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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财富控制权变迁的问题是一个经典政治问题谁统治？以何种形式统治？谁收益？分配如何进行？
进入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中，博弈的非零和特性逐渐显现，中国应如何在重构公正有序的国际机制中承担起大国的责任？
本书探寻中国参与财富创造与富分配的国际地位、机遇和应对方式，探讨如何增进中国在世界财富分配中的话语权，*限度地捍卫和拓展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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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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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安全关涉国家利益。财富形态的变化与财富控制权的变迁构成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本书总体上循着提出理论假设案例分析实证检验结论与应用的基本思路进行，将世界财富分配控制权方式的变迁置于近代以来强势国家权利资源演变、国家利益的多层次与多维度、国际秩序的稳固性与渐变性中来研究，在纵向的历史发展脉络中解释财富的演变形式、驱动财富流向主导力量的演变，并从横向的全球视野中探寻中国参与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的国际地位、机遇和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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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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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之，经济学博士后，现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核心期刊《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副主任。兼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江苏省世界经济协会、江苏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江苏省区域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华信科技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和期刊出版工作。是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中青年科技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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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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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世界财富分配权
一、 关于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文献梳理
二、 研究财富分配权的时代价值
三、 本书的线索与框架
第二章 财富的生成及其形态变迁
一、 唯物辩证法视阈下的财富范畴
二、 财富形态的历史变迁
三、 世界历史视野中的财富生产与流动
四、 财富生产、流动与国家利益
第三章 近现代霸权国家对财富分配控制权的追逐
一、 军事力量、战争与财富流动
二、 大航海时代美洲财富的流失
三、 近代以来欧洲财富分配权控制中心的更迭
四、 条约、秩序与权力制度化
第四章 两个世界体系碰撞中的财富流动
一、 鸦片战争前非对称的世界体系
二、 西方霸权在东南亚与南亚的武力扩张
三、 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演变及其异化
四、 自由贸易的入侵与朝贡体系的解体
五、 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国家财富的大规模流失
第五章 国际秩序变动与世界财富分配权控制方式的新模式
一、 西方价值观渗透：掌控财富分配权的灵魂
二、 国际机制规导：约束世界贸易体系与资本流向
三、 市场规则和技术标准强制：操纵国际财富分配的权杖
四、 生产体制牵引：跨国公司编织的温柔陷阱
五、 货币体系操纵：货币霸权与明火执仗的金融战争
六、 经济危机传染：暗渡陈仓的财富洗劫
第六章 国家利益中的财富分配权：基于中国和平发展的视角
一、 西方冷战思维定式下的中国发展安全
二、 世界财富分配权变革的契机
三、 软实力视角下的话语权与核心能力建设
四、 基于财富安全的产业控制力
五、 简单结论及后续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前言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国家整体力量建设
第一，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储备体系调整。步入工业化以来，以石油为主的能源和各种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在国家经济增长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与日俱增的能源消费缺口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瓶颈和事关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核心要素。大宗商品（主要是石油、铁矿石和粮食）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焦点和国际政治交往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各种（包括具有官方背景）投机资本追逐的重要目标。
遵循着这一逻辑，霸权国家通过影响甚至操纵大宗商品价格来主导全球生产体系。一方面，经济霸权国家通过产业调整与升级将高能耗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通过操纵大宗商品价格来打压竞争对手日益成为强势国家的重要取向。以石油为例，冷战期间，美国就曾经通过在较长时期内压低石油价格，来遏制产油大国前苏联的发展。霸权国家主要通过强势资本控制上游石油开采公司的股权；通过先进技术控制下游的炼油产业；通过石油运输、销售渠道控制石油的最终流向；而美元的策略性持续贬值，则是最深层的因素。可见，控制全球大宗商品的分配与流向成为霸权国家追求操纵国际经济秩序、主导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体系的主要手段，发达国家的能源政治和能源外交，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受此影响的能源地缘格局，便是这一手段的典型特征，严重影响甚至威胁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能力和发展势头。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国家整体力量建设
国际经济危机对西方霸权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对西方世界的华盛顿共识提出重大挑战。在2009年9月尚处在国际经济危机深渊的匹兹堡G20峰会中，各参与国达成一项重要共识，即由G20取代G8成为今后国际经济领域的主要协调与治理机制，并一致同意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紧接着2009年10月初于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与会各国再次重申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重要性。2010年4月世界银行通过改革方案，中国的投票权由2.77%提高至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同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改革方案，中国所持有的份额由3.72%提高至6.39%，投票权从3.65%提高至6.07%，成为居美国和日本之后的拥有第三大表决权的国家[ ]。但是西方仍在竭力维持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权，而非真正改革国际金融组织。这在2011年的IMF总裁更替和2012年的世界银行行长换届中都得到具体细致的反映。欧美分别卫冕了IMF和世界银行的领导权，预示着在未来5年西方主导世界经济治理的局面仍将持续。[ ]在全世界呼吁改革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大背景下，中国确实应该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改革与建设。正如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G20）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的那样：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但当前更为迫切的是，抓住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强化国家整体方面力量建设。后危机时代国家整体力量建设涉及综合实力建设的诸多方面，本文仅涉及其中的部分内容。
第一，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储备体系调整。步入工业化以来，以石油为主的能源和各种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在国家经济增长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与日俱增的能源消费缺口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瓶颈和事关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核心要素。大宗商品（主要是石油、铁矿石和粮食）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焦点和国际政治交往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各种（包括具有官方背景）投机资本追逐的重要目标。
遵循着这一逻辑，霸权国家通过影响甚至操纵大宗商品价格来主导全球生产体系。一方面，经济霸权国家通过产业调整与升级将高能耗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通过操纵大宗商品价格来打压竞争对手日益成为强势国家的重要取向。以石油为例，冷战期间，美国就曾经通过在较长时期内压低石油价格，来遏制产油大国前苏联的发展。霸权国家主要通过强势资本控制上游石油开采公司的股权；通过先进技术控制下游的炼油产业；通过石油运输、销售渠道控制石油的最终流向；而美元的策略性持续贬值，则是最深层的因素。可见，控制全球大宗商品的分配与流向成为霸权国家追求操纵国际经济秩序、主导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体系的主要手段，发达国家的能源政治和能源外交，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受此影响的能源地缘格局，便是这一手段的典型特征，严重影响甚至威胁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能力和发展势头。
建立多元的、富有弹性的大宗商品储备制度，有助于我国在重大战略机遇期实现更多的国家利益。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客观上加重了对大宗商品的依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的加工制造产业[ ]，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下以生产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加上我国已进入消费升级阶段，对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呈现明显加速的状况。
我国参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竞争的根本意义，在于争取国际市场的定价权，以及市场交易、交割规则的制定权，摆脱国际资本的控制和操纵[ ]。因此，可借鉴美国做法，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动和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实物资源储备[ ]，有助于克服外汇储备过于庞大或大规模证券币种转换的负面影响。我国是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全球最大买家。石油等大宗商品市场的金融属性或投机属性的张扬直接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给世界经济尤其是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平稳增长带来了巨大威胁。据《中国证券报》的报道， 2011年，随着4万亿投资的效应出现，我国多进口了1500万吨原油，但由于在大宗商品领域缺乏定价权，为此多付出近900亿美元的巨资。不仅是2011年，因原油市场定价权缺失而滋生的亚洲溢价，每年吞噬中国数以百亿的宝贵财富[ ]。至2013年一季度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3.44万亿美元[ ]。而另有资料显示，2009年3月，我国黄金储备只占外汇储备的0.9%，而同期美国的这一数字是78.9%。
高额的外汇储备是一柄双刃剑，除去外汇管理部门的管理难度和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财务成本增加外，因汇率变动造成储备资产汇兑损失也相当惊人，更不用说由于金融体系的动荡而造成的经济社会发展代价。在美元策略性贬值的总体趋势下，持有美元储备越多，储备资产缩水幅度越大。与此相对应，世界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因欧债危机而持续盘整，尤其是黄金价格已较上年有显著回落。尽管实体经济复苏依然存在不确定性，但当实体经济真正走出低谷，对稀缺性大宗商品的需求终将呈刚性增长。大宗商品价格上扬，意味着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机会成本不断增大。如果能在底部区域有选择地对大宗商品建仓，增加能源和资源储备，不仅有助于避免汇率波动造成的金融资产贬值，而且能完善我国的战略储备体系，为持续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要素保障。另一种有效的思路是加快原油等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建设，逐步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谈判能力和定价能力。
借鉴国外主权财富基金运行模式，以部分外汇储备设立主权财富基金，拓展境外投资渠道。主权财富基金目前大约占全球投资的18，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增加。有学者将这一蓬勃发展的现象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繁荣，随着自由市场浪潮的退潮，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一种国家在其中扮演经济主角并主要为牟取政治好处而利用市场的体制。这一趋势已经激起新一轮全球竞争，但不是在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之间，而是在竞争的经济模式之间。随着政治介入经济决策，一批完全不同的赢家和输家正在脱颖而出越来越多的政府不再满足于仅仅调控市场。相反，它们想利用市场巩固它们的国内政治地位。主权财富基金承担着重要任务。它们像蓄水池一样把商品或制成品出口赚取的外汇汇聚起来。像所有投资基金一样，主权财富基金期望收益最大化。但是对国家资本家来说，这些收益可能是经济的，也可能是政治的[ ]。我国的类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已经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夜。2008年，正值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弥漫并即将演变为经济危机之际，尚处于探索阶段的中投公司海外投资的新增额度仅为48亿美元，全球组合资产中现金比例保持在87.4%以上，显示出较为谨慎的姿态，且投资业绩一般。尽管如此，中投公司的意义不仅表现在直接的财富增值上，更多地成为提高国际经济交往上的话语权的一种方式。例如，在经济危机爆发前，欢迎中投公司前往投资的国家很少，而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几乎所有国家都表示欢迎中投公司前往投资，从中可见主权财富基金的政治价值。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大国形象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一个国家的货币的国际化，不仅能够带来铸币税收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降低汇率风险等诸多收益，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主要国家谋求经济大国乃至经济霸权地位的重要方式。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旦一国成为国际贸易、国际储备的关键货币之一，该国就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来影响、参与甚至左右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经济格局，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
汇率变动，既反映了国家间经济实力的变化，也是国家间利益斗争、博弈的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了美元霸权主导下的中心外围框架。美元这种制度工具，实实在在有着对于其他国际制度和文化侵入的味道[ ]。尽管冷战的结束确保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势的国家，但近年来美元霸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经济优势被逐渐削弱，例如国内连年来高额的外贸逆差，欧盟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对美国挑战，金砖四国五国的超常规发展等，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采用非美元来结算。这些变化让美国寝食不安。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可知，美国经常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后者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在全球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国已经很难确保其宏观政策的自主性，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中心外围的格局，经济霸权国家的宏观经济可以很容易地传导至外围国家，在中心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失衡的时候，外围国家将被迫成为中心国家危机的泻洪区[ ]，汇率对后发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甚至比战争更为深远和重大。尽管学界对广场协议的动机及其后果存在着争议，但广场协议后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导致日本对外净资产的汇率损失累计约为3.5万亿日元，而美国实现了1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后，1991年苏联解体，卢布暴跌；1992年英镑遭到袭击，被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号称的四小龙、四小虎被席卷一空、货币暴跌；1999年欧元从诞生伊始就出现暴跌；2008年全世界同时掉进美国次贷危机的惊天陷阱[ ]前言。在现行的美元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中，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得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可兑换关系不复存在，美元的供给量可以说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意愿，实际上各主要国家的货币的汇率水平由美国所操纵，真正意义上的均衡汇率亦取决于美国的意愿。美欧货币的交替贬值对人民币形成了围攻之势。从当前的态势来看，美国的金融攻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家财富巨额缩水，企业竞争优势大面积受到挤压。当前全球分工格局是，我国生产制造了全球很大一部分的实体财富，却由于金融业的相对弱势，在全球财富分配上一直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始终无法摆脱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的困局。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中国的GDP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民币的金融资产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比以及国际贸易计价中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是非常不对称的[ ]。
金融危机造成美元的震荡给其他货币提供了扩大谈判能力的机会。坚挺的人民币有助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构，争取各大国际金融组织的话语权。以中韩本币互换、我国某些地区与周边地区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与香港特区的货币互换等为标志，金融危机在客观上加速了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步伐，有助于解决当前我国的内外失衡问题。我国正逐步放开外汇管制，有步骤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应当从人民币在部分周边国家和香港地区流通的事实中寻求地区国际化的成功经验，进而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前提下促使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各国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最终实现世界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与国家的储备货币之一。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应当是分享而非取代美元的地位，或者说，同欧元一道分担美元国际货币的责任，同时也分享其世界铸币税的利益。
与人民币国际化同样重要的是，应利用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增大的契机，加大力度推动特别提款权成为最终国际储备手段。当前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和依存度逐渐增强，基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美元的严重投机性、侵略性，以美元作为世界各国首要的储备货币，将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均衡建立在美国出于公心[ ]、美国经济平稳、美元币值的稳定基础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也存在极大风险，世界财富流动将受制于美元的操纵。推动特别提款权成为最终国际储备手段，可以减少各国央行储备过多美元的冲动，有助于避免汇率的强烈波动和世界经济运行的失衡。有学者认为，应当重新考虑上世纪70、80年代曾经提出但未能推行的改革方案，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创设一个替代账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成为国际借贷者，促进全球金融稳定[ ]。由世界各国的代表通过一个机构（例如联合国和IMF）来控制世界货币的发行，而非像现在那样由美联储来掌控，借鉴欧元的模式，通过条约缔造来创设类似于世界中央银行的机构来管理世界货币。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成为SDR特别提款权超主权货币，这一事件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未来，人民币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储备经理的资产配置中占据更多比重，有助于人民币成为国际金融交易货币[ ]。
第三，走出去战略、海外资产并购与民族企业国际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出现了加速发展趋势，国际分工模式和产业链发生了深刻的重构，贸易、投资一体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以纵向分离和网络协同为重要特征的全球生产体系逐渐形成。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经济霸权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集中度的提高，以及对某些产业部门的垄断控制，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已经占据了支配地位。不仅如此，强势（霸权）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资本流动直接扩大了国际金融活动，控制了全球性的金融网络。
在跨国公司的中国攻略逼迫下，我国民族企业普遍处于不利局面，其后果便是产业控制权的弱化和财富分配权丧失，严重威胁国家安全。以日化用品为例，美国宝洁公司利用其品牌优势和税收优惠，基本挤垮了国内洗涤品企业，十大民用洗涤剂品牌几乎全线败北，仅宝洁旗下的飘柔、海飞丝、潘婷、沙宣4个品牌，就垄断了60%以上的国内市场。在外资企业获得了巨大市场份额，甚至垄断我国某些产业的同时，国内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却进展缓慢，甚至在一些产业内形成了严重的技术依赖，外资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日趋加强[ ]，民族企业迫切需要思考新的发展空间。
金融危机为民族企业低成本跨国并购海外资源类企业提供了重要的机遇。跨国并购通常具有显著的周期性，通常与全球经济的活跃度保持同步，这些反复出现的并购浪潮表明并购活动随着世界经济的周期波动而表现出周期性。令世界瞩目的是，在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公司并购行为急剧减少情况下，2008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步伐明显加快。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恐慌情绪以及经济衰退使得目前的资产价格被普遍低估；同时为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欧美国家不得不降低对外国企业的投资门槛，美国能源部高官曾公开表示，欢迎中国对其石油和天然气领域进行投资。中国企业对外并购的阻力陡然减轻。
反周期的海外跨国并购，符合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是培育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跨国公司，维护产业安全的重要尝试。金融危机为民族企业低成本跨国并购海外战略性资产和资源企业提供了重要的机遇。鼓励有实力的民族企业利用金融危机导致的海外资产价格变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积极开展海外跨国并购，不仅有助于开拓市场空间，获取战略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而且有助于尽快融入全球生产体系，谋求战略性资源的定价权和关键产业的控制权，适时淘汰落后产业，实现国家产业安全；更重要的战略价值在于，有助于增强我国在革新全球生产体系和重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从而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谋求和实现更多的国家利益。
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欧美主要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海外投资的安全和收益难以估测，更何况多数国内企业尚不真正具备跨国并购和经营的实力，加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投资动机存在着显著差异[ ]，因此，在国家层面，国资委应严格的中央企业投资规范，以并购海外战略性资产（如先进的装备制造业）和资源类企业为主，限制央企投资风险，尤其是对海外金融衍生品这类金融鸦片的投资；产业意义上的战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是收购的重点。在企业层面，有必要建立一整套海外并购的风险评估体系，做好长期战略资产配置，制定积极灵活的应急预案，相机而动，从容应对市场波动；并且，跨国并购只是海外扩张的第一步，但远非最重要的一步，消化吸收、战略整合和为我所用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通过跨国并购提升产业竞争力，谋求产业控制权，有助于维护产业安全。
第四，安全战略构建中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曾经告诫道：今天国际舞台上的权力之争不仅是对军事优势和政治统治的争夺，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是对人们思想的争夺。这样国家的权力不仅依赖于外交的技术和武装的强大，而且依赖于它的政治哲学、政治机构和政治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 ]203从苏东剧变时发生的天鹅绒革命到前苏联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再到2011年初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相继爆发茉莉花革命，虽然具体情况有所差别，但异曲同工，都是美国发动文化软战争攻掠全球地缘战略要地[ ]。文明冲突背后实质上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对立；但另一层面，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日益增加，许多学者从文化角度探讨安全问题，其中以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为代表，形成了安全文化这一核心概念以及相应的安全文化理论。卡赞斯坦认为，安全是规范、文化与认同的结合。不同的安全文化具有不同的规范与认同，对安全利益的认识也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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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国家整体力量建设
国际经济危机对西方霸权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对西方世界的华盛顿共识提出重大挑战。在2009年9月尚处在国际经济危机深渊的匹兹堡G20峰会中，各参与国达成一项重要共识，即由G20取代G8成为今后国际经济领域的主要协调与治理机制，并一致同意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紧接着2009年10月初于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与会各国再次重申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重要性。2010年4月世界银行通过改革方案，中国的投票权由2.77%提高至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同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改革方案，中国所持有的份额由3.72%提高至6.39%，投票权从3.65%提高至6.07%，成为居美国和日本之后的拥有第三大表决权的国家[ ]。但是西方仍在竭力维持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权，而非真正改革国际金融组织。这在2011年的IMF总裁更替和2012年的世界银行行长换届中都得到具体细致的反映。欧美分别卫冕了IMF和世界银行的领导权，预示着在未来5年西方主导世界经济治理的局面仍将持续。[ ]在全世界呼吁改革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大背景下，中国确实应该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改革与建设。正如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G20）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的那样：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但当前更为迫切的是，抓住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强化国家整体方面力量建设。后危机时代国家整体力量建设涉及综合实力建设的诸多方面，本文仅涉及其中的部分内容。
第一，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储备体系调整。步入工业化以来，以石油为主的能源和各种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在国家经济增长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与日俱增的能源消费缺口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瓶颈和事关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核心要素。大宗商品（主要是石油、铁矿石和粮食）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焦点和国际政治交往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各种（包括具有官方背景）投机资本追逐的重要目标。
遵循着这一逻辑，霸权国家通过影响甚至操纵大宗商品价格来主导全球生产体系。一方面，经济霸权国家通过产业调整与升级将高能耗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通过操纵大宗商品价格来打压竞争对手日益成为强势国家的重要取向。以石油为例，冷战期间，美国就曾经通过在较长时期内压低石油价格，来遏制产油大国前苏联的发展。霸权国家主要通过强势资本控制上游石油开采公司的股权；通过先进技术控制下游的炼油产业；通过石油运输、销售渠道控制石油的最终流向；而美元的策略性持续贬值，则是最深层的因素。可见，控制全球大宗商品的分配与流向成为霸权国家追求操纵国际经济秩序、主导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体系的主要手段，发达国家的能源政治和能源外交，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受此影响的能源地缘格局，便是这一手段的典型特征，严重影响甚至威胁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能力和发展势头。
建立多元的、富有弹性的大宗商品储备制度，有助于我国在重大战略机遇期实现更多的国家利益。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客观上加重了对大宗商品的依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的加工制造产业[ ]，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下以生产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加上我国已进入消费升级阶段，对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呈现明显加速的状况。
我国参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竞争的根本意义，在于争取国际市场的定价权，以及市场交易、交割规则的制定权，摆脱国际资本的控制和操纵[ ]。因此，可借鉴美国做法，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动和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实物资源储备[ ]，有助于克服外汇储备过于庞大或大规模证券币种转换的负面影响。我国是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全球最大买家。石油等大宗商品市场的金融属性或投机属性的张扬直接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给世界经济尤其是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平稳增长带来了巨大威胁。据《中国证券报》的报道， 2011年，随着4万亿投资的效应出现，我国多进口了1500万吨原油，但由于在大宗商品领域缺乏定价权，为此多付出近900亿美元的巨资。不仅是2011年，因原油市场定价权缺失而滋生的亚洲溢价，每年吞噬中国数以百亿的宝贵财富[ ]。至2013年一季度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3.44万亿美元[ ]。而另有资料显示，2009年3月，我国黄金储备只占外汇储备的0.9%，而同期美国的这一数字是78.9%。
高额的外汇储备是一柄双刃剑，除去外汇管理部门的管理难度和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财务成本增加外，因汇率变动造成储备资产汇兑损失也相当惊人，更不用说由于金融体系的动荡而造成的经济社会发展代价。在美元策略性贬值的总体趋势下，持有美元储备越多，储备资产缩水幅度越大。与此相对应，世界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因欧债危机而持续盘整，尤其是黄金价格已较上年有显著回落。尽管实体经济复苏依然存在不确定性，但当实体经济真正走出低谷，对稀缺性大宗商品的需求终将呈刚性增长。大宗商品价格上扬，意味着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机会成本不断增大。如果能在底部区域有选择地对大宗商品建仓，增加能源和资源储备，不仅有助于避免汇率波动造成的金融资产贬值，而且能完善我国的战略储备体系，为持续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要素保障。另一种有效的思路是加快原油等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建设，逐步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谈判能力和定价能力。
借鉴国外主权财富基金运行模式，以部分外汇储备设立主权财富基金，拓展境外投资渠道。主权财富基金目前大约占全球投资的18，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增加。有学者将这一蓬勃发展的现象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繁荣，随着自由市场浪潮的退潮，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一种国家在其中扮演经济主角并主要为牟取政治好处而利用市场的体制。这一趋势已经激起新一轮全球竞争，但不是在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之间，而是在竞争的经济模式之间。随着政治介入经济决策，一批完全不同的赢家和输家正在脱颖而出越来越多的政府不再满足于仅仅调控市场。相反，它们想利用市场巩固它们的国内政治地位。主权财富基金承担着重要任务。它们像蓄水池一样把商品或制成品出口赚取的外汇汇聚起来。像所有投资基金一样，主权财富基金期望收益最大化。但是对国家资本家来说，这些收益可能是经济的，也可能是政治的[ ]。我国的类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已经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夜。2008年，正值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弥漫并即将演变为经济危机之际，尚处于探索阶段的中投公司海外投资的新增额度仅为48亿美元，全球组合资产中现金比例保持在87.4%以上，显示出较为谨慎的姿态，且投资业绩一般。尽管如此，中投公司的意义不仅表现在直接的财富增值上，更多地成为提高国际经济交往上的话语权的一种方式。例如，在经济危机爆发前，欢迎中投公司前往投资的国家很少，而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几乎所有国家都表示欢迎中投公司前往投资，从中可见主权财富基金的政治价值。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大国形象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一个国家的货币的国际化，不仅能够带来铸币税收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降低汇率风险等诸多收益，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主要国家谋求经济大国乃至经济霸权地位的重要方式。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旦一国成为国际贸易、国际储备的关键货币之一，该国就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来影响、参与甚至左右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经济格局，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
汇率变动，既反映了国家间经济实力的变化，也是国家间利益斗争、博弈的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了美元霸权主导下的中心外围框架。美元这种制度工具，实实在在有着对于其他国际制度和文化侵入的味道[ ]。尽管冷战的结束确保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势的国家，但近年来美元霸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经济优势被逐渐削弱，例如国内连年来高额的外贸逆差，欧盟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对美国挑战，金砖四国五国的超常规发展等，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采用非美元来结算。这些变化让美国寝食不安。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可知，美国经常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后者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在全球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国已经很难确保其宏观政策的自主性，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中心外围的格局，经济霸权国家的宏观经济可以很容易地传导至外围国家，在中心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失衡的时候，外围国家将被迫成为中心国家危机的泻洪区[ ]，汇率对后发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甚至比战争更为深远和重大。尽管学界对广场协议的动机及其后果存在着争议，但广场协议后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导致日本对外净资产的汇率损失累计约为3.5万亿日元，而美国实现了1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后，1991年苏联解体，卢布暴跌；1992年英镑遭到袭击，被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号称的四小龙、四小虎被席卷一空、货币暴跌；1999年欧元从诞生伊始就出现暴跌；2008年全世界同时掉进美国次贷危机的惊天陷阱[ ]前言。在现行的美元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中，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得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可兑换关系不复存在，美元的供给量可以说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意愿，实际上各主要国家的货币的汇率水平由美国所操纵，真正意义上的均衡汇率亦取决于美国的意愿。美欧货币的交替贬值对人民币形成了围攻之势。从当前的态势来看，美国的金融攻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家财富巨额缩水，企业竞争优势大面积受到挤压。当前全球分工格局是，我国生产制造了全球很大一部分的实体财富，却由于金融业的相对弱势，在全球财富分配上一直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始终无法摆脱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的困局。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中国的GDP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民币的金融资产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比以及国际贸易计价中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是非常不对称的[ ]。
金融危机造成美元的震荡给其他货币提供了扩大谈判能力的机会。坚挺的人民币有助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构，争取各大国际金融组织的话语权。以中韩本币互换、我国某些地区与周边地区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与香港特区的货币互换等为标志，金融危机在客观上加速了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步伐，有助于解决当前我国的内外失衡问题。我国正逐步放开外汇管制，有步骤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应当从人民币在部分周边国家和香港地区流通的事实中寻求地区国际化的成功经验，进而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前提下促使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各国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最终实现世界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与国家的储备货币之一。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应当是分享而非取代美元的地位，或者说，同欧元一道分担美元国际货币的责任，同时也分享其世界铸币税的利益。
与人民币国际化同样重要的是，应利用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增大的契机，加大力度推动特别提款权成为最终国际储备手段。当前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和依存度逐渐增强，基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美元的严重投机性、侵略性，以美元作为世界各国首要的储备货币，将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均衡建立在美国出于公心[ ]、美国经济平稳、美元币值的稳定基础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也存在极大风险，世界财富流动将受制于美元的操纵。推动特别提款权成为最终国际储备手段，可以减少各国央行储备过多美元的冲动，有助于避免汇率的强烈波动和世界经济运行的失衡。有学者认为，应当重新考虑上世纪70、80年代曾经提出但未能推行的改革方案，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创设一个替代账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成为国际借贷者，促进全球金融稳定[ ]。由世界各国的代表通过一个机构（例如联合国和IMF）来控制世界货币的发行，而非像现在那样由美联储来掌控，借鉴欧元的模式，通过条约缔造来创设类似于世界中央银行的机构来管理世界货币。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成为SDR特别提款权超主权货币，这一事件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未来，人民币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储备经理的资产配置中占据更多比重，有助于人民币成为国际金融交易货币[ ]。
第三，走出去战略、海外资产并购与民族企业国际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出现了加速发展趋势，国际分工模式和产业链发生了深刻的重构，贸易、投资一体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以纵向分离和网络协同为重要特征的全球生产体系逐渐形成。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经济霸权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集中度的提高，以及对某些产业部门的垄断控制，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已经占据了支配地位。不仅如此，强势（霸权）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资本流动直接扩大了国际金融活动，控制了全球性的金融网络。
在跨国公司的中国攻略逼迫下，我国民族企业普遍处于不利局面，其后果便是产业控制权的弱化和财富分配权丧失，严重威胁国家安全。以日化用品为例，美国宝洁公司利用其品牌优势和税收优惠，基本挤垮了国内洗涤品企业，十大民用洗涤剂品牌几乎全线败北，仅宝洁旗下的飘柔、海飞丝、潘婷、沙宣4个品牌，就垄断了60%以上的国内市场。在外资企业获得了巨大市场份额，甚至垄断我国某些产业的同时，国内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却进展缓慢，甚至在一些产业内形成了严重的技术依赖，外资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日趋加强[ ]，民族企业迫切需要思考新的发展空间。
金融危机为民族企业低成本跨国并购海外资源类企业提供了重要的机遇。跨国并购通常具有显著的周期性，通常与全球经济的活跃度保持同步，这些反复出现的并购浪潮表明并购活动随着世界经济的周期波动而表现出周期性。令世界瞩目的是，在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公司并购行为急剧减少情况下，2008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步伐明显加快。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恐慌情绪以及经济衰退使得目前的资产价格被普遍低估；同时为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欧美国家不得不降低对外国企业的投资门槛，美国能源部高官曾公开表示，欢迎中国对其石油和天然气领域进行投资。中国企业对外并购的阻力陡然减轻。
反周期的海外跨国并购，符合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是培育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跨国公司，维护产业安全的重要尝试。金融危机为民族企业低成本跨国并购海外战略性资产和资源企业提供了重要的机遇。鼓励有实力的民族企业利用金融危机导致的海外资产价格变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积极开展海外跨国并购，不仅有助于开拓市场空间，获取战略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而且有助于尽快融入全球生产体系，谋求战略性资源的定价权和关键产业的控制权，适时淘汰落后产业，实现国家产业安全；更重要的战略价值在于，有助于增强我国在革新全球生产体系和重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从而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谋求和实现更多的国家利益。
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欧美主要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海外投资的安全和收益难以估测，更何况多数国内企业尚不真正具备跨国并购和经营的实力，加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投资动机存在着显著差异[ ]，因此，在国家层面，国资委应严格的中央企业投资规范，以并购海外战略性资产（如先进的装备制造业）和资源类企业为主，限制央企投资风险，尤其是对海外金融衍生品这类金融鸦片的投资；产业意义上的战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是收购的重点。在企业层面，有必要建立一整套海外并购的风险评估体系，做好长期战略资产配置，制定积极灵活的应急预案，相机而动，从容应对市场波动；并且，跨国并购只是海外扩张的第一步，但远非最重要的一步，消化吸收、战略整合和为我所用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通过跨国并购提升产业竞争力，谋求产业控制权，有助于维护产业安全。
第四，安全战略构建中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曾经告诫道：今天国际舞台上的权力之争不仅是对军事优势和政治统治的争夺，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是对人们思想的争夺。这样国家的权力不仅依赖于外交的技术和武装的强大，而且依赖于它的政治哲学、政治机构和政治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 ]203从苏东剧变时发生的天鹅绒革命到前苏联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再到2011年初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相继爆发茉莉花革命，虽然具体情况有所差别，但异曲同工，都是美国发动文化软战争攻掠全球地缘战略要地[ ]。文明冲突背后实质上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对立；但另一层面，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日益增加，许多学者从文化角度探讨安全问题，其中以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为代表，形成了安全文化这一核心概念以及相应的安全文化理论。卡赞斯坦认为，安全是规范、文化与认同的结合。不同的安全文化具有不同的规范与认同，对安全利益的认识也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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