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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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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既是作者对其国史研究领域学术成果的梳理，也从侧面反映了当代所在国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在社会史与经济史方面所取得的一部分成绩，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纪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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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文库》丛书之一。本书收入了作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领域的部分研究成果，其中，除了第二篇《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后果分析》，全都发表于作者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时期。
本书收入的成果体现了作者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以来的学术背景，覆盖了中国当代经济史和中国当代社会史两个方向。全书分城市化与三农问题研究民生改善与社会进步研究人口与社会变迁研究三个版块。
本书作为当代所社会史研究室的代表作之一入选为庆祝当代中国研究所建立30周年所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文库》丛书，有较重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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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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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专长是当代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主要代表作有专著《中国土地制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刍议》，论文《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后果分析》、《新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经验和展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民生福祉增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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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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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1）
城市化与三农问题研究
新中国改革开放前打下的坚实基础 （3）
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后果分析 （19）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总结与评价 （39）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对农村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
以下放基本核算单位和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为中心 （55）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和前瞻
写在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 （77）
再论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96）
尊重实践凝聚共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总结 （108）
新时期以来农户的兼业化发展及其原因分析 （134）
中国三农问题的演进与乡村社会治理创新 （146）
乡村振兴需要统筹城乡融合发展 （159）
民生改善与社会进步研究
从小康社会到中国梦 （167）
新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经验和展望 （187）
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3）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民生福祉增进 （215）
新中国70年社会建设和民生改善的成就与启示 （232）
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取得显著成就的制度优势 （239）
人口与社会变迁研究
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面临的最大课题
写在约翰内斯堡地球峰会召开之际 （247）
陈云、马寅初与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计划生育
兼谈毛泽东的人口观 （261）
中国新时期的计划生育与改革开放 （273）
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和社会结构的趋势性变化 （284）
后记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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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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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2019年，我们隆重庆祝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特别是这一时期创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显著提高的人口素质，为新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打下了坚实的制度、物质技术、人力资源等基础，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但是，必须看到，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在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走了一条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导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严重错位，城市化长期停滞在比较低的水平。城市化滞后明显加大了农村的人口负担，加剧了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恶化了农村乃至全社会的生态环境；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影响了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产业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下的比较收益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市场的开拓，并迫使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给城市管理带来严重的冲击；城市数量不足还减少了第三产业发展的空间，影响了全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不仅是平衡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要求，也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根本途径。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以下放基本核算单位和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为中心，对农业生产管理体制和经营组织形式进行了长期艰辛的探索。这方面的探索，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弥足珍贵，为新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和农业发展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应当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内寻找到突破口的，是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同时驱动的，而且是计划经济时期对农村公有制实现形式长期探索的结果。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同样经历了一段曲折、不平凡的历程，农户家庭重新获得独立的土地经营权利是这一阶段改革的最大成果。改革以来的实践证明，家庭承包经营是最受生产者欢迎、最适合我国现有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土地经营方式，而且从世界农业发展史和农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农户家庭经营并不构成农业现代化的障碍。未来的政策取向，当是在坚持土地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在加速推进城市化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背景下，通过产业化和土地使用权流转实现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新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经济政策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工作方法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坚持了民主和实践的原则；好的形势能否巩固关键在于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和可预期性。
近些年来，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与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乡村聚落形态日趋衰落，农户承包地的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撤村并乡、开展对农村居民点的整理，吸引青壮年劳动力返乡创业、并将其培养成一大批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新型农民，这样的三个客观需求和必然趋势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乡村社会治理的主攻课题。需要注意的是，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的振兴乡村战略，首当其冲的不是简单的盖房修路，而是要着眼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建立起一整套城市和乡村人、财、物双向交流的机制，也就是说要实现基本公共品城镇和乡村全覆盖、均等化，这些基本的公共品既包括路、水、气、环保、电网、物流、信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包括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统一，然后才是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所以，落实振兴乡村战略要规划在先，要一张蓝图绘到底，做好统筹城乡这篇大文章，尽可能做到以城带乡、整体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贯彻落实振兴乡村战略，要吸取以往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要考虑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性。
二
振兴乡村，城乡统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三步走到新三步走，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规划。在这样务实、稳健的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从中共十四大到十八大，不断提出、更新和充实更为具体明确的阶段性目标，其中，建党10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中国成立10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是个不变的魂，并被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继承下来，构成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基础性内容。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历史赋予的民族使命，更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一以贯之的继承和发展，承载的是全民族、全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和凝聚力。全面小康，要在全面，为此必须着力在补短板上下功夫，所以习近平讲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所以要全力推进精准脱贫。除了容易拖后腿的农村和现存贫困人口以外，我们的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就更是短板中的短板了，需要坚持不懈地从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三个方面全力推进，三个素质共同决定着人力资源的质量和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亦即小康社会在人的方面的实现程度。当然，目前还是一个力求做大蛋糕的阶段，在笔者看来，也许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也就是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后，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才能上升为头号民生追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消费水平成倍增长，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食衣住用行等各方面体现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业、教育、健康、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品供给日臻完善，扶贫开发成效卓著。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民生福祉增进经历了数量满足型、品质追求型、均衡发展型三个前后递进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完成后还将向更高一级的文明提升型阶段迈进。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着社会发展的主线，新中国70年的社会发展史也就是围绕民生主线展开的社会建设史。总结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历程，成就突出，计划经济时期主要体现在人文指数的大幅提升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以及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方面；问题也不少，但是除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失误和指导思想出现偏差以外，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发展不足、不平衡造成的。新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经验是：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定要以人民为中心；一定要坚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一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三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长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课题。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的人口高增长态势，曾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一些学界人士的共同关注，这当中就包括陈云和马寅初。马寅初提出的节制生育主张得到陈云一贯的坚决支持。陈云还曾经担任了我国最早成立的计划生育机构的负责人，他在长期主管财政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形成了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科学认识。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推行计划生育还面临不少困难。毛泽东虽然支持计划生育，但他的表述前后不尽一致，这表明那个时期他在这个问题上是犹豫的。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新中国在人口政策上走过一段时期的弯路，错过了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20世纪80年代初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强制性的节制生育与改革开放不但是同步实施的，也是互为因果的。计划生育通过降低生育率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减少了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象特别是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并提供了一段较长的人口红利期，使全体民众都能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为改革的持续深化提供了不竭的动力；计划生育还通过减少贫困人口，改善医疗、住房、教育和营养等水平，极大地增强了人力资本投资，为我国加快现代化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强制性地控制生育率，也使我国提前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提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呈平滑下降的惯性增长态势，少儿抚养比减小，老年抚养比相对增大，因而中国很快就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但由于家庭户人口规模减小、核心家庭和空巢家庭增多，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大大削弱了。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加速时期，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由农村流向城市，但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樊篱使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同时也促成并加速了农村的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家庭空巢化。从农村劳动力中分化出来的农民工已经是中国新时期产业工人的主体；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分工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以管理人员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阶层得到成长壮大，但总体上社会流动并不通畅，因而中国的社会阶层还处于一个底层过大、中层过小的结构，距离理想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还相去甚远。这种社会分化现象从差距不断拉大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这一切表明，伴随着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形成，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深刻，但转型尚未完成，这对国家的社会治理和社会体制的调适是个不小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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