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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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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以外国人的眼光，对于晚清社会、对外关系、相关人物以及晚清机器制造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载，虽然持续时间仅一年，但为了解晚清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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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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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晚清时期史料整理。1881年11月17日1882年12月9日，朝鲜官员金允植为领选使，率领一支包括38名学徒和工匠在内的大规模团体，出发前往中国天津，进入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南两局学习各种机器制造技术特别是军械制造技术。在学习活动开展的同时，作为领选使的金允植在保定、天津两地与众多清朝洋务派官员多次进行笔谈。对于天津领选的这段历史，当事人金允植为我们留下了十分详尽的记载。《领选日记》为我们留下了更为原始的记录。本书稿即以《领选日记》为工作底本，辅以《阴晴史》及《天津谈草》两种文献，整理校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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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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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鑫磊，男，1981年生，上海嘉定人。2008年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明清中韩关系史和东亚文化交流史。著有《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人间鸿壑：中国社会代沟问题的历史考察》《一座世界名城的文明多元化：扬州瘦西湖景观历史演进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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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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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 4
凡例 18
上之十八年大清光绪七年辛巳二月 19
三月 19
四月 20
五月 20
六月 20
闰七月 20
八月 20
九月 21
十月 24
十月 28
十二月 35
上之十九年大清光绪八年壬午正月 46
二月 52
三月 63
四月 76
五月 84
六月 93
七月 100
八月 103
九月 103
十月 104
十一月 113
上之二十年大清光绪九年癸未正月 115
三月 116
四月 116
五月 116
六月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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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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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11月17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朝鲜官员金允植为领选使，率领一支包括三十八名学徒和工匠在内的大规模团体，出发前往中国天津。该使团于1882年1月25日（农历一八八一年腊月六日）抵达天津，其后，工匠和学徒被分别安排进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南两局学习各种机器制造技术特别是军械制造技术。该次学徒工匠的选拔派遣，是李朝朝鲜在高宗李熙（1852-1919）执政时期，积极奉行稳健开化政策的大背景下，以武备自强为目的而组织的选派留学活动。至1882年12月9日（农历十月二十九日），金允植等最后回到朝鲜，这次学习活动前后共持续了近一年时间。
金允植（1835-1922），字洵卿，号云养，出生于清风金氏两班望族世家，祖上世代为官，先人最高累官至领议政，相当于中国的宰相一职。他八岁时父母双亡，其后随叔父一家生活。他自幼接受家学教养，十六岁前往汉城求学，先后师事朝鲜大儒俞莘焕及朝鲜开化思想鼻祖朴珪寿，较早形成了救国图强的开化思想。他于1865年以恩荫出任健寝郎，1868年辞官回家，1873年再次移居至汉城，1874年文科及第，1876年授黄海道暗行御史，其后历任顺天府使、江华留守等职。1881年他以吏曹参议衔任领选使出使天津，在带领学徒工匠学习的同时，考察清朝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情况，其间还与清朝洋务派官员多有接触。1882年朝鲜壬午军变中，他请求清朝派兵平乱，并提出大院君乱首说，至清军囚大院君于保定，事后协助高宗巩固其政治权力，成为亲清稳健开化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朝鲜先后参与创立机器局、现代海关，并积极参与外交活动。因此，有人将他比作朝鲜的李鸿章，是朝鲜现代化建设的先驱人物。
古代朝鲜派往中国的使臣，即所谓燕行使，其名义较多。在朝鲜的典志体史书《同文汇考》中，按出使性质分为二十六种。但一般情况下，人们习惯于按使臣出使时的称号来区分，有冬至使、圣节使、千秋使、谢恩使、奏请使、陈奏使（辨诬使）、进贺使、问安使、陈慰使、告讣使等。然而，领选使一称均不在其列，这并不难理解，它恰恰说明，领选使在朝鲜历史上鲜少有之，而天津领选也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次特殊的使行活动。
该使团有姓名记载的成员人数为69人。金允植《领选日记》中有使团成员名单如下：领选使金（允植）；从事官尹泰骏；官弁白乐伦；译官崔性学；医员柳钟翕；伴倘朴泳钰、尹泰驲；学徒高永喆、金光錬、金台善、赵台源、安昱相、安浚、李章焕、李南秀、李礥、崔圭汉、金声、郑在圭；工匠金永元、韩德俊、朴台荣、尚沄、李熙民、李昌烈、赵汉根、李苾善、秦尚彦、高永镒、黄贵成、金兴龙、金泰贤、河致淡、金圣元、张荣焕、崔同顺、朴奎性、皮三成、洪万吉、宋景和、安应龙、崔志亨、金成孙、朴永祚、全德鸿；通事郑麟兴、李文熙、崔志华；随从顺得、仁锡、学甫、长孙、善基、万吉、根成、龙成、兴福、在吉、公禄、千万、寿凤、学祚、贞哲、同伊、仁石、石伊、汉杰；别遣堂上卞元圭；堂下李根培。同时，金允植还提到：右咨文所载共六十九人，此外学徒等私带随从以备使唤者亦多有之。可见，该使团的实际人数并不止69人，有学者估计，包括没有进入名单的随从人员在内，该使团可能有近百人规模。
在学习活动开展的同时，作为领选使的金允植在保定、天津两地与众多清朝洋务派官员多次进行笔谈，其接触过的清朝官员有：北洋大臣李鸿章、天津海关道周馥、永定河道游智开、候选道马建忠、天津机器局总办许其光、天津军械所观察刘含芳、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署理北洋大臣张树声、机器局南局总办王德均、东局总办潘骏德、水雷学堂总兵文瑞、水师学堂观察吴中翔、青年军官袁世凯等。
特别是其中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笔谈内容，绝大部分集中在朝美缔约和朝鲜开港两个问题上。而同年5月22日（农历四月初六），在清政府的居间协调下，朝、美两国在朝鲜的济物浦港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该条约的签订，被认为是近代朝鲜真正意义上的开港的标志。据此，不少研究都认为，金允植在天津与李鸿章的频繁会谈，对朝美缔约及朝鲜开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因为如此，在以往关于金允植天津领选活动的研究中，研究者对外交层面内容的关注，都远远超过了对留学活动本身的关注。
就此，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首先，金允植在天津的所谓外交对谈，是否对其后的条约缔结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商榷。其次，因片面强调领选活动的外交属性而致忽略其留学活动的本质属性及意义，甚至认为领选活动只是朝鲜为开展秘密外交而采取的掩人耳目的手段，则更让人有一叶障目之感。事实上，将留学和外交作为金允植天津领选活动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来看待，才是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如果我们可以摆脱一种后见之明，跳出外交史先入为主的局限，重新回到历史，再审视一下天津领选的缘起、经过及其后续影响，对这一点就不难理解。
对于天津领选的这段历史，当事人金允植为我们留下了十分详尽的记载。在以往研究中，学者较多利用的是他撰写的《阴晴史》和《天津谈草》两种资料。而2008年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出版的《燕行录选集补遗》中收录的燕行文献《领选日记》，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供参照的资料。《领选日记》虽然在内容上和《阴晴史》出入不大，但相对于《阴晴史》这样一个经过作者本人整理和后人二次整理的文本而言，《领选日记》是一份更为原始的日记手稿。本书即以《领选日记》为工作底本，辅以《阴晴史》及《天津谈草》两种文献，整理校对而成。
《天津谈草》是金允植在天津期间笔谈记录的汇编，其内容基本全部包含于《阴晴史》或《领选日记》中，惟开篇《天津奉使缘起》这一篇序文为1892年整理时新作，因不见于后两种文献中。而《阴晴史》和《领选日记》，都是日记体裁的文献，两者主体内容具有一致性，不同的是，目前所见的《阴晴史》版本，是经过了作者本人的整理和后来编者的校注的印刷版本。而《领选日记》则为手稿本，当是未经修订过的原始版本或其传抄本。值得关注的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作编撰，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中，就收录了《领选日记》的原文影印本，使中国学者能够更加便捷地看到并利用这一材料。
一般认为，李朝朝鲜政府之所以组织这次领选活动的出发点有二：一是为武备自强事寻策，二是以联美自保事咨清。而这又都和朝鲜当时正面对西方要求其开港的压力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说1842年的《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闭关的终结和门户开放的标志，那么同样奉行锁国政策李朝朝鲜受到西方叩关和要求开港的压力要稍晚一些。1866年和1871年，朝鲜经历了其历史上的两次洋扰。1866年，朝鲜焚毁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继而击退法国舰队的江华岛占领，史称丙寅洋扰。1871年，朝鲜再次击退美国舰队的江华岛侵入，史称辛未洋扰。这两次所谓锁国攘夷政策下的军事胜利，增强了朝鲜排外的决心，当时执政的大院君更是以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数字刻于石碑之上，忠告朝鲜万年子孙，是为反洋夷石碑。
朝鲜王朝在高宗亲政之后，原先大院君时期的锁国政策稍有松动。1875年，日本向朝鲜构衅，爆发江华岛事件，第二年两国签订《朝日修好条约》，也称《江华条约》，经由此约，朝鲜事实上已向日本开放通商，但从观念上来说，朝鲜并不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港。对朝鲜而言，1876年对日签订《江华条约》，在观念上是视其为江户时期260多年以来交邻体制之恢复而已的。
不过，《江华条约》的签订，也促使朝鲜政府认识到，不变革图强不足以抵御外侮，并开始考虑武备自强的问题，由此带来的一个明显的转向就是高宗政府开始奉行开化政策，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1881年1月改革官制，仿中国的总理事务衙门，成立统理机务衙门；1881年5月派遣绅士游览团访日，考察日本政府各机关、产业、教育以及军事等，同时派遣个别人员入读日本学校官员鱼允中的随员俞吉浚及柳定秀入读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尹致昊入读中村敬宇的同人社。而我们这里讨论的天津领选，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这一脉络延续之下的另一项举措。对当时的朝鲜来说，清朝和日本都是它在开化过程中可以借鉴的对象，而事实上它最初也是同时向两国展开学习的，这也直接导致其国内后来形成了两种开化派势力，一是以闵氏戚族为代表的亲日急进派，一是以金允植、鱼允中等为代表的亲清稳健派。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始终没有放弃促使朝鲜开港的努力，美国更是基于对中、朝特殊邦属关系的认识，转而寻求清朝的协助，以期加快其与朝鲜缔约的进程。清政府方面出于自身考虑也认为朝美缔约符合各方利益最大化。李鸿章对朝鲜所陈述的联美好处是：联美者，美国比欧洲诸国最为公平顺善，又富于财，无贪人土地之欲，先与美国商立善约则嗣后他国立约亦将悉照前稿，无见欺之患，又美人好排难解纷，必不容各国偏加凌侮，此联美之利也。
清、美双方一拍即合之后，清政府便通过各种途径向朝鲜灌输开港思想。1880年10月，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于朝鲜第二次修信使金弘集一行访日之际，与其讨论朝鲜国内外情势和外交策略，并将黄遵宪撰写的《朝鲜策略》，亲手交与金弘集带回国，其中心思想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朝鲜策略》虽号称黄遵宪私著，但实际上充分体现了清政府应对朝鲜问题的官方指导思想。从李鸿章与金允植的对谈内容明显能够看到其与《朝鲜策略》中论述的一致性，而其后马建忠为朝鲜代拟的朝美条约草案，也处处体现着《朝鲜策略》中的思想。除此之外，李鸿章更是亲力亲为，在美使薛斐尔和朝鲜领议政李裕元、修信使金弘集之间沟通斡旋，极力敦促朝鲜尽快与美定约。
反观朝鲜的情况，高宗政府奉行开化政策的同时，还存在着以大院君李昰应为首的守旧士人派，他们坚决反对开港，并提出所谓卫正斥邪论。卫正斥邪论是大院君李昰应的代表思想，即以朱子的"性理之学"为"正学"，排斥"邪教"、"邪说"，尤指西洋传来的天主教以及各种西学知识。实际上就是全面反西方、反开化的理论基础。而高宗政府往往因保守派的压力，而在推行开化政策时处处受到制肘，尤其是在开港的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阻力。
从金允植的《领选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黄遵宪《朝鲜策略》传入朝鲜之后，是如何遭到保守派士人强烈的反对，并进而引发了伏阁上疏的情况。金允植记载：初九日（1881年农历三月初九，笔者注），闻岭儒李晚孙等伏阁斥邪，盖以清人黄遵宪方驻日本，而其所制《策略》专为我国计，而有亲中国、结日本、通美国之语，岭儒之意以倭洋一体、邪教易染，故斥之。因为国内守旧势力的反对，高宗政府始终没有下定与美国定约开港的决心。即便李鸿章再三催促其派使节至天津与美国议约，朝鲜最终也没有派出全权使节前往，只是以派出领选使一事，作为一种变相的回应。事实上，领选使是没有议约的全权的，而当李鸿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对朝鲜政府的犹豫不决的不满也是溢于言表。
金允植在一八八二年二月十七日中堂衙门谈略中记载到：中堂曰：向日专人送函，有回信否？允曰：姑没有。中堂变色曰：是何说也！（以上口谈，通词传言。去年腊月十八日往保定府笔谈时，中堂屡嘱传达此意。其于今年二月旬前有回音。今过旬已久，而未承回音。此次说话，如终出于大不平。又时时回顾周馥等，剌剌叹咄，不知为何语。臣于回寓前，问诸通词，则以为皆闷叹我国之言云。）中堂曰：贵国王书函既不来示，则但凭一介行人之三寸舌，可乎？允曰：但念自下难便之义，见识原不到此。惟望教其不逮，以示益国便民之道。中堂曰：贵国事，常如欲吐不吐。如是而事可做乎？派员之来不来，非吾所知。而吾历年忠告，贵国尚不知厉害乎？
综上，就天津领选的缘起看，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它与朝鲜武备自强和联美自保的两方面想法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深究之下就会发现，其最原初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向清朝学习技术，以图自强。至于联美议约一事，并不是它一开始就被赋予的一项使命。还有一个细节可作为此论点的旁证，金允植在《领选日记》中记载，临出发前，高宗一天之内召见金允植两次，而两次向其申谕的事情，都是学造事，完全没有提到任何与联美相关的内容：二十六日早饭后诣，上命近坐，天颜温粹，酬酢如响，以学造事处分纤悉，跪受咨文而出，至阶下，复召贱臣，申谕学造事宜，退还政院。那么，何以现今诸多研究，都着重于关注金允植天津领选中有关联美议约的一面呢？从金允植在天津的经历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呢？
关于金允植在天津的经历，最为简明扼要的概述，同时也是最常为研究者提及的，当数其在《天津奉使缘起》一文中的自述：（余）率机器学徒七十余人迫岁到津，屡谒少荃，谈纸成堆，盖议约事居十之八九，而学造事不过一二耳。到津后承少荃指导，屡以约事专使函达，而我国事素多持难，又碍于浮论，事多濡滞，余以是每于谈次屡被困迫而自同痴人，惟婉辞谢之而已。其中，特别是盖议约事居十之八九，而学造事不过一二耳一句，成为一般认为金允植在天津乃是以联美议约事为主要任务的重要依据。
......
比如，李鸿章与金允植谈及朝美约条之草拟时有云：约内以顶，须添一条，大意云：朝鲜久为中国属邦，而外交内政事宜，均得自主，他国未便过问。方觉不触不背。李鸿章的意思，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在条约中明确中朝两国的宗属关系，另一方面又希望朝鲜以独立主权国家的形象，在万国公法的框架下，和美国以对等的地位订立条约，以使其主权利益得到保障。这是当时清政府在朝鲜开港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但是，这个想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最后，在朝美立约时，朝鲜为中国属邦一条没有被美国接受，清政府只能以先向美国发出朝鲜素为中国属邦的照会，后缔结条约的形式来操作，但这已经没有实际的意义。
又如，天津海关道周馥在与金允植的谈话中（1882年正月初十日谈草）提到俄、日问题：周曰：俄国有书来，不宜屡据，以好辞答复而已。日本性狡，此时但其力不足耳。然贵国与中国一气，彼自不敢轻动。当时清政府对北面的俄国可以说是颇为忌惮，因此，当周馥听到金允植说朝鲜已经先后四次拒俄国书而不收，就告诫朝鲜不宜过于强硬，而应以好言婉拒为宜，以免授俄以构衅的把柄。对于日本，周馥的认识是其力尚不足。而他给朝鲜的建议就是只要始终和中国站在同一阵线上，一致对外，就能够自保。这基本上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清政府对东北亚中、朝、日、俄四国关系的理解和对策。
接下来的正月十八日，周馥在与金允植的对谈中提到了清政府为何希望促成朝鲜与美国缔约的原因，实际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清政府在经历了近代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之后，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得出的一点经验教训：周曰：中国昔日用兵所订之约，大为吃亏。现观日人与各国，贵国与日人，贵国欲改议约稿，皆不妥当。前年本国与巴西换约，从前日人与本国换约，即非用兵时所议。大概可知也。且贵国与他邦议约，本朝应得与闻。若援昔与日议约并未与闻为例，他国将欲继日人接踵而至，一概按日人已成之约，后患何可胜言？意思是说，在目前大的国际形势之下，开港已是势在必行，而开港必有立约一事，立约在用兵之后，负者必受不平等的对待，因此在立约问题上，应该转变观念，以主动的姿态寻求自身权益的保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官员在逐渐融入和谙熟国际事务后，其外交观念上已经产生了一种与时俱进的转变。
应该说，就当时的东亚局势而言，中、朝、日三国之间的关系是最为微妙的，而中日两国围绕朝鲜展开的较量也正逐步从幕后走向台前。然而，面对日本这个正在不断壮大的潜在对手，清政府却似乎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前面提到周馥对日本的认识是其力尚不足，而金允植在天津接触的另一位洋务派官员机器局总办刘含芳对日本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和金允植的笔谈中（1882年二月二十一日谈草）提到：日王之可鄙者，是在变洋太过。见事勇为，勤习教民之政，亦有可取。舍短取长，不改衣冠正朔，亦可。日本之富，国债盈千万；日本之强，舍王京之兵，皆离心离德。所谓富强者，乃自夸，亦自解也。西国之有识者，皆称日人曰猴。猴之性，见人为亦为之，而莫知之其所以耳。可见，对日本发展势头的低估和放松警惕，大概是当时清朝官员的通病，通过这一点，我们对若干年后清政府在对日战争中意料之外的惨败或许更能够理解一些。
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之后，机器制造业在军工制造活动的带动下，可以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尽管洋务运动从政治的层面来讲最终是以所谓的失败告终，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期间建立起来的机器制造业的基础还是客观存在的。在朝鲜使者金允植的眼中，1882年天津的机器制造业发展已经达到了足以令其惊叹的地步，而作为中国人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似乎并没有哪怕一点点的兴奋，这恐怕又是那个后见之明在作祟吧。不如就让我们试着通过他者的眼睛，重新看看那一段过去的辉煌。
1882年3月2日（农历正月初三日），金允植第一次参观天津机器制造局，当即被规模宏大的大机器生产的场面所震撼，他在日记中为我们记下了当时的所闻所感：饭后又与蒹山历观机器、翻砂、木样、画图、电机、火药诸厂。各有汽气大轮，诸小轮随而旋转。下施机括，上架铁筒，连延相贯数三十间。千百机器，皆用一轮之力。有右旋者，有左旋者，有向下穿孔者，有从傍钻穴者，有截铁者，有磨刀者，有砻削木者。有碾铜者、融化铁者、出入冷热水者。如浑盖旋运，日月五星，各循其度。疾舒纵横之不同，殆匪夷所思。最是电气逼夺造化，不可形喻也。
除了宏观的机器生产场面，金允植在天津期间看到了很多对他来说十分新鲜的器物，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他在天津看到了中国第一艘火轮船的试造：由东城而下，见有一只小火轮船，新制，外置河沟。军人方凿沟贮水，将运至天津。李中堂方欲广造轮船，先试此小样也。夜深不得上船，观制造之样。十六日，仍往昨日所至处登观。轮船长可八间，广可二间有余。船头设汽气烟筒，船头设铁轮。中间机括相通。具体而微。内设坐，房铺鲜明，四面设琉璃窗，垂以彩幔。壁上多挂钟表。是中堂所坐处云。
又如，他见到中国第一批电话机的仿造：至电机局，见语话筒，两头系铜线。侧耳听之，略可辨认。亦外国贸来者。此厂工头周长庆将仿造云。
另外，他还看到了中国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路：自此见电线。起于天津，达于上海，四千余里。数十步立一杆，挂铜丝两条，相续于路。行人由其下往来，无敢伤损，可见立规之严也。
除此之外，金允植还意外地为我们留下了一份1882年间天津机器制造局主要技术骨干人员的名单：东局水师学堂汉文教习董元度、顾敦彝、杨春选，洋文教习严宗光、许兆基、曹廉正，洋枪队教习卞长胜。水雷学堂汉教习邵瑞琮、梅暎桂，洋教习郑宇澄。南局牛星斋昶炳、龚鲁卿照玙、董芸阁。东局木工房教习工匠候永顺，机器房教习工匠童修元、王起、孙起堂，工头王起顺、鲍义杉、梁阿生、黄润秋，木工头周长庆，铜冒房工头赵顺、陈正、蒋得发、赵得成，火药工头王永来、刘德、潘起、刘长泰，镪水唐明义。南局前厂姜瑞永、宋瑞阳、吴灯高。机器后厂吴凤珊，翻砂厂欧阳满。电气、画图、木样霍良顺，又有曾左德、潘明谭、文华三人。如果我们今天要研究天津机器制造局的历史，或许这份名单会对我们有一定的价值。另一方面，通过这一份名单，我们还可以大致估算天津机器制造局的规模和人力配置的情况。
最后，还想举一个有趣的例子。金允植在津期间向清政府报告了一起学徒遭劫事件，当时他的报告是这样写的：昨早，学徒李礥先由天津机器局起身，随带行李、银物等物，行有五十里之遥，过金钟河，在宁河县所管大封桥里许，北至怀鱼闸十八里，南至山岭庄十五里地方，遇贼四人。年纪约三十多岁、二十多岁不等。并未骑马，各人手执小洋枪。所有银子、衣服，尽被抢去。幸得保命还归。我们看到，在这起抢劫事件中，出现的四名劫匪，竟然各人手执小洋枪，这样一起运用新式武器抢劫的事件，大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当时的中国，洋枪已经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事实上从金允植另外的一些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天津机器局军械制造的产量已经相当之高，而这些劫匪所使用的小洋枪，或许就是价格并不昂贵且并非难以获得的国产火枪。通过这一件小事，我们又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当时清朝机器制造业的发展状况。
以上笔者只是分别挑选了几条比较有代表性的材料，来扼要阐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应该说，金允植的使行记录中可供利用的材料远不止于此，经由这些材料可以讨论的新问题更加不少。关键是我们要对此类材料的价值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对类似于从周边看中国这样的有助于发现新材料、发现新问题的研究思路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总的来说，在清帝国斜阳下西之时，天津领选的发生，使得它和一衣带水的邻邦朝鲜之间有了一次亲密的接触。通过对这一次亲密接触的考察，我们一方面看到，朝鲜不管是出于主动抑或被动，总算是获得一些促使自身加速走向开放、加快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动力。而另一方面，老朽的清帝国尽管注入了几剂强心针，有了一些回光返照的迹象，最后还是难以摆脱走向衰亡的命运。知识和技术的及时更新相对容易，观念和制度根本改变却最为艰难。而在后者的拖累下，前者也难以真正完成扭转一个垂老帝国命运的使命。
尽管如此，对于后人来说，却也不应该仅仅看重一个所谓的结果，更不能因为一个所谓失败的结果而否定曾经有过的努力实践和既有成果。历史绝不是铁板一块，它具有太多的复杂性。我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材料回到历史，去重现一个个历史的细节，实际上就是要展现这些复杂性的各个层面，从而去为还原一个立体的、多维的、丰满的、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提供填充物。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丰富我们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关于过去的，同样也是关于现在或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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