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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历代的《文选》校雠不仅为我们保存了一些珍贵的《文选》学成果，而且一定程度上能够显示《文选》文本演变的轨迹，对这些成果的梳理有助于《文选》版本的研究，也可为重新校勘整理《文选》提供丰富的原始文献资料，并有助于吸收历代的校雠成果，借鉴前人的校雠经验。
历代《文选》校雠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古代学者对《文选》的关注以及古代校雠学的理论与实践，其校雠活动可以称之为《文选》校雠史，对这些成果的总结，即对《文选》校雠史的研究，可作为《文选》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也有助于古代校雠学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校雠学史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更没有从《文选》校雠史角度进行的专门研究，本书通过对某一重要文献典籍的校雠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探索，丰富校雠学史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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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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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性质为学术史研究，研究内容首先是爬梳历代《文选》校雠实践与校雠成果，在尽量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梳理《文选》校雠在历代的发展演变，总结历代《文选》校雠的方法、经验及其特点，揭示发展脉络，作出学术评价。同时探讨《文选》校雠与传统校雠学的关系，与《文选》学学术发展的关系，总结历代《文选》校雠对当今《文选》文献整理、研究的价值。并从文献流传的一般规律 以及整个《文选》校雠史出发，探究《文选》文本演变的一些关键问题。如长期以来所谓的李善本与五臣本的差异问题，其差异表现如何，其原因为何。又如宋刻各种《文选》版本在版刻前的校勘问题，其勘改的依据是什么，其勘改的程度有多大，其勘改如何将一些原本不具备的特征固定下来，从而改变了《文选》文本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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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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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群栋：男，1974年生，汉族，河南方城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学教研室教师。发表学术论文《〈文子〉撰作年代考》、《读曹植作品序文发疑》、《〈文选〉五臣注的评价问题》等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选》唐注研究。参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实施的十一五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奎章阁本《文选》点校项目新校订六家注《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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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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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问学丛刊》总序刘志伟001
前言001
第一章隋唐时期的《文选》校雠
抄本时代《文选》的流传与整理001
第一节隋唐时期《文选》的流传及校雠概述001
第二节唐代《文选》注释中的校语013
第三节抄本时代《文选》校雠探微034
小结051
第二章宋元明时期的《文选》校雠
从抄本时代到刻本时代053
第一节宋代李善注《文选》的刊刻与校勘056
第二节宋代五臣注《文选》的刊刻与校勘077
第三节宋代六臣注《文选》的刊刻与校勘088
第四节元明时期《文选》的刊刻与校勘110
第五节例证分析
由现存版本探讨《文选》刊刻的校勘之迹129
第六节宋元明时期《文选》的著录概况145
小结153
第三章清代的《文选》校雠（上）
《文选》校雠的繁盛期（总述）157
第一节清代《文选》校勘概况159
第二节清代学者对《文选》版本的著录与研究188
第三节清代几种重要《文选》版本的刊刻与校勘215
第四章清代的《文选》校雠（下）
《文选》校雠的繁盛期（校勘学者与专著研究）225
第一节清初学者钱陆灿、潘耒、陆贻典、冯武等人对
《文选》的批校226
第二节何焯的《文选》校勘
附陈景云《文选举正》、姚范《援鹑堂笔记文选》、余萧客《文选音义》、孙志祖《文选考异》234
第三节许巽行《文选笔记》256
第四节顾广圻、彭兆荪《文选考异》266
第五节梁章钜《文选旁证》284
第六节清代一些考据、笺释类《文选》学专著的
校勘292
小结299结语301
附录305
现当代《文选》校雠的概况与展望305
李善注《文选》留存旧注综论315
引用书目333
后记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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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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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文选》与《文选》学在历代的传承发展
由梁代昭明太子萧统（501531）编纂的《文选》，荟萃先秦至梁代文学精华，被誉为总集之首，自隋唐以来盛行不衰，影响巨大。因之而兴的《文选》学亦绵延至今，期间虽有显隐，但未尝中辍，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选》与《文选》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中具有重大影响： 《文选》保存了梁前七百余篇诗文，许多名作赖以相传，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文选》反映出编纂时代的文学、文化思想，兼有文学批评、文体论、文章学、修辞学等多方面价值；《文选》是众多文人学习文章创作的典范，又因其与科举考试的密切关系，从而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选》还确立了总集典范，后世总集编纂几乎莫能忽视；《文选》保存了大量中古之前的语言材料，语言文字学价值重大。《文选》学自隋唐形成以来，举凡小学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学方面的目录、版本、校勘，以及注释、评点等方面，都产生了众多学术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以说，《文选》学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具有范式意义。
《文选》的盛行促生了《文选》学，而《文选》学也进一步深化了《文选》的文化学术内涵，加强了《文选》的经典地位。实际上，同一部《文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功能，读者对《文选》的认识和评价也有很大差异，这些又影响了学者对《文选》的研究，在不同的时代产生内容风格互异的《文选》学。
《文选》之于隋唐时人是相距不远的前代文章典范，学习创作非借鉴这些前代典范不可，又加诗文创作在科举中的重要地位，所以隋唐人与《文选》的关系类似学生与教科书的关系。而兴起于隋唐之际的《文选》学，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讲学促生的，落实在文献上而形成的各种《文选》注释，其性质类似经学注解，其目的即在于辅助阅读学习，这才是《文选》学原本的内涵，而我们将后世对《文选》的各种研究泛称为《文选》学，实际上已越出了其原初意义。
宋、元、明时期，去古愈远，文学遗产不断累积，文学潮流不断演变，科举考试内容亦与唐代不同，《文选》的学习功能已不如唐代明显，故《文选》的经典性地位有所下降，而对《文选》的研究也随之有所衰落。当然，《文选》仍是一部前代典范作品的总集，又加唐前文集不断散佚，《文选》对于保存唐前文章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所以此时期《文选》仍具有高度的流通性。
至清代，《文选》学又迎来一个高潮期，这大概有两个方面原因： 其一是清代朴学的影响。《文选》多古文奇字，又有很多古音古训，尤其是李善注征引渊博，保存了大量古文献资料，既是朴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又对其他典籍的研究颇有助益，故以朴学治《文选》成为清代《文选》学的主流。这种研究一定程度上对唐代《文选》学有所沿袭，并进一步深化拓展。其二是文学潮流和观念的影响。清代骈文复兴，而《文选》被视为唐前骈文的经典，提倡骈文就不能不重视《文选》。
二、 《文选》文本的变异与《文选》校雠
《文选》作为流传久远而广泛的经典文献，相较于一般文献，要经过更多的传播、阐释、整理、改造，且至今仍在继续。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文选》难以避免地产生了很多变异。一方面，写、刻既久，不免讹误滋生，而后人又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删并为六臣注，愈增淆乱。更有甚者，将《文选》删增改易，愈失原貌。《文选》文本的变异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 其一是文本总体样式的变异，其一是具体文字的变异。
（一） 《文选》文本总体样式的变异
自萧统编撰成《文选》，都为三十卷（《文选序》），写定之日，《文选》便有了第一个本子。由梁至唐五代，《文选》一直以抄本流传。隋唐之际，《文选》学兴，开始出现《文选》注本。加注之后，篇幅增多，一些注本就将原来的三十卷析分为六十卷。大概因注本便于阅读学习，逐渐便较无注本更为通行。至五代两宋，《文选》进入刻本时代，唐代的众多注本此时仅余李善、五臣两家，近代发现的日藏《文选集注》虽保存有唐代公孙罗、陆善经等人的注释，但从现存文献看，这些注释在宋代以后似乎并未流通。刻书者又将两家注合并编纂成六臣注本，其流行程度几在单注本之上。至明中后期，版刻愈趋繁荣，又加明人好改窜古书，此时出现了很多《文选》的改编本，有的图清省删去注文成白文本，有的以己意删减原文，或变换次序，有的改窜原注而增入补注评点，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清代。《文选》文本不断繁衍，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文本系统。
（二） 《文选》文本具体文字的变异
相较于体式的变异，《文选》具体文字的变异更加复杂。首先，文献在抄、刻过程中出现无意的讹误是不可避免的，其传播时间愈久，传播愈广泛，可能累积的讹误愈多，这是古典文献流传的一般特征，《文选》自不例外。
除了无意的讹误外，《文选》文字的变异更多是因为有意的校改或改编。《文选》是选集，所收作品大多有其他流传渠道，由于各种原因，彼此互有异同，后人或据此以改彼，或据彼以改此，遂使原本产生窜乱，而这些校改之处后人已很难分辨。另外，后人在校勘《文选》时亦可能误改原文，特别是早期的版刻校勘，因其对文本的固定远超写本，其误改也影响更大。随着《文选》文本体式的变异，各种体式之间亦可能因校勘而互相渗透，使文字变异更加复杂。
《文选》文本加入注释后，产生变异的因素就更多。譬如李善注，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上称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乃至绝笔之本，（唐） 李匡乂： 《资暇集》，民国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页。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李匡乂当作李匡文，可参考（清）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五四）、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五）、岑仲勉（《唐史余沈》卷四《李夷简子匡文与〈资暇集〉》）等人的相关考证。《新唐书》又有李邕补益李善注之说。不同注本之间必定存在差异，在流传过程中又可能彼此渗透，因唐代抄本后世流传极少，故李善注原貌已不可能完全弄清。尤其是后世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删削合并为六臣注，合并者往往将相同或相近的注文删去一家，合注本在流传过程中又多发生羼乱。故《文选》注文的变异程度要远大于正文。
（三） 本书所谓《文选》校雠的涵义
无论是阅读还是研究，需要有尽量正确的文本，故伴随讹误、淆乱、改易产生的同时，校正讹误、恢复原貌的努力也一直不辍，这些工作可以统称之为《文选》校雠。《文选》校雠实为传统《文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校雠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领域。校雠本义是指对图书典籍进行比对异同、校正讹误，这一意义后世也多称之为校勘，故传统上校雠与校勘往往混称。另一方面，校雠语义从一般的文字校正也逐渐扩大到典籍整理、收藏等文献工作，并最终发展成为以版本考证、文字校勘、目录编纂等为核心的广义校雠学。关于校雠本义，学者多据《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义》及《太平御览》卷六一八引刘向《别录》云：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两处文字稍有差异）在此意义上，校雠是指比较具体的校正文字的工作。当然，我们通常也将刘向、刘歆父子作为校雠学的重要奠基人，而其工作除校正典籍文字外，还涉及典籍的搜集、整理、缮写与目录提要编撰等方面，已基本涵盖后世所谓的广义校雠。而从当今的语义上看，校雠意义较宽，而校勘意义更具体。故本书所谓《文选》校雠概指在目录、版本、校勘等方面对《文选》的研究，而其中以校勘为主，在一般叙述中泛称校雠，在论及具体的研究时，则多直接称校勘。但校雠与校勘关系密切，本书在表述时或不可避免有所混淆，但应不致影响读者理解。
三、 《文选》校雠的发展演变
总的来看，《文选》校雠的发展演变一方面与校雠学的历史源流相关。中国校雠学萌芽于先秦，奠定于汉代的刘向、刘歆父子，自汉代至清代，校雠实践从未中止，校雠学理论也不断深入。典籍的校雠整理，汉唐时期以国家政府行为为主导；宋代以后，书籍版刻、流通和学术研究更加普及，从事校雠的私人学者增多；延至清代，在朴学大盛的学术氛围下，产生了大批校雠学家和大量的校雠成果，是中国古代校雠学的最高潮。近现代以来，校雠学进一步学科化，校雠实践的科学性变得更强。
另一方面，《文选》校雠的发展演变也与《文选》和《文选》学在不同时代的起伏显隐相关。隋唐时代特重《文选》，《文选》学自曹宪、李善以来大行于世，形成了第一个高峰。宋、元、明三代，对《文选》的重视程度稍逊于唐，《文选》学缺乏研究大家和大著作，但《文选》仍是一般士人的普及读本，特别是自宋代书籍刻本盛行以后，《文选》刊刻不断，而刊刻前的校勘往往是不可缺少的一道整理工序，同时，刊本使《文选》文本固定化，也对之后的《文选》校雠有重大影响。清代作为传统文化的集大成时期，文化学术的诸多方面都得到了空前的整理、拓展，骈文的复兴连带使《文选》重新受到推崇，又加李善注作为考据之渊薮，备受考据学家重视，《文选》学顺势复兴，形成第二个高峰。
推动历代《文选》校雠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是历代《文选》研究，特别是《文选》考订的不断深入，对《文选》校雠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二是适应历代《文选》刊行的需要所进行的《文选》校雠，并且不断地发展，最终成为《文选》校雠的主流。
今可见最早的《文选》校勘是李善注中存留的一些校语，其校勘严谨，不擅改正文，方法多样，或记别本异文，或引本书为内证，或旁证别集、史传，与注释之精审相得益彰。与李善注相似，唐时《文选》往往校注并行，如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记载：东宫卫佐冯光震入院校《文选》，兼复注释。许德楠、李鼎霞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4页。惜除五臣注外，其他诸家注流传较少。宋代以来，《文选》逐渐形成李善注本，五臣注本以及合并李善、五臣的六家本，六臣本三大版本系统并行的局面，这些版本在刊刻之前，往往有校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校勘以记录李善与五臣的差异为主，如六家本、六臣本多有校语云善本作某或五臣作某，而今见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的李善单注本尤刻本，亦附有《李善与五臣同异》一卷，这些校语说明李善注本与五臣注本所据底本确有不同。从一些唐代《文选》写本来看，宋人所谓的李善与五臣同异有不少并不能成立，宋人见到的差异有很多可能是在传写过程中产生的，而并非原本所有的差异。至于李善、五臣的差异原因： 一方面凡不同本之间即会有差异，李善不仅与五臣有异，即李善此本与李善彼本亦有差异，反之五臣亦然；一方面有学者推测李善受《文选》学于曹宪，其所据《文选》底本为江南（扬州）所传，而五臣居北方，其所据《文选》底本可能是萧该所撰《文选音》，或是萧该等人传至北方的《文选》。
宋代的各种《文选》版本大致为后世固定了《文选》文本的样式，元、明、清时代的《文选》版刻大多是对宋版《文选》的覆刻、重刻，明清时期出现了一些大肆改窜《文选》原貌的评注本，其改窜、评注亦非校雠行为，故基本不在本书论述范围之内。而这些时代的《文选》校雠也是在这些版本的基础上进行的。清代朴学大盛，《文选》校雠学者众多，成果丰富，特别是对版本的讲求以及对李善注的推崇，试图恢复李善注原貌成为当时《文选》校雠的重要特征。
对《文选》版本的著录与研究是校勘《文选》的重要辅助，而目录、版本研究本身即是校雠之重要内容。由于《文选》的高度普及，自《隋书经籍志》始，历代史志、目录对《文选》大率皆有著录，尤其是目录、版本之学大盛的清代，著录资料尤其丰富。这些资料反映出了《文选》的撰者、注家、刊刻、收藏、版本源流等多方面的信息。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详细著录了《文选》的文体分类，并引窦常说：（萧）统著《文选》，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宋）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 《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4页。为后人探讨《文选》的体例、成书时间提供了参考。又如清代的《天禄琳琅书目》详细记录了内府所藏《文选》版本，由此可知当时有多种宋刻本《文选》存世，则胡克家《文选考异序》谓世间所存仅有袁本、茶陵本及尤刻本的说法明显是囿于闻见。这些著录信息是后世考察《文选》流传的重要资料。
关于《文选》版本的著录与研究，首先是由史志目录著录出《文选》的各家注本，显示了《文选》不同的注本系统。如《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四》著录： 梁昭明太子《文选》三十卷，萧该《文选音》十卷，僧道淹《文选音义》十卷，李善注《文选》六十卷，公孙罗注《文选》六十卷，又《音义》十卷，李善《文选辨惑》十卷，《五臣注文选》三十卷（衢州常山尉吕延济，都水使者刘承祖男良，处士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开元六年，工部侍郎吕延祚上之），曹宪《文选音义》（卷亡），康国安《注驳文选异义》二十卷，许淹《文选音》十卷。在《文选》刊刻之时，刻书者对底本有所选择，显示出一定的版本意识。如尤袤刻《文选》，跋文曰：今是书流传于世，皆是五臣注本。五臣特训释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独李善淹贯该洽，号为精详。虽四明、赣上各尝刊勒，往往裁节语句，可恨。李善注《文选》卷尾，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本，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本。可见尤袤对《文选》版本的特意讲求。但相对于校勘成果的丰富多彩，历代与《文选》相关的版本目录方面的文献资料则较少，研究较为薄弱。宋刻诸六臣注《文选》在校语中笼统区别五臣本与李善本，但这种粗疏的区别并不能显示其所据究竟属于何种底本。版本学至清代始盛，对《文选》版本的研究亦是在清代始趋于具体、精细，但年代久远，珍本难得，清代学者所论亦有限。而对《文选》版本著录研究的薄弱以及善本的稀缺，则限制了历代《文选》校勘的成就。当然，学术自有其发展历程，不能简单以今天之标准苛求古人。现代学者能够见到更多新出文献，又加科学的学术研究理论，对《文选》版本的研究较前人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
四、 《文选》校雠史的研究现状与本书的研究内容
（一） 《文选》校雠史的研究现状
近现代之前，《文选》校雠的成果非常多，但因为传统校雠学实践多而理论少，基本没有学者对这些校雠成果进行综合、理论的研究，唯有一些零星的简要评价。近现代以来，由于新学术传统的建立，一方面，《文选》研究的方法、内容、成果都较传统《文选》学产生了诸多新变，另一方面，校雠学也逐渐形成为系统理论化的专门学科，而《文选》校雠研究的出现与以上两方面密切相关。
......
（三） 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
本书性质为学术史研究，研究内容首先是爬梳历代《文选》校雠实践与成果，在尽量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梳理《文选》校雠在历代的发展演变，总结历代《文选》校雠的方法、经验及其特点，揭示发展脉络，作出学术评价。同时探讨《文选》校雠与传统校雠学的关系，与《文选》学学术发展的关系，总结历代《文选》校雠对当今《文选》文献整理、研究的价值。并从文献流传的一般规律以及整个《文选》校雠史出发，这里所谓规律是指文献流传的一些共性或通例，如抄本与刻本的存在方式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而不同时代的刻本由于校雠学认识的不同也具有不同的特征。探究《文选》文本演变的一些关键问题。如长期以来所谓的李善本与五臣本的差异问题，其差异表现如何，其原因为何。又如宋刻各种《文选》版本在版刻前的校勘问题： 其勘改的依据是什么；其勘改的程度有多大；其勘改如何将一些原本不具备的特征固定下来，从而改变了《文选》文本的原貌。如奎章阁本《文选》有跋语曰：秀州州学今将监本《文选》逐段诠次编入李善并五臣注。其引用经史及五家之书，并检元本出处，对堪写入。凡改正舛错脱剩约二万余处。二家注无详略，文意稍不同者，皆备录无遗。以下简要概述本书各章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述论隋唐时期的《文选》校雠。整体考察《文选》在抄本时代的流传及校雠概况。首先讨论唐代《文选》注释中的校语，总结唐代各注家校勘的概况。其次，从现存的版本文献来推断抄本时代《文选》校雠的可能性。由于《文选》注家并未在注本中交代其校雠的实际操作如何，而有关《文选》校雠的史料记载又十分有限，我们需通过传存文献来探测抄本时代的校雠。本章也分专节讨论一些关键问题： 一是李善注是否采用旧注本为底本；一是五臣注是否改易旧文。又通过后世文献探讨抄本时代《文选》校雠之迹，认为应把抄本时代的《文选》校雠视作一个整体，以综合而整体的眼光探讨《文选》文献原貌及其文本变迁的原因。
第二章述论宋、元、明时期《文选》版刻及校勘的总体状况，以及此时期《文选》的著录概况。由抄本到刻本，是《文选》文本演变的转捩点。从现存文献看，宋、元、明时期刊本的校勘是《文选》校雠的主体内容。相较抄本较高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刻本基本上将《文选》文本固定了下来，在抄本大多亡佚的情况下，早期的刻本对《文选》的流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探讨宋、元、明时期刻本的校勘并非易事，此时刻本往往不明来源，其到底作了怎样的校勘，也难以显示，故只有通过现存版本之间的比对大致推测其校勘情况。本章结合《文选》版本的研究成果以及抽样例证分析，对全部宋元《文选》版本及明代部分重要版本的版刻与校勘逐一作研究述论，总结《文选》版刻校勘的总体演变及特征。总体上看，同系统的版本有明显的传承痕迹，彼此之间差异不多，虽然都存在一些可能的勘改，但并不显著，这也说明祖本对后世版本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当然，不同系统版本间也存在互相渗透的情况，这在宋以后的版本中更为明显。宋、元、明时期的版刻校勘，其目的更多在于主观上求文本的正确，而非保存或恢复文献的原貌，故往往以意校改，得失互陈。随着版刻的日趋兴盛，刊刻的校勘甚至有总体下降的趋势。另外，本章也述论了宋、元、明时期《文选》著录的概况，并分析了这些著录内容中所包含的《文选》学信息。
第三章述论清代《文选》校雠的总貌。《文选》在清代仍很盛行，无论是刊刻、阅读、学习、研究都非常普遍，尤其是在隋唐之后清代的《文选》学又达到了一个高峰。研究的方法多样，领域广泛，成果丰富，而探究版本、考订异文等传统校雠学研究是清代《文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在清代《文选》学复兴的背景下，首先以时代为序，择要叙述清代《文选》校勘的学人、事迹，以显示清代《文选》校勘的发展轨迹及其盛况；其次叙述清代学者在《文选》目录版本方面的研究概况，指出这方面的研究从清初发轫，而盛于乾嘉，愈趋详密，至清末民国初年达到高峰，通过研究可见清代至民国初年学者对《文选》版本的叙录、研究成果卓著，对存世的大部分版本均有一定的认识、研究，为后世研究《文选》版本、重新校勘整理《文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简要叙述清代几种重要《文选》版本，如钱士谧本、海录轩本、胡刻本及《四库全书》本的校勘情况。
第四章是对清代《文选》校勘重要学者与著作的专门研究。清代的《文选》校勘不少都汇集成专书，这些著作代表了清代《文选》校勘的总体高度和核心价值。学者对校勘的认识更加深入，对具体操作多有详细的说明，校勘的方法也更条理清晰，据此讨论成就得失都更确切可靠。本章主要论述了清初何焯等学者的《文选》批校，清中叶一些重要《文选》校勘著作： 包括许巽行《文选笔记》、胡克家《文选考异》、梁章钜《文选旁证》等，以及一些小学、笺释类《文选》学著作中的校勘内容，并探讨了各家校勘的具体操作方法、成就得失及参考价值。
五、 总体研究《文选》校雠史的意义与价值
历代的《文选》校雠不仅为我们保存了一些珍贵的《文选》学成果，而且一定程度上能够显示《文选》文本演变的轨迹，对这些成果的梳理有助于《文选》版本的研究，也可为重新校勘整理《文选》提供丰富的原始文献资料，并有助于今人吸收历代的校雠成果，借鉴前人的校雠经验。
历代《文选》校雠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古代学者对《文选》的关注及古代校雠学的理论与实践，其校雠活动可以称之为《文选》校雠史，对这些成果的总结，即对《文选》校雠史的研究，可作为《文选》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也有助于古代校雠学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校雠学史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更没有从《文选》校雠史角度的专门研究，本书希望通过对某一重要文献典籍校雠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探索，丰富校雠学史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内容，并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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