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杰地灵，历来是中国人才辈出的地方，1916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今上虞区）的王佐良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从上中学时起，他对英语教学和英国文学就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数十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成了一位杰出的诗人、学者、教育家和翻译家，跻身国际上最著名的英国文学专家之列。王佐良这一名字已经和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高峰联系在一起了。
童年时的王佐良跟随在一家小公司任职的父亲住在今天的武汉市，小学和中学分别就读于汉口的宁波小学和武昌的文华中学，后者是一所由英美圣公会等基督教派开办的教会学校，除了国文（汉语）之外，该校包括体育在内的绝大多数课程是用英语教授的，这使他在中学时代就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从中对外籍教员的教学方法也有了亲身的体会。中学毕业时，他原本准备投考大学，不料父亲所在的公司破产，家里无法支持他继续上学，他不得不求职自谋生路。经过努力他考入湖北省盐务稽查处，当了一名三等课员（会计）。一年来省吃俭用，凭借微薄的薪金攒下了三百元钱，终于得以继续求学。1935年，王佐良考入北平清华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辗转迁往湖南（长沙、南岳）和云南（蒙自、昆明），后在昆明并入西南联合大学。
学生时代的王佐良已显露出不凡的文学才华，读中学时即已开始了写作生涯。先是以庭晟竹衍行朗等笔名在武汉一些报纸和《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上大学后继续发表了《武汉印象记》《北平散记》等纪实文字，特别是在《一二九运动记》等政论报道中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和进步思想；其间还在昆明《文聚》月刊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昆明居》。但他更多的是写诗。可能是因为主修外国文学的缘故，他的诗风受到西方现代派诗人的影响颇大。早期的诗作除在《清华周刊》《时代与潮文艺》等刊物上发表过之外，闻一多所编的《现代诗钞》中亦收录了其中的几首。后来，瑞典汉学家马悦然（Nils Gran David Malmqvist，1924）也曾翻译过王佐良在昆明时代写的两首诗，收入其所编的瑞典文版《中国诗选》中。
在大学一年级时，王佐良的英语写作也初露头角，二年级时的英语作文成绩常常名列全班之冠，并曾获得全校英语演说比赛的第一名，为此经常受到贺麟、吴宓、王文显、陈福田、叶公超和钱锺书等名师们的赞许。在当时任教于清华，后成为著名诗人的英籍教师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的影响下，他广泛阅读了大量英语版原著，尤其对英国诗歌和诗剧感兴趣，自己也写了一些英语诗，其中的几首曾刊登在伦敦出版的文学杂志《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上。
1939年，王佐良毕业于融汇了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的优良校风和学风的西南联合大学，留校任助教，后晋升为讲师。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除了从事教学工作以外，还与当时中国所有热血青年一样，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他曾于1943年3 8月兼任昆明干海子美军炮兵训练大队首席教官的秘书和高级译员，以其渊博的英语专业知识为特长，协助盟国在中国的军援工作。1944年7月至1945年8月，他兼任军委会国际宣传处昆明办事处主任，一段时间内每周用英语撰写一篇时评并亲自在昆明广播电台播出，还在《天文台》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分析战局和介绍中国抗战形势的文章，并对中国文坛的动向多有评介，俨如一位多产的新闻记者。这些工作都为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形势和文化特色，提高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路线中的声望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使他的分析观察能力和中英文写作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抗战胜利后，他的一些文字材料与当代中国各领域的多位著名学者创作的对外宣传作品一起被结集出版。其中一本是由他独立用英语撰写的《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Trend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其内容涵盖了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开始到约1943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简要叙述了新文学的发端时期各种流派的发展演变，介绍了包括鲁迅和在延安的艾青等在内的一批重要文人及其代表作品，也概述了抗战时期文学创作的内容、特点和风格。该书总结分析了中国新文学最突出的特征和历史意义，内中不乏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前瞻。在资料匮乏、信息闭塞和生活拮据的艰苦战争年代，能写出这样有深度和广度乃至文笔俱佳的综述文字，不仅体现了王佐良的忧国忧民和现实主义的进步文化观念，而且开始显露出他在驾驭与归纳纷繁多样的素材方面的过人才华。
在西南联大工作期间，王佐良与在武汉已结识当时就读于贵阳医学院的徐序女士，两人于1940年在贵阳结为伉俪。在昆明，他们育有二子一女。
王佐良在翻译方面的最初尝试大约开始于1940年。虽然战时的西南联大生活清苦，工作繁重，经常还要在外兼职谋生，最多时曾同时干六份工作，但他仍然坚持读书和翻译。早期译作有爱尔兰著名作家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曾托人带到桂林准备出版，不幸遇上日寇飞机轰炸，手稿化为灰烬。后来仅整理出一篇《伊芙林》，1947年才得以登载于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上。同一时期他也开始了学术论著的写作，其中，《诗人与批评家艾里奥特》一文，曾分章节载于《大公报》和《益世报》上，开创了国内研究英国著名诗人艾略特（今译名，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之先河。此间他还开始了对于中国当代诗作的研究，他关注着在延安的诗人们对于新的形式的鲜活实验，热情地介绍和评论了在昆明的年轻作家群体中最为出类拔萃的诗人穆旦（查良铮）。王佐良撰写的原载伦敦《生活与文学》的《一个中国诗人》（A Chinese Poet）一文，堪称目前见到的最早全面评述穆旦诗歌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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