能断言。但正如 De Hart所说，全球发展已不再由西方国家所控制，中国和印度等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援助历史和框架。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扩大和援助方式的日益多元化，我们有必要在深层次上回应这个问题。首先，中国的对外援助经历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新发展银行、亚投行的启动，标志着中国在发展援助领域由双边行为向多边制度化行为转变。由被迫卷入到主动把握标志着中国介入全球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其次，这个转变不仅是话语层面的变化，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从经济层面将中国和世界在新发展框架下连为一体。虽然还不能说有了这两个多边机制，中国就会主导国际发展事务，但是，完全可以说至少中国开始认真尝试如何把握西方和世界，并逐渐发挥主导作用。如果这种新的主导性是过去资本主义主导性的重复，那么中国的国际地位将是不可持续和不受欢迎的。因此，面对中国可能成为新型的领导国家，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显然无法逃避为国家发展提供知识的责任，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肩负生产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道德义务。这就要求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意识到长期作为客体和对象身份以及长期作为西方社会科学助手身份的局限性，逐步移至主体位置来看待自身和世界。如果现在还做不到系统地从建设性和批判性的角度展开研究，至少要意识到系统的资料收集和主体体验的重要性，意识到理解和说明自己在域外行为的重要意义。
Hoselitz在1952年发表了《经济发展的非经济障碍》。他在该文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实现不仅是生产技术的变化，而且是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革命性的变化 （Hoselitz，1952：8-21）。他反对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并非全无道理，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中经济发展必须基于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这一理论。这一观点实际上也一直是西方对外援助的理论基础。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迅速转型的确也带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层面的巨大变化，但是福山关于中国的快速发展能否可持续的疑问恰恰说明了中国和西方在发展路径上的差异（福山，2014：472）。自由主义政治家不喜欢中西的分类，比较赞成历史终结的观点。而民族主义者和政治家往往会强调中西的差异。如果按照去政治化或者文化的视角来看，解读这个差异是有意义的。其实中西发展道路的争议点主要在于权力有限的政府和权力相对大的政府这个方面。英国政治传统是受限制的君主以及权力似乎不受限制的各种自然人的经济和政治活动，而中国的历史政治实践则完全不同。与西方有差异的政治实践导致了与西方相似的经济繁荣，这个事实本身是我们看待这个差异的基础。西方对中国对外援助感兴趣的背后是假设中国的发展模式也会自然反映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上。因为西方的发展援助在实践层面处处都体现了其自身的政治逻辑，而中国的援助也自然会体现中国发展的政治社会逻辑。正如我们发表在IDS Bulletin上的Difference and Indifference一文所暗示的那样，中国的对外援助实际上一直是中国国内发展方式在海外的延伸（Li et al.，2013）。实际上，很多国内外的学者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人揭示这个逻辑的内涵问题。
如果按照很多学者的假设，中国在非洲的呈现与西方在非洲的呈现有着某种本质的不同，则使用新发展的示范来作为书名可能产生某种误导。因为，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说，虽然发展的词义是成长、进步、延伸、扩张（Petit Robert，1987，转引自 Gilbert Risk 2010：8），但发展研究领域中讲的发展严格意义上是指非欧洲国家和地区按照欧洲的历史经验以及由此导出的社会模式发生变化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讲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扩张，即使出现不同的变迁方式，也不过是多元现代性。因此，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援非示范中心作为发展的示范，就自然意味着中国在示范如何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发展的经验。因为，虽然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现在做的很多东西与西方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做法相差不大（Bond and Garcia，2015），但是在技术层面上的相近并不代表背后的政治和社会逻辑一致。上面提到的非洲国家管理援助的官员对中西援助的不同体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差异。中国的发展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新发展的实践，中国的现代性似乎不同于西方以思想启蒙为基础的表征。关于这一点，虽不能说是共识，但也有很强的经验支持。所以，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不应该仅仅是在示范农业技术，它们还在示范一种非规范的变迁经验。这一点在本书的具体章节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在研究中，我们感觉到示范中心呈现了一个新的主客体关系以及构建这个关系的方式。在示范中心，我们感觉到中国的专家与当地农民、当地政府官员以及中国国内机构的互动与西方的援助专家在非洲建立的社会关系的互动方式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把这本书定名为新发展的示范。
发展研究在学术上一直存在经典发展研究和批判发展研究的争议（李小云等，2014）。前者强调工业资本主义主导的文化模式由西方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过程；这种文化模式宣扬人类理性的力量，倡导以自然科学为工具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它同时主张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套与工业化相适应的政治经济体系（普雷斯顿，2011：14）。西方之所以发展出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因为它发育出了一个由强大的国家、法治和问责制为一体的现代政治制度（福山，2014：472）。西方发展援助的核心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实践并建立这套政治经济体系，而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结合的发展援助的理论框架则是这一理论在当代的具体体现。这一理论框架强调全球的贫困和暴力是糟糕的政治治理体制所致，而要想改变这一状况并为穷人提供服务则依赖于一个强大的制度（Craig and Porter，2006：4-5）。从工业资本主义出现到现在，全球经历了工业资本主义文化在欧洲内部的自我深化和对外扩张的初期阶段，以及这种文化模式逐步侵入非欧洲社会并且大规模地改变了非欧洲当地文化的全球性扩张阶段。似乎在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很难说世界的哪个角落没有受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冲击。工业资本主义已经演化成全球资本主义，并形成了通过国际发展援助进一步强化这种文化扩张的局面。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频繁交流，特别是在今天高度发达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相互影响的程度越来越高，从表面上看，工业化的文化形态充斥世界各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问题可能不在于是不是存在工业化文化的扩张这个事实，而在于如何看待非欧洲国家在工业化文化冲击下的各种反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的遭遇。首先，工业资本主义在宗教的配合下，侵入世界各地，改变了这些地区的本土文化，比如在非洲。由于西方社会科学对社会的认识是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而且这个进化过程是不可逆转的，从农业封建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变化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经典发展理论的历史逻辑，这个历史逻辑为西方的殖民主义做了很好的辩护。因为在19世纪，西方认为殖民主义是在帮助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 而且这一逻辑进一步维护了被称为现代殖民主义的西方发展援助的合法性。其次，与在非洲不同的是，工业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形态在世界其他地区则遭遇了不同的命运。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中国既没有像非洲那样被完全殖民（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没有完全改变中国的本土文化），也没能完全避免工业资本主义的冲击。因此，有关中国所经历变化的学术思想出现了两个维度的分野。一是从植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进化论观点来看，当把资本主义视为接近历史发展顶点的时候，中国很自然地被放在了历史发展的近底部位置。因此，中国经济取得发展的唯一希望就是告别过去，向西方学习。这一见解植根于进化浪漫主义黑格尔派的思想以及实证主义的传统之中（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2005：5）。这里隐含着一个思想，由于中国本土文化没有被西方彻底改变，西方社会科学界将西方工业资本主义与中国假设为两个对立的不同的文化主体。如果中国能在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发生转型，就可以充分地说明西方发展道路的普适性。相反，如果中国不能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取得成功，中国处于相对西方落后的状态则会再次显示西方文明的绝对性。第二个维度的分野则基于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整体。中国持续不断的变迁虽然受到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冲击，但其文化模式一直沿循自身的逻辑。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理论将世界视为一个垂直的文明演进的过程，而反对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虽然存在相互影响，但不同文明之间是平行的。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确影响了西方文明过程，但非西方文明存在自身的理性。这个维度意味着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中国在海外的呈现为我们提供了除国内以外另一个研究中国变迁的场域。
我们开展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投资以及中国与全球治理这三方面研究，是想通过中国在海外的彰显认识中国社会变迁的特征。这里有个经验性的预设：一个主导性的文化模式实践应该一致性地呈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我们发现日本和韩国，特别是日本这样一个全盘西化的国家，不仅经历了与欧洲类似的工业化在其内部的深化，也延续了西方通过殖民主义侵略和通过工业产品对外扩张的过程。日本虽然也创造了东亚经验，但没有发展出在本质上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这一点不仅反映在日本国内的政治实践中，也反映在日本的对外援助上。日本的对外援助很西方化，但在社会文化方面却很复杂。最近，日本提出设立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建设基金，其背后是争取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导性，但是这个主导性还不主要是钱的问题。韩国的情况也与此相似。日本和韩国的援助项目和西方一样，都强调性别与发展、参与式发展等。即便如此，日本和韩国的对外援助与中国的对外援助也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如都强调不干预内政，强调经济合作，利他的成分少一点。日本和韩国的学者把这种趋同称为东亚发展合作模式（Yasutami Shimomura and Wang Ping，2015）。很多西方学者觉得日本和中国的对外援助没有西方的时间长，西方也走过和日本与中国一样的阶段（Yasutami Shimomura and Wang Ping，2015），但他们还是忽略了一些本质性的差异。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一位资深官员曾经讲：日本很希望中国能参加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日本的对外援助和西方不同。在这个组织中，日本很孤单，和其他成员没有共同语言。韩国加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以后的处境也与日本相同。社会文化价值政治文化价值的不一致是日本在和平时期难以主导世界的主要原因。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内部的变迁与欧洲在大的方面有很多共同点，如工业化、城市化、农民向工业和城市流动等，但是，这种变迁明显地呈现了中国的特异性和独立性。在对外援助上，中国与西方也有很多共同点，但是，中国不干预内政的方式不同于西方通过发展援助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符合工业资本主义的制度的做法。就像周恩来总理说的那样，我们的对外援助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传统（王铭铭，2010；张海冰，2013）。基于这些问题，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的对外援助实践来看中国变迁的意义，看看这种变迁在内部深化和外部彰显上是不是一致。很显然，仅仅从话语层面来比较是很难回答这一问题的，只有通过比较系统的实地研究才能得到答案。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无论是内部转型还是外部扩张都遵循了自由主义的逻辑，而中国的内部变化和外部呈现并不完全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所以，我们认为，如果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形态（显然中国的文明虽受到冲击，但至今没有中断）呈现出工业化和资本化的特点，但是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又没有完全转变为西方工业化的制度，我们将如何认识这样的社会转型呢？我们能不能把这样的转型作为另一种新发展的依据呢？西方社会科学界把不同文化形态的现代化现象归纳为所谓的选择现代性（齐格蒙特鲍曼，2002），就像世界银行等把中国的转型看成市场改革的结果。但是，中国的这个转型变迁究竟说明了什么？是不是一个发展另类型案例呢？对外援助这个维度的研究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新领域。
以上是我们在研究中国对外援助过程中的基本思考。我们认为，要想认识中国社会变迁的本质，仅仅通过研究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是不够的。在快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存在已经远远越过自己的边界，延伸到世界各地。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与世界的遭遇，与工业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与西方的遭遇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而且，中国与非洲的遭遇，也和西方与非洲的遭遇不同；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国与非洲的遭遇与20世纪非洲国家独立后中国与非洲的遭遇也不同。首先，今天的多中心全球结构不同于以往的二元或单极世界。发展与欠发展之间的权力关系远比之前的全球关系复杂。单一的中心边缘关系已不复存在。后殖民知识体系中 第三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令人信服（Chatterjee，2011：208-234）。曾经作为边缘的中国和印度等正在成长为新兴国家，正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某种程度的新的中心边缘关系。 其次，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资本和技术方面仍然存在依附关系。新兴国家在传统的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呈现出中心和边缘的双重身份。最后，与传统历史经济格局不同的是，资本和技术的流向不再是单向的，新兴国家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日益增长。中国在美国37个州的投资从2008年的10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50亿美元（Rosen and Hanemann，2012）。很显然，依照传统发展研究的西方非西方的结构主义理论无法准确把握中国与非洲新遭遇的时代意义。中国作为发展援助提供者的成长，挑战了基于殖民主义中心边缘历史框架下的西方后殖民主义发展理论（Tan-Millin et al.，2012）。这些都为我们研究中国的对外援助提供了巨大的激励。
国外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总体上的观点认为：中国初期的对外援助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输出特点，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对外援助逐渐转向实用主义，并服务于自身经济建设的需要。有限的基于实地的研究，也多从国际政治经济的视角回应中国是否属于新殖民主义的政治叙事，如Brutigam的研究。Buckley（2013）的研究则是极少的发展人类学角度的实地研究。她主要关注中国援外人员的生活叙事以及中国的农业治理在非洲的遭遇。但是，很少见到国外针对中国对外援助系统的实地研究报道。从2013年起，我们在T国、E国、Z国、M国等国展开了对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和援非农业专家的实地研究。我们避免以效果评估者的身份，也避免以短期访谈式的研究方式进入这些农业示范中心。我们和他们一起生活，观察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和他们交流，一起体验在非洲如何展开工作，甚至为他们进行培训，帮他们出主意。至少我们希望在那段时间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我们是农业大学的老师，也就很自然地和他们打成了一片。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民族志的素材，觉得参考人类学与发展的视角来消化我们的实地资料是比较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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